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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在通常意义上被看作是一种关于“人是什么”的基础理论，因此从这里出发不同的哲学出发点都系统地结合在人自身当中。同时，人类学首先是一种人类感受到自身危机的象征，人类学的认知自始至终伴随着自我认知和主体之外的客体的辨析，这样的认识在不同的时代形成了不同的回答，尤其是在笛卡尔将思维作为可思对象之后，关于人自身认知及此认知的形成的研究和理论被来自各方面的观点所重视。在这个意义上，联系当代存在主义的术语系统，可将人类学的核心问题归纳为——“人此在的潜在自然主义”。与马克斯·舍勒的所代表的哲学人类学的观点相类似，哲学的中心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人是什么”的问题。当哲学与人类学在最终的指向上进一步相趋近，便与历史上的康德所要构思的结论相印证。人类学在当代哲学中的重要意义，不仅标明人今天对待自己本身的态度，以及人今天在整个存在物中所处的地位；而且作为一个学科其进一步展现了由人为中心对哲学问题进行同构性或相似性理解与阐释的基本趋势。对哲学抑或人类学的研究必须在此基础上，关注以人为中心的当下现实中更普遍的人类学和哲学现象。
（一）“人类学”的阐释
“人类学”，英语Anthropology，源于希腊文——Anthropos（人）和Logia（研究），意思是人的科学研究。
人类学最初的研究内容包括人类的体质和社会文化两个方面，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近代才形成的；同样，作为学科名称，最早使用的是民族学，直到1501年德国学者洪德开始使用其指代关于人体解剖和人的生理研究，这显然不同于后来的人类学含义。现在学界所认同的是：“人类学的原本主旨是对‘他人文化（othercultures）’的探索。”
文化”一词在人类学这一学科中被现代许多人类学家认为：“文化是社会成员通过学习从社会获得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是群体（社会）所赖以起作用的规则。”
这样便产生了人类学思维的两大方向：即对逻辑的理解与对历史的理解。首先，对逻辑在人类学中的理解关系着人类学自身的研究方向。逻辑讨论的是普遍性的真理，人类学的理解围绕与人有关的最普遍的具体事实以及对人是什么的问题的最终思索，这里的最终答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甚至建立于人的思维规律本身。因此，“如何理解所有普遍有效的真理都同人类有关，如何维护做出判断的主体和被判断的客体之间的绝对一致之可能性，是人类学涉足逻辑领域必然会遇到的问题。”
这既是哲学在逻辑问题上的继续，也是人类学以自身的方式解读传统形而上问题的表现。人类学对这样的传统研究方式和方向的尊重，彰显的是自身思辨品格的力量。其次，人类学中对历史的理解则是人类学自身的及物状态，涉及的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人类学是一定意义上具体的，即处于与历史现实有关，至少同人的具体生活的意识到的有限性有关的研究。历史即使不是谈论生活实践中具体的人，也必然要谈论产生关于人的问题的一定历史条件。人类学的任务尽管是要总结出一个有关历史的人的共同特征，但更重要的存在理由是研究人与其之外的对象的边界与限制性条件。如果不能在更大范围内扩大对人与他物区别的限制条件的知晓，那么，对具体历史条件下人与他物的不同的观照，则是人类学最佳的及物状态。另外，无论是对最具独立意义个体人与最普遍意义上的抽象人来说，与人之外无意识的生物和具有万能意识的上帝相比，人的独特性便是与现实历史发生了有意义的界限性区分，也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条件。对具体历史的尊重，也便是对具体的人，人的自由，对人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生命的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自身也具有了人文理性与道德关怀的品格。
这两个思维方向下，一方面要认识到对逻辑的苛求，将会导致界限的取消，而最终导向建立一种纯粹的自我参照的理论，人的意义反而停留在最个体意义上的生物，失去对一个全面的人的认识；另一方面，对历史事实的依赖，使大部分人类学者经历了转向生活世界的过程，转向意味着有可能抛弃形而上学和物理学的现实生活世界，过分的具体历史限制将人同时视为历史的主人和牺牲者。在这个意义的基础上，这也便是一切涉及人类学的相关学科的元理论的思考起点。因此，对人类学的把握必然要在一个思辨的历史现实中进行，同样也不能忘记在对最终精神世界指向的追求中对人类学自身品格的确认作用。作为一种理论的人类学可以企图判定一个存在物是不是人和作为一个人的真正含义。换句话说，为人寻找一个最低点，人的概念得到最初的正确使用以区别于动物；为人寻找一个最高点，设定人类的理想（区别于神）。
（二）“实用人类学”的阐释
康德认为，一种哲学范围内的人类学必然是“系统地拟定地的，但又是通俗地（举一些每个读者都可以找到的这方面的例子）在实用方面得到阐述的人类学”
，这样的人类学“给读者带来的方便是：完备的标题可以概括所观察到的而又在实践中起作用的各种人类特点”
。对人类学缺点的批评，“康德的《人类学》本身并没有提供一个可以说明他的道德形而上学或自然科学形而上学导论的哲学体系，即是说，它不能考察先验唯心论原则如何运用到知识的某个经验的领域上去”
，正好说明了人类学知识的特殊属性，这门知识要“对读者提出许多推动和要求，要他们把每种特性当作自己的一个题目，以便将他们把每种特性当作自己的一个题目，以便将它们列入属于他们的学科之中。于是这些特性的研究工作自然就分配到那些学科的爱好者之中，并由统一的计划恰当地联合为一个整体，这样就促进和推动了有益于大众的科学的成长”
。从这一点看，人类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而主要不在于论证和推导，考察这种知识的过程本身，也就是对这门学科的总问题的回答，而不在于要从学科的体系之内含逻辑的推导出某种结论。因而，从实用的观点来看的人类学不是对人自身做出的东西的“旁观”而是“参与”，“不是认识世界，而是拥有世界，康德的目的不是从学院到学院地表现那种法院教条，而是从世界到世界。”
从先验的角度来看，人类学中所列举的经验性的事例替代本应该为提供给阅读者更多反思的哲学思考，或许是康德过于追求通俗实用的结果；人类学不能被归结为一种对世界公民的总体知识的一种现象性或某一特定属性的描述，但实用人类学抑或是人类学却都是在现象性和属性基础上生长起来的。
人类学对围绕人的各种认知、情感和道德现实进行考察，最终的目的是发现这些范畴背后的运转机制，在其各自世界中形成、发展以及对外在世界起作用的方式，至少是建立一个连接这些世界与人的现象世界的桥梁。虽然最终的结果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实用人类学一开始就承继先验哲学中讨论的人的认识、情感以及道德的各种精神机能，在此之后追寻精神机能背后的运作机制，这样就明显违背了康德在探究对纯粹理性的批评，对形而上学可能性的考察的路数是相违背的。如果是面对人的情感和道德等精神现象背后探究对应的生理性原因，那么，这样的研究就只是停留在康德之前的那些经验性揣测的学术模式。实用人类学对人的考察是要从具体的现实做起的，即便是要实现假定也只能是坚持康德哲学中具有一致性和贯穿性的原则。在这种原则下坚持“范导性”论述方法，阐述人类学具有指导意义的知识。康德认为：“生理学的人类知识研究的是自然从人身上产生的东西。而实用的人类知识研究的是人作为自由行动的生物由自身做出的东西，或能够和应该做出的东西。”
那么，在假定“自由”作为既定性的结论，康德在实用人类学要实现的是在认识论和道德论之后新的阐述方式。实用人类学在认识论和道德论上实现了新的统一。
康德分析男女在审美性上的差别和各民族种族的审美差别时，他是从体质的和地理的生物观点出发的。康德使用“实用”的一词绝不是“实用主义”式的，正如他在《实用人类学》前言中所说：“这样一种人类学，作为人的学问的必然结果的世界知识来看，如果它包含的是关于世界上各种不同国度和气候条件下的动物、植物、矿物之类事物的广泛知识，那么它还不能真正称为实用的，而只有当它包含作为世界公民的人的知识时才能如此。”
因此，甚至作为自然活动产物的人种的知识也还不是实用的世界知识，而只算是理论的世界知识。换言之，“认识世界与拥有世界在意义上是相距甚远的，因为前者只是理解他所旁观到的过程，后者却参与了这一过程。”
因此，实用的人类学不再只是连接他的先验人类学和现实之间的一个中介，而是在对人的“类主体”为载体的研究中继续批判。因此，在康德自己所建构的先验人类学与其视野范围内的（体质的、自然地理的）人类学外，可以将实用人类学作为第三种人类学，这就是哲学人类学抑或古留加所指的现代人类学中的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
这样，康德的“实用人类学”就既与一般的生理学和人种学不同，又与他自己的“形而上学”或先验哲学有别。“实用人类学”只有放到康德整个的哲学体系中去理解和阐释才具有意义，这里的“实用”是针对康德整个先验哲学体系的对应，人并未离开了先验的思辨，而是连接先验思辨与经验实在人的一种探索方式。康德的实用人类学把对人的生理学方面的知识和“先验哲学”中的“物自体”排除在考察范围之外，考察作为“世界公民”的人。康德以人为自己最终的哲学归宿，人作为人类学中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和最终目的，康德的哲学和美学就不得不再回到“实用性”上来。在先验的范畴探讨的问题，必须有“实用”的观点为中介才能连接其与经验世界的联系，以完成最终“人是什么”的问题，这是康德哲学必然要走的最后一步。
（三）作为批判哲学归宿的“实用人类学”
康德从先验唯心主义出发，在《实践理性批判》之后，已经通过“自然向人生成”的原则得出了“人是自由的理性生物”的结论。无论《实用人类学》是否能够纳入康德的先验批判体系，这一关于人的结论在康德的先验人类学结构中已经成为一个结论，同样也就作为实用人类学展开论述的理论假设。《实用人类学》面对这一既有的结论，在实用与类的观点之下对“人是什么？”进行继续考察。因此，就在一种可以融合人的具体生活情景和人的群体环境的条件下进行继续考察，结合康德始终不变的先验主义的逻辑倾向和人本主义道德指向，这样的实用人类学知识就必然最终走向了一种具有先验倾向下关于世界公民的知识。“实用的”和“类的”两个范畴在先验主义和人本主义这两种具有康德印迹式的思辨努力下走到了一起。
美国学者L. W.贝克在“我们从康德学习什么？”的一文中指出：“几乎他（康德）所有的著作都是这个唯一主题的变体：这个主题就是作为一个能动的创造者的人的精神。”
同样在《实用人类学》中这一能动的创造者的精神根植于人的日常行为的现象中。在人的理性实践中，人类通过先验结构明确地感到了自己的本质，“但这本性自身是不可达到的理念，它不是构成性的原理（即期待在人们最强烈的作用和反作用中存在有和平），而只是一种范导性的原理，即并非毫无根据地去猜测某种趋向这个理念的本性，而是把这个理念作为人类的规定性来努力加以追求。”
康德这里说的“范导性原理”，指的是人类通过理性而设定的最高道德，一个个体人或“类”存在可以无限可以靠近的自身本质。这种不可触及的本体因为只提供范导性原理，不干涉具体的生活，而它必然是实用的。理性所建构的这种范导性的原理，使人自始至终保持在对最终目的形式的追求的过程上。人必然需要敞开着面对现实的生活从而为个体及“类”的生存和延续提供足够的动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是为确定的创造者。换言之，康德在设定了范导性原理和最高概念后，对合目的性的论证必须寻找可以与“人”或“类”特性存在相比较的“中间概念”，那么，在与非尘世生物的比较中，我们唯一可以把握的是人类所提供给我们的经验，实用人类学就因此必然关注现实经验中一致蕴含的理性。
毋庸置疑的是，人类学这一学科自身具有应用性的学科品格，人类学自诞生之初，就与统治者的管理、文化研究的实际调查、殖民者的拓展等结合在一起的。人类学现在发展到与社区发展，技术与工程建设，国民性与教育等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用人类学中所包含的体质、语言、考古、文化等各个维度的应用上获得充足的发展。康德在人类学中引入“实用”概念并不是突出人类学的应用性品格。尤其是“实用”与人类学自身应用性品格相遇时，“实用”的内涵已经不只停留于此，对“实用”的理解不必纠缠于实用概念本身。“实用”不一定局限在经验范围里的实用，我们同样也应看到先验思辨的思维也可以进行实用维度上的延伸。这里的是“实用”必须放到康德哲学的整体体系中来理解。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实用人类学中是与康德整个先验哲学对应存在的。这并不是否定康德在学术末期的实用人类学与先验哲学的品格不同，恰恰相反，而是康德在认识、道德、情感的先验分析之后，面对新的领域的归宿：以“类”为新的研究主体，通过直接的引入大自然做范导性的最终动力。因此，实用人类学不是探索知识过程中经验与先验的区别，不再人类学探索中对“实用”前提及本身的辨析；而是直面人类学的事实，直面学术末端和结果，最终作为康德批判哲学的归宿。
实用概念的引人表示了康德要在先验哲学之外回答第四个问题的愿望，因此，正如阿尔森·古留加指出，研究康德哲学正是从《实用人类学》开始最合适，因为其是康德学说路程的结束，同时又是思想的开始：一方面，对实用人类学作为康德学路的开始应该这样理解：康德本人在批判哲学的一开始就有一种对人的关怀的话，对人的关怀涉及其批判哲学的三个领域：知识如何可能、道德如何可能、宗教如何可能的先验批判最深刻的思想渊源，批判的完成一方面完成了对人的知识的先验建构。先验方法试图对现象背后的本体进行超越，以期达到现象和本质的统一。面对“人是什么？”的最后一问，人类学处在康德哲学的终点，在这一先验思维的趋势下势必要对整个批判哲学进行继承；另一方面，实用人类学也是康德学路的结束。“人是什么？”的问题并非是前三个问题的简单相加和概括，批判和问题涉及的，只是人的精神机能和特性，而没有探讨这种特性的载体和所有者，这个问题批判哲学通过《纯粹理性批判》将它存而不论，归结到自在之物的彼岸去了。《实用人类学》不必从一个与先验哲学完全不同的角度上来回答“人是什么”这一最终问题，但实用人类学不再需要也不再是对先验哲学进行演绎，并不需要提供一个可以说明道德形而上学或自然科学形而上学导论的哲学体系，不需要考察先验唯心论原则如何运用到知识的某个经验的领域上去，也不需要把某个经验领域的原则运用到先验唯心论上去，不需要用经验的知识来证明先验的结论。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实用人类学当中“实用”是一个根本性的概念，它既是人类学与先验哲学区别的标志，也是人类学得以建立的可能。“人类学本来就不是着眼于先验哲学的经验运用，而是批判哲学的归宿。”
因此，不能简单地从时间上将《实用人类学》作为进入康德哲学的开始，否则就没有看到实用与先验的区别；也不能简单地从风格上将《实用人类学》作为进入康德哲学的结束，这样就抹杀了实用对先验的继承，这都是对《实用人类学》本身独特意义的忽视。
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康德的全部哲学首先是一门先验哲学。《实用人类学》作为康德哲学的开始，在从先验的人类结构转移到实用的人的本质的过渡时对之前先验结构的继承的痕迹十分明显；作为康德哲学的结束，其同样无法抵消庞大的先验唯心论体系的影响，最终无法超越其先验哲学的不可知论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