第四节
研究综述

没有自己的观点，人云亦云；不了解别人的观点，孤陋寡闻。为了使本研究有明确的方向和坚实的基础，现将石门坎研究综述如下。石门坎的研究按照时间顺序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晚清至国民政府时期（1904 ～ 1949）

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 27 年（1949 ～ 1976）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 20 年（1980 ～ 2000）

第四阶段：新世纪时期（2001 ～）

第一阶段：晚清至国民政府时期（1904 ～ 1949）。这一阶段主要是从塞缪尔·柏格理接触到石门坎求学的苗族人始，到 1949 年外国传教士撤离中国止。这一时期是石门坎教育的开创和发展时期，苗文创制，结束了几千年来苗族有语言、无文字的历史，创办了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小学，并构建了有四十多所分校的教育体系，创建了威宁县第一所中学，从病不延医到培养出苗族第一个医学博士，在中国首倡和实践双语教学，开创近代男女同校之先河，举办了民间社区运动会，等等。这是石门坎教育艰难开创和成功造就第一批知识分子的时期，这一时期有关石门坎教育的研究文献主要由两块组成，一是当时传教士对具体情形的描述。 Samuel Pollard： In Unknown China ，Samuel Pollard： Tight Cor ners in China ，Samuel Pollard and Frank J. Dymond： The Story of the Miao 。柏格理的三篇日记记述了其进入乌蒙山深处、与山里人相处、艰难办学直至染病去世的情景。这一文献使我们得以细致了解当时的场景。 William H. Hudspeth： Stone⁃Gateway and the Flowery Miao ，该书是柏格理的同事王树德（ William H. Hudspeth的中文名字）的日记，它主要记述了石门坎花苗真实的生存状态，以及柏格理在艰难背景下开创教会和教育的历程。另外，R. Elliott Kendall： Be yond the Clonds⁃the Story of Samuel Pollard of Southwest China ，是柏格理同事整理的柏格理日记，也带有传记的性质；The Revs. R. K. and P. K. Parsons： The Minis try of the Rev and Mrs Harry Parsons at Shimenkan ， S . W . China （1904 ～ 1926），这一文献是张道慧（柏格理同事）的儿子记述其父亲在石门坎的经历。

外国传教士的日记，基本是按照时间顺序展开，详细记述自己及同事的亲身经历，以事例为主体，略带评论，这虽是一种随笔式的记录，但细腻、有序而真实，没有掺杂过多的个人情感，带有浓厚的田野气息，这些早期文献具有初始的性质。

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石门坎第一批知识分子和国民政府驻石门坎代表的研究，掀起了一个高潮。其中有王建光的《苗民的文字》（《边声》1939 年第一卷第 3 期）、邱纪凤的《滇黔边境苗胞教育之研究》（《边政公论》，1940）、王建明的《现在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石门坎的介绍》（《康藏前锋》1940 年第四卷第 3 期）、王建明的《西南苗民的社会形态》（《边声》1939 年第一卷第 3 期）、杨汉先的《威宁花苗歌乐杂谈》和《大花苗歌谣种类》（《贵州苗夷社会研究》，1937）、白敦厚《石门坎苗胞的生活》（《黔灵》月刊创刊号，1945：7）等，他们从不同角度描绘了石门坎教育所取得的成就，例如人才的培养、校舍的修建、苗文的创制、文化的成就以及大花苗的传统习俗、社会形态等。

陈国钧和管承泽是贵州省主席杨森在石门坎的特派员，他们从监视石门坎的角度反映了石门坎教育的情况。陈国钧的《石门坎的苗民教育》（《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管承泽的《贵州石门坎苗民的见闻和感想》（《边事研究》第七卷第2 期）以第三者的身份观照石门坎，虽然对石门坎宗教和教育活动带有不少偏见，但其文章对石门坎情形的描述，与石门坎第一代知识分子的描述相吻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石门坎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时的成就。

这一阶段石门坎的研究文献从形式上看，基本上由传教士随笔式的记述过渡到本土学者客观式的展示，由主观经验过渡到客观描述。从内容上看，集中在石门坎 30、40 年发展的成就上，但都是局部的记述，没有整体上的把握。

第二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1949 ～ 1976）

解放以后石门坎基本上处于发展期，在原来的基础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针办学，培养了一大批知识人才，是石门坎人才培养真正的高峰期。发展期比不上早期许多“先河”的壮举，所以研究石门坎的文章并不多。十年“文革”，石门坎处于猛烈的政治旋涡当中，无人再敢染指。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时期（1980 ～ 2000）

随着政治气候的转暖，贵州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石门坎，并逐步揭开其尘封已久的面纱。这一时期的著作有：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威宁自治县政协《威宁自治县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威宁文史研究委员会《威宁文史资料第一辑》（1984）、母进炎的《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毕节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1）、罗廷华、余岛的《贵州苗族教育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潘定智、杨培德、张寒梅的《苗族古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塞缪尔·克拉克的《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苏大龙译（贵州民族研究所：《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 25 集，1985）。这一时期的论文有：张坦的《基督教内地会和循道公会在黔西北苗彝地区传播的比较研究》（《贵州社会科学》1991：6）、东人达的《试评柏格理及其在石门坎的活动》（《毕节师专学报》1988：1）、王德光的《滇东北老苗文》（《中国少数民族文字》，1991）、杨忠德、杨全忠的《威宁苗族文字的创制推行和使用浅析》（《苗学研究论文集》第一辑，1993）等。

这一时期的成果数量明显增多，石门坎的研究，由对知其然的客观描述进入到知其所以然的科学解释，已不再停留在泛泛的平面叙述上，开始朝着不同领域的纵深发展，比如苗文创制、基督教传播、个体知识分子研究等。

第四阶段：新世纪时期（2001 ～）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认识水平的提高以及相关学科研究水平的发展，石门坎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

博士论文和著作有：沈红的《石门坎文化百年兴衰》（万卷出版公司，2005）、张惠真的《教育与族群认同——贵州石门坎苗族的个案研究（1900 ～1949）》（民族出版社，2009）、东人达的《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朱群慧、东旻的《贵州石门坎——开创中国近代民族教育之先河》（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阿信的《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大象出版社，2009）、杨大德的《中国石门坎》（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石朝江的《世界苗族迁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威宁苗族百年实录》（贵州民族出版社，2006）、威宁县政协《威宁文史资料（四）、（五）》（2004、2006）、周宁的《人间草木》（商务印书馆，2009）等。该时期主要的论文有：张惠真的《族群身份的论述：石门坎花苗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3）、东旻的《石门坎学校创建日期考》（《贵州社会科学》，2006：3）、东人达的《黔滇川老苗文的创制及其历史作用》（《贵州民族研究》，2003：3）、杨曦的《柏格理与朱焕章教育思想之比较——兼论民族教育的内源发展》（《民族教育研究》，2007：2）、李德虎的《清末贵州石门坎苗族信仰基督教原因浅析》（《贵州民族研究》，2007：2）、王文宪的《滇黔川边苗族基督教会创始人——王道元先生》、《滇东北次方言区苗族历史人物——王明基先生》、《滇东北次方言区苗族知名人士——王建国先生》（未刊稿）、娄发文的《永久的怀念——回忆王建光先生》（未刊稿）、郑思新的《新编滇东北苗民千字课本》（未刊稿）、贵州安顺基督教内地会《基督教苗族信教史》（未刊稿，2004）、石门坎基督教会教务小组《石门坎基督教会简史（1905 ～ 2005）》（未刊稿，2005）、杨忠信的《50 年代贵州威宁石门坎的民族教育》（未刊稿，2009）等等。

这一时期的石门坎研究，开始从深层动因上挖掘其“所以然”，张坦、东人达、李德虎等学者从基督文化的角度探讨石门坎现象，他们深刻剖析了基督教的本体内涵以及在具体情形中本土化的表达，从一个方面揭示了石门坎现象发生的必然。另外，石门坎传教士的史实在他们的日记中已得到清楚的表达，再加上许多第一手资料都被带往国外，传教士的后人在此又投入了很多的精力，获得了不少的成果，研究的空间已不大。而经过政治运动后的石门坎本土知识分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是一个有着巨大空间的领域，于是一些学者重点研究苗族知识分子。例如，杨曦、张惠真、王文宪等重点研究了苗族精英分子的个人履历、实践活动、教育思想等。

石门坎四个阶段的研究文献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石门坎变化历程的平面描述，这主要是外国传教士的记述；二是石门坎辉煌成就的凸现，主要是石门坎当地老人的书写和传唱，只要你走近石门坎的老人，他们言说的内容大体是相同的：石门坎苗族的苦难、读书精神、对柏格理的敬仰以及一些说法的考证。三是新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对石门坎文化现象的动因分析，主要是宗教的视角。四是教育方面的零星记录，石门坎教育方面的研究与宗教研究比起来弱了很多，尤其是在课程与教学、课程教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方面，几乎没有得到挖掘。

目前，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基本的事实，石门坎教育是铸造石门坎辉煌的真正力量。石门坎教育的两个体系、石门坎教育中的要素、石门坎教育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互动关系中形成的相关机制模式以及石门坎课程教学的价值取向等内容，都没有得到全面深入的梳理和分析，这是石门坎文化振兴真正的“秘密”，也是当前我们所缺少的。

因此，本研究以石门坎教育为对象，以语文教育为切入点，以场域为理论基础，通过石门坎个案力求使语文身份得到描述。 x0hiEz8SArSxqijDm8U43XnNI5O+8fQrJIWwF0DKfdusY0FCYAggY2y5nArKC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