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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问题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去解决，然而，许多客观问题是主观努力难以解决的，笔者在调研中遇到了几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这样的限制使笔者头疼不已。
第一个限制就是语言问题。笔者既不懂苗语，也不懂苗文，深入村寨时刻需要一个翻译，翻译中很多东西打了不少的折扣，可能失去许多难以觉察的信息，读不懂苗文文献是一个更大的损失，那是第一代知识分子留下的第一手资料，本来经过政治运动后就极为缺少，石门坎老人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精通，何况语言问题又不是短时期内所能解决的。
第二个限制就是民族宗教问题。民族和宗教在各种事务中始终是一个敏感问题，“民族宗教无小事”的“红线”一直存在，很多人一提到宗教背景，就本能地产生戒备，害怕惹火烧身。笔者在与政府各部门的接触中，能明显地感觉到受访对象的小心谨慎。另外，在成果发表、课题审批、演讲评说等方面都能看到那条或明或暗的“红线”。本研究既涉及民族问题，又有着宗教背景，为了把握好政策，笔者在访谈交流、标题拟定、内容表述上都遇到不少的困难。
第三个限制就是熟知情况的当事人已基本作古。石门坎教育辉煌已过去百年，有些内容很难考证，比如有着开创性质的石门坎双语教学如何实施，当时英语、苗语、汉语如何整合等这些极有价值的内容，因为当事人的去世而不能得以准确描述，不能不令人扼腕痛惜。在世的老人当时刚入学，年龄还小，对教法方面没有多少记忆，遗存的文献上也几乎没有。
第四个限制是个案本身，其规律的普适性有可能遭到质疑。另外，个案所在地远在贵州，又处于乌蒙山区深处，每去一次快则月余，慢则无法估计，经费、精力负担很重，也造成研究中不小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