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坎从自然地理上看是封闭的,“乌蒙屏障,围以高山,阴森荡荡,流泉淳淳,石门降生” 。高大崔嵬的乌蒙山,把石门坎挟持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石门坎自然地理的不可逾越,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文化交流的隔绝,因此,到了 20 世纪初,石门坎文化还停留在蒙昧阶段,表现出“巫文化”的典型特征,没有任何现代文明的体系。如果从“封闭”的视角观照,封闭却有另外的意义,它使苗族文化在石门坎区域内得以完整保存,当地苗族人在距今五千年前的涿鹿大战后,一路迁徙直至石门坎,他们的文化就像“活化石”一样,天然地储藏在这片封闭天地里。
“小世界”、“小天地”并不代表什么都没有,它有自己的政治空间,有自己的文化样式,有自己的教育方式和传播手段,小天地里的许多格言、谚语、老话、谜语等维系着他们的信仰,建构着初民社会认识世界的方式。展示“小传统”、“小世界”、“小天地”,就是为了从当地人的观点出发,体会“小传统”的力量,从而反观逐步渗透到整个世界的“大传统”——现代观念体系。这可能对于研究人类的心智和行为有着更纯粹的意义,相比现代社会,它没有过多的“芜杂”。
石门坎两千年没有生长的文化却在二十年间长大,无论是从“巫文化”到“基督文化”的阐述,还是从“蒙昧性”到“现代性”的表达,学者们关于石门坎文化转变类型的分类暂且不谈,但从其成长的速度和效果上看,确有两千年的矮子一夜间长成巨人的感觉,令人震惊。
二律背反是一个定律。石门坎的辉煌,招致了它的厄运。众所周知的原因,以新中国成立为界限,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彻底终结。石门坎教育的宗教背景,使它在延续几年之后,随着“文革”的爆发,石门坎由文化教育的圣地立刻成为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心,随着“文革”形势的不断发展,当事者个个噤若寒蝉,许多人仍然难逃厄运。“小香港”、“小台湾”的石门坎别称,在那个乱扣帽子的年代里,更是使人小心谨慎,笔者在多次的田野调查中也充分感受到了这一点。
于是,石门坎和石门坎辉煌在极左政治的高压下,再次被尘封起来,它被死死地按在人们的内心深处,现实已经没有了其生发的土壤。但种子总要发芽,哪怕是在悬崖峭壁!金子总要发光,哪怕是锈迹斑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尘封多年的石门坎迎来了它重见天日的契机,一批学者重劈石门,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奋力揭开石门坎尘封已久的面纱。石门坎研究的热潮兴起于上世纪90 年代前后,一批译作和国内学者的著作相继问世,他们的成果有着拂去尘封历史的“泥土”和揭开“面纱”的先导作用,这种先导作用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人们认识石门坎扫除了心理上的政治阴霾,二是为全面研究石门坎奠定了基础,这本身极具开创意义。
石门坎的辉煌从根本上是由两大体系造就的,即教会和学校。拂去“泥土”、揭开“面纱”的先导学者们,在石门坎研究中大都把目光投放在宗教上,无可厚非,石门坎的成就本身就是基督文化远行的结果。学者们在宗教体系的探索上极具功力,他们的研究从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从内部和外部两个场景,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较为客观全面地论述了基督教在石门坎独特场景中的表达,基督教在石门坎运行轨迹和发动内因的轮廓已基本清晰,这是与他们过人的智慧和艰苦的田野作业分不开的。然而,车之两轮,缺一不行。宗教和学校既是密切相关的,又是相互独立的,教会作为信仰的一极,学校作为教养的一极,缺失任何一个部分都不可能铸造石门坎的辉煌。令人遗憾的是,教育作为石门坎的重要一极,并没有像宗教领域那样得到客观呈现和机理分析,对此作出客观深入的研究,虽然时间晚了些,但仍然具有开创意义。
石门坎的课程与教学体系始于文字、终于文化,始于文字、终于社会,始于文字、终于生活。为此本研究选择从语文教育的角度切入,能很好地梳理教育的来龙去脉,在全面呈现石门坎语文教育本体,勾画语文本体与社会、生活、文化关系图谱中,发现语文自身运行轨迹,这又有了实践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