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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是儒家十三经中最为短小精练的一本书，与其说是书，不如说是一篇文章，因为《孝经》通篇不过 2000 字（今文《孝经》内容 1799 个字，加标题共 1903个字），但作为儒学的重要典籍之一，《孝经》是儒家学派论述“孝道”和“孝治观”的集大成者，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王侯乃至百姓一直都给予它充分的关注。《孝经》关切伦理次序，明确“父子”、“君臣”两伦，其所蕴含的核心思想是立身行道、孝敬父母、扬名显亲、移孝为忠等。在经历秦皇坑儒焚书，汉唐孝道实践，宋代理学推崇，元明清愚孝盛行之后，《孝经》一直都是封建王朝极力推崇之作。尤其自汉代以降，各朝皇帝都把它视为治世圭臬，利用《孝经》教育子民，传播孝道，巩固宗法家长制度，维护王权统治。先后有五百多位学者和九位君王为《孝经》注解释义。“《孝经》是儒家关于孝道的专论，其思想全面完备，把孝之地位与作用推至极致，成为儒家极其重要的经典，它是对孔、曾、孟孝道思想的全面继承和发展和阐发，标志着儒家孝道理论创造的完成。”
近代的器物改良、新文化运动，《孝经》失去了“圣典”地位，而且被视为封建王朝残根余孽，惨遭批判。觉醒改良者谭嗣同认为，“父为子纲”压抑人性，薄仁寡义。鲁迅认为，应该摈弃传统孝道压抑孝子个性，强调孝子单方义务的思想；做父亲应该为子女日后的成长发展服务，尽力教育，完全解放，甚至牺牲生命。“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
除了声讨之声的汹涌澎湃之外，还有学者对“孝”予以肯定和支持，如现代新儒学奠基学者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在某一意义上，可谓为‘孝的文化’。”
讲到：“就在儒家领导之下，二千多年间，中国人养成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除最近数十年浸浸澌灭，今已不易得见外，过去中国人的生存，及其民族生命之开拓，胥赖于此。这种精神，分析言之，约有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
从他对中国文化特征的概括，可以看出其肯定孝在历史的作用和角色。理学大家马一浮则强调：“六艺皆以明性道，陈德行，而《孝经》实为之总会。”
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儒家学派，以批判继承的观点重新审视传统孝道，坚持“返本以开新，守常以应变”的传统原则，继续研究、宣传、继承儒家孝道。新儒学派代表人物和作品有：马一浮：《孝经大义序说》（1940 年版）；冯友兰的《新事论》（1940 年版）；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版）；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1953 年版）；谢幼伟：《孝与中国社会》和《孝治与民主》（1969 年版，收录于《中西哲学论文集》）；成中英：《论儒家孝的伦理及现代化：责任、权利与德行》（载《中国论坛》〈台北〉，1986 年 6 月号）以及杜维明：《儒家思想新论》（1995 年版）等等。
在“文革”期间“批林批孔”的浪潮中，传统孝道再次受到打压抨击；改革开放以来，对《孝经》的研究在中国大陆似乎更加消沉静寂了，以至于渐渐淡出现代人的视线，《孝经》也成为遗留在历史长河中的儒家一部书的名称而已。
在此期间，港澳台学者对《孝经》的研究并未停止脚步，台湾学者凭借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不断对《孝经》进行考量阐释并取得颇为丰硕的成果，主要学者及著作有：朱领中：《孝经白话解说》（1955 年版）；乔一凡：《孝经通义》（1956 年版）；陈慧复：《孝经讲义》（1963 年版）；赵东书：《孝经新解》（1967 年版）；严协和：《孝经白话注释》（1967 年版）；张严：《孝经通识》（1970 年版）；史次耘：《孝经述义》（1972 年版）；黄得时：《孝经今注今译》（1972 年版）；林敏唐：《孝经管窥》（1976年版）；陈铁凡：《敦煌本孝经类纂》（1977 年版）；林宇牧：《孝经故事》（1981 年版）；陈铁凡：《孝经学源流》（1986 年版）；郭明进：《孝经》（1991 年版）；林安弘：《儒家孝道思想研究》（1992 年版）；东方桥：《孝经现代读》（2002 年版）；叶光辉、杨国枢：《中国人的孝道》（2009 年版）等等。
世纪之交，随着“文明的冲突”在世界范围内的愈演愈烈，国人的道德水平的偏颇失度，信仰的缺失迷离，社会诟病的陡然增多，使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极为强烈的声音，那就是迫切要求从传统道德的土壤中汲取营养并成为新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由此，国内涌现出一大批研究传统孝道的学者。除了新儒家学派的各位学者外，还有现代的代表学者有：罗国杰、魏英敏、万俊人、何怀宏、朱贻庭、吴崇恕、戴兆国、陈爱华、谭德兴、邓立光、肖永明、舒大刚、杨国枢、史少博、陈一风等。撰写关于《孝经》专著的学者及其作品有：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2001 年版）；韩德民：《孝亲的情怀》（2001 年版）；藏知非：《人伦本原——＜孝经＞与中国文化》（2005 年版）；汪受宽：《孝经译注》（2007 年版）；宫晓卫：《孝经：人伦的至理》（2008 年版）；陈爱平：《图说孝道》（2008 年版）；李晶：《孝道文化与社会和谐》（2008 年版）；姚淦铭：《孝经的智慧》（2009 年版）；李宝库：《中华孝道故事》（2009年版）；曹建功：《图说孝经故事》（2009 年版）；李一冉：《孝道》（2010 年版）；杨汝清：《〈孝经〉与成功人生》（2010 年版）；钟茂森：《＜孝经＞研习报告》（2010 年版）、《钟博士简讲＜孝经＞ 》（2010 年版）；大连老年学会：《源远流长的中华孝文化》（2010 年版）；许刚：《中国孝文化十讲》（2011 年版）；张云风：《漫说中华孝文化》（2012 年版）；肖波：《中国孝文化概论》（2012 年版）；舒大刚：《至德要道：儒家孝悌文化》（2012 年版）等。目前，研究《孝经》、孝道的学者中，肖群忠教授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钱钟茂博士的《孝经》讲授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姚淦铭《孝经的智慧》在网上可免费下载阅读，好评如潮；在 2011 年新春佳节的初一至初六，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连续播放了朱翔非先生所讲的《中华孝道》讲座，影响深远。
《孝经》越来越受到关注，因为孔子所言《孝经》之“孝”，源于其仁爱思想，与各种肤浅的爱的说教相比，具有永恒的、世界性的意义。“不论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类只要还作为与动物不同的人而存在着，就不能没有基于人的社会性的互爱。虽然这种爱在过去、现在以至未来，都曾经遭到，并且将会继续遭到种种的践踏、凌辱和摧残，但人类只要还想作为人而生存下去，他就不可能完全没有这种爱。这正是孔子思想的强大生命力所在”。
对于古代中国帝王以孔孟之道作为治世哲学，黑格尔认为：“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的哲学，构成中国人教育、文化、和实际活动的基础”
；对于国人言传身教实行孝道，黑格尔则在《历史哲学》中概括出：中国国家的特征是客观的家庭孝敬。孟德斯鸠认为：“中华帝国构建在治家的理念之上。”
孝道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国外学者的认同如出一辙。研究孝道的外国学者
对《孝经》的研究囿于史学或文献学，对其内容和义理进行较为深入研究的国外学者则并不多见。欧美学者对《孝经》的认知程度远远落后于《易经》，但《孝经》中所体现的“孝”却有一种成为“普世文化”的意义。最近在网上流传颇广的一篇文章Where are we heading，文章以“Family ＝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来结束全文，体现孝亲的真实情感。比尔·盖茨在接受意大利《机会》杂志记者采访时曾经说过“天下最不能等待的事情莫过于孝敬父母！”与此同时，日韩对《孝经》的理解、传播和推崇近年来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日本，把儒家思想的“忠孝”普遍运用于社会，是在日本的德川时代，涌现出了如中江藤树等一大批研究《孝经》的学者，有关《孝经》作品共 199部。
日本通过仿效中国之孝，改造为具有日本人民族特色的“忠”的思想，在当今的日本社会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韩国，2007 年 7 月《孝行奖励资助法》在韩国国会获得通过，从而使孝道教育与孝亲奖励获得法律上的支持，韩国依旧沿用《孝经》教育思想对国民进行孝道教育，成就了大韩民国特色鲜明的“孝的社会”。新加坡利用《孝经》，利用儒学，走出了一条别具一格的“儒家资本主义”道路。
回顾历史，早在十八世纪初，《孝经》的外文版本就已经出版发行，1711 年，比利时教士卫方济用拉丁文译本的《中国六大经典》在布拉格出版问世，洋洋洒洒共计 608 页，其中就有《孝经》（
Filialis observatia
）；法国传教士韩国英在 1779 年也把《孝经》翻译成了法文本出版；来华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于 1835 年把《孝经》翻译成英文；1879 年，就职首任牛津大学中文教授的理雅各在 1879 年为《东方圣书》系列译著提供《孝经》的英文译本；1908 年华裔汉学家程艾凡出版了《孝经》的英译本（
The Book of Filial Piety
）；1998 年刘瑞祥、林之鹤的（
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孝经》英译本问世。在西方，《孝经》开启了漫长的让西方人认知的旅程。美国著名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认为：“在中国，身为人子不孝则为人不齿。即便在国家的观念来看，孝悌也重于忠君和事国”
；《孝经》中所倡导的“孝（filial submission）是德行之首，忠（loyalty）君忠国始终都不能逾越孝，即使是在后来实质上并不宗儒的帝国里，也得接受孔子这些原则。”
2010 年，美国著名学者汉学大师罗思文（Henry Rosemont）和安乐哲（Roger T. Ames）从哲学角度对《孝经》进行了诠释，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生民之本：＜孝经＞的哲学诠释及英译》这部《孝经》研究专著，代表了西方学者对《孝经》研究的最高成就，两位教授认为《孝经》是儒家先哲智慧的凝结，是中国古代伦理秩序形成的重要典籍，孝道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孝既是人立身行道之本，亦是施政取民之基。”
国内外学者对《孝经》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别，第一种类型是对《孝经》进行解说；第二种类型是对《孝经》的勘误；第三种类型是对《孝经》的考证与辩伪；第四种类型是《孝经》的童蒙类研究；第五种类型是绘画书道类；第六种类型是批注或注疏类，此外还有歌类、杂说和实用等研究类别。综合起来看，国内外学者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孝经》进行研究的：一是对《孝经》的作者、成书年代进行考辨，多从文献学、历史学的角度来分析。二是对《孝经》的内容进行梳理，发掘如“孝为德本”、“五等之孝”等理论内涵。三是把《孝经》与《古文孝经》、《女孝经》、《忠经》等的进行比较研究，阐述《孝经》的地位和影响。四是研究《孝经》及孝行的当代价值和哲学意义，这也是本人借鉴前辈的研究成果继续展开研究的基础。五是对《孝经》十八章内容逐一注释，解读。六是阐述关乎行孝道的一些事例、故事，如二十四孝等。七是把《孝经》转化为书法、绘画、歌曲等文艺形式。
学者关于《孝经》及孝道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对《孝经》进行现代阐释则难有共识，从人格角度分析《孝经》的学者几乎未见，把《孝经》的义理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则更鲜有论及，能够把《孝经》义理用于指导现实社会实践的论著凤毛麟角。“人文学者所探讨的是孝道理论层次的应然问题，而不是孝道生活层次的实然问题。”
归纳起来，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遗憾：一是没有对《孝经》提出新的解释性学说；二是对“孝”的民族特质深层次分析还比较薄弱；三是缺乏对《孝经》的现代阐释和各国的借鉴和应用研究；四是辨析《孝经》义理的时代特征不明显，与现实结合不够紧密。
但是，前辈的智慧成果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和借鉴，阅读他人的著作，一则可以为本人未来的探索指明方向，二来可以缩短本人思考的过程，所以，本人才有足够信心和勇气去从事《孝经》的借鉴与应用的写作与研究工作。在这里，向现代新儒学的开创前辈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马一浮等表示敬仰，对秉承新儒学旗帜的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等深表敬意，对现代新儒学的继承者表示敬重，感谢前辈为晚辈的研究指明方向，提供翔实材料和传递深层智慧。
附：《孝经》原文（见本书附录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