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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类学在创立和发展的初期与民族学没有严格的区分，也没有严格的学科界限。人类学往往仅指民族学，局限在体质人类学一个维度，民族学被认为是属于历史科学的一门学科；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的名目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意识形态下在学科上难以得到承认，也很难获得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人类学真正进入创立阶段，主要关注于学科建立和梳理学科之间关系。新时期以来，中国人类学研究与学科建设进入发展期。1980年，中国民族学学会成立；1981年，中国人类学学会成立，一些大学恢复和建立了人类学系以及专业学科。在民族学方面，继续开展少数民族调查研究，汉族社会和乡村（土）人类学研究逐渐成为主流，对确定人类学资源的重访和再研究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
文化人类学在面对我国50年代院系调整中民族学区分为体质、考古、语言三个研究学科并独立发展的状况，最终逐步确立自身的学科定位和发展方向。现在的文化人类学整合和开拓了与人类学相关的文化内容，其研究的内容有：（1）亲属制度；（2）宗教与仪式；（3）比较政治；（4）经济文化。
文化人类学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拓展研究内容和跨学科综合吸收新研究方法的两种发展趋势。研究内容方面，中国人类学研究关注的主题除了传统的四大研究内容外，还涉及生态环境、开发计划、城市化、乡村政治、区域自治、经济全球化、传播媒介等多学科的问题。研究方法上，法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比较文化研究者、社会学家，综合自身学科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对于习惯法、制度史、文本分析、文化差异、社会构成等方面提出了有新意的看法。
文化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开拓以历史人类学、法律人类学以及艺术人类学的研究热潮的兴起为重要标志，人类学出现了新的发展局面和发展动力。
与人类学作为传统基础学科以及其在国家政策中的实用性作用不同，美学几乎是伴随“美育代宗教”的教育理念逐渐进入国人视野，但是由于其舶来品的身份和自身逻辑性的特征，一直未能在中国的土壤上得到充分的发展，直到新时期关于美学的研究才逐渐得到学人的重视并获得了广泛而深入的发展。在对美学传统命题的思辨逐渐清晰成熟，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尚未明朗的情况下“美学热”也逐渐退温。同时，也正是在对艺术和美的起源、本质以及存在方式等问题的持续探讨上，美学逐渐发现自身与人类学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开始在人类学领域寻找美学研究的新路径。一方面，学者继续对美的起源与本质等传统命题的研究，认为艺术和审美是人类本体生命存在的活动方式之一，艺术和美的本质逐渐上升到人类存在的本质，从而将人的本质存在和艺术本质联系在一起。通过对人类学理论的吸收，使美学逐渐趋近于哲学人类学的研究路数；另一方面，学者对美学的思考在抽象和思辨的基础上逐渐开始结合具体的文化人类学现象和命题，通过对人类学具体的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的案例中反思美学问题。学者在研究方法上通过对具体文化现象和审美经验的分析来反思人类群体和艺术样式的美学命题，由此，形成了诸如艺术人类学、文学人类学、审美人类学等新兴的学科。美学对人类学理论资源和方法的吸收使美学研究的突破了传统范式，同时也是人类学自身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人类学在对文化、艺术与审美等新的发展领域的开拓与美学吸收人类学资源在研究范式上的突破有共同性的追求。这种共同性的追求使人类学开拓研究领域的同时，更多地保持了对人类自身的反思性，尤其传承了文化人类对以人本身作为文化载体的哲理式的追问，延续了文化人类学在发展之初的思辨品格和启蒙性。在美学方面，对人类学资源的吸收不仅是美学自身面对抽象美学命题和形而上研究方法枯竭时面对危机的自救，更是对美学自身存在方式的重新思考。美学作为一个学科，从来都不能在“人学”这一大的研究背景下迷失具体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向，从而丧失边界，同样也不能滞留在其哲学母体中拒绝脱胎面世。因此，美学势必需要在面对人类学与哲学这两个具有无限扩展性的外延的学科时划定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因此，美学的危机也就是美学存在方式的危机，这种危机来自美学理论本身。美学理论能否一方面保持将美学现象从具体的时空条件中分离出来，落脚到对人自身存在方式进行形而上思辨；另一方面也能结合人自身的生存境况进行创造性的探索，从而主动发现美学现象，甚至匡正和引领审美潮流。失去前者，美学在枯竭的资源面前举步维艰；失去后者，美学面对新变的社会历史现实，诸如艺术消费、数字文化、大众媒介以及文化产业等包涵美学因素的命题无所适从，两相结合才是美学自身存在的充要条件。
因此，人作为审美的主体既要保持传统美学对先验问题的追问和反思，同时保持对经验现象中审美活动的具体把握。因此，美学新的发展范式是先验反思与经验现象的结合，促进美学与人类学结合发展的契机。在这种美学和人类学学科互动的情形下，美学的本质与意义的阐释和人类学价值的发挥很显然都是要立足于“人”这个关键的节点之上。先验观念性与经验实在性存在的原因是康德哲学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种内在固有的矛盾，
这原因在那里最终必然要落脚到现象和物自体的二元论上。康德的“批判”工作阐明了人类理性在认识和道德行为两个方面的“先验原理”，“现象”和“物自体”的绝对区分在这两个领域之间划下绝对的界限，理性本身无法沟通这两个世界。“于是自由与自然在其完全的意义下，将按照人们把同一个行动与它的理智直观的原因或是感性的原因相比照，而无矛盾地在这个行动中同时被发现。”
借助“人”在认识对先验观念论的和经验实在论的统一，康德将自然界和道德界的原则逐渐集中到“人”这一构建两界、在两界来往的主体身上。
因此，面对在多元化语境下的当代艺术与审美活动，美学研究要立足文化现象和当代艺术实践，重新确立美学研究的对象，同时汲取人类学在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中丰富的美学资源。在研究方法上，美学要借鉴人类学中学科应用实践品格的特性，发挥美学在探究新问题、指导创作以及引导时代美学风格上的独特作用。同样，人类学在告别“摇椅上”的人类学的同时，不能丧失人文学科的自身的思辨性，从而走向另一种极端：沦为关于人以及与人有关的文化、艺术、美学问题的材料库。因此，从学科融合的角度，将美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尤其是互通美学与人类学在研究资源和研究方法上的学科优势，探索当代美学研究的新形态与新的研究范式，开拓人类学新的阐释空间以及确立其学术应用价值，也就使得艺术人类学、审美人类学以及文学人类学等学科作为综合学科以及新兴学科的理论建设成为可能。
生长在美学与人类学结合点上的审美人类学，拥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面对丰富的理论与现实资源，对解决美学与人类学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在学科定位和发展方向尚有一定的争论，但其学术理念和田野实践已在国内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支持。在新的理论资源和实践面前，审美人类学将展示其独特的学术魅力和发展前景。从学科发展的现实来看，中国当代美学在进行理论思考时所表现出从本质主义的理论建构向艺术存在本身、文化内涵探寻转型的倾向；而在学理上，人类学特有的学科功用和思维范式适应了美学和文艺学等自身学术转型的内在需要。这两个因素构成了当今中国美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研究兴起的重要原因。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审美人类学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