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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欧盟在统一内部市场的同时，也扩大其外部市场。欧洲工业发达，机械、电子、钢铁、能源、化工、纺织、汽车、林木加工、渔业以及建筑业是欧洲主要工业。近年来高科技电子、计算机和服务业也发展起来，成为与美国、日本竞争的强大对手。欧盟仅拥有世界人口的6.4％，经济却占世界GNP的28％，还占据了全世界36％的进口贸易额和37％的出口贸易额。欧盟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一直居于世界首位。
欧盟与美国经济相互依存。美国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即使新兴经济体不断崛起，美国和欧盟仍是世界经济舞台的两大主角，他们的双边关系如何直接影响着跨大西洋体系的前景。马德里自治大学教授费德里科施泰因贝格在他的文章《欧盟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中提到，尽管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正迫使欧盟和美国让出世界经济的权力份额，但这两个经济体仍保持他国无法相比的影响力。它们是全球化的主要倡导者，在世界经济中继续制定自己的规则，它们的经济得到了技术革新和金融改革的保障，而它们之间经济的互相依赖性是世界上最大的。因此全球经济的未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两个经济体的表现，受它们的双边关系和它们在国际机构中关键角色的影响。在工业制造品方面，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双边贸易事实上已经越来越开放（从几十年前开始两者间的关税就已经低于4％），而它们在高附加值服务市场（银行和金融服务、保险、咨询业、通讯等）上的一体化程度是全球双边经济体中最高的。在如此高水平的贸易强度下（每年双边贸易额达到4000亿欧元左右），美国和欧盟的交换投资数额也很高，欧盟75％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美国，而美国也将60％的直接投资投向欧盟。总而言之，跨大西洋经济合作实际上涵盖了所有产品和服务市场。
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欧双边货物贸易额从1978年的40亿欧元增长至2012年的4320亿欧元，也就是说目前中欧日贸易额已超过10亿欧元。自中国入世以来，中国成为欧洲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2012年欧洲对华出口达到1439亿欧元，增长5.6％。这一数字在过去五年增长了一倍多，为双边关系的均衡做出了贡献。同时，欧盟也是中国的主要出口目的地，2012年中国对欧出口达2897亿欧元，欧盟对华贸易赤字为1458亿欧元，相比于2010年的1693亿欧元下降了13.9％。欧洲对华贸易赤字主要来自于办公和电信设备、鞋类和纺织品以及钢铁等行业。随着市场准入环境的改善，欧洲出口商有能力在快速发展的中国消费者市场取得更好的销量。2012年，中欧双边货物贸易总额于达到4336亿欧元，然而服务贸易总额仅有426亿欧元，仅为货物贸易额的十分之一。如果中国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市场，那么这一领域的发展将充满潜力。另外，投资流动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潜力有待开发。2011年，欧盟企业在华投资额为178亿欧元，中国企业对欧投资额为31亿欧元。然而，对华投资额仅占欧洲对外投资总额的2％-3％，而2011年中国在欧投资额也仅占外商对欧投资总额的1.4％，因此这一领域还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欧盟的非加太计划致力于增进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日本是欧盟的第二大进口国，却只占欧盟出口份额的5％。从中期来看，接下来最大的是与东欧的贸易（东欧拥有超过一亿两千七百万的消费者和巨大的生产潜力），而与俄罗斯以及一些苏联国家的贸易关系中存在着长期的经济潜力（那里有两亿两千万消费者，有生产潜力，还有大量未开采的天然资源，据欧盟委员会估计，到2020年在欧盟天然气合同进口量中俄罗斯将达到38％）。在未来，欧盟在深入推进内部单一市场的同时，要不断扩展和深入与东方的经济联系。
然而，欧盟长期以来在国际贸易上仍然保持着重商主义的观念，认为出口对经济有利，而进口对本身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不利，于是欧盟在多数情况下表现出比美国更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这对其经济的不利影响是巨大的。他不利于欧盟充分利用世界资源为其增长服务，也不利于欧盟不断根据国际分工的要求，在自己有着优势的生产和服务领域展开充分的竞争。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转为肆虐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大危机，欧洲经济遭受巨大冲击。由于自身长期形成的结构性软肋和各国的经济社会短板所致，外来冲击未能柔性吸收，而是被不断震荡放大：从国家财政破产到外债窟窿越捅越大，最终爆发主权债务危机。
整个金融危机犹如一场对欧洲各国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压力测试，随着危机的推移，各国经济软肋、社会的矛盾以及欧洲一体化制度不完善之处暴露无遗。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即使不和中国、印度等表现抢眼的新兴经济体比较，而是与美国、日本相比，欧洲国家经济也明显表现出受危机冲击震荡程度较深、复苏缓慢的特点。
随着危机的深入，失业和主权债务成为欧洲经济最令人挠头的两大难题。欧洲大多数国家失业状况在危机后迅速恶化，并持续在高位运行。危机前欧元区和欧盟总体失业率在2008年第一、二季度曾达到近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分别为6.8％和7.4％
，从2008年第三季度危机来袭开始呈现显著上扬的趋势，2009年末欧盟27国失业率已经超过了此前最高的2000年的水平，达到9.6％，失业人数近2300万
。而欧元区问题更加突出，平均失业率比欧盟平均值还高出0.4个百分点。2010年2月，欧元区失业率已达到10％，为1998年8月以来的最高值。
此次金融危机对欧洲失业的影响还具有两大特点：其一，即使经济形势好转，失业状况也无明显改善，而呈现出钝化特征，因为不少国家鼓励企业采用灵活就业和缩减工时与薪金来替代解雇职工的举措；其二，欧盟、欧元区内劳动力流动性大幅下降，各国就业保护趋势空前增强。
危机爆发前，欧洲各国经济发展就不均衡、不同步，危机冲击致使各国经济表现差异更加明显。从经济指标来看，一方面，各国之间指标的绝对差异较大。从危机期间的年均GDP增长率（指2008-2010年，2010年为预测数）来看，欧盟27国中最高的是波兰，为3.13％；最低的拉脱维亚为-8.57％，相差近12个百分点；老成员国中排名第一（总体排名第八）的奥地利为-0.07％；排名靠后（总排名为第25名）的爱尔兰则为-3.67％，差距显著。各国就业也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现象：表现最好的荷兰2008年9月的失业率只有2.7％，危机发生后最高失业率也仅为6％；表现最糟的拉脱维亚在危机中失业涨幅高达14.4％，2009年的失业率达到惊人的22％；老成员国中表现最差的西班牙原本失业率就达到12.3％，危机中失业的年增长率更是高达9％左右。
此次危机中，尽管不少非欧盟和非欧元区国家羡慕这两个集团成员可抱团取暖，但内部不少成员国却囿于自身利益，表现出明显的民族国家利益至上、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倾向，与一体化原则背道而驰。危机初期，法国总统萨科齐提出的建立相关基金、大举实施经济刺激政策和组织欧盟影子经济政府统一救急举措的建议，被担心拖入援救计划而成为掏钱大户、自身却未得实惠的德国默克尔政府以没有必要和影响各国自主权利为由断然拒绝；欧盟新成员国匈牙利身陷危机之时，指责老成员国见死不救。其背后均是对国家利益锱铢必究的博弈和权衡，这在后危机时期希腊债务危机拯救过程中反映得最为充分。
此外，过度的福利待遇还影响了生活方式、助长了官僚主义和工作倦怠，消磨了企业和社会的创新进取精神。最为致命的是形成了经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梗阻。最后，在全球化背景下，僵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和高昂的开支、不断扩张的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缺乏灵活性的劳动力市场、相关主导领域的科技创新滞后、教育投入相对不足和制度的弱点、竞争乏力等总体经济社会模式实施中所暴露出的不足和缺陷，是造成欧洲在这次危机中复苏乏力、问题不断的主要根源。
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与其他大国的合作也就成为欧洲在设法加快经济复苏过程中所必须考虑的因素。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依然保有相当的活力，加强中欧之间的互信与协调，也成为对欧洲经济复苏过程中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