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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5月25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全会通过了《关于创办红旗杂志的决定》：（1）五中全会决定由中央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6月初创刊。（2）决定由陈伯达同志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3）全党应当积极支持这个杂志，各级党委应当经常供给稿件。除了在中央成立一个编辑部以外，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应该分别成立一个编辑小组，负责征集、初步审定和修改稿件。
《红旗》杂志第1期于1958年6月1日问世，创刊号封面（见图2－1）以白底为基调，衬托出鲜红的刊名“红旗”两字，整个封面红白相间，朴实无华，体现了党刊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红旗》杂志创刊号仅有49页，除《发刊词》外，共发表8篇文章（见图2－2《红旗》创刊号目录），即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中共封丘县委《一个苦战两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陈伯达《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张闻天《关于美国经济危机》、柯庆施《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王任重《依靠群众，势如破竹》和郑刚《农具改良和技术革命》。从文章内容看，主题篇篇紧扣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从作者看，有党的领袖毛泽东，有时任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及地方的党政领导，彰显了《红旗》杂志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图2－1 《红旗》创刊号封面
图2－2 《红旗》创刊号目录
党刊是我们党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阵地和有力武器。党在筹建时期就办有自己的机关刊物《新青年》。此后，在各个历史时期，无论条件如何艰难，我们党一直坚持办刊，直到解放战争中期。党刊始终像一面旗帜，指引着中国人民不断奋勇向前。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一直考虑恢复党刊，办一份理论刊物渐成党内共识。1955年重建中央政治研究室，其目的之一就是为创办党刊作组织、人事准备。创办党的政治理论刊物是毛泽东非常关切的一件事。归结起来，毛泽东倡议创办党中央机关刊的动因主要有两个。
毛泽东历来重视党的领导干部理论素质的培养问题。1955年3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干部要“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为此要钻，要学，要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
1955年10月11日，他在扩大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讲话中提出：“各省要选择恰当的人，办好刊物，改善刊物，迅速交流经验。”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
当时正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全党面临一场全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宏大复杂任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此进行全面探索和实践。党的理论刊物的创立被提上日程。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办刊物”问题，说：“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个人每年搞篇把文章，事情就好办了。”“没有理论，凭什么做领导工作？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集体创作，开动脑筋，不搞出点理论问题不行。”
为了活跃党内思想，在领导干部中形成带头学理论、想大事、抓大事的风气，他提议创办党的理论刊物问题。
1958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这是毛泽东为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3月22日，毛泽东主持会议专门讨论创办党中央机关刊的问题。他说：“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
“刊物搞起来，就逼着我们去看经典著作，想问题，而且要动手写。这就可以提高思想。现在一大堆刊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不办刊物大家也不会去看书，尽讲抽象不算红。”
毛泽东提出创办刊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将《红旗》作为中国对外宣传其政策和理论的窗口，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逐步掌握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乃至世界的话语权。
1955年12月，针对当时新华社在发展国外工作方面思想保守、行动迟缓的情况，毛泽东明确指出：“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他极力主张中国在国际上应该享有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应该享有的发言权和话语权。
曾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的王力在其晚年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办《红旗》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中国人说话，全世界人都要听。毛泽东认为，这个目的达到了。那时《红旗》的重要文章一广播，真是全中国人全世界人都要听。”
当时正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时期，《红旗》刊登了9篇文章评苏共，在国际引起强烈反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毛泽东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愿望。
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创办国际性理论刊物的倡议。这也成为促使毛泽东决定尽快创办党的理论刊物的原因。
1958年1月31日，赫鲁晓夫致信中共中央，询问关于出版共同刊物事宜：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会议上，许多代表团提出关于出版一个国际性理论性刊物的建议。当时约定，愿意参加出版杂志的各国党，在进行必要的协商和准备工作以后，即着手实现这个建议。苏共中央认为，为了不使事情拖得太久，目前须了解哪些党打算参加出版这个理论刊物，并且就出版刊物的具体问题开始交换意见。
同年2月27日，毛泽东致电苏共中央：“中共中央同意在布拉格出版一个国际性理论月刊，作为参加这一刊物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合刊物。”
1958年8月，在《红旗》杂志创刊两个月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正式出版。中共参与这一国际性理论刊物的出版，一方面可以通过它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动态，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自己的经验和理论观点通过它发表出来，同其他国家共产党交流。一个是我们党参与其中的国际性理论刊物，一个是我们党内的理论刊物。两者遥相呼应，将毛泽东思想以理论经验的形式宣传出去，又将国际共运的动态引进来作为参考，真可谓珠联璧合。但遗憾的是，中苏公开论战期间，我们党于1964年宣布退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编辑部。对此，毛泽东后来认为，这是党在七大以后所犯的一个历史性错误。
图2－3 1928年11月20日创刊的党中央机关报《红旗》
我们党与“红旗”有着不解之缘。1928年11月20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见图2－3）在上海创刊。1930年8月15日，该刊与《上海报》合并，改出《红旗日报》（见图2－4）。1931年3月9日，更名《红旗周报》（见图2－5）。
图2－4 由《红旗》《上海报》合并而来的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第一期
图2－5 更名后的党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第一期
对于正在筹办的党中央机关刊，大家都希望毛泽东来命名。毛泽东说，走群众路线，让大家寻个好名字。有关单位便发动工作人员提建议，汇总后上报中央。毛泽东从中圈定了“红旗”这个名字。
《红旗》杂志创刊号《发刊词》开宗明义地指出：该杂志的“任务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级在思想界的革命红旗”。“中国无产阶级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就已经在中国思想界举起了自己的红旗。中国人民在这个旗帜的引导下胜利了。无产阶级要在这个斗争中取得彻底胜利，就必须充分地、全面地、深入地展开思想战线的斗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破除迷信，厚今薄古，打破旧传统，粉碎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从而把中国人民从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下面完全解放出来。”“毫无疑问，任何地方，如果还有资产阶级的旗帜，就应当把它拔掉，插上无产阶级的旗帜。”（见图2－6）
图2－6 《红旗》创刊号《发刊词》
作为中共中央主办的政治理论性刊物，《红旗》杂志在毛泽东晚年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倡议、筹备到创刊，毛泽东事必躬亲，心始终与《红旗》紧紧联系在一起。正是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刊物创办得以落实。
他指定陈伯达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并经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
《红旗》编委会由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张闻天、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舒同、陶铸、王任重、李达、周扬、许立群、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20人组成，阵容强大，囊括了当时中共中央所有的“笔杆子”。这个编委会名单也是毛泽东一一斟酌而拟定的。
毛泽东自少年时即以苦学练就深厚功底，承继晋唐以来狂草的神韵，经他自身长期挥洒融创，终于练成一手运笔潇洒豪放、布局得当、气韵出神入化、气势磅礴淋漓的“毛体”书法，真可谓龙腾虎跃，气象万千。
他在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他为《红旗》书写刊名20余幅，还特意在其中两幅题字旁分别注明“似可用”“比较从容”“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等字样，把生动活泼、极富民族特色、上下飞舞的红绸，变为笔下的狂草红字，充满艺术魅力和想象空间。笔格遒劲、气韵非凡、动静天成、洒脱奔放的“红旗”二字，就这样铭刻在中央党刊封面。
毛泽东亲自审定由胡绳执笔的《红旗》发刊词，批示说：“此件写得很好。”他还提议要在《红旗》杂志扉页上标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除参与筹备《红旗》出版的相关事宜外，毛泽东对创刊后的《红旗》杂志也倾注了大量心血。
他将自己新近写成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放在《红旗》创刊号发表。创刊号出版后，他仔细审读，发现有一处错误，为此专门致函《红旗》予以纠正，并提出“应列一个正误表，在下期刊出。”他细致严谨、一丝不苟的作风，深深影响着《红旗》杂志的工作人员。
毛泽东对重要文章、社论严格把关，对稿件作精心修改，对认为重要的文章首先推荐在《红旗》上发表，甚至亲笔为《红旗》编辑部写约稿信。如：他从《光明日报》上看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同志写的有关机位设计的文章，很感兴趣，便给作者写信请他们再写一篇更详细的文章，以《红旗》编辑部名义发出。这对《红旗》工作人员来说深感亲切又备受鼓舞。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从中苏论战到“四清”运动，再到“文化大革命”，《红旗》杂志充当着“急先锋”的角色，成为重要的舆论工具。而经毛泽东批示、刊发在《红旗》的文章，往往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成为毛泽东发动政治运动的舆论先导。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红旗》杂志是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的产物。
《红旗》杂志第一届编委会由中央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中理论水平高、写作能力强的同志，以及宣传理论系统的负责人、党内学术理论专家组成。其中时任政治局常委1人，曾任政治局常委1人，政治局委员6人，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书记处书记1人，候补书记2人，中央委员12人，候补委员1人，省（市）委书记6人。
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彭真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协助邓小平负总责，他同时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长。
王稼祥、张闻天是我们党著名的理论家、早期重要领导人，都曾留学苏联，且都担任过驻苏大使。王稼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对外联络部部长，张闻天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张闻天曾在历史上一个相当长时期担任我们党的重要领导人，上个世纪30年代初被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后作为政治局常委在中共中央负总责。他长期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解放》周刊主要负责人、《共产党人》编辑；七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曾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和《红旗》《实话》总编辑。遵义会议后，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组成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
陆定一延安时期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发表过一系列关于党报理论、新闻学方面的文章，对毛泽东新闻理论的诠释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长期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康生上个世纪30年代初，先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职工部部长。延安时期先后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七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党内有名的情报和肃反专家。八届十中全会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
陈伯达、胡乔木长期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是党内有名的两大“秀才”。前者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后者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陈伯达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被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八届十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常常戏称他为“老夫子”，可见陈伯达当时在中央的声望。胡乔木从1941年2月起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直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1942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展后，他参与领导文艺界的整风运动，与作家们建立了良好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社长、新闻总署署长、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八大当选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延安时期，他协助毛泽东编辑供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史用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重要历史文献，参与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加《毛泽东选集》第1至4卷的编辑工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
柯庆施、李井泉分别为上海市委、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在八届五中全会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李井泉与毛泽东素有渊源，井冈山时期曾在毛泽东身边担任红四军司令部政委办公室秘书兼管后勤总务。
舒同、陶铸和王任重分别为山东、广东、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毛泽东对舒同一直非常赏识，红军时期就因舒同擅长写作和书法而称其为“党内一支笔”“红军书法家”。新中国成立后曾内定他为“特殊情况下的台湾省委书记”，后又打算让他担任人民日报社长一职，又因中央已任命其担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而没有如愿。
延安整风时期，陶铸成为“抢救”对象，受到毛泽东的保护，有幸得以解脱。
陶铸积极支持毛泽东的“大跃进”，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指出“反冒进”这个方针性错误的教训，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路线的时候，革命就能取得胜利，反之就一定蒙受损失。”
他强调要学习毛著，认为“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的著作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一系列的根本原理上，捍卫与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著作，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说来，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好的教科书”
。王任重是毛泽东非常欣赏的地方干部。八大二次会议上王任重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又被毛泽东列入《红旗》编委名单，成为三个外地编委中最年轻的一位。
李达是中共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在诠释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之处，宣传和阐释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尤以《〈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最为著名。毛泽东多次评价他为“理论界的鲁迅”
。这位长期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泰斗级人物、武汉大学校长、中共八大代表，在理论界、学术界、教育界等领域拥有很高的威望。
周扬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1937年到延安，得到毛泽东信任和重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负责文化宣传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是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的主要领导，具体负责中央部署的各种文艺运动和思想斗争，发表过许多重要的文艺讲话。自延安之后，积极宣传毛泽东文艺理论。
以上编委均为高级领导人物。另有五位编委具体负责《红旗》杂志的编辑工作。其中，许立群、胡绳、邓力群、范若愚四位编委均为八大代表，长期从事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
许立群曾任《中国青年》杂志主编、辽吉省委胜利日报社社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处长、副部长，兼任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局长。
胡绳曾任《新华日报》编委，1955年后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他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哲学、历史、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及写作，发表过哲学和历史学著作，在报刊上发表过大量文章，在学术界、文化界影响广泛。
邓力群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经济理论研究，曾长期担任刘少奇的秘书，“但没有给秘书名义”
。
范若愚1956至1959年间担任周恩来的理论秘书，1958年兼任刘少奇的学习秘书。因其对列宁主义研究较有成就，曾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赞扬，称其为我国“研究列宁主义问题的专家”
。
王力，原名王光宾，早年曾用笔名“王力”写过一部描述农村土地问题的小说《晴天》，得到毛泽东和康生的赏识。“在1957年写了几篇重要的文章，受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欣赏”，还“参加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篇文章的整理和发表的工作”，“1958年创办《红旗》杂志，毛主席同王稼祥等同志商定要王力参加创办《红旗》，作为主管国际问题的编委”。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红旗》杂志编委名单的拟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但遗憾的是，由于成员分散在全国各地，工作繁重，会议召集困难，这个大编委会只在《红旗》杂志创刊号出版前召开过一次会议。因此，1959年中央决定成立一个由《红旗》杂志总编辑、副总编辑以及四位编委组成的编委会，主持《红旗》的日常工作。
关于《红旗》杂志的30年，《中共中央党刊史稿》（下卷）从四个方面做了回顾
。
《红旗》从问世到停刊，30年共编辑出版544期，发表文章近万篇。这些文章，从今天的认识水平看，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看都是正确的，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考验；二是当时认为是正确的，尔后随着实践的深入和认识的提高，而显露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和错误，带有明显的认识局限性；三是在当时就是不正确的，有明显的错误。这几种情况的构成比例，在不同时期大不相同。
文章的正确与否，同作者、编者直接相关，但就其论述内容和倾向，起关键作用的是当时党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党刊作为党的喉舌，所刊文章要反映宣传党的主张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这些文章的正确性便有了可靠基础；反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不管作者有怎样的生花妙笔，也难以把错误说成是正确的。对“文化大革命”10年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0年《红旗》在宣传方向、原则、内容及读者反映加以比较，即可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在这一路线指引下，党的优良传统得以发扬，马克思主义原理得以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到全面执行。因此，这个时期所刊文章，尽管由于认识上的局限而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从总体上说，是朝着正确反映实际情况及事物内在联系的方向努力的，是一步一步向着真理靠近的，从而推动着理论的发展。
正反两方面的事实昭告我们，要更加自觉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坚持贯彻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办好党刊的灵魂和最根本的思想保证。
作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是综合性的理论刊物，凡天上地下，古今中外，可以无所不谈。但是，刊物的性质又决定它必须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中心，以科学理论武装人为经常的、基本的任务。而且，这种宣传只有紧密联系党所进行的各项工作的实际，才能吸引人，影响人，更具有说服力；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才能从新的实践中不断得到生长因素，更好地发挥其指导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
《红旗》杂志在发刊词中就明确申明理论联系实际的办刊方针，并在长期的实践中贯彻这一方针，形成自己独特的办刊特色和风格。当然，《红旗》杂志有不少文章出现问题，站不住脚，但这不是由于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方针造成的，而是执行党在这一时期错误指导思想的结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党在全国执政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得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是经济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科学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一基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全面、正确、积极地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理论，是贯穿党刊全部工作的核心内容。
1983年，邓小平为纪念《红旗》杂志创刊25周年题词：“理论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党对党刊要求的科学概括，为办好党刊、发展理论指明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是不是抓住这一点不放，紧紧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做文章，研究现代化建设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开创新局面，成为衡量党刊办得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离开现代化这个最广阔、最丰富的题材和内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会因脱离中国大地和时代潮流而枯萎，党刊也就失去发展的支撑点和生命力。
经济建设与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党刊在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同时，始终注意坚持和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宣传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随时排除“左”的或右的干扰。党刊始终成为四项基本原则最坚定的维护者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积极的宣传者。
改革开放是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党刊把改革开放作为自己重要的宣传内容和题材，成为改革开放理论最热心的探索者，改革开放实践和经验最有力的推动与传播者。作为世界大国的执政大党的党刊，负有向世界传达中国主张、介绍国际发展情况、科学分析国际形势的任务，发表引起世界关注、在世界发生影响的文章，努力把自己办成具有国际声誉的大刊，是党刊富于时代气息和生机的一个重要表现。
1.要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作指导
要有一个有利于理论、学术研究与探索的民主气氛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浓重风气，在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方向的同时，全面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探索，鼓励创新，鼓励讲真话、实话，提倡不同观点的平等讨论，形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社会是这样，编辑部更是这样，要真正成为一个既利于个人进步与创造，又能团结一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的集体。
2.要有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编辑队伍
这支队伍要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科学文化专业水平，对现实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树立起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和文风，能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释难点；政治坚定，思想敏锐，能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同时在工作上又独立负责，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敬业爱岗，钻研业务，养成浓厚的学习习惯和研究理论、切磋文章的风气，随时关注、了解、吸收国内外新的事物、新的文明进步成果，跟上时代潮流的飞跃发展，同时又眼光开阔不断追求，敢于突破旧的观念束缚，积极创新；对工作一丝不苟，追求高质量、高水平，随时提出切合时代要求、群众关心的好选题，组织或撰写出有一定理论高度、对实际问题分析有一定深度又具有文采的理论文章，使党刊办得生气勃勃，紧贴现实。
《红旗》杂志始终重视对工作人员能力的要求和培养，提出编辑人员要具备四种知识和四种能力。四种知识，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知识、有关专业知识、一定自然的和社会的科学知识。四种能力，即编辑写作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包括作者和读者）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为此还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比如，举办各种讲座，请党内外专家学者主讲；举办中青年编辑培训班，进行系统政治与业务教育等等。同时还特别注重对编辑人员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和思想方法的培养，严格要求，日积月累，在编辑部内逐步形成一股良好风气，培养出一批理论业务骨干。
3.要始终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
1979年2月，胡耀邦在致《红旗》杂志正副总编辑的信中，就写好理论文章的群众路线问题作过具体说明：“希望你们好好走群众路线，在内部，要发动大家反复研究，反复修改；搞东西，在外部，约那些真有理论水平的同志写（每次要提早约），并且诚心诚意地同他们反复讨论，研究改好。”这是就写稿而言。就整个杂志来说，群众路线一是办刊者一定要把广大群众、广大读者关心的问题放在自己最关注的位置上，加强同各地各级党组织、广大干部和读者的联系，随时了解他们的意见，反映他们的要求，传播他们的先进经验和工作业绩，取得他们的支持、帮助和监督；二是广泛团结思想界理论界人士，及时发现文章和作者，深入了解作者研究情况，不断扩大作者面，密切同作者的联系和交流，把编辑部的组稿意图和关注重点告诉作者。这两个方面概括起来，就是一个面向，一个依靠：面向读者，让读者喜欢看；依靠读者，使他们愿意为刊物写。做到了这些，才会经常有好的文章出现，从而赢得更多的读者，发挥更大的作用。
《红旗》杂志发刊30年，积累了办好执政党党刊的丰富经验，也有很多沉痛教训，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对新时期办好党刊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