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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依据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应对崛起国与传统国之间权力转移难题的新尝试,是打破大国政治悲剧、摆脱传统大国关系,实现尊重互信、合作共赢的现实新需求。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提出,除了特定的时代背景之外,还有着以下的现实条件作为依托。

1.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崛起国冲破大国政治悲剧、摆脱传统大国关系的迫切需求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纵深发展,大国间关系也日渐复杂化、多样化,呈现出争夺与利益同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特征。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大国之间破除“零和博弈”传统大国关系的束缚,探寻一种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成为历史潮流的必然。

可以预见,任何穷兵黩武、试图称霸世界的意图,任何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为标准划分敌友的思维都是不可取的。国家间应取长补短,在遵守国际秩序、承担国际责任的基础上加快自身发展,造福本国人民,并通过自身的发展推动世界的进步,为世界的持久和平和继续发展做出贡献。中国的发展就很好地诠释了这样的理念:“对内求发展、求和谐,对外求合作、求和平。具体而言,就是通过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和改革创新,通过同世界各国长期友好相处、平等互利合作,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并为全人类发展进步做出应有贡献。”

2.新型大国关系理论是对中国几任领导人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从认知方面来看,新型大国关系理论的提出,是对中国几任领导人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创新。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领导人相继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和平发展道路”“命运共同体”意识等思想理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和构想正是对这一系列思想理念的延续与深化。

早在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就提出要“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 [2] 其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多个重大场合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做了进一步阐释。2011年1月,胡锦涛访美期间,中美达成了“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共识。2012年2月,习近平作为国家副主席访美时,第一次从战略的高度明确提出:中美两国应该构建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的大国关系。这个战略性提议,很快引起中美两国战略家们乃至两国高层的重视和积极互动。2012年5月,胡锦涛主席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做了《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主题演讲,主要对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了五点构想,即“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动、厚植友谊”。至此,“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被正式推出。但也应看到,虽然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最先适用于中美关系,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的外延,不仅仅包括中美关系,更包括中欧、中俄、中日以及中国与新兴国家的关系。

3.中国长期的外交实践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提供了丰富实践经验

从实践条件来看,中国在处理与发达国家关系的长期外交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为新型大国关系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实践基础。早在20世纪90年代,面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就明确提出要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中国与俄罗斯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相继同法国、美国、加拿大、德国、埃及、韩国等国以及欧盟、东盟等地区组织建立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当然,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最重要的实践经验,还是来自中美关系的积极上升发展。中美关系是最大的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关系,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关系,也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极其具有代表性。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尝试,就是在系统总结过去40年中美关系基本经验、全面审视当今时代特点的基础上,中美双方合力破解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走向冲突这一世界性难题的新尝试。因此,在此过程中总结经验,进行理论升华,指导未来实践,可谓顺理成章。

4.国际秩序的规范化、机制化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提供制度保障

国际秩序作为国际活动的一种模式或安排,实际上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主观方面或者说个体方面,指主权国家追求的目标和行为方式;其二是客体方面或者说集体方面,各行为主体(国家)之间的一致和共识,通过国际法、国际公约、条约、协议以及各种准则和行为规范来体现,构成国际秩序客观的另一面。 [3]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通过和平方式完成相关国家相互认知和身份定位的变化与调整,其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由基于战争冲突的“权力政治”向基于制度机制的“规则政治”转变。冷战后,多元主体间多层次的互动不断增强,各国在是否要共同遵守国际秩序方面初步达成共识。各种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组织机构的建立以及大量约定、协议的签订,为全方位的国际互动提供了原则规范和制度保障。据国际组织年鉴统计,1995年各种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条约、协定的总数达41722个,而1999年这一数据就达50037,4年间增加了约一万个。另外,除了数量增加外,国际组织、国际机制的另一个变化则是越来越呈现出专业化、制度化的特点,以联合国而论,比如公共安全、公共卫生、邮政、电讯、航空、气象等方面的规范和管理,在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中都能找到对应的相关机构和部门。概而言之,这些越来越专业化的国际机制,为规范主要行为体相互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规则和制度保障。

5.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国家间增强战略互信、实现合作共赢的现实需要

当前,人类已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我们应该与时俱进,以创新的思维、切实稳健的行动,打破历史上传统大国必然走向对抗冲突的历史怪圈。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坚持把向发达国家开放与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结合起来,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汇合点”。 [4]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难点和目标之一是实现大国互信,在新形势下,各国在管控全球经济危机、开发新能源、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地区与全球秩序等诸多领域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空间,合作共赢成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杨洁篪外长曾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的答记者会上就表示:“时代在发展,我们应该摒弃陈旧过时的观念,切实尊重照顾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致力于构建以尊重为前提、合作为途径、共赢为目标的新型大国关系。” [5]

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主权国家之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到的“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是对“和谐世界”理念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延续与深化,是中国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总结出的应对崛起国与守成国权力冲突的新尝试,是增强战略互信、实现合作共赢,冲破大国政治悲剧、摆脱传统大国关系的新需求。具体而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首先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创新,完善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规范和具体落实措施。其次,积极探寻各大国新的利益汇合点,并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探索更加广泛的合作空间,从战略的高度和特有的角度,发展和加强中美战略互信、中俄战略互补、中欧战略互动和中日战略互惠,具体原则是“创新思维,增进互信,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 [6] 最后,加快自身建设,提升国家综合实力,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保证。要在大国激烈的竞争间获胜,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通过苦练内功发展壮大自己。 7r0I+TUVCT4ktSN3+vRCZia8sV/DGGjOWp0JB8bQjhRldZWBhfew1e+CasuExD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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