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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5月3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要求，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原则，结合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开展理论上的探索和研究，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委托中共中央党校创办全党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总的指导思想：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指针，全面地宣传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改革总揽全局，防止僵化和自由化。刊物的读者对象是县以上干部和理论宣传工作者（见图2－7）。
如前所述，1988年7月1日，由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主办的全党理论刊物、由邓小平题写刊名的《求是》杂志创刊（见图2－8）。同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红旗》杂志于6月16日出版最后一期总第544期后停刊，《红旗》杂志以终刊号封底《欢迎订阅〈求是〉杂志》宣告退出历史舞台（见图2－9）。《求是》杂志创刊号以头题刊登《中共中央关于委托中共中央党校创办〈求是〉杂志的决定》（见图2－10），指出该刊总的指导思想是：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指针，全面地宣传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改革总揽全局，防止僵化和自由化。
图2－7 《求是》创刊号第2页
图2－8 《求是》创刊号封面
图2－9 《红旗》终刊号封底
图2－10 《求是》创刊号目录
《求是》杂志创刊号发表编辑部《致读者》（见图2－11），重申办刊目的：“《求是》将体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结合实际，认真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以及党的建设问题。研究和探讨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有的放矢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探寻客观事物的规律，而不是重复和单纯解释现成的结论。总结经验应有理论性。调查报告应真实生动。要敢于批评党内和社会上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求是》将努力向开放型转变，面向世界。”“《求是》将坚决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广泛团结作者，为中青年作者提供更广阔的园地。我们提倡开展平等的讨论，指名道姓，有来有往，通过批评和反批评，促进科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思想理论界需要创造团结、和谐的气氛，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同心协力。《求是》愿为此多做贡献。”“对有争议的观点介绍时力求全面，让读者去评论是非”。“《求是》将努力改进文风。杜绝‘假、大、空’，避免套话，文章力求准确、鲜明、生动，言之有物。适当发表杂文、散文等文艺作品。把刊物办活，让读者喜欢看。”
图2－11 《求是》创刊号发表的《致读者》
《求是》版面的调整，是根据刊物不是中央主办、而是委托中央党校主办的实际做出的。当时确定：第一，不发表社论、评论，主要通过中央领导同志和部门、地方领导同志的文章传达中央精神；第二，开辟探索与争鸣专栏，开展不同意见的讨论（包括发表一些与编辑部意见不同的文章）；第三，开办《绿野》副刊，扩大文艺作者的园地。
读者总体反映良好，《求是》创刊号给人以面目一新之感：第一，《红旗》总是板着面孔，而《求是》使人感觉比较和蔼。第二，《红旗》内容单调；《求是》内容丰富，栏目设置得当，有杂文，还有漫画。第三，《红旗》很多文章像公文、报告，过于古板；而《求是》文风淳朴、活泼，变化较大。第四，《求是》封面、目录、内文编排都有较大改进。
但也有少部分人认为，《求是》与《红旗》比没有太大变化，“换汤不换药”，没有放下架子。还有人认为，《求是》弯子转大了。有不少基层党政干部反映，《求是》缺乏权威性，指导作用还远不如《红旗》。探讨性刊物很多，看党刊就是要看准确的东西。
1989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强调《求是》要按中央党刊来办，要在理论上、思想上对全党起指导作用，要写社论。
《求是》的创刊与《红旗》停刊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发展，《红旗》愈来愈显示出诸多的“不适应”。
1987年6至9月份，在中央高层，有关十三大的筹备、十三大报告和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征求意见和修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但是，党内左的势力并没有因为十三大的临近，而放弃反“自由化”阻止改革脚步、阻止政治体制改革方案通过的努力。距离十三大的召开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要为十三大创造一个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保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新的理论、政策在大会上得到顺利通过，就必须扭转目前改革开放舆论宣传方面的不力局面。为此，党中央决定：
1.由胡启立接管中央宣传理论工作
1987年9月1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宣布，由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成立中央宣传、理论工作领导小组，胡启立任组长，成员有鲍彤、陈俊生、王忍之、温家宝、钱李仁等。十三大后，又增加了一个副组长，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与此同时，撤销中央书记处研究室。
2.撤销红旗杂志社
1987年8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十二届第352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央组织部关于红旗杂志社领导班子调整的请示》。会后，中央下发［1987］128号、132号文件，同意熊复辞去《红旗》杂志总编辑职务，红旗杂志社的工作暂由副总编辑苏星同志主持；免去马仲扬同志副总编辑职务、免去林肖硖同志的顾问职务。这样，《红旗》领导班子只剩下苏星一人。
1987年12月23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开会讨论《红旗》问题。负责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央常委胡启立传达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机构改革小组关于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有关《红旗》的决定：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由中央书记处组织实施。
胡启立在会上提出以下几点意见：第一，目前的情况，确实出现了主要靠公家订阅、读者范围狭窄的问题；第二，从中央来说，继续办中央一级的、权威性的理论刊物，而且叫“红旗”，值得研究一下，究竟效果如何？刊物代表中央的声音，带权威性，人家就不大好讨论，很难发表不同的意见，有顾虑。放在中央党校，作为重要理论阵地，更便于理论探讨和研究。
1977年1月初，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北京许多市民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以各种形式纪念周总理，同时对中央在处理天安门事件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问题表达不满。
1月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认为“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天安门事件“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要求一切要“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不能“损害毛主席”，“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希望事情按照高层设想的步骤逐步解决，以免干扰大局。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是当时分管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指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理论学习组负责人李鑫组织撰写的，目的在于引导全国学习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从而把对天安门事件、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社论最后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
李鑫后来说：“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
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而不是针对邓小平复出。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邓小平在与王震等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更明确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没有说过‘凡是’。”
此后，邓小平在各种场合多次重申，“两个凡是”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符合毛泽东同志历来倡导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12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刊予以转载。由此在全国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5月18日，汪东兴向熊复传达中央决定，接替王殊出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同时指示：《红旗》杂志不要介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强调要把它作为宣传工作的一条纪律来遵守。
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的基本准则和要求。但对思想理论战线上如此重大的讨论按兵不动，引起社内外的议论和不解。
1978年8月，《红旗》杂志编辑部约谭震林写一篇有关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文章。谭震林在文章中论述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红旗》杂志总编辑要求把有关真理标准部分的内容删掉。谭震林表示：“如果是材料的取舍，可以商量；如果改观点，绝对不能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我已经想了两个多月，才想出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检验是错误的，就要敢于纠正。我就是拿这两个‘凡是’和他们的那两个‘凡是’相对抗。当前正在展开的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关系到全党的大事，要旗帜鲜明，决不能含含糊糊。现在群众中流传‘人民’上天，‘红旗’落地，就是因为《人民日报》积极投入了这场讨论，而《红旗》则一直按兵不动，采取不介入的态度，已经陷入非常孤立和被动的地步！发表我的这篇文章，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如果有谁来辩论，来找我谭震林好了！”
在此情况下，熊复给中央写请示报告。邓小平作出重要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在邓小平、胡耀邦的过问下，《红旗》杂志1978年第12期刊发了谭震林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的文章《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由此结束《红旗》杂志“不介入”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状况。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1988年4月21日，中央确定新刊的名称为《求是》，邓小平题写了刊名。原来这个刊名是李瑞环的建议。有一次在全国政协开会，李瑞环对《求是》杂志总编辑苏星说：“你们那个《求是》的名字还是我起的。1988年上半年开人大常委会，胡启立坐在我身边，拿一个写了一大堆刊名的单子在那里琢磨。说《红旗》停刊了，新刊还没有一个好名字。我想了一下，就在那个单子上写了两字：求是。没想到，竟被中央采纳了。”
1988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三届十八次会议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党校受中央委托主办党的理论刊物的方案》。方案确定刊物的性质为：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主办的全党公开发行的理论刊物。根据这一性质，中央批准：第一，享受《红旗》杂志原享有的纸张指令性计划供应和纸价补贴；发行费优惠25％；免除所得税；参加各种会议；按规定发给文件。第二，同国外党的理论刊物保持友好往来。第三，保留在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设立联络员的制度。
同年5月30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创办〈求是〉和撤销红旗杂志社的决定》。中央（1988）160号文件任命苏星为《求是》杂志总编辑，刘义立、苏双碧为副总编辑。
现在，人们通常把创刊于1958年的《红旗》看作是《求是》的前身。其实，从当时中央停办《红旗》和创办《求是》的初衷看，这是两份不同的杂志。中央明文宣布撤销红旗杂志社；《求是》不是改名而来的，是新创办的。虽然《求是》与《红旗》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甚至工作人员基本未变、办公地点未动，但二者的性质不同：《红旗》是中共中央主办的机关刊；而新办的《求是》则归属中央党校序列，在改由中央主办后，才真正成为第二份党中央机关刊。
《求是》杂志创刊至今分为两个时期，一为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党校主办时期，二为中共中央主办时期。
《求是》杂志创刊至1989年8月，为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主办的全党理论刊物，历时一年两个月，共出版28期。这一时期主要通过发表中央领导同志，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委负责同志的文章传达中央精神，着重对理论和政策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只发表过两篇社论，没有评论员文章。
《求是》杂志在这一时期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宣传：
1.把经济建设宣传放在中心位置
党的十三大提出“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经济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出现一些困难和问题。围绕中央确定的这一时期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求是》杂志把经济建设宣传放在中心位置。
（1）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成为我国的改革开放的开端，1979年至1984年，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但从1985年开始，出现了徘徊的局面。市场农副产品供求失衡，价格上扬。究其原因，主要是宏观调控政策不配套，市场发育和组织程度不完备。因此，建立与完善市场机制和双层经营体制，成为这一时期农业和农村改革的主要内容。
针对农副产品供应偏紧、价格上涨的舆论，《求是》杂志1988年第4期《当前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一文认为，当前农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一、农业的比较利益低，农民生产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积极性不高。二、对农业的投资减少，基础设施薄弱，农业发展后劲不足。三、农用生产资料供应紧缺。认为我国农业正处于开发时期，农业发展的潜力很大，前景广阔。进而从调整政策、增加投入、强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依靠科技进步、加强开发性农业和商品基地建设、发展创汇农业和外向型乡镇企业等方面，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把农业生产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措施。
为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求是》杂志1989年第9期组织“振兴农村经济笔谈”，分析当前粮食生产面临的困难和矛盾，指出“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日趋淡化，决策中存在向工业倾斜的问题”；提出要真正把农业“当作国民经济的基础，实行向农业倾斜的政策，使工农业协调发展”；并就增加农业投入、推广科学技术和增产措施、改革农产品购销制度、培育和完善经营主体、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农业区域开发、改善乡镇企业的政策环境、保护农业环境等问题提出建议。
针对长期以来贫困地区资金投入效益低、贷款回收难度大、脱贫效果不理想的问题，1987年10月，国务院决定拿出一定资金，直接交给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到贫困地区进行项目开发。这是国家在扶贫方面的新举措，受到各方面的欢迎和支持。《求是》杂志1989年第9期《联合开发：扶贫工作的新路子》一文，对这种联合开发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内容和形式、条件和面临的问题，进行全面阐述。
面对农业陷入新的停滞和徘徊，一些基层干部和农民开始探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完善的经营方式，有理论工作者也投入对农村土地经营目标模式的研究。《求是》杂志1989年第14期《农村土地经营形式的改革目标是什么》一文，围绕这一时期有关讨论中涉及的以下三个主要问题发表了意见：一、经营上是实行农户单一主体，还是农户、集体双层经营？二、土地制度是采取集体所有，还是搞土地私有，或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农户永佃？三、基层社区组织是单纯的行政自治组织，还是经济自治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自治共同体？
（2）国有企业改革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企业改革驶入快车道，集体企业和小型企业的活力明显增强。1987年上半年，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始在全国普遍推行，到1988年上半年，实行承包制的大中型企业已达82％，这是经反复实践寻找到的、当时认为实行两权分离的普遍可行的有效形式。为了从法律上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推进企业改革再上新台阶，1988年4月，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下称《企业法》）。这一时期《求是》杂志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宣传，围绕宣传落实《企业法》，紧紧抓住企业承包制的配套、完善、深化和发展。《求是》杂志1989年第11期《在治理整顿中完善、发展企业承包制》一文，针对承包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提出合理承包基数、认真兑现合同、推广竞争招标、搞好全员风险抵押、强化企业约束机制、抓好企业内部配套改革、完善行业承包、重视职工培训等对策。
对股份制性质和作用的探讨，是这一时期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十三大对此的提法是：“目前实行的承包、租赁等多种方式的经营责任制，是实行两权分离的有益探索，应当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股份制是社会主义企业财产的“一种组织方式，可以继续试行”。《求是》杂志在此期间发表了数篇文章对股份制予以高度评价，如1988年第4期《从承包制到股份制》一文认为，“不论扩大企业自主权还是推行承包制，都是限制在企业经营权范围内的，并未触及企业的财产所有权，企业负盈不负亏的问题并未解决，因此，企业还不可能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种情况告诉我们，企业改革还必须在配套完善承包制的基础上，向前深化、发展，走出决定性的步伐，即改革国有制，把承包制推向社会主义的股份制。这就是企业改革的第三阶段，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目标模式的实现阶段。”1989年第7期《上海股份制试点思考》一文，对有关股份制的一些认识问题以及试点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和总结，提出“实行股份制是深化企业改革的必然选择”。
（3）贯彻治理整顿方针
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批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决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求是》杂志1988年第7期《关于抑制通货膨胀的若干问题》一文认为，“日渐严重的通货膨胀是我们经济建设和改革道路上无法回避或绕开的一大障碍”。“能否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避免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不仅关系着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和社会能否安定，也关系着改革的成败。”并就生产建设和社会分配、消费以及商品流通、宏观管理方面应采取的措施发表意见。与此同时，《求是》杂志编辑部和中央电视台等，就贯彻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问题，在京联合举行座谈会。与会者围绕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当前通货膨胀的成因、特点，治理通货膨胀的重点与对策，贯彻中央治理整顿方针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等踊跃发言。《求是》杂志1988年第10期和第11期以23个版的篇幅，连续摘登与会者发言26篇。
围绕治理整顿这一主题，《求是》杂志连续、集中发表文章。1989年第1期发表时任总理李鹏的文章《把建设和改革的重点切实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对中央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方针的原因和工作重点，1989年经济工作的任务，深化改革应抓好的几个重要方面，进行全面阐述，为当年的改革和建设指明方向。
为进一步帮助广大读者正确分析形势，将社会舆论引导到有利于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1989年2月，《求是》杂志编辑部邀请中央和地方经济领导部门及研究单位的同志，围绕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贯彻落实中央治理整顿方针的情况、成绩与问题、前景与展望等举行座谈。当年第6期以13个版的篇幅，刊登与会者的发言摘要。此外，《求是》杂志还就几个月来贯彻落实中央治理整顿方针工作的评价、坚持紧缩会不会导致生产滑坡和出现“滞胀”、如何在治理整顿中继续深化改革等问题，发表专访。
2.突出抓好改革宣传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原有经济体制对整个经济活动的作用明显缩小，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日益扩大，我国经济体制进入新旧交替并存时期。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加快向新经济体制的过渡，党的十三大对改革的原则和模式做出新的概括。《求是》杂志创刊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宣传主要围绕十三大提出的重点来展开。
《求是》杂志创刊号发表《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规范和制度——我国改革面临的新课题》，提出“加快商品经济规模和制度建设，形成有利于商品经济发育和成长的新的经济秩序，已经成为目前我国深化改革所面临的重点课题之一”。“应当有重点地抓住实践中迫切需要而又基本成熟的东西，从搞活企业和有利于政企分开的方面入手，把各种经济主体的行为和它们之间相互关系规范化、法律化、制度化。”
针对1986年以来，一些同志主张绕开价格改革，否认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片面强调企业改革和所有制关系改革的观点，《求是》杂志1988年第3期《价值规律与价格改革》认为，“理顺价格关系，使价格结构及其变动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使各种商品的比价和差价具有经济合理性。这就要求改变价格形成机制，实现从行政定价体制到市场定价体制的过渡”。强调“价格改革不能绕开，改革的深化首先要过价格改革关，只有过好价格改革关，才能为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开辟更广阔的道路”。
《求是》杂志1988年第5期发表时任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李岚清的文章《加快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促进对外贸易发展》，论述加快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以承包为核心、以企业自负盈亏为突破口的外贸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以及当前需要着重抓好的几方面工作。
3.重视开展理论探讨和研究
《求是》杂志创刊适逢全党迎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许多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内容，初步构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轮廓。为帮助读者对10年来党在理论上新发展的概括有一个全面了解，《求是》杂志自创刊，连续开办“理论工作十年”栏目，每期发表一篇回顾、总结性文章。而且专门开辟“探索与争鸣”栏目，每期拿出约1／4的版面，对重大理论问题发表研究、探索性文章。涉及的主要问题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结合过程的模式转换，两种制度的“趋同”问题，发展商品经济与发展生产力的同一性，农村城市化道路，西方非均衡理论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借鉴意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当代实践，历史科学的特性和作用，中国封建主义的官僚政治与官僚主义，国外史学发展的趋势，“双百”方针的理论基础，对中国近代文化讨论的评析，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经典形态”向“当代形态”的过渡，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哲学基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潮的评论，对尼采价值观的评论，对苏联当代哲学的介绍等等。还围绕哲学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生产力标准、社会主义民主中的少数原则等问题，就不同意见展开讨论。
4.重视做好社会舆论引导工作
针对这一时期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实际情况，《求是》杂志在做好日常宣传工作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加强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尽可能在化解群众情绪、消解社会矛盾、创造和谐人际关系和良好社会心态环境方面发挥作用。
（1）精神文明建设与党建宣传
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失衡，是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尽管党的十三大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出现明显的倾斜。《求是》杂志发表文章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论述。如1988年第11期《精神文明建设四题》提出，“我们应确立这样一个基本方针，就是既要保证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又要保证政府的廉洁和社会的公平，这两个方面必须兼求并得，决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只要一个，不要另一个，更不能以牺牲一个为代价去换取另一个。”“要在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和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同时，重视精神力量对我们民族、我国人民的凝聚、鼓舞作用，把大力振奋民族精神，作为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主旋律’”。1989年第15期《谈谈对青年的政治教育问题》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我国经济和政治不断变革的时期，对青年的政治教育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的突出问题”；要“运用一切有效的方法，帮助青年形成比较稳定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政治情感，从而使他们的政治要求和政治行为，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规范。”同期发表的《倾斜与支撑——关于出版业的理论与政策》，从精神产品的特殊规律，论述近年来出版文化事业出现的倾斜和应该采取的对策。
（2）加强社会舆论引导
针对广大群众对消费基金膨胀等方面的意见，《求是》杂志组织发表文章，对消费膨胀问题的现状、特点，形成消费失控的原因，消费基金长期膨胀、抑制不住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解决问题的对策等进行论述。
腐败现象的存在和发展，是这一时期广大群众强烈不满的焦点问题之一。针对这种情况，《求是》杂志组织发表文章，对腐败行为的性质、特点，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严重性与危害性，惩治腐败、加强制度建设的对策与思路等进行论述。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刚刚平息的情况下，针对当时群众反映强烈的另一焦点问题——社会分配不公，《求是》杂志1989年第12期发表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的文章《认清消除社会分配不公现象》，对当时分配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分配不公的两种表现，进行深入分析。文章认为，当时分配领域是“平均主义的痼疾仍未治愈，在某些部门、某些领域甚至有所滋长和扩大”“少数从事‘第二职业’者、非工薪业者等与广大干部职工收入差距过大”这样两种情况并存。“特别是一些不法商贩采取买空卖空、欺行霸市、哄抬物价、掺杂使假、缺斤短两、偷税漏税等不正当经营手段，肆意侵害国家和群众利益，从中谋取暴利”；少数人“弄权渎职、贪污受贿、走私贩私等捞取不义之财”。文章分析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平均主义和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不能就分配抓分配，而要综合治理，从深化配套改革上找出路”，进而从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分配制度、强化政府功能等方面阐述解决问题的思路。由于当时正处于社会敏感时期，这篇文章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对于帮助群众化解情绪，消除疑虑，增强信心，提高认识，犹如及时雨。
（3）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
针对当时社会上一些人对五四运动的历史、性质以及重大意义的错误认识，《求是》杂志在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日的前两期，集中篇幅，突出安排发表有关文章，声势大，力度强，给读者印象深刻。
1989年3月17日，《求是》杂志和《中国青年报》等，以五四精神与中国的现代化为题，联合在京举办研讨会。与会者在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和基本特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弘扬“五四”民主与科学精神等问题展开充分讨论的同时，呼吁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要冷静思考，不要浮躁”。“在不满种种现象的同时，似乎更应认真分析其历史原因，意识到自己对复兴民族的使命，忍辱负重，为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求是》杂志第8期摘要发表研讨会的发言。
《求是》杂志1989第9期发表创刊以来第一篇社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社论指出，我们隆重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是因为这个震惊世界的伟大的爱国运动和高举民主和科学旗帜的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中国人民，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航向——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此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并逐步走向胜利。这一新的航向的指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进程，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进程。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道上，我们要继续高举爱国、民主、科学的旗帜胜利前进。”
（4）维护安定团结
1989年春夏之交，首都北京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求是》杂志坚持从全党全国大局出发，慎重安排。前期主要围绕学生、群众所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进行正面疏导。5月19日晚，时任总理李鹏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以后，《求是》杂志即在第11期全文刊发。6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编辑部又迅即决定将已经付印的《求是》杂志第12期停印，对版面进行重大调整，在显要位置刊登新华社电讯《邓小平同志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全文刊载《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中纪委关于严明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通知》。
随后出版的《求是》杂志第13期，拿出全部版面的一半刊登有关文章，如：《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1989年6月24日通过）》《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全文）》和社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8周年》。社论论述刚刚闭幕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重大意义，以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始终一贯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性，强调指出：“我们要学习邓小平的讲话，考虑过去，思考未来，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加点劲……使我们前进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更快。”
《求是》杂志第14至16期继续以大量篇幅刊登有关文章，如：《始终一贯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人民军队是人民利益的忠诚卫士》《坚持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怎样看这场风波的性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型军民关系》《总结过去，考虑未来，切实搞好党的建设》等。
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主办时期的《求是》杂志，从版面看，基本体现了《致读者》提出的指导思想和编辑方针：
第一，在涉及重大政治原则是非的问题上态度谨慎。编委会负责人经常提醒编辑人员不能因为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而发表对于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发生动摇的文章，从根本上怀疑、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
第二，理论色彩比较浓。所发表的文章都注重从理论上、思想上展开分析、研究，带有鲜明的理论色彩。1988年第1至12期“理论工作十年”栏目发表的绝大多数文章，对改革开放10年来有关领域理论研究的进展所作的概括、总结、介绍，有较高的权威性。“理论信息”栏目及时提供大量动态性的、比较客观而全面的资料。
第三，探索性突出。积极开展对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以及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探讨，解放思想、防止僵化。这一时期，不仅“改革开放论坛”栏目每期平均刊出两篇文章，“探索与争鸣”栏目每期刊出的文章平均也达到2.4篇；而且这两个栏目在每期的版面安排上也比较突出。其他栏目也发表了大量研究性文章，整个刊物的探索、研究气氛浓厚。
图2－12 《求是》1989年第17期第6页
第四，可读性较强。不少文章的标题设计、文字表述，比较生动、鲜明、个性化。栏目设置、版面安排比较灵活多样。多数文章篇幅较短。“绿野”副刊每期平均发杂文、散文约4篇，刊登一些文艺作品评析文章，起到活跃版面、增强可读性的作用。
如前所述，1989年8月，《求是》杂志改由中共中央主办（见图2－12）。1989年9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第17期在目录页上开始标明“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字样（见图2－13）。
图2－13 《求是》1989年第17期目录
1989年9月至今，《求是》杂志为党中央主办的全党理论刊物。这一时期，通过发表社论、评论和重点理论文章，召开座谈会和讨论会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基本理论问题和党与国家重要方针政策的宣传，指导性和权威性明显增强。
与我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相适应，1989年8月以来，《求是》杂志的工作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89年9月至1991年底）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选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强调要继续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努力纠正“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现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求是》杂志改为党中央主办以后，立即把宣传重点转向贯彻落实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
关于这一时期《求是》杂志的办刊方针，1989年第17期《〈求是〉杂志改为党中央主办》一文有简短的表述：“根据中央要求，本刊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将认真做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宣传。在当前，要着重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本刊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积极开展理论上的探索与争鸣，并在培养理论队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的宣传工作，主要是围绕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四件大事进行。
（1）关于正确认识形势、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
198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江泽民在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概括总结40年历史经验所得出的四个方面的基本结论。10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第19期，全文发表江泽民的讲话，并发表社论《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社论集中阐发江泽民概括的第一个基本结论，指出：“40年风风雨雨的战斗历程充分证明，新兴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动摇的。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
与此相配合，《求是》杂志从1989年第16期起开辟“光辉的四十年”专栏，连续发表康世恩、胡乔木、宋健、钱其琛等撰写的文章，从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外交等方面，以大量事实，雄辩地说明4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1991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前夕，《求是》杂志从当年第6期起开辟“社会主义在中国”专栏，以一些地区、行业、单位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经验，有力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真理。
（2）关于继续搞好治理整顿、深化改革
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求是》杂志对这次会议精神的宣传动手早，力度大。会前出版的第20期发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撰写的《消费需求膨胀的症结及其治理》。第21期发表李鹏1989年10月11日在全国生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正确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搞好治理整顿》。这些文章对会议精神的宣传做了很好的铺垫。全会后，第22期发表社论《统一认识 增强信心 搞好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同期又发表《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大决策》一文，对中央全会《决定》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进一步抓好治理整顿的必要性、根本目的和应注意解决的问题、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的关系等做进一步阐发。
1990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会议前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许多同志围绕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这个总题目，提出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思路。《求是》杂志刊发了大量有关文章。
（3）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澄清理论是非
《求是》杂志一方面围绕前些年有关思想政治工作本身的一些片面认识和错误做法，发表一些反思性文章；另一方面，结合一些重点问题，从理论上进行深入阐述。其中三篇本刊评论员文章引人注目：一是1990年第15期为纪念恩格斯逝世95周年发表的《社会主义需要权威》，二是1990年第21期《论灌输》，三是1991年第21期《论传统》。1991年第3期《从全球角度看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一文，从全球角度和现代世界的总体联系中，对社会主义的命运和走向进行深入分析，读者反映很好。该文获得1992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澄清近年来被搞乱的理论是非，在《求是》杂志改由党中央主办以后受到特别重视。如针对一些人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和公有制，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搞私有制的错误言论，1989年第19期发表胡乔木《中国在50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等文章。针对一些人对马列主义的贬斥和攻击，1989年第18期发表《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文章。针对一些人将改革与现行宪法对立起来，1989年第18期发表《我国宪法及其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不容否定》。针对一些人在军队建设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蛊惑性言论，发表《“军队非政治化”思潮剖析》。这些文章，对于澄清思想，分清是非，正确引导舆论，起到积极作用。
（4）关于加强党的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惩治腐败
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做出《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求是》杂志第6期发表社论《在全党普遍进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再教育》。
这一时期发表江泽民的三篇文章，受到全党的高度重视。一是1990年第13期《为把党建设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奋斗》，从充分认识搞好党的建设的重要性、迫切性，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坚持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切实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确保各级领导核心由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组成，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八个方面，全面阐述党的建设问题。二是1991年第12期《加强党的理论建设》，论述党的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呼吁全党更加重视学习、宣传、应用马克思主义。上述两篇文章都是经江泽民同意，作为《求是》杂志专稿发表，后由新华社发通稿，全国各大报纸转载。三是1991年第13期《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是一篇总结我们党70周年历史经验，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工作做出科学概括和全面部署的纲领性文献，《求是》杂志与各大报纸同时发表。
宋平《共产党员的历史使命》（1990年第14期）、彭真《实事求是，不尚空谈》（1990年第18期）、乔石《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1991年第18期）、王任重《关于领导作风的几个问题》（1991年第20期）等文章，读者给予高度评价。
关于民主法制建设，主要有列宁诞辰120周年时发表的本刊评论员文章《坚持列宁主义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等。
关于惩治腐败，主要有中纪委研究室文章《克服思想障碍，坚决惩治腐败》等。
总起来看，《求是》杂志这一时期的宣传工作有三大特点：一是导向明确而积极。宣传党在这一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十三届四中、五中、六中、七中全会精神，比较及时，力度大。二是指导性增强。发表了一批对全局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章，其指导性、权威性比创刊初期有明显增强。三是重点突出。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澄清理论是非的宣传尤为突出。
2.第二阶段（1992年初至今）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时，发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著名的“南方谈话”。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四大在北京召开，做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等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由此至今，《求是》杂志的宣传报道，主要是围绕贯彻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精神，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科学发展观和十七大精神，一一展开的。其中有关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110周年的宣传，有关建党80周年、90周年的宣传，有关新中国成立50周年、60周年的宣传，有关《江泽民文选》的宣传，有关“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宣传，有关爱国主义教育的宣传，有关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精神文明建设的宣传，有关党风廉政建设和法制建设的宣传，有关用科学战胜迷信的宣传等，是不同时段的重点和亮点。
《求是》杂志诞生于我国开启改革开放新征程10周年之际，在经历了一年多短暂的党中央委托中央党校主办后改由党中央主办。
《求是》杂志经受了1989年春天北京“政治风波”的磨砺和考验，经历了两年多密切配合党不断探索改革开放道路的过渡阶段后，又亲历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新的实践确立了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的光荣岁月。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求是》杂志亲历了这一伟大征程。
本书将上述《求是》创刊以来第二阶段的编辑思想归纳为“三统一”，即：导向与贴近相统一、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统一、对内宣传与对外宣传相统一，分三章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