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性研究

作为身体范畴的一个部分，“性附着于身体并贯穿于人的生命始终，但是性的体验和表达又受到心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伦理、法律、历史、宗教和精神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 ，也就是说，性是兼具生物性和社会性存在为一体的。在英语中，用sex（性；性别；性特征；性之吸引力；性交）和sexuality（性之具有，有性；对性方面之兴趣或注意；性能力；性感） 两个词来区分生物学和行为学意义上的性和文化、社会意义上的性状态，如性的话语、想象、仪式等。具体而言，Sexuality一词指的就是与性有关的个体人的体质或生活或性功能、性欲望的具备或实施等，该词于1800年前后进入英语和大部分欧洲其他语言中 ，目前国内学者对它尚无统一的译法，常见的中译或中文表达有：“性、性现象、性经验、性状态和性存在，等等” 。为了简洁起见，在本书中我们只简单地以性来指代sexuality，当然，这并不表明我们所指的只是单纯的生理学意义上的sex。

一、性研究中的科学主义

由于性涉及到诸多领域，形成性的生理学、医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交叉研究领域，其中医学研究一直占据着性研究的主流。从19世纪末以来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性学研究，之所以被称为性的科学主义，这与研究者的医学背景和研究方法的实证主义倾向有关，具体而言，就是性的医学研究和性的调查研究。

在19世纪这样一个充斥着性压抑和性紧张的时代里，最初涉足性学领域的前驱如厄宾、弗洛伊德和霭理士三人都有着医学的相关背景。厄宾和霭理士关于性反常的研究使得一直被病理化和污名化的非生殖性性释放方式得到正名，也就是说，通过他们的研究，性与医学、心理学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合理的关系。弗洛伊德认为：“在神经病现象的背后，并非随便任何一种情绪激奋在作祟，而通常都是因为早年的性经验，或新近的性冲突所引起的……神经机能病人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一种性机能障碍。” 霭理士则真正让性研究走出医生的实验室与门诊所，成为探讨人类精神世界的一把密钥。作为一名内科医生，霭理士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研究西方已有的关于人的性行为资料和其他文化背景下性的传统习俗。1894年，他出版了一本《男与女》的专著，从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和评价了男女之间在第二性征上的差别的意义，成为他此后30多年著述的《性心理学研究录》的一个引子。从1896年至1928年间，霭理士连续发表了七大卷本的《性心理研究录》，包括第一卷中的“性逆转”，第二卷中的“羞怯心理的进化”，以及“性的季候性现象”和“自动恋”等内容。1933年，霭理士还为普通读者专门撰写了《性心理学》一书，在这部书的英文版本问世以后的头十几年里，每隔一年或两年就重印一次，并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

随着人类性问题资料的积累，普通人对他人性行为的好奇心与日俱增。20世纪上半叶的各种书籍、杂志里充满了有关人类性生活的最隐密细节和离奇古怪内容。然而，对于普通人的性感受、需求、行动或幻想方面而言，学术界则提供不了多少可靠的事实，这就使得如何研究性成为性研究首要解决的问题，即采用什么方法来保证研究结果的可信度，让学者的发现最终得到社会认可。当然，这也是出于对学者学术声誉的保护，毕竟性问题相当敏感且极易引发争议。

作为一位成功的动物学家，金赛本人有着极好的学术声誉。随着金赛逐渐转向人类的性行为研究，开始涉足性学研究这一禁区，就为整个20世纪及以后的性学研究开辟了一条道路，那就是运用社会学的抽样调查和社会统计法来对调查对象进行大样本研究。作为一种方法学上的策略，它们一直被性学研究运用至今，也使得性学研究开始空前地成为合法的科学事业。

具体而言，金赛首次把统计分析方法运用于性学研究中，而不是像他的大多数先行者那样仅仅从个人的观察中得出结论。得到广泛认可而使他名声大震的研究成果是发表于1948年的《男性性行为》和发表于1953年的《女性性行为》，其中大部分篇幅是数字、表格、曲线图，仅最后所附的专业表格就有120页之多……金赛性学研究成果之所以被视为有关人类性行为最可靠的统计研究之一，还在于他进行性观念和性行为的某些方面提问时，采用了非常详细的面对面的采访程序，在这一程序中，研究人员要在形成一种接受态度和避免诱导答案的技巧方面接受严格的训练，以努力减少由不诚实或其他因素造成的偏差。

金赛性学研究是以定量研究的数据分析为主，包括确立分类、测度、评估等四种特殊方法，以美国人为调查对象，运用大型调查得出的性行为实践的情况，试图给人类的性一个明晰的、固定的和普适的定义。之所以说金赛开创了性学研究的社会调查学派，就是自金赛性学报告发表之后，美国出现了一系列旨在针对普通人性行为和性态度的调查研究成果。如1975年莫顿·浑特发表的《20世纪70年代的性行为》，在调查中使用的问卷表上，就罗列了1000多个关于人们的性史和性观念方面的问题。此外，在他的调查中还有一些小创意，如根据男性、女性、已婚、未婚四种情况，设计了四种类型的问卷表；在组织研究对象方面就性行为倾向进行小组讨论。因此，该研究报告提供了自金赛报告以来最包罗广泛的事实，并且这些事实被人们频繁地引证在对人类性行为的讨论中。1976年，海特的《海特关于女性性问题的报告》发表，内容涉及到女性性问题的许多方面，问卷表要求填答短文型答案，因此，得到了大量的匿名信息以及可测数据。海特后来又用类似的问卷表对7239名男性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以《海特关于男性性问题的报告》为名发表，这项调查的结果对男性如何看待自己的性和性行为提供了新的了解。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的《红书杂志》发表了一份关于性问题的问卷表，有100，000多名女性对问卷作了回答，虽然现在还不能认为这个结果代表全部，但这已是目前性学领域关于女性性观念和性行为调查的最大抽样样本之一。

二、文化人类学中的性研究

18世纪以来，旅行者们在乐园般的美洲新世界发现了土著居民奇怪的性风俗和性习惯，自那时开始，性的科学主义就受到文化人类学者的批判，因为他们通过对非西方文化的田野研究，发现了社会文化因素对于人类性行为的影响，也就是说，性是被主体标定的，而不仅仅是一种可测定的客观存在。马林诺夫斯基关于特罗布里恩群岛上居民的性生活研究，米德的萨摩亚人青春期的研究等民族志表明，在人类的许多其他文化中，性活动要自由得多，而且被视为不过是日常肉体活动之一，倒是供养活动与吃，成为了社会礼仪和禁忌的首要管束对象。

（一）文化人类学早期的性研究

文化人类学早期的性研究是将性纳入到婚姻制度的研究中，注重研究亲属关系、关注妇女的地位、性别分工、婚姻制度和继嗣规则等内容，“对于性来说，社会的和文化的压力比起仅仅是两个个体的肉体关系要大得多” ^[1] 。将性引入身体人类学研究的先驱是马林诺夫斯基，他的独特贡献主要表现在其两部著作中，一本标题为Sex and Repression in Savage Society（1927），中文译名为《两性社会学》，另一本为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 in north-western Melanesia（1929），中文译名为《神圣的性生活——来自土著部落的报告》。在马林诺夫斯基笔下，“性对于南太平洋的岛民来说，绝非像性对我们那样仅仅是生理的事务；它意味着爱与被爱；它变得像婚姻与家庭等神圣庄严的制度的核心；它遍布于艺术并产生出它的符咒与巫术，它事实上支配着文化的每个方面……人类学家必须描述两个爱人间的直接接触，正如我们在大洋洲发现的那样，这是由他们的传统塑造的，服从于他们的法则，遵从他们部落的习俗” 。

每个社会都有一整套围绕着性的制度，即“在一整套组织安排中，人的性与生育的生物原料既被人与社会的干预所塑造，又在习俗的方式中获得满足，无论有些习俗是多么稀奇古怪” 。比如说，亲属制度就不完全是一份生物亲属名单，它是一个常常与实际的遗传关系相矛盾的有关类别和地位的体系，因为社会界定的亲属地位往往优先于生物界定的亲属地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在努尔人的婚姻习俗中，“以谁的名义赠送家畜彩礼给母亲，此人便具有父亲的地位，于是，一个女人可以同另一个女人结婚，做这个女人的丈夫和她孩子的父亲，尽管她事实上并不是授精者” ^[2] 。

这些在我们看来相当古怪的性习俗，其实只是证明了性是通过文化干预来表达的。如巴奈尔罗人，社会准许他们有几个性伙伴关系，一个女人结婚后，她首先同新郎的近亲朋友的父亲性交，在怀上这个男人的孩子后，她才开始同自己的丈夫性交，她同时还与丈夫的近亲朋友保持习俗规定的伙伴关系；一个男人的性伙伴则包括自己的妻子，他近亲朋友的妻子和近亲朋友的儿子的妻子；在玛兰德艾尼姆人中，复式性交的习俗更为显著，结婚时，新娘先同新郎家族里所有的人性交，最后才同新郎性交，每个主要节日中都有一项被称为“欧蒂夫邦巴里”的活动，在该活动中进行采集精子的典礼仪式，一个女人同许多男人性交，产生的精子盛在椰壳桶里，玛兰德男人的初交是多重同性恋关系；而在伊托罗人中，一年中有205天到260天禁止异性性交；在新几内亚的许多地方，男人们害怕交媾，并认为假如性交时没有有魔力的预防法，就会死掉……“在新不列颠，男人对性交如此恐惧以致男人比女人更怕强奸，女人追逐逃窜的男人，女人才是性的侵犯者” 。

哈维兰在《当代人类学》中提到的印度尼西亚纳亚尔人的婚姻制度则更为复杂 。对于该民族来说，围绕着婚姻与性有三项主要事务。第一项事务是在一个女孩子第一次来月经后不久发生的，即举行一个使这个姑娘与一个青年男子临时结合的婚姻仪式，在这种婚姻中可以有性关系，也可以不发生性关系，持续几天后停止，对这两个人来说都没有进一步的义务，尽管这个姑娘与她未来的孩子可能会在该男子死后为其服丧，通过这种临时婚姻仪式，表明这个姑娘有资格与她家庭认可的男人们进行性活动，因为她正式成为了一个成年人。第二项事务是在一个姑娘与一个经过认可的男子开始持续的性关系时发生的，这是一种正式关系，它要求该男子每年至少给她送三次礼，直到这种关系终止；作为回报，这个男子可以与其过夜，尽管有持续的性特权，这个男子没有义务在经济方面支持他的性伴侣，她的家也不被视为是他的家。第三项事务则是确立孩子的合法性。在缺乏有效控制生育办法的情况下，异性个人之间性活动的一般结果是，妇女迟早要怀孕。在纳亚尔人中，妇女怀孕时，一些男人（他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就必须正式承认自己是孩子的父亲，如通过送礼物给这个妇女和助产婆来确认自己是未出生孩子的父亲。其实，这三项涉性事务解决的是青春期女性的身份问题、成年女性的性行为问题和性行为中出生的孩子的合法性的问题。但是如果用现行的婚姻定义，我们是无法对这种复杂的性关系作出解释的。

20世纪30年代，米德撰写了《性别和气质》一书，旨在说明性别因文化而差异，或者说性角色并非是一个恒定不变的概念，“在人类学中，身体不仅被认为是物理性的而且也是性的” ^[3] ，如在阿拉佩什部落，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认为性不是性别的主要差异；在昌布里部落的男人和女人在性方面很有个性，而在蒙都哥莫部落，女性在性生活中处于支配的地位……

文化人类学的性研究不仅仅研究异性性行为，也包括一系列同性性行为或其他性释放方式的研究。如吉尔伯特·赫特的《长笛的守护者》就是一篇关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高地的桑比亚男性膜拜及其入社仪式的民族志，涉及到新入社的男孩子和年轻的成年男人间发生同性性行为等内容，包括吮吸阴茎、吞下精液等同性性行为。在桑比亚人看来，精液是男性气质的精华，必须在男人的代际间传承以确保社会的生存，如果没有成年男子给男孩子捐献精液，男孩子也不会产生精液……“吹奏神圣长笛的仪式就是男性膜拜的一个象征，得到桑比亚有关自然环境和社会秩序的神话故事体系的有力支持” 。

（二）当代文化人类学中的性研究

在过去的50年中，西方出现了互相联系的一系列运动——性解放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以及人权运动和少数民族人权运动——这些运动改变了人们对普通人性行为的态度与看法。在这些运动所产生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下，文化人类学中的性研究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出现了同性恋的民族志研究、身体现象的医学人类学研究和性别身体研究等诸多领域。

1.同性恋的民族志研究

20世纪50年代后，“拉拉”和“同志” 成为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1980年代后，艾滋病首先在美国的同性恋社区中出现并蔓延，人类学研究转向更深刻地理解人们间的性角色、性实践和艾滋病的关系，并用更准确的男男性行为者一词来代替男同性恋群体，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制定出遏制HIV性传播的有效策略，而且可以减少艾滋病给男同性恋者带来的污名。

这一方面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对异文化中的同性恋研究和美国国内同性恋社区研究 。

从1984年吉尔伯特·赫特《长笛的守护者》的出版开始，文化人类学对异文化中同性恋研究揭开新的一页。随后的10余年间，代表人物和重要作品有：1986年葛尔（ Judith Gay）研究了非洲南部莱索托青春期女孩中同性恋的妈咪——宝贝关系；1988年兰斯特（RN.Lancaster）记录了尼加拉瓜的马奇斯塔斯人（Nicaraguan ）中的男男性行为者；1989年墨翟（ TD.Moodie）在《南非的移民与男性性行为》中研究了南非矿工中的同性性行为；1990年辛思琪（ Bret Hinsch）在《断袖的历史：中国男同性恋的传统》中研究了中国的男同性恋；1995年杰克逊（Peter Jackson）出版了《亲爱的郭叔叔：泰国的男同性恋》一书；莫瑞（Stephen Murray）于1992、1995、1997年编著了《海洋上的同性恋》、《拉丁美洲的男同性恋》和《伊斯兰的同性恋》，分别研究了从马达加斯加到西伯利亚之间广阔的太平洋上的同性恋、拉美的和伊斯兰社会的同性恋，他还和罗斯科（Will Roscoe）合著了《男孩妻子、女性丈夫：非洲的同性恋研究》（1998）一书。

除此之外，当代人类学家还在都市亚文化研究中涉猎到美国国内城市社区的同性恋研究，比如1970年代以后出版的民族志就大量描述了同性恋者如何猎艳/钓鱼，如何发生性关系等细节。它们是：1970年胡福瑞（Laud Humphreys）的《茶室交易：公众场所公开的性交易》；1972年牛顿（Esther Newton）的《妈妈营地》；1979年沃福（D.G .wolf）的《女同性恋社区》；1980年里德的《其他声音：一个男同性恋酒吧的类型》；1986年代维斯（M.davis）和肯尼迪（E.L.Kennedy）的《口述史和女同性恋社区的研究》；1992年赫迪（Gilbert Herdt）的《美国的男同性恋文化》；1993年列文（Ellen Lewin）的《女同性恋妈妈：美国文化中的社会性别全记录》，研究了女同性恋的亲属关系；1994年波顿（C.S.Bolton）研究了公共澡堂和城市里的暗角；1995年索克特（Moshe Shokeid）在《美国的一个同志犹太人》中，研究了兼具犹太人和同性恋双重身份的认同现象。

2.身体的医学人类学研究

身体现象的传统医学研究主要是把身体问题仅仅看作是对其生理性的自然描述，比如，法国历史学家朱尔·米舍莱花费了很大气力调查月经，他的全面调查方法就像是在做妇科检查，他在私人日记中用图解的方式详细记载了自己对妻子阿泰纳伊斯月经周期极为细致的观察结果，内容包括每日出血的颜色、血量、黏稠度、气味以及他本人对出血感觉的分析 。

这种状况到了1987年以后才得到改变，玛格丽特·洛克等在《医学人类学季刊》（1987）第1期上发表《关于“心”的身体：医学人类学导论》一文，认为身体兼具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双重性质，即生理与文化建构的双重性，因此，医学研究中的身体不应该仅仅是单纯的生理学身体，而是集能动与被动为一体，在文化与自然共同作用下的身体。正如美国汉学家费侠莉所表述的：“一方面，身体本身不能被认为是客观物体，真正的主体主要是通过时间而不是空间来界定的，通过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而不是通过大小、形状或体积的结构来深刻地刻画具体的且能够发挥功能的人类。但是另一方面，身体的基本功能——月经、怀孕、分娩、哺乳等不能仅仅被看作是通过文化训练可以被认知的语言的产物”。 她以中国妇科医学的研究为例，说明中国的妇科医学文化永远是与女性的生育功能，如月经、怀孕及产后恢复联系在一起，其中文化因素就包括有意识的再生育策略、性规范和性行为实践等内容。

在有些学科中，人们或许会根据常识来想象而不是以身体作为前提来讨论健康问题。但是，在医学领域，对医学知识和医学权力的复杂历史而言，如何理解身体则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如同洛克在《培育身体：身体实践与知识的人类学以及认识论》一文中所强调的。1987年以后，更多的职业人类学者转向有关身体的民族志写作，如美国人类学家斯特拉桑的《身体思想》就是对体液（血和精液）、文身、灵媒、迷狂和信仰治疗的解析；1989年艾米莉·马丁的《身体中的妇女》就是通过185个巴尔迪摩妇女的性交、怀孕、生产和停经史，把妇女如何认为和感受她们作为一个整体的身体而不是单个部分的内容与医学术语建构的医学研究结合在一起进行解读；2002年Paige Padgett的研究分析了得克萨斯州休斯敦一个非裔美国人为主的社区里关于梅毒（知识）的民间解释，研究显示性病信息的误传和运用不同的模型（民间/医学）可以用于解释感染的风险和预防 ^[4] ；在2003年Megan Jennaway对巴厘岛北部山区的一个乡村社区蓬延万吉的人类学研究中 ^[5] ，女人的歇斯底里并非是一种精神的疾病，而是当地婚姻文化加诸女性身体的反应。也就是说，在巴厘社会中，不结婚的女性不但是一种社会耻辱，而且也是一个不明智的策略，因为未嫁、守寡、离婚都会带来不好的名声，如未嫁这个词直译就是老处女，这样的女人被描述为：已过使用期限的物品……因此，为了在文化许可的范围以内进行欲望的表达，女人只能是以歇斯底里症的面目出现……最后的结论是，在巴厘文化中，歇斯底里被解读为欲望向身体的移位，歇斯底里病症成为表达文化中受到限制的那些欲望的一个合法途径。

3.性别身体的女性主义研究

在大多数女性主义看来，个人的即是政治的，身体在传统社会科学中的缺席，部分地被归因于男性在这个领域长期占有主导地位。在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有关体现性与身体的女性主义作品不断涌现，如克里斯蒂娃·伊丽加莱一派的法国新女性主义对于女性身体的重新诠释，深受福柯思想影响的巴特勒等美国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对于性的身体的强调，这些研究对于“性的身体，尤其是女性之性、性的政治等研究成果，（对于）打破非性化与非性别化功不可没” 。

因此，女性主义的身体研究主要是进行方法论上的变革，即通过口述研究来力图解除传统人类学家对异文化身体研究对象的权利（控制权、解释权），放弃简单的“客观”、“公正”的姿态，放弃第三人称叙述方法，解除访谈者和被访谈者、研究者和信息提供者之间的权利关系，让身体的拥有者以叙述人的身份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把身体的拥有者作为研究的平等参与者写进著作中去，十分注意区分自己的评论和研究对象本身的声音，没有单纯地把研究对象看作是信息提供者，而是把他们当作共同解释者。

如2002年Annie George探讨了印度孟买新婚的工人阶级青年女性的婚内性经历，指出性的经历受到社会和集体共享的一些“正常”的实践的影响，新娘们知道何时、怎样和多大程度上配合或者拒绝身体的性体验。虽然这些女人通常在婚前对性一无所知，是在感到羞耻和畏惧的情况下开始自己的性生活的，但是，她们又是务实的，知道如何通过日常的性行为约束自己的身体，从而实现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身份认同，特别是身体参与的性经历帮助她们赢得作为好妻子的合法地位和象征性价值。

此外，性的身体研究也得益于文化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法国人类学家考夫曼的《女人的身体，男人的目光》，就是通过访谈沙滩上各种各样的人，考察了人们的裸乳实践，从一些生活琐事中揭示为什么人们对于他们习以为常的东西难以启齿，他认为：“女性身体分为三个面相：平常化的不引人注目的身体、性的身体和美的身体，这三个面相具有模糊性，往往交织在一起。” 那么为何是“女人的身体，男人的目光”呢？因为女性包含了更多的性信息，使得女性成为欲望的客体，其根基在于社会结构与性别的关联，是女性在社会结构和性别权力关系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使之然。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缠脚习俗，除了作为身体控制的一个典型例子被历史学家与民俗学家关注之外，通常也被当作性的身体加以研究，如方宏的《缠脚、女性主义与自由》 就把缠脚与女性的性和屈从地位结合在一起加以讨论，而类似的研究结论并不鲜见，具体内容见第二章中的第三节部分。

[1] Anthony Synnott. The Body social ： Symbolism ， self and Society .Routledge 1993.P250.

[2] Evans - pritchard. Kinship and MarKinship and Marriage among the Nu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1951.P.P107～109.

[3] Anthony Synnott. The Body social ： Symbolism ， self and Society .Routledge 1993.P250.

[4] Paige Padgett.Folk Constructions of Syphilis in an African-American Community in Houston， Texas ： Culture ， Health ＆ Sexuality ， 2002.Vol.4.P.P.409～418.

[5] Megan Jennaway. Displacing desire ： sex and sickness in North Bali ， Culture， Health ＆Sexuality.2003.Vol.5， No.3.P.P 185～201. nwE/dOTeQfcX62o+BcEetIYiJ82hwwKOt36Lk7W5ux0VHeAWiMvlrp/FUml8q8o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