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我曾在黔西北主持过教育工作，为这个贫困地区的教育状况焦虑过、谋划过，自然也深思过、感佩过该地区威宁县石门坎乡教育的历史成就。

石门坎历史上（1904 ～ 1956）取得的成就实在令人惊叹：在一个封闭古老贫瘠的小山村里，出了两名博士、三十几位大学生和数千名高中水平的人；首开三语教学（苗、汉、英）先河，当地有些苗族老人迄今还能流利地说出汉语和英语；创制了苗文，使苗族同胞第一次能以自己的文化、历史作为对象去学习、传承和思考；以教育为基础创设五大社会机构，实现了人与社会的超常规发展；创设了端午节运动会，在一个荒凉的山脊上建成了贵州省第一个足球场和男女分隔的游泳池；消除了民族隔阂，实现了民族团结；激起了全民阅读热情，形成了学习型大众社会……柏格理带领苗族群众，仅用 20 年就走过了他们的先民 2000 年所不曾走过的新路。从此，走向自觉的石门坎人在这场苗文化振兴运动中形成了担当、责任、爱心精神，至今仍激荡着我们的心灵，促使着我们不停追问：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教育理念和课程设计。

再回头审视现今的教育，课程沉陷于技能化翻新的浅层表现和“外来和尚好念经”的趋新理念中，虽经十余年的改进，但似乎问题越改越多，母语教育尤其为甚！以语文科为主体的母语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仍然是一个还没有解决好的根本性问题，正如语文课程标准制定组组长巢宗祺先生所言：“语文科还不是一个完善的学科。”那么，语文是什么呢？我们该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去认识语文呢？

著名哲学家孙正聿先生称：语言（当然也包括文字——顾注）是历史文化的水库，因而“使用语言，就是理解历史文化、理解历史和理解人自身过程的发生”，“‘语言’作为历史文化的‘水库’而占有世世代代的个人，这意味着，人既是在‘语言’中去接受和理解‘历史文化’，又是通过‘语言’去解释和更新‘历史文化’”（《哲学修养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94 页）。如果说这番话显得抽象，那么石门坎人从他国和自己的语言文字中理解了历史和自身的意义、价值和尊严，从而挺身站了起来，自信地去更新自己的历史文化的过程，却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因此，石门坎文化现象在中西文化交融上体现着代表性，在本土文化的发展上展示着典型性，而课程正是这种“代表性”和“典型性”成就的主要支架，石门坎“波拉德”课程之所以能够成为“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支架，又是以本土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融合的赋形，这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离开文化谈课程，无异于失去灵魂的碎片，到头来弄得个一地鸡毛！

李泽厚先生说：文化体就像一棵挂满果实的枣树，一竿子下去都是资源。但要想真正从文化体中获得“枣子”，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艰苦的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因此，苑青松博士几年来一次次深入石门坎，踏遍了那里的每一个角落，访遍了尚在的每一个知情者，就像他自己所说：石门坎的狗已经不再对他狂吠。以石门坎为中心，当年亲历者的身影出现在哪里，苑青松博士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滇黔川三省留下了他大量的足迹，因此，他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田野文本转换成叙事文本是另一个阈限，这是真正检视研究者学养的关口，研究者在不断汲取中苦苦思索，在肯定否定中一步步前行，在痛苦幸福变换中倔强挺立，最终，以坚实的足迹踏出了一条崭新之路，“言语生命赋形”观的得出和课程人类学方法的成功尝试就是“崭新之路”的明证。这些都是铸成他博士论文成就的基础，使他在石门坎研究领域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因此，我以此小序言，申示大祝贺！

顾久
2012 年初春于贵阳

（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民盟中央常委，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