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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笔者所见资料，学者们对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地域不公平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之一，尤其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来说，区域差异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巨大。学者们对该问题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通过个案研究分析不同地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状况
何苗以江苏、内蒙古等十省区为例，着重描述了东西部高等教育入学的人数、入学的层次和入学的学科分布等三个方面的不平衡，认为影响这种差异产生的因素有历史的差异、地区经济水平的差异、教育资源的丰盛度差异以及政策作用等。
王香丽以广东省为例，分析了广东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指出广东教育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是大力发展非“珠三角”地区的教育。
（2）从某一视角出发分析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区域差异问题
乔锦忠以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为视角，指出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区域分布状况使西部民族地区和部分直辖市占有明显优势，而人口大省和部属普通高校较少的省份则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为此应当积极采取对策。
鲍威、刘艳辉从资源配置的视角，指出扩招后我国高等教育经费配置的区域差异呈上升趋势，其中预算内生均支出差异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内部的经费差距是导致差异的主要原因。
徐飞侧重于对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地区差异进行预测研究，首次将分形理论中的R/S分析法引入教育领域，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地区差异在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存在，总体上呈现缩小趋势，但偶尔出现上升现象，要完全消除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在不同类型的国家，拥有更多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优势阶层子女在享受教育和接受高等教育上占有优势，而低社会阶层的子女则处于劣势，这是一个基本现象。现代教育的理想和使命就是努力“减少由出身造成的对儿童所获得的教育机会的制约”。国外一些学者对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比如，1967年，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对美国职业结构与职业流动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表明，社会阶层现象包括先赋性和自致性两种内涵，而在影响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自致性因素中，个体的教育程度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中，教育学历与职业具有很高的正相关。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创立了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模式，他主张从经济、声誉、权力三个角度综合考察一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三大领域中的不平等。
美国社会学詹克斯通过研究美国社会分层与受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性，认为受过高等教育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收入上存在很大差异。
我国学者对该问题也进行了相关研究，主要有：
（1）从理论角度对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赵静以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为基础，从经济差异和文化资本差异两个方面入手，论述了社会分层现象对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以及给我国发展高等教育所带来的启示。
张红认为，随着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日益加剧，教育机会均等问题也日益突显出来，针对这种情况，应积极寻找原因并寻求对策。
晏小敏认为，从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各历史发展时期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析中，可知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群体各异，显现出高等教育并非完全公平。
孟小妹在分析我国现阶段社会分层状况的基础上，描述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从而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2）以某一省、某一学校为个案对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伊继东、冯用军、郭锐华认为，云南省由于各个阶层学生在家庭城乡归属、家庭职业类型、家庭文化背景和家庭经济能力上的差异，导致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平等。
王伟宜以福建省为例，在MMI和EMI理论及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社会阶层子女入学机会分布的变化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各阶层子女总体的入学机会不均等程度有所改善。
杨广军以浙江省5所高校为例，分析其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问題的现状，以期为浙江省乃至其他各省的未来教育发展提供参考。
蔡丽红对福州某高校2008年在本地区高考招生录取分数情况进行调查统计，认为，出身较低阶层子女的平均录取分数普遍高于出身较高阶层子女的平均录取分数。
张晓涵对H校2003级学生进行实证分析，认为，由于各阶层在收入、权力、地位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必然对各阶层子女在实际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时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3）以多个省份、多种类型的学校为个案对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之间的关系进行综合研究
谢作栩、王伟宜对陕西、福建、湖南、广东、广西、内蒙古等地共50所高校的学生家庭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的学校层次及类型包括部属重点高校、公办普通本科院校、公办高职院校、民办本科院校、民办高职院校及独立学院，调查从父母职业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两方面入手，讨论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存在的差异，发现目前公办高职院校是缩小各社会阶层子女入学机会差距的突破口。
谢作栩、罗奇萍通过对闽、湘、川3省部分高校内社会阶层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的调查分析表明，当前我国社会阶层高等教育机会差异主要体现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失业人员阶层与其他各阶层的差异，各类高校在缩小社会阶层高等教育机会差异方面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
王香丽以广东有代表性的一所部属重点大学、四所省属本科大学、三所公办高职院和两所民办高职院校2000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研究表明，不同阶层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存在很大差异。
郭涛、王伟宜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对陕西、福建、浙江、湖南、安徽、上海等地共34所高校学生的家庭状况进行调查，认为公立高职院校可以为不同阶层子女提供较为为平等的入学机会。
杨东平对部分高校不同家庭背景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在高等教育扩招之后，重点高校的农村学生比明显下降，优势阶层的子女更多集中在热门专业，低阶层家庭子女的高考录取分数普遍高于优势阶层的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
陈微通过“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问卷，对甘肃省五所学校不同阶层大学生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就读专业、学习与社会活动、就业期望上的差异状况进行调查，通过数据分析认为，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确实存在差异。
（4）从某一研究视角出发，对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关系进行研究谢作栩、王伟宜从科类和专业角度入手，对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状况进行初步探讨，指出就高等教育系统本身而言，缩小社会阶层子女在科类和专业上的入学机会的差异必须以高等教育相关政策的调整与制定为前提。
罗立祝从阶层再生产理论入手，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女所获得重点大学与热门专业的保送机会的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文化再生产机制与特权占有机制在共同主宰保送生制度的命运。
陈先哲以代价论为视角，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在带来效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付出公平的代价，尤其是入学机会公平问题，越发显得突出。
黄帅从高考机会均等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阶层差异与高考均等之间的关系，指出通过补偿措施和救助体系两方面来解决高考教育均等的措施。
在很多西方国家，家庭的社会地位长期以来在教育机会获得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学生家庭社会地位越高，其学习成功率越大，家庭社会地位高的学生在大学中占有的比例高于家庭社会地位低的学生。这在国际上已有较多相关的实证研究。比如，20世纪60至70年代，罗宾斯委员会通过大规模实证调查后指出，父母职业与子女入学机会有很大的相关性。调查结果发现，1960年，中上阶层家庭子女进入高等教育机构攻读学位课程者是下层社会家庭子女的六倍。
在法国，曾依据家庭出身估计进入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农业工人子女是12％，而企业子女为50％，并且在就读专业上，前者多在与低薪职业有关专业，后者多在与法律、医学等社会高薪职业有关专业。
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美国1966年公布的科尔曼报告，该报告通过对美国3000多所学校约65万学生和7万教师的相关数据分析，认为在诸多因素中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最大。
国外已有研究显示，家庭背景始终对教育获得具有显著影响。
我国学者对家庭背景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实证研究。
（1）对家庭背景与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杜桂英采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研究”课题组的调查结果分析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上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背景包括家庭年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是否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学生是否来自城市、性别等因素对学历层次以及“211”高校的入学机会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黄四林、辛自强、侯佳伟分析了北京某重点大学2007—2012年的调查数据，结果发现：家庭社会经济文化地位的预测作用呈现明显扩大化趋势，并且以中上阶层家庭之间的相互竞争为主；家庭所在地和户籍的巨大作用持续存在，城市和非农业户口家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高校自主招生更有利于中上阶层家庭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进一步扩大了不同阶层家庭之间的差距。
（2）从家庭背景的不同视角出发，分析其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
王伟宜、谢作栩在全国部分地区高校学生家庭文化背景调查的基础上，从代表家庭文化背景的父母受教育程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不同家庭文化背景的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存在的差异，发现目前公立高职院校可以为不同家庭文化背景的子女提供较为平等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王伟宜对我国陕西、福建、浙江等10个省51所高校2003级的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在校大学生家庭人均年收入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低收入家庭子女更多地就读于层次较低的公办高校；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子女在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中的就读机会逐渐增加。
唐卫民、姜育兄对辽宁省六所高校2007级学生的调查得出：作为家庭文化资源的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其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拥有的入学机会就越多。
杨倩从家庭所处社会阶层、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三方面分析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社会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及学校的层次、类型存在差异；当父母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高等教育背景时，其子女进入各层次，各类型高学校的机会均有大幅提升；家庭收入高低对子女是否进入民办性质的院校学习产生一定影响。
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是任何社会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我国的城乡差异问题由来已久，并不时被各个时期的某些政策加以强化，它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并深刻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教育的城乡差异是城乡差异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国诸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
（1）对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差异问题进行总体分析，剖析现状并提出对策
刘畅认为，我国农村高等教育与城市高等教育发展相比明显落后，突出表现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失衡以及重点高校城乡学生比例失衡。
钟云华认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城乡间存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差异，随着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差异可能由数量差异向质量差异转变。
乔锦忠认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差异的主要特征是城乡差异在不断缩小，但差异仍然十分明显。为进一步缩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异，应力推城市化进程，逐步缩小城乡基础教育办学条件的差异。
（2）采用个案分析法，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差异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王伟宜、吴雪对我国16所高校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近30年来我国城乡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数量方面的差异一直在缩小，到2010年时差异已基本消失。
王伟宜对1982——2010年间我国城乡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距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城乡子女间总体的入学机会差距在逐渐缩小。
谌红桃、杨振华通过以南京审计学院、南京师范大学为个案，客观反映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差异的现状，并且从城乡子女教育消费上的差异和城乡家教育投资差异两方面来阐述此现象的原因。
蔡国河对江西、天津数所高校住校生调查和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我国高等教育持续几年大扩招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仍然存在，但并不严重，不过，在高等教育机会的质量上，城乡不公平问题依然存在。
王文璐以武汉大学、河南大学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比较明显。解决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均等的关键在于制度问题，政府应当在解决此问题中起到主导作用。
（3）采用不同视角，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差异问题进行分析
李欣采用国际比较的视角，先对加拿大高等教育的城乡差别进行了描述，继而分析导致其城乡差异的主要原因，从地理环境、家庭和社会环境影响以及高中教育经历等几个方面进行归因，最后对加拿大扩大农村地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政策做了多方面的阐释，探讨了这些政策的意义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李春梅、孟蓉蓉从政府责任视角来深入考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不均衡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并从财政投入、招生和收费等各项制度出发，提出具体举措。
宋晓平从公共政策角度寻求原因，并提出缩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差距的对策。
在西方社会，以性别为视角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诸多领域进行分析已形成一个颇具特色的研究范畴。在高等教育领域里，国外一些学者对性别差异问题也做了一些研究，但主要集中在考察高等教育对女性的作用、高等教育中男女学习层次差异状况以及学习背景对男女选择专业的影响等。如马丁·沃茨通过对澳大利亚1978-1994年高等教育的考察指出，通过高等教育，女性不仅能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在经济上获得某种程度的独立，而且最终能提高女性的整个生活质量；
马萨克·艾马诺通过对日本高等教育中妇女的考察，认为，日本在高等教育中，仍存在“性别痕迹”，如男性主要集中在四年制的大学中，而女性主要集中在一些初级大学或学一些专门课程，同时，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仍然有较多的保守价值观念，她们只是把高等教育作为其社会地位的象征，而不是把它作为获得权力的一种方式；
汉纳·艾雅隆则通过对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学生的考察，指出，女性集中在人文社科领域，而男性集中在数学、科技、科学领域，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高中时的数学背景所致，并进一步指出，高中时的数学背景对男女两性选择大学中与数学相关的一些专业很有影响，而那些与数学没有关系的专业，高中时的数学背景则没有影响。
“与国外相比，国内教育界在性别研究方面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在我国，有关性别与教育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逐步进入教育社会学领域，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尹宗利的《性别差异与教育》、李六珍的《性别与教育机会》等。
针对本研究内容，就笔者所见资料，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研究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性别差异问题
杨倩认为，从总体上看，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性别差异依然存在，但并不突出：从城乡、学校类型、学科门类等角度看，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性别差异则十分显著。而从目前来看，发展经济、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鼓励女性自立自强等是缩小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性别差异的有效措施。
宋韬认为，尽管建国后，随着我国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其受教育的程度明显提高，但是，综合考虑教育机会均等的衡量指标、多形式的高等教育类型和两性入学机会所带来的多层面影响等，提出我国男女两性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仍存在一定差异，差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2）把性别差异作为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的原因进行分析
吴康宁认为，地区差异、阶层差异以及性别差异是造成教育机会不均的主要根源。在论及性别差异与教育机会偏斜时，他从总体教育机会以及分类教育机会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同时，他认为教育机会享有上的性别偏斜现象同样存在于非义务教育阶段：一方面以某年为例说明我国在学高中生、大学生、硕士研究生以及博士研究生中男生所占比例高于女生，且两者差距随教育阶段的上升愈益拉大；另一方面以某地区高校为例，说明男女两性所倾向选择的学科及专业可能出现性别偏斜现象。
张德祥、周润智认为，阶层差别、地域差别、性别差别、招生制度以及中学教育阶段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制约我国高等教育机会问题的因素。在论及性别差别因素时，以1993年和1997年在校大学生的男女生比例为例，说明女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大大少于男生，以1993年女生就读的学校类别为例，说明女生在师范、医药及文科院校中比例较高，而在理工、农林及政法院校中所占比例较少。
熊艳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均等主要是由教育系统内部的制度化因素和教育系统外部因素造成的。教育系统外部原因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阶层差距和性别差距四方面。但在论及性别差距时，未对性别差距状况作相关分析，只是笼统地表述女性总体入学率低于男性，而且学历层次越高，女性入学率越低。
由上可知，学者们在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均的原因时提及了性别差异，但因只将其作为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并未对其进行全面、具体和深入的分析。
（3）对女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进行考察。考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女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现状的考察。
马万华认为，我国自建国50年来，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和发展水平都在提高。但同时指出，从总体上看，尚存在一些问题：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总体水平上女性还大大弱于男性，这一点尤其表现在高等教育的高层次上；女性的专业选择范围虽进一步扩展了，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偏重于人文、语言等学科。其主要考察了普通高校中女大学生、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女硕士、女博士分别占全体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比例，以及北京大学某年招收的新生中女性所选学科的类别。
杨东平认为，女性在低学历层次和非正规高等教育中拥有更多机会，女大学生专业选择有一定倾向。论述以女生占普通高校本、专科学生数比例、硕士生以及博士生比例为例说明女性较之男性在低学历层次拥有更多机会；以女性在成人高校、高等教育自考以及民办高校中所占比例说明女生在非正规高等教育中较之男性也拥有更多机会；以1993年女大学生在不同学校类别中所占比例和某校各院系入学的女生比例为例说明女大学生的专业取向。
第二，对影响女性参与高等教育的原因进行分析。
有关女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问题的研究均散见于对女性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中，对其的探讨大多只是作为女性高等教育现状中的一部分进行分析，很少有学者专门针对入学机会单独进行分析。因此，学者们也就很少针对影响入学机会的原因进行专门分析，大部分已有研究只是就整个女性高等教育的原因进行分析。虽然对本论文来说这些原因缺乏针对性，但它们为本论文的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就笔者所见资料，学者们的主要观点如下：
其一，认为传统文化是影响女性高等教育的主要原因。
文化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其对人们观念的渗透是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中国有五千年的封建历史，儒家文化是封建时代的主流，它对女性的认识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
黄爱华认为，造成女性高等教育不公平的原因有多方面，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因素，而文化因素是最主要的原因。首先，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女性高等教育的期望，从而压抑了女性自身的发展。其次，女性性格也导致了其入学和就业不公平。由于受传统文化影响，女性普遍缺乏自信，从而阻碍了她们与男性享有同等竞争机会，长此以往，她们往往会放弃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再次，文化因素还影响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的公平。因为既成的高等教育体制是一个以男性文化为主的体制，因而即使女性进入高等学校，其所获得的高等教育也深受男性文化影响，而这些文化对女性而言是与她们的要求相差甚远的。
潘懋元认为城乡差别和阶层差别虽然也是形成中国男女大学生差异的原因，但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文化的差异。城市家庭、白领阶层家庭文化水平较高，受文化思想变迁的影响较快，对“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逐渐淡化；而农村家庭和低阶层家庭，传统观念仍很浓厚，对于儿子的期望值远远高于对女儿的期望值。因而，城市家庭子女和中产阶层以上家庭子女上大学的性别差异已不明显，而农村家庭和工人、农业人口阶层的子女上大学的性别差异则很明显。
其二，从政治层面探讨影响我国女性高等教育的原因。
中国女性在法律上已经获得了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但目前仍存在着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现象，而这些不平等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女性参与高等教育。张明芸等认为，不平等现象主要表现在：在政治参与方面女性实际地位大大低于男性；在解决女性问题时，由于主要靠掌握权力的男性去决策，则问题的解决总是不尽如人意。由于女性的实际政治地位低于男性，因此在高等教育中，女性参与远远没有达到本来可能达到的程度。
张建奇认为，我国法律规定的女性与男性平等的地位，有利于我国女性参与高等教育。但从女性实际政治地位及政府的具体政策来看，应该说，男女平等在我国目前尚未得到完全实现。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女性的实际政治地位低于男性；男女平等思想普及程度不够，社会上的一些人对男女平等仍持保留态度；政府在法律的具体保障方面做得不够。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对该问题的分析主要是针对整个女性高等教育来谈的。
其三，从经济层面探讨影响我国女性高等教育的原因。
经济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推动教育自身发展的根本性社会动力，也是个体参与教育活动的前提条件。因此，它对于女性参与高等教育必然产生重要影响。马万华等认为，中国女性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的制约，其突出表现是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由于教育经费短缺，高等学校的数量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因此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就会受到限制，这样势必会影响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张建奇认为，经济因素作为影响女性参与高等教育的重要因素，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又制约着女性对高等教育的参与；纵观女性参与高等教育的过程，与女性走出家庭就业，追求经济独立的进程是一致的；经济因素影响着政府及家庭的决策。
由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与上述从政治层面探讨影响我国女性高等教育的原因一样，从经济层面探讨该问题也是就女性参与高等教育来谈的。
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国家政策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1）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对外国政府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中的作用进行分析。杜瑞军通过对巴西高等教育政策的梳理，对巴西高等教育的结构体系、受教育情况进行了概要介绍，对巴西政府为推进教育公平所采取的措施以及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杜瑞军采用国际比较的视角，认为政府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中具有标准制定者、供给者以及资助和补偿者的角色。在此基础上，从高校招生考试方式、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以及学生资助体系等方面对我国政府推进高等教育公平提出了建议。
（2）从高校招生制度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分析。李竹筠认为，近年来，随着高考命题权的下放，各省市逐步开始自主命题，这一高考“多元化改革”表面上消解了高校录取标准不平等的现象，实则以一种更隐蔽的手段加剧了教育地方保护主义。
陈京华以我国公民接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为视角，指出目前我国高校招生中存在着一定的甚至较为严重的不平等已是客观事实，城乡考生、不同地域的考生之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差距巨大。
（3）从高校收费制角度对该问题进行分析。钱晓勤认为，在我国教育机会不均等现象的基础上，只有通过大力发展经济、改革和完善招生收费制度、加强管理提高办学效益以及建立终身学习的社会等几方面才能逐步实现教育机会均等。
刘民权、俞建拖、李鹏飞等试图根据有关中国收入分配以及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研究，就结构性和转型性因素与高等教育机会公平性之间的关联进行初步的探索。
徐国兴分析了高等教育学费和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概念内涵，认为我国过高的高等教育学费已经对部分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大学升学即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产生负面影响。
学者们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的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状况进行了分析。有学者采用国际视角，分析了美国政府为消除教育不平等现象，扩大少数民族学生的入学机会，制定一系列旨在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优惠待遇的倾斜性政策和旨在提高处境不利的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成绩的补偿性政策。
张爱玲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研究对象，以高等教育大众化为研究背景，采用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从影响甘南州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的因素入手，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甘南州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的对策。
杨倩基于对云南省13所高校5608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分析彝族、白族、哈尼族等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状况，认为五个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存在显著城乡差异，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董云川、张建新以云南少数民族聚居省份10所不同类型高校学生的家庭背景资源为调查对象，了解了在大众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地区省份的发展状况，探寻缩小社会阶层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的突破口。
总之，学者们从不同的方面对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视角多样，研究内容丰富。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综观学者们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由于客观因素的影响，给相关研究带来不足。比如，在论及社会分层和家庭背景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之间的关系时，由于我国的常规统计中基本没有反映社会各阶层差距的数据，学校中也缺乏学生家庭背景的材料，因此学者们对该问题的分析大多采用个案研究，这无疑使研究结果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第二，学者们对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状况的考察大多只是静态的共时性分析，动态历时性分析较少。当然，这里面存在资料获取不易的因素，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动态历时性分析能更全面、深刻地透视出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真实状况。
第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类型日益丰富，但学者们的相关研究还基本只关注普通高等教育层面，而且就研究层次来说，以本科层次居多，而对其他教育类型、其他教育层次却很少提及，比如高等职业院校的入学机会状况、民办高校的入学机会状况及研究生层面学生的阶层差异状况等。这无疑会影响该研究的全面性和深刻性。
第四，已有研究中对于弱势群体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状况分析不足。比如对少数民族、农民、社会中下阶层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状况分析得不够，而这些群体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状况最值得关注，这关系到教育公平和社会和谐。因此，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还需加强。
第五，已有研究中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状况所带来的多层面影响分析得不足。我们所关注的应不只是现状本身，而更为重要的是现状所产生的影响，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分析原因并提出有效对策。
第六，已有研究中对于缩小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状况，促进教育公平的有效策略论及不足，而这是我们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问题的主要目的。因此，对这一部分内容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以上是笔者对学者们关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研究成果的一些认识，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笔者将关照到以上方面的不足，力求使本书的论述更全面、系统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