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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石门坎里的场

“人类学,即‘原始的他’与‘现代的我’之间的相互理解。” 弗思对人类学的理解有着普遍的代表性,目的指归依然是人类的未来,人类“幼态持续”的未来,为使人类的未来发展循着人类的路径,而非他类的路径,即人之为人的方向发展。据此,人类幼年时期的经验能否得以准确描述成为研究的前提,人类学家热衷于对“历史的我”的本真描述,也就不难理解了。描述越接近其本真状态,人类学家在“原始的他”与“现代的我”之间的理解就会越深刻、越清晰,也就能更准确地描述其发展的应有方向,更重要的是为僭越各种发展歧路提供可能性,因为个人总是陷入“他头脑的局限”,为了达到链接的理解,场,成了民族志工作的基本条件。

图四 田野中的“我”

人类学家总是热衷于远离尘嚣、封闭原始、不为人所知的区域或社区,去发现公共或个人关系得以保存的天然“田野”,只有在这样的场里,那些土著人类的器物、风俗、宗教、巫术、语言、游戏等才有了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人类学家也才能从它们与它们存在载体的互动关系中,发现社会组织和结构的规律,所以,人类学家到渺无人烟的荒野区域,忍受“离我而去”的内心焦虑,以及几个月、甚至数年的“外来的局内人”的生活,形成人类学家精神上的分裂,造成他们身体和精神上的苦痛,为的是达到“参与观察”之目的,用“自我”表达一种“非我”的艺术。运用这个方法的人,要跑得越远越好。例如,李安宅去西藏,费孝通去瑶山,林耀华去凉山。绝不是为了猎奇的自我满足,而是为了找寻属于自己对象的场。“一个人心无旁骛地居住在村庄中……他也就有了土著人实际生活的全部有血有肉的内容,可以马上去填充抽象的结构框架。” 入场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前提,人类学家只有置身于研究对象所在的场中,才能接触到众多与近代的世界不同的小世界,体会这些“小传统”的力量,从而反观逐步渗透到整个世界的“大传统”——现代观念体系。 因此,无论马林诺夫斯基、布朗,还是葛兰言、莫斯以及美国的波亚士(Franz Boas)都主张在文化的具体场景中寻找文化自身的本土价值。

如上所述,人类早期生发的观念、习俗、宗教、游戏等社会文化因子,得以在远离现代社会的“小世界”、“小传统”里较为完整地保存,这既是许多人类学家乐此不疲的缘由,也是其意义所在;其实还有更为深刻的一层意义,即人与客观世界是如何互动的?社会文化得以产生的条件如何?其路径怎样?要弄清各要素关系中的存在,就一定需要一个相对纯粹的空间,如马林诺夫斯基的“特罗布里恩岛”,费孝通的“瑶山”,格尔兹的“巴厘岛”等,从特定空间中发现当地人经验的社会组织体系,进而从中建构出某种对应关系,在特殊之中发现一般性的规律。

本书作为一个回归性研究,把研究对象放在特定的场中,是十分重要的。石门坎文化现象的生发,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和族群性特征,具体表征为多重要素及要素关系的结构模型,既是独特的,也是天然的;石门坎文化路径的起点开始于自然场,人如何在场,人最初生命状态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如何等等,都体现在与之相一致的组织结构模型中。人的生命状态由最初的本真不断生发,必然表征为一定的观念、习俗、知识、道德、仪式、游戏等,而这些表征形态不是孤立或分裂的,而是一个相互联系、内在一致的关系束,这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一个复杂的关系结构模型,必然占用或表现为不同的时空,也就是布迪厄所说的“场”。石门坎鲜明的区域性特征,有着自然之场的存在,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以自然之场为激荡生命路径的起点,生发出许多表现为观念、体制的隐形场,也就是维克多·特纳所说的“结构、超结构”存在。正是在这样的关系场中,石门坎花苗的本真生命状态被唤醒,并迅速地激荡起来。本研究作出大胆的假设,即语言(语文)是人生命状态的体现,标示着人的本质,其身份必定隐含在特定的场域中,语文身份的确立也必定是在各要素关系互动中的确立。所以,本文把语文身份放在石门坎的场中来考察,通过行动者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使之自我确立。 8Xy650JQignSchs/QoIBKPh+3M/KdSb7nqu89+yYqnKV/aP7gnnchMqHFczV/P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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