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一个人的性是甚么，这个人就是甚么。
——H.霭理士
其实哈夫洛克·霭理士关于人类是由其性规定的话只说对了一半，虽然我们的确是被建立在一个由自然冲动构成的基石上，性及其各种表征，如性别角色和性角色遍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层面；但是，宗教、法律、家庭甚至个人关系中所涉及的性因素，如性别规定、婚姻状况、社会态度、文化背景等又从不同侧面塑造和调整着我们的性行为和性态度，可以这样说，性“既是我们自己最隐蔽的隐私，又（是）具有最深刻社会意义的因素”
。因此，研究身体研究性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性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身体了解性，从而摆脱由于性无知而造成的一切原本可以避免的个人和社会的悲剧。
在世界大多数文化中，性一直是宗教价值观、社会禁忌和法律制度所要管束的首要目标，超过了其他任何形式的身体活动，因此，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要揭示社会文化禁锢下的性，也需要研究者极大的勇气和胆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项勇敢者的游戏。
（一）维持身体控制的性无知是有害的
一个社会对其成员的性控制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其共同的特点就是禁止性知识的传播范围，正如罗素所说：“最初，人们只蒙骗女性，因为人们希望她们的无知能有助于男性的支配地位。然而，妇女竟然逐渐接纳这种观念，认为无知对于道德是必不可少的。部分是由于妇女的影响，人们开始认为儿童和青年，无论男女，都应对于性的问题尽可能地无知”
。实践证明，这种人为地使男性、女性和儿童对有关性的事实一无所知的做法是极为有害的，而且一个（涉及两性关系的）制度若要依靠这种无知去维持也是根本行不通的。
我们今天熟悉的生物学知识：人体可依生殖器官的不同划分成男女两种截然不同的生理性别，并非是自古皆然的常识，而是直到18世纪末才逐渐成形的医学论述。原因就在于，从古希腊时代到18世纪晚期，西方性医学论述的主要框架是单性模型（或称单体模型），即男女并非两种本质截然不同的生理类别，而是同一种性别的不同变种，即把男性身体结构视为解剖形态学上的标准型，而非男性的生理结构则是偏离这个标准型渐次变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在西方医学发展的2500年间医学论述中其实只有一个身体，就是男人的身体，而女人的身体被视为是男性身体的向内翻转，“把女性的阴道往外翻，然后再内翻……并且将男性的阴茎对折，你将会发现两者的结构各方面都一模一样”
。《旧约圣经》在“人世之始”中形象地解释了这种单性模型产生的原因，“上帝使人沉睡，并趁人熟睡时，取出了人的一根肋骨，并裹以肌肉，造成了一个女人，领她到男人跟前，然后，男人说道：‘这是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她将被称为女人，因为她取自男人之身’
”。
当然，这种单性模型的医学解释可以上溯到亚里斯多德的自然哲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构成物质的最基本要素是冷、热、干、湿四种质性，或称为四种原动力，这四种质性本身并不单独以物质形式存在，但是它们的互相组合构成了物质世界的四种基本元素：火（热且干）、空气（湿且热）、水（冷且湿）、土（冷且干）；古希腊医学家恩培多克勒据此提出了人体构成的四根说：血液是火根，呼吸是空气根，液体部分是水根，固体部分是土根；希波克拉底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液说：血液出于心脏（相当于火根），黄胆汁出于肝脏（相当于空气根），黑胆汁出于胃部（相当于土根），粘液出于脑部（相当于水根）；古罗马医生盖伦对希波克拉底的四液说加以运用，认为人体是由四种体液组成：血（湿且热）、黏液（冷且湿）、黄汁（干且热）、黑汁（冷且干），这四种液体彼此之间有高低优劣的次序，即热/干的物质优于冷/湿的物质，前者构成了男体，后者构成了女体，因此，女体与男体的差别就在于女体缺乏足够的热量将反转入内的生殖器向外挺出。
再以对月经的认识为例。亚里士多德和盖伦的单性模型都认为身体分泌的液体，如精液、经血、乳汁等都是可以互相转换的，月经并不是女人才有的生理特征，男人也有类似的经验，只是他们的“经血”可能是从鼻子或其他部位流出来，对于妇女来说，月经是其地位低下的象征。亚里士多德在《梦幻》中写道，行经的妇女会用血腥的云玷污任意一面镜子；公元1世纪的普林尼在长达37卷的《博物志》中说，接触经期中的妇女会使酒变酸，庄稼枯萎致死，剃须刀变钝，铁生锈，蜜蜂被杀死，并且会有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恶臭
；到了现代社会，英国知识界还流行着“经期女子触摸食物就会污染食物”的看法，比如，1878年的《英国医学会刊》花了6个月的时间去讨论“火腿在月经来潮妇女的触摸下会不会腐败”
的问题。
最后再以对同性恋的看法为例。在西方社会中对同性恋的认识经历了从性犯罪——性变态——承认同性婚姻的漫长过程。熟悉阿提卡红色人像花瓶的人都知道，在古希腊社会中同性恋是很普遍的现象；到了圣经时代，同性恋行为则被视为是对上帝规定的自然秩序的歪曲，是贪欲和信奉异教邪说的结果，如《旧约·创世记》中，上帝之所以要毁灭所多玛城就是因为该城以同性恋泛滥而著称；统治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大帝则认为“同性恋是引起饥荒、地震和瘟疫的罪魁祸首”
，因此，为防止国家和城市的毁灭，必须严格禁止，惩罚手段之一就是对同性恋者公开示众后处以宫刑；到了20世纪80年代，丹麦通过了《同性恋婚姻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法律认可同性婚姻的国家，2004年3月，英国政府颁布《民事伴侣关系法案》赋予同性恋者婚姻的合法权利；此外，还有一些国家如法国、挪威、瑞典、冰岛、德国、瑞士、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的某些地区和美国的几个州也相继认可同性结合登记注册，赋予同性伴侣享有大部分传统家庭所享受的权利。
而在当代中国社会，主流社会对同性恋者还存在严重的社会歧视，如1990年前后，广州、上海、北京等地警方曾经大规模抓捕同性恋者，而且“法外施刑”的现象也较普遍，媒体则把同性恋行为艾滋病化，在舆论上对其进行“艾滋病恐惧”地讨伐……国内医学界和性学界在推动社会客观看待同性恋者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其经历了从“道德败坏的坏人”到“政治上接受了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罪人”到“应该享有人道主义关怀的病人”的转变，但是，要让中国社会接纳同性恋者不是病人而是正常人的观点，则尚需时日，如“李银河关于同性婚姻提案屡战屡败就是最好的例证”
。
（二）从事身体和性研究的挑战性
在20世纪前半叶，身体和性以一种不容忽视的方式，进入公众的社会生活中，然而，社会科学关于身体和性的论述则少得可怜。当时，经典社会科学家关注的社会事实，仅限于经济、宗教、军事、正式组织、社会阶级、日常生活的商品化、种族关系和政治的国际化等重要话题，也就是说，社会理论在理解社会行为和社会互动行为的过程中实际上忽视了身体和性的现代建构过程，身体和性在社会科学思想中奇怪地遗失了或者说缺席了。比如马克思分析了劳动的社会再生产和组织，但是没有分析劳动者身体的再生产和组织过程；韦伯追溯了现代资本主义、现代国家、正式法律、现代城市和个人主义文化的兴起，但是，他回避了人类行为的肉体方面，关于现代身体和性统治的形成过程，他几乎什么话也没说过；帕森斯关注价值如何通过内在化和社会化过程被共享；吉登斯关心通过反思性来理解人的行为，但是，帕森斯和吉登斯都不怎么关心行为者的身体，在帕森斯的行为社会学中，身体不过是行为环境的一部分，是对人的行为的时空制约要素而已。
其实任何社会都不能将活生生的身体从其符号体系中排除出去，因为所有社会成员正是通过身体来交流诸如年龄、婚姻状况、性的可能性、社会地位等等信息的，所以，不谈论一个活生生的身体，我们就很难谈论身份、情绪、性、激情和衰老等等领域，正是在某些领域，如婚姻家庭、性消费和性文化中，身体、社会和文化的互动构成了社会实践的关键特征。福柯认为：“在我们的文化中，性之所以被赋予如此重大的意义，是因为它成了了解个人生活和全体人民的生活、健康和福利的入口处。”
而瑞典学者里宾格则用诗一般的语言来描述性的重要性：“只要看一眼大自然，就完全可以相信性生活的无限广阔意义和影响了，百合花只是为了它和借助于它才开遍田野，玫瑰花才发出芬芳，百灵鸟和夜莺才在树林里歌唱，植物世界和动物世界才披上五彩缤纷的衣装和显现出千姿百态的形状，因为它并借助于它，男人和女人才追求肉体和精神的完美，如果终止人类的性生活，那一切都将变成黑暗的荒漠。艺术、科学、社会生活以至大部分的宗教都将无法存在”
。
到了20世纪中叶，以身体为中心的性冲突大量积累，急剧增加，就连社会科学家被训练得听而不闻的耳朵也开始听到这种喧嚣，社会科学在性问题研究上的长久沉默终于被打破了。文化人类学家不但研究了原始人类的性关系，也部分地研究了他们的性行为；社会学家研究了当时欧美各国的娼妓和许多种性犯罪；心理学家也发现人类性心理与社会条件之间的初级关系……尽管如此，社会科学界对普通人的身体和性的研究仍然处于一种遮蔽之中。对某些人来说，性似乎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领域，但是，“当我们的生活面临着难以想象的毁灭的可能性时，人们更容易陷入对性问题的危险的狂乱之中”
。
现在已经到了该思考普通人的身体和性的时候了，不应当再让它处于公共议题的灰暗地带而不去触及，或让它仅与医学为邻。当然，对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我们来说，真正要思考性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件极具风险事情，“那会使你在道德上受到怀疑……你会被标为边缘人，因为主流知识界关注的是一些主要学科”
。但是，这本身又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情，正如布尔迪厄所坚信，“揭露统治的不可见的过程有助于推翻性无知的统治，即一种奴役方式在此之前一直是隐秘的，它的成功说明了这种方式被掩盖了，描述这种方式等于扰乱它并由此为解放运动提供某种新的机会”
。因此，身处多元社会文化中的我们，如果能借助文化人类学的分析工具，那么，长期以来处于隐秘地带的身体和性的地方性知识就有可能去蔽并且呈现出来。“从客观来看，文化形式本身就是一幅丰富多彩并且变化无穷的画面，随着各个民族变化着的精神背景，许多分散的现象变为一个整体，并不断改变着自己的面貌”。
这是因为多元文化本身就是一个人类身体和性多样性的博物馆和试验场，我们通过梳理有关身体和性的相关文化事项，修正身体和性知识的认识偏差，就能使人类有关身体和性的问题得到重新的思考。
随着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性行为的价值观也经历着巨大的转变，出于对艾滋病日益增多的忧虑，历史上以某种晦涩方式流传的性知识开始进入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教育领域，对中小学生进行性教育的努力正在付诸实践，但是有关性教育的内容、方式和效果的争论一直莫衷一是。不过，性教育工作应该始终秉承的宗旨就是综合性的健康教育和反刻板印象的性别教育，这是由于性的复杂性所致，因为性包含“生理性别、社会性别身份、性别角色、性取向、性欲念、欢娱、亲密关系和生育等等因素”
。
（一）综合性的健康教育
在《性教育指导手册》一书中，性教育的目的被概括为11个方面，如“使个人具有与性有关的生理上、心理上、感情上成熟过程的应有知识；驱除个人在性发展和性调节有关事项和种种担心；对个人与男女两性间的关系具有洞察力，帮助他（她）了解自己对其他人的义务和责任等”
，我们试以美国与中国的性教育为例，来看看其是如何实践性教育宗旨的。
1.美国性教育
在20世纪初，美国的部分学校就已开设了性教育课，从1960年代开始，性教育被纳入到教育体系内，专业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如1965年的“美国性信息和性教育理事会”，1968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医学中的性教育研究中心”。但是，直到1980年代艾滋病流行时，人们才开始真正重视起性教育，有关性教育的课程名录和教学计划正式出现在美国的公立中小学、学院和职业学校里，但是，围绕着在各级学校里进行何种性教育及如何进行性教育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至今仍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纵观美国100多年来的性教育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其在主题、目的、内容和教育方式上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具体而言，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初叶，性教育的主题是反对性，性教育的目的为了不鼓励性行为，教育内容包括性的危险性、性的解剖、生理和优生学等，讲课方式通常以小组形式为主，只针对男性学生，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青少年性交。第二阶段，20世纪中叶，性教育的主题为性道德，提倡家庭生活中健康的性，课程包括家庭生活、生殖、性病、正常的性等内容，以讲课和讨论方式为主，对男女学生分班进行性知识的传播，目的是为了减少未成年少女的怀孕数量。第三阶段，20世纪下半叶，美国修订了学校性教育大纲，重新规划了性教育目标和性教育类型，形成覆盖全体人群的全民性教育模式
。如性教育大纲包括以下六个方面：①人类发育：包括生殖系统解剖和生理、生殖、青春期发育、性认同和性倾向；②人际关系：包括家庭、友谊、爱、约会、结婚和一生的承诺、做父母；③个人技能：包括价值观、做决定、交流、自信、协商、寻求帮助；④性行为：包括人生中的性、手淫、性行为、禁欲、人类性反应、性幻想、性功能障碍；⑤性卫生：包括避孕、人工流产、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性虐待、生殖卫生；⑥社会和文化：包括性和社会、性角色、性和法律、性和宗教、性态度和性行为的差异、性和艺术、性和大众传播媒介，目的是提高青少年的性道德意识并培养出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等。过去那种只针对青少年的性教育开始扩展到全社会的所有人群，形成不分年龄阶段的全民性教育模式。所谓全民性教育的基本内容包含在四个教学大纲中：第一，早期性教育，以家庭教育为主，受教育的对象主要是父母，也包括其他成年人，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幼儿进行性教育；第二，学校性教育，从幼儿园高班到12年级，以学校教育为主，受教育的对象为在校儿童和青少年；第三，大学性教育，通过开设专门的可修学分的性学课程，让在校大学生接受性教育；第四，成年性教育，以社会教育为主，对社会大众进行性教育专题讲座等。
2.中国性教育
我国内地的性教育则始于1980年代，1984年吴阶平编译了《性医学》；1987年上海市成立性教育工作协会；1994年中国性学工作委员会成立；1988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全国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在1990年国家教委发布的《学校卫生工作条例》中的第13条规定：“学校应当把健康教育纳入教学计划，普通中小学必须开设健康教育课，普通高校、中专、技校、农业中学、职业中学开设健康教育选修课或讲座”；1992年卫生部卫生监督司和国家教育委员会学校体育卫生司印发的《中小学生健康教育基本要求（试行）》中，明确提出将“青春期教育内容融入中小学生健康教育内容之中”；1993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又发布了《大学生健康教育课程基本要求》的文件，至此，国家教育委员会对各级各类学校应开设性健康教育课作出了明文规定，为学校开展性健康教育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依据。
当然，我国各级学校开展性教育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因为其主要内容都是禁欲教育，目的是阻止在校的青少年发生性行为。具体而言，就是授课教师只教给学生生理器官的名称、位置和解剖功能，用可能怀孕和感染性病的危险来劝阻青少年不要参与性活动，用压抑青少年的性冲动来进行青春期的性教育。尽管如此，家长还担心学校开设的性教育课有变相诱导青少年的嫌疑，相关报道时常见诸网络。
其实这里就涉及性教育的基本宗旨是什么的问题。2008年4月11 ～ 13日，浙江大学开设的为期3天的以拒绝婚前性行为为核心内容的婚前守贞培训课，在网络上引起激烈争论，相关的网站发表了50多篇文章，200多封邮件，在《华人性健康报》编委的博客上总点击率超过了百万，争议的焦点就是：婚前守贞就能够完全杜绝意外避孕、预防性病和艾滋病吗？
按照美国心理学协会（APA）的说法，对青少年的性教育计划不应该只是性的节制教育，还应该包括一整套综合的性教育计划，如保险套的使用、避免艾滋病毒的方法以及了解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等内容。因为禁欲式性教育虽然延缓了青少年性活动的开始时间，但是，只有完整综合的性教育才能帮助保护青少年免于怀孕，并帮助他们免于受到经由性行为传播疾病的危害。
由于性涉及道德伦理、社会家庭、婚姻爱情和性心理等诸多领域，所以，我们认为性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让青少年学会自控和承担责任。因此，目前国际通行的性教育模式是重视性道德的综合性健康教育，其中就涵盖了爱情、家庭、婚姻、个人权利和健康知识等内容。1997年以来，美国伊芙·恩斯勒创作的《阴道独白》之所以被译成25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内地和港台地区上演多达上千场，就是因为演出《阴道独白》提供了一个开展综合性性教育的平台，因为“只有让女性从了解自己的身体开始……才能让她们更好地维护自己，保护自己，从而与男性一起实现男女平等，社会和谐的目标”
。
（二）避免刻板印象的性别教育
在1934年出版的一本名为《生命之迷》的性教育手册中，这样写道：“进入青春期前，可以说性本能呈中性，男女儿童两小无猜，没有意识到那沉睡于体内的主宰性力量。随着青春期的来临，男孩子有了比较专横的态度……和从前相比，他们欲望强烈，行动勇敢，思维敏捷；女孩则变得比过去胆怯和害羞起来。”其实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这些不健康甚至有害的陈词滥调一直被当作金科玉律不证自明。但是今天的性教育工作者则应该对性别刻板印象的说辞保持高度敏感性，因为它们不利于培养青少年健康地认识性问题和性别问题。性萌动的青春期是对青少年进行人格再造的大好时机，因此，把避免刻板印象的性别教育纳入性教育是十分必要的，有利于提升他们（她们）的性别平等意识和并形成尊重他人的理念和实践。
我们知道，大多数文化背景下都有两种主要性角色：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与男性联系在一起的是技术熟练、进取心、主动、竞争力、抽象认知；而与女性联系在一起的是自然感情、亲和力、被动，等等。也就是说，性别角色是对性别界定的一般表述，换言之，作为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就意味着扮演与其性别相一致的角色。正是这种性别的刻板印象，使得女性的性行为受到了严格的文化约束，如在女性的经期、怀孕期、哺乳期中性交禁忌的普遍存在的；而法律和道德则为男性性活动提供双重标准，如在大多数一夫一妻制文化中，男性的通奸行为较女性的而言能得到更大的宽容；男性婚前与许多性伴侣发生性关系是可以接受的；男性在性的数量和花样方面也拥有较大的支配权等。
男女性刻板印象很容易地被解释为内化的性角色，但是，它们不过是文化习得或社会化的产物，正如福柯和巴特勒等人一再强调，“独立于论述之外的，未被论述污染过的，先于论述的身体根本不存在”。
[1]
那么，社会和文化为什么要建构性别呢？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目的：第一，为了便于对性意识进行社会规范及控制；第二，能够将五花八门、互不关联的各种性功能统合起来，并且将它们之间原本的不一致性掩盖起来；第三，在论述中性别便以结论的姿态出现，“被视为是一种内在本质，而正是透过这种内在本质才能制造出与性感觉、性愉悦、性欲求互相呼应的举止习惯，而这些举止习惯也只能在这种内在本质的框架下才能被理解”
[2]
，所以，大多数社会化作用倾向于对女人实行限制，这些限制全部与被视为神圣的身体有关，应被纳入身体的配置之中，如女性学会穿不同的衣服，从小姑娘到生育年龄的处女，从妻子到母亲，她们通过无意识的模仿或明确的服从来接受文化的定规，如“不知不觉地获得了束腰带或头发，走路时让身体的这个或那个部分摆动或保持静止，显示面部表情和把持目光的良好风范”
，于是，女性完成了服从角色的塑造过程，“似乎可以在鞠躬、低头、弯腰、低垂这些事实和弯曲姿态中找到一种自然的表现，相关的顺从被视为与女性相称，基础教育倾向于反复灌输整个身体或身体这个或那个部分的举止方式，如微笑、垂下眼睛、容许别人打断说话，展示了人们如何教妇女占据空间、走路和采取适当的身体姿态”
。
那么，这些关于性别刻板化的观念从何而来呢？学术界认为主要是来源于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理论和阉割情结理论。弗洛伊德认为性压抑（羞耻、厌恶、同情）在女性身上发展得较早，而且较为顺利，一般来说，女孩的性抑制倾向比男孩要大，这种倾向是由于女孩的被动的性角色所致。由此，弗洛伊德进一步解释了男性与女性的不同的社会角色，女人的被动性和她的性表现方式使她表现为受虐的倾向，而男人则表现为施虐倾向。
当然，文化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写作的民族志批判了弗洛伊德理论的普适性。在《性别与气质》一书中，米德把她所研究的三个部落的男女气质与弗洛伊德关于男女角色的有关论述进行了比较，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阿拉佩什部落，男人被培养成合作型的性格，他必须满足其他人的需要，没有攻击性，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认为性不是性别的主要差异；在昌布里部落则是另外一回事，这里的男人和女人都具有攻击性，不讲究感情的和谐，在性方面很有个性，实际上，这里的男人和女人都没有母性情感，而这种感情在阿拉佩什部落那里却是普遍存在的；在蒙都哥莫部落，性的优势地位恰好倒过来了，女性在性生活中处于支配的地位……也就是说，一般的女性气质在一个部落里为男女共有，在另一个部落则男女全无。最后，米德的结论是，“在强大的文化面前，人类的本性是微不足道的，男女两性在性角色方面的差异是文化的结果”。
从1980年代开始，面对女性研究对父权文化和男性角色的审视，男性研究也开始反思父权文化并展开对性别刻板印象的批判。1982年在一篇对澳大利亚高中生的田野调查报告中，学者Gardiner首次提出了“支配性男性气概”概念，她认为影响男性气概的因素可分为许多层次，包括性别的、阶级的、种族的，等等，它们共同参与了男性气概的建构，也就是说，“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都是社会建构的，因历史的不同而不同，与家庭、信仰、国家、当局或工作场所有关”
[3]
。而且并非所有男人均从父权体制的不平等关系中受益，男性也是性别统治的囚徒和暗中的受害者，因为男性角色也是“经过一种社会化的长期作用构成的，是一种相对于异性的主动区分的长期作用构成的”
。
男性研究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有关性别的常识性知识绝对不是恒定的，而是在不断变化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或完成的事实，因此，性教育工作者就有义务把避免性别刻板印象纳入青少年性教育体系中，让青少年不断地调整性别认同和性别观，形成有利于男女平等的性别环境，营造出男女和谐的性别文化氛围，从而促进每一个个体的健康与幸福。
[1] J.Bulter， Gender Trouble ， NY and London： Routledge，1990，P92。
[2] J.Bulter， Gender Trouble ， NY and London： Routledge，1990，P94。
[3] Judith Kegan Gardiner.Men， Masculinities， and Feminist Theory， Handbook of studies on men ＆ masculinities ， edited by Michael Kimmel， Jeff Hearn， and R.W.Connell.Thousand Oaks，CA ： Sage Publications，2005.P.P3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