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石门坎存不存在“场”

根据场域概念可以看出，社会空间、位置关系、行动者是场域的基本条件。

社会空间是行动者所塑造、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并为行动者所争夺的核心要素，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表现为固定的范畴。石门坎总面积 163 平方公里，四周封闭、范围狭小，属于典型的“小世界”、“小系统”，石门坎族群主要是彝族和花苗，英国传教士到来后，石门坎存在着清晰的位置空间，具体呈现为：彝族土目、大花苗和传教士。

历史形塑的“高位”是由土目占据的。彝族土目因为拥有土地资本并有中央政府授权，而处于位置空间的上位，这一角色不属于中央政府的任何官阶之列，又拥有区域内所有的权利，被称为“没有官阶的官家”。这一位置带有明显的历史印记，为历史、实践塑造出来的权利原形。彝族是石门坎的原住民，从秦汉到唐宋中央政府就在这里施行羁縻政策，所谓羁縻，“羁”就是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加以控制，“縻”就是以经济和物质利益给以抚慰，即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殊的行政单位，保持或基本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承认其酋长、首领在本民族和本地区中的政治统治地位，任用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为地方官吏，除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有朝贡的义务外，其余一切事务均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羁縻政策的原则是：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到了元代羁縻政策终于沉淀为土司制度，有了鲜明的制度符号特征，其内涵与羁縻政策一致，只是获得了一个位置上的名分。土目是土司的所属分支，由于土司制度在元代后期消极作用越来越大，土司与土司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形成隔阂，明朝开始施行限制措施，政治上采取“改土归流”政策，逐渐坐大的土司开始消亡，然而土司制度的实质并没有消失，土目仍然存在。土目与土司相比势力较小，又身处偏远洪荒之地，对中央政府来说几乎不构成威胁，所以认可他们名义上的归附，并不要求他们担负义务，土目拥有该区域实质上的统治权。明朝以后，土司制度又有了羁縻政策的性质，只不过权利更大，因为朝贡的义务也取消了，从区域意义上说，土目与中央政府的天子相比，除了名义上，其他是等同的。

笔者在开展本研究之前，在贵阳市开阳县双流镇的一个苗寨里，曾无意中看到过一个小土目的家，苗寨顺着山坡向上而建，整个寨子的建筑展现出典型的苗族风格，土墙草顶，上下两层，上层较矮以存放物件，屋外空间共享；沿着山坡往上，走到尽头，看到一个堡垒式的大宅院，大宅院背靠着一个巨大陡峭的悬崖，这个绝壁堡垒就是土目的住处，院墙宽厚高大并留有枪眼，房屋基本结构与苗式风格基本一致，区别在于墙是坚固的石材，顶部是青瓦。土目家位于最高处，建筑雄伟坚固，寨子里这样的建筑再无第二个，彰显了其“高高在上”的位置；站在土目家的阁楼上俯视寨子，整个寨子以土目家为圆点，成扇形向下延伸，寨子里一个个错落有致的窝棚（苗家建筑的屋顶坡度很小，为了不至于滑落，所以屋檐很低，有的直接到达地面，从远处看就像一个窝棚），就像是匍匐在绝壁堡垒前的“朝拜者”，从建筑的布局看，显示出主人拥有绝对权利的身份。

拥有石门坎的土目是威宁狗街的安氏，安氏家族要比上面介绍的开阳县土目更为显赫。在 2009 年的调研中，我特意把访问安氏土目住所编入我的调研内容，去之前经过多方打听，只知道是在威宁狗街，但具体位置不详，于是就去开往狗街的班车上打听，车老板正是狗街街上的人。

我：听说你们那里有个安氏土目，你知道安氏土目家的具体位置吗？

老板：有！蛮大蛮大的，好厉害的房子！

我：你去看过吗？

老板：没有！听说的。

我：那你怎么知道好厉害的？

老板：听老人讲的。

我：我想去看看，你能帮助我到达吗？

老板：哎呀！路难走得很！我们的车只开到狗街镇上，下了车还要坐摩托车，下了摩托车还要步行，因为听说是在一个山顶上，你今天天黑之前就是能到达，但你可能回不了狗街镇了，你住在哪里呢？

我：就那么难走吗？

老板：是呀！连我们都没有去过，不过也没有什么了，可能只剩下一些墙基的痕迹，没什么意思了！ （钱，成了时尚之物，只要无钱可赚，就是没有意思的，反之，只要有钱可赚就是有意思的。）

我还是坚持去了，通车的路确实难走，威宁通往狗街的路是一条自然的山路，因为响应“村村通公路”的号召，已经开始修整，准备铺油。乘客上上下下，又要避让施工，所以车子走走停停，从上午 10 点一直走到下午 5 点才到达狗街镇，我又换乘摩托车，摩托车司机真是一位驾技高超的车手，所谓路就是山间的羊肠小道，既有坡度，又乱石林立，他硬是在这样的路上腾挪穿梭，像是按程序设定好的一样准确无误。走到一定的高度，“高超车手”也只能作罢，面对怪石林立的无路山坡，他也“江郎才尽”。我在乱石和带刺的红果树中穿梭了一个小时左右，终于在太阳完全落山之前到达山顶，山顶的地势较为平坦，有着明显的人为痕迹，在荒草之中，一些残垣断壁仍然清晰可见，在如血残阳的斜照之下，显示出寂寥和凄凉。但寂寥和凄凉却难掩其规模的宏大，这是一片建筑群，共有九阶院落，前后距离达数百米，被称为“七重天”。听老人讲，当时安氏土目要建房子，因为他势力大、钱多，又没有人管束，所以就为所欲为。他削平了一个最险峻的山头，在上面建可防御的城堡，准备在城堡之中建九阶院落，地基都打好了，但后来有人告诉土目，皇帝是九重天，不能超过皇帝，否则会招来麻烦，于是就建了七阶。所以，从地基看是九重天，而实际上是七重天。

从土目住宅修建的地点及比肩皇帝的“七重天”看，土目不但是皇帝的代理人，而且就是当地的“皇帝”，土目确是处于石门坎场域位置的“高位”。

晚到无根的“低位”是属于花苗的。进入石门坎，你会看到许多穿花衣服的人，女性下身穿有裤子，裤子外面围着一个白底百褶裙，上身穿着带大襟的花纹上衣，裙子和上衣上都绘制着一些图案和符号，看上去有的像动物、植物的模样，有的像生产劳动中的器具。年龄稍大的妇女头上都有一个牛角型的发髻，发髻上向后插着一把梳子，这种独特的头发式样，是母亲身份的象征，据说能够把头发梳理成这样是一个母亲值得骄傲的时刻；年龄小的姑娘都在脑后梳着两个长长的辫子。男性穿的是一种长袍似的、红白相间的服装，肩膀上有两个盔甲片似的东西，背后披一个披风，看上去威风凛凛。这样的服饰和着青山绿水，确实有一种节奏感和和谐美。围着满是灰尘的裙子或长袍、里面又穿着裤子的这种装饰，给人一种“褪色摩登”的感觉。他们的服饰鲜艳、亮丽而又与众不同，给人的视觉一种强烈的冲击。

走近他们，听他们讲话，就会感觉到他们的语言音调低沉、圆润、有节奏，一句话末尾总爱拖着一个“吆”的长音，很有些韵味。他们好像是天生的好歌手，村子里很多老人都能唱一些古歌，虽然我不能听懂古歌的内容，但古歌的音调深沉、悠远、哀怨，给人一种凄凉忧伤的感觉。

他们见到外人总是拘谨地站着，低着头，看人的时候，头也不会抬起来，只把眼抬起来迅速地瞄一下，话语不多，但一直面带微笑。性格上表现出内敛、和善和怯生的特点。

他们的家一般都是在险峻之处，正可谓“山有多高苗家就有多高”，顺着最差的山路走，在云雾缭绕的山坡上，就会看到一些布局凌乱的房屋，它们三五一簇，稀稀拉拉，走向应山势而定，房顶是用干燥发黄的茅草铺排而成，厚实而严密，能够有效地遮挡风雨。屋脊的草前后铺得很长，从远处看好像地上撑起的一把伞。房屋的墙体是用内含小石子、草子壳之类的黄土堆砌而成，厚度一尺有余，显示出一种坚实、粗犷之风。他们没有独自的院落，村寨里的小路、乱石岗、小山头等就是他们公共的领域。鸡、鸭、牛、马、猪、狗聚居的地方，似乎是相互分割的标志。他们的家畜和人好像也没有多少界限，狗可以随便进出房屋，牛也不是拴着的，随意、自由地吃草，老母鸡卧在沙发背上的拐角处下蛋，也没有人驱赶和见怪。

他们的草屋门口都有一个能够半旋转的小栅门，以防家禽的“侵袭”，草屋的布局一般是两层，中间用木板隔开，人可以通过木梯到上面的一层。“石门坎的天就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因此几乎每家都有一个煤火炉。由于房子的高度不够，上面的一层最低处只有一米来高，最高处也不过两米。基本上各家的阁楼上都挂满了腊肉和玉米，暴露出主人的全部家当。

他们的生活是贫穷的，家当是简陋的，但他们对来人的热情是无限的。进屋之后总是让着“烤火”，然后端上茶水，在感觉还没能表达自己的心情之后，就嚷着去煮饭，不论是否应时！因为他们只有这些，再也找不到过多的选择。

他们最大的本事就是能走路，无论是六七岁的娃娃，还是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能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快速穿行，赶场来回就是一天的路程，也看不出他们身上的疲态。他们背上总是背着一个竹子编的背篓，割草、赶场、收粮、建房等都离不开它，年龄很大的老人也能背上百十斤，背篓是他们的“随身背”，就像现在城市里许多青年男女背上的背包一样。

通过对石门坎人吃、穿、住、行上的描述可以看出，他们与外面的人情态迥异、“悉如外人”。这就是被称作“阿卯”的民族，也就是汉语中的苗族。

从他们的生活情形看，我们可以基本判断出这样几个事实：

苗族是中国一个古老的民族。石门坎居住的是苗族的一个支系，按照杨汉先的分类，“苗族只有下列五支，（一）红苗；（二）黑苗；（三）花苗；（四）白苗；（五）青苗。” 苗族的分类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比如体形、语言、衣服等，衣服是苗族分类的一个关键要素，从这个方面看，石门坎的苗族当属于花苗。

在距今约 5000 年前，在黄河中上游一带生活着很多大大小小的部落，其中以炎帝神农氏为首的部落、以皇帝轩辕氏为首的部落以及以蚩尤为首的部落是最为强大的三个，在后来的生存危机中，通过不断地冲突整合，逐渐形成华夏、东夷和苗蛮的“三国格局”，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元素。蚩尤，就是苗族世代相传的远祖英雄，春秋以来关于蚩尤的记载很多。“《大戴礼记·用兵篇》：蚩尤，庶人之贪者也。或云蚩尤，古之诸侯。东汉应劭云：蚩尤，古天子。《龙鱼河图》说：皇帝摄政，有蚩尤兄弟 81 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

石门坎的大花苗认定自己是蚩尤的“近卫军”，也就是最正宗的一支，这一点在笔者与石门坎老人的谈话中，感受很深。现实的生活习俗成为他们的“证据”，他们衣服上酷似盔甲、肩甲的部分，很多家庭中弩的存在，以及古歌中“格蚩尤老”的频繁出现，“证据”与“近卫军”之间是否契合，我们不能确信，但都标示着他们是中国最古老民族的后裔。

战争和迁徙成为苗族历史的代名词，苗族在种族延续的过程中，战争总是伴随着它，这虽然有些残酷，但也是人类进化的不二法则，本来并没有越出历史的规律，但问题是苗族在战争中屡战屡败，除了在与炎帝部落的涿鹿大战中胜利之外，以后几乎再无胜绩，直至蚩尤被杀。《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皇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战争失败的原因不管是对方“征师诸侯”，还是依靠了指南针、夔鼓、旱魃、应龙（科学技术和旱涝灾害），总之苗族输掉了与炎黄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失败的后果就是迁徙，“屡败”使苗族像一叶漂泊的孤舟，几乎没有自己的喘息之地。在石门坎苗族老人所唱的古歌中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沙昭觉堵敖军队狠，成千上万打击追赶，战火过后想法渡黄河，大部分绳索划到河中断，滔滔江水吞噬我族数万人。

苗族先民由东而西、由北而南不断迁徙，距离上从黄河流域到云贵高原达数千公里，时间上从传说中的蚩尤到明朝达数千年。

根据苗族数千年的迁徙史实，在石门坎区域内，花苗相对于原住民彝族来说是一个晚到的民族，土地所有权的缺失，意味着被迫的依附，“晚到”、“无根”造就了苗族在石门坎场域中的“低位”。

传教士，是西方列强侵略背景下的产物，“西方现代扩张，从一开始就有三重力量：商业贸易、军事征服、基督教传教” 。1842 年的《南京条约》以及续签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开放“五口”贸易，西方人享有“领事豁免权”，但没有涉及传教问题，传教士只在“五口”内活动。《中美天津条约》的签订，使传教士终于得到了自由传教的权利，于是基督教各派各宗都派出了大批的传教人员，他们在清政府的保护下深入中国内地，石门坎就是这样被打开的。所以在石门坎区域，传教士是第三种势力，他们虽然没有经济资本，但他们拥有政治和文化资本，他们的资本是靠洋人标签而获得，他们所处的位置，我们称之为“飘忽的高位”。

官家、洋人、花苗不是指具体的个体，而是说明石门坎特定空间内存在着由历史实践塑造出来的位置。

三种位置之间不是孤立和分裂的，而是存在着互动关系。官家（土目）拥有土地资产的所有权，进而占有了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利，占据特定空间的“高位”，上述资本是这一位置之所有。而花苗一无所有，处在从属的“低位”；而传教士拥有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但不是直接的，可以说处于空间的“中位”。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位置关系，位置的不同，决定了各自的所有不同，对位置的争夺势在必行，所以位置间的互动是肯定的。占据不同位置的行动者，根据自己的资本（或潜在资本）、惯习，采取一定的策略进行“利益”的争夺。

发生在石门坎区域的文化现象具备了场域的基本要素构成，形成了一种文化场域，本研究将把研究对象放在这样的场域之中进行观照。在这一场域中，我们的眼光并不主要投放在位置和争夺策略上，但要利用场域的关系结构模型，来重点考察行动者在一定空间结构中生命状态的呈现方式、规律以及再生产的机制，即人本真生命状态的结构模型、本真生命状态生发的规律、唤醒的条件以及建构发展的路径，以获得对问题假设的验证。 Q2DMlvuP9jCS1i4f+OC1pq8JqRovfu/uSheioJeD1XLO7f9h9lbuDGPYFvPZtMH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