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孝经》

1.唐代对《孝经》的重视

（1）玄宗定注《孝经》

中国历史上的魏晋隋唐时期，是对儒家思想相对削弱的时期，随着玄学的兴起，道教的推广，佛学的兴盛，出现了中国文化兼容并蓄，多元发展的特点。儒家孝道虽然不及汉代时期达到的鼎盛，但是孝在社会上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王朝都将《孝经》立于学官，广泛传播。在此期间，梁武帝创设《孝经》助教官职，学者编写的《孝经图》、《大农孝经》、《女孝经》等相继问世，积极普及孝的理论和孝的伦理。北魏孝文帝诏令将《孝经》译成鲜卑语；宣武帝和孝明帝都亲自宣讲《孝经》等。隋文帝建国伊始，便感慨道：“唯读《孝经》一卷，足可立身治国。” 隋炀帝于大业三年夏四月下诏书曰：“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性敦厚，立身之基。”

唐高祖李渊起初是信奉佛教的，建唐之后，为了突出李氏之尊，奉老子为祖先，这样唐初就出现了儒、释、道三种思想流派的冲突与并存的状态。李渊经常聚会三方人士，让他们宣传其学派教义，儒家的教义是《孝经》，通过讲论《孝经》，宣传儒家的孝治思想和孝道精神。魏征在《隋书·经籍志》“经部”中把《孝经》放在六经之后，提到《论语》之前，这开了一个先河，即《隋志》以后的历代官修书目都把《孝经》放在六经之后，《论语》之前，从而确定了《孝经》在经部中的地位。唐高祖李渊曾下诏称：“民察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 唐太宗秉承父亲治国方针，兼听“儒道释”三家之言，但在治国谋略上还是侧重于儒家的“礼政刑教”。

唐玄宗时，唐王朝经历了武则天改朝换代和韦后作乱，政局刚刚结束动荡，社会秩序也比较混乱，在这种背景之下，亟待重建儒家的政治秩序，发挥“孝”的教化功能和凝聚作用，所以，唐玄宗开始潜心研究“以孝治天下”的理念和价值，重视《孝经》的教化思想和治国方略。他对《孝经》的关注，第一，他想用《孝经》的“孝道”教化天下百姓以及拥兵自重的四方诸侯“移孝为忠”。第二，要想对民众教化，必须有一部权威的《孝经》译注，而在当时，魏晋南北朝以来注家众多、思想分歧严重，而且散落亡佚甚众。据《隋书·经籍志》统计对《孝经》译注的竟有五十余家。因此，统一思想的《孝经》经义就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

贞观十四年三月丁丑，他还亲自到国子学聆听祭酒孔颖达讲《孝经》。于开元七年，下诏令质定《孝经》：“《孝经》、《尚书》有古文本孔郑注，其中指趣，颇多蹖驳，精义妙理，若无所归，作业用心，复何所适？宜令诸儒并访后进达解者，质定奏闻。” 对于《孝经》的重视，首先解决的古今《孝经》的优劣辩论，孔注郑注的取舍校订。玄宗最后定夺：“郑仍旧行用，孔注传习者稀，亦存继绝之典。” 开元十年，唐玄宗参用孔传、郑注以及韦昭、王肃、虞翻、刘劭、刘炫、陆澄等人的注解，参照今文《孝经》，作了“御注”。天宝二年，玄宗又作了增补修订，重注《孝经》，亲书刊石，颁行天下。他褒奖孝行，访求孝悌儒术之士，重视《孝经》的普及。唐玄宗两次注释《孝经》，堪称将《孝经》的经学地位又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唐玄宗“亲注”《孝经》的过程如下：唐玄宗于开元七年三月一日，令博学名望儒臣——元行冲来主持《孝经》注释及疏义工作。在元行冲的主持下，他汇集诸家注本与经学，历时二年多完成新注。随后，唐玄宗为《孝经》做注，即：“十年六月二日，上（唐玄宗）注《孝经》，颁于天下及国子学。” 这就是“玄宗御注《孝经》”，又称“开元始经”，颁行天下及国子学，这是唐玄宗为《孝经》第一次作注。其后，元行冲继续主持为御注作疏的工作，元行冲完成《孝经义疏》三卷，列于学官。

至天宝年间，唐玄宗担心《孝经》义理“至赜难明，群疑未尽”，因而决定对《孝经》进行再次修订御注。唐玄宗于天宝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下诏，又亲自增补修订开元御注，第二次为今文《孝经》作注，亦颁布于天下。

唐玄宗两次为《孝经》作御注，又亲自用八分隶书亲手书写《孝经》，刻之于石，立于太学，即所谓的《石台孝经》。此《孝经》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西安市碑林博物馆，是著名的“碑林之首”。唐文宗时期，于太和年间，命令将儒学九经加上《孝经》、《论语》、《尔雅》刊刻于石碑之上，并于开成年间完成，这就是史上著名的《开成石经》或叫《太和石经》。开成十二经为后来宋代十三经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由上述可知，唐玄宗通过对《孝经》的正定与御注，是对由汉至唐期间《孝经》学的研究成果的全面总结。儒家经书《孝经》以“御注”形式出现，反映了《孝经》伦理对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秩序具有重大的现实功效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2）科考必修《孝经》

唐代是科举制度完备时期，唐代科举考试分为“常科”和“制科”两大类。“常科”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制科”是由皇帝临时确定科目举行的，其名目繁多。仅《唐会要》卷七十六《制举》中就记录有七十八科次。士子最主要报考的是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主要考试两部儒家经典；进士在唐初考试时务策五道。唐制定儒家正经有九部，把《礼记》、《左传》定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是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叫作小经。学业有“通二经”、“通三经”和“通五经”。所谓“通二经”，要能学好一大、一小二经，或者两个中经；“通三经”则要大、中、小各通一经；“通五经”必须大经全通，还要中、小经各能一通。所有的学生都要能兼通《孝经》和《论语》。也就是说，唐朝科举选拔人才，《孝经》是必须研修的，也是考试必考的儒家经书。隋唐以后，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参与过科举考试，而且产生了一大批名家学者。对于十岁以下的童子应试，唐朝法律规定：“童子举人，取十岁以下者，习一经，兼《论语》、《孝经》” 儿童也必须对《孝经》能够精通掌握。

唐代缘何重视包括《孝经》在内的儒家经义？唐玄宗在《孝经注疏》当中阐释了儒家“礼政刑教”的治国作用：“以之道则国治，以之德则国安，以之仁则国和，以之圣则国平，以之义则国成，以之理则国定，此御政之礼也。”

（3）《唐律》重孝

《孝经》所言的孝，其基本释义的“善事父母”在国家法律中多有体现，并被统治者高度重视。自秦汉以来，国家制定法便形成了以“律”为核心，令、科、格、式等为补充的法律体系。律是刑法典，规定犯罪和惩罚；令是行政法典，是行政规则和行政制度的总称，格为补充法典，式为具体细则。《唐律疏议》是嬗合《孝经》思想在唐朝的现实应用。《唐律疏议》又称律疏、唐律，是唐朝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编，是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共三十卷，12 篇502 条。《唐律疏议》的功能虽说是“正刑定罪”，但由于其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因此被誉为中国法学领域的百科全书，是封建王朝立法的巅峰之作。如果说《孝经》阐述了“孝”的巨大理论意义，那么《唐律疏议》则把《孝经》之“孝”通过国家立法来展现其巨大的实践意义。《唐律疏议》在开篇中写道：“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可见，《唐律疏议》的立法的核心思想是维护皇权，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严惩违反家庭伦理道德的犯罪行为。唐律立法的儒家化倾向，使整篇唐律对“孝”十分重视，“在唐律律文及疏议中涉及孝的条款有 58 条，约占全部条款的 11％左右。” 关于“孝”的 58 条法律条文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不孝罪的惩罚，唐律在开篇就将“不孝”列为十恶之一，“不孝”有 8 种不孝行为：“不孝，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缺；居父母丧，自身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轻则施以笞、杖之刑，重则施以绞、斩极刑，如：“告祖父母、父母者，绞”，足以见得唐律对孝道的极度重视和对“不孝”的严惩。另一类是对孝行的保护。如定型于唐代的权留养亲制度（指对于犯死刑、流刑等重罪人犯，家中尚有年事已高或残疾、卧病在床的直系血亲，法律特许其居家服侍，直到直系血亲死后，再去服刑的一种制度）、同居有罪相为隐制度。这条制度源于“父为子隐，乃慈父也；子为父隐，乃孝子也。”就是相互隐瞒对方过错，法律不予追究。唐代则将相隐的范围扩大到同居者，“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 此外，唐律还规定了如果祖父母、父母被人殴打，子孙前往救助，致使对方受伤的也会从轻处罚。如：“祖父母、父母及夫为人所殴击，非折伤者，勿论；折伤者，减凡斗折伤三等；至死者，依常律。”

唐代统治者除了上述对《孝经》和《孝道》的重视以外，对表现突出的行孝者和家庭予以表彰，主要形式有：“旌表其门、免除课役、擢授官爵、赏赐财物、颁赐谥号、树碑立传、建立祠堂” 等。

2.宋代《古文孝经》与“愚孝”的一并盛行

（1）皇帝“躬亲孝行”

宋太祖赵匡胤总结“五代十国”期间的历史经验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重振封建纲常，倡导孝道孝行。据史书记载，宋太祖赵匡胤，戎马倥偬，在皇室家里则孝顺谦恭；初作天子，其母昭宪杜太后却“愀然不乐”，原因何在？太后说道：“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 宋太祖马上跪下说：“谨受教。”这段史书的记载，体现了杜太后的深明事理和宋太祖对母亲的孝顺尊重。杜太后在儿子登基后第二年就病了，而赵匡胤始终陪伴服侍。据《宋史·杜太后传》记载：“建隆二年，太后不豫。太祖侍药饵不离左右。”太后在临终前对太祖说出了她的遗愿，即：“汝百岁后当传位于汝弟”，太祖明确表示同意，后来果然把皇位传给弟弟赵光义，不过这却留下了一段“烛影斧声”的历史之谜。除了自己践行孝道之外，他还非常重视民间孝行，如在开宝年间下诏书曰：“诏荆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不得别财异居”；“以孝子罗居通为延州主簿” 等等。

宋太宗曾以草书两次书写《孝经》。宋真宗时，对儒学研究具有很高的热情，每每与大臣交流读书心得。“真宗听政之暇，唯务观书，每观毕一书，即有篇咏，使近臣赓和，故有御制看《尚书》三章、看《春秋》三章、看《周礼》三章、看《毛诗》三章、看《礼记》三章、看《孝经》三章。” 另外，据《宋会要》记载，真宗曾命令当时著名的儒家学者校订儒家经书，并让邢昺等人修改元行冲的《疏》。邢昺的《孝经》义疏成为后来十三经的定本。仁宗也重视《孝经》，把《孝经》篆刻于石。据史书记载“（仁宗）帝曰：‘吾不欲背圣人之言。’命蔡襄书《无逸》，王沫书《孝经》四章列置左右。”

除了宋朝皇帝重视《孝经》，践行孝道，采取“以孝维稳”的政策之外，还有一个皇帝，为了“孝母”竟然不惜“卖国”。他就是南宋开国皇帝高宗——赵构。为了解救在“靖康之难”中被金军强虏被生母韦贤妃，满足金人提出的包括杀害岳飞等四条极为苛刻的条件，卖国求和。高宗“孝母”，登峰造极，以至于“帝侍太后，或至夜分未去”；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料母后，可以说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说道：“帝先意承志，唯恐不及，或一食稍减，辄不胜忧惧”。高宗命令侍奉他母后的宫人：“太后年已六十，惟优游无事，起居适意，即寿考康宁；事有所阙，慎毋令太后知，第来白朕。” 除了“卖国救母”，高宗还亲自书写《孝经》赐给大臣，并刻于金石，颁行天下州学。高宗的确称得上宋朝皇帝中的“大孝子”。

宋朝皇帝从维护封建统治来讲，宣扬孝行，普行孝道，这对于凝聚人心，维护王权是非常有效的途径。但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冲突之时，高宗的“孝”只能代表“小家之孝”，是对孝的曲解，是迂腐之至的孝行。在宋朝，民间又出现了孝的极端化，“割股挖肝”等愚孝行为时有发生，这是因为宋代理学凭借“天理”学说，对人民施以“孝”的教化，加之封建王朝对孝的极力推捧，孝道已经融入百姓的生活，深入到人民的心里。即使人们行为“愚孝”，也被看作是“天经地义”之事。这时的孝道不仅仅是一种美德了，而成为压抑个性，桎梏思想的枷锁了。如宋朝的《孝义传》的开篇主旨，就对“愚孝”的行为剖析得清晰不过了：“冠冕百行莫大于孝，范防百为莫大于义。先王兴孝以教民厚，民用不薄；兴义以教民睦，民用不争。率天下而由孝义，非履信思顺之世乎。太祖、太宗以来，子有复父仇而杀人者，壮而释之；刲股割肝，咸见褒赏；至于数世同居，辄复其家。一百余年，孝义所感，醴泉、甘露、芝草、异木之瑞，史不绝书，宋之教化有足观者矣。作《孝义传》。”

（2）学者重视《古文孝经》

自北宋庆历以后，学术界兴起了一股“儒学革新”之风，他们不满足儒家经典在汉唐经学的成就，要重新对这些“传”、“注”要加以辨析，去伪存真，他们革新的旗帜是“卫道”，也就是恢复圣人经典的本来面目。所以，一大批学者投身“复古”队伍，探究古礼，研讨古乐，考释古物，考证古史。在经学研究领域，则是“舍传求经”，恢复“古《周易》”，表彰《古文孝经》。据《四库全书总目·孝经问提要》记载：“汉儒说经以师传，师所不言则一字不敢更；宋儒说经以理断，理有可据，则六经亦可改。然守师传者其弊不过失之拘，凭理断考其弊或至于横决而不可制。王柏诸人点窜《尚书》，删削《二南》，悍然欲出孔子上，其所由来浙矣！”在这种风气的推动下，《古文孝经》在宋代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比较典型的则是由司马光进呈的《古文孝经》和朱熹所作的《孝经刊误》。

①司马光进呈《孝经》

根据宋《中兴艺文志》记载：“自唐明皇时议者诋毁古文，以《闺门》一章为鄙俗，而古文遂废。”受“复古”之风影响的司马光认为，今本《孝经》不如孔宅墙壁里的《古文孝经》更加真实，他在《古文孝经指解》中说道：“盖始藏之时去圣未远，其书最真，与夫他国之人转相传授、历世疏远者，诚不侔矣”；“且《孝经》与《尚书》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书》之真，而疑《孝经》之伪，是何异信脍之可啖，而疑炙之不可食也？”并且，大发感慨之词：“嗟乎！真伪之明，皎若日月，而历世争论不能自伸，虽其中异同不多，然要为得正，此学者所当重惜。”

司马光学生范祖禹同意其老师的观点，并作《古文孝经说》。据《古文孝经指解》所言：“《古文孝经指解》一卷。佚名编辑。此书将宋司马光与范祖禹说解古文《孝经》之作合为一帙而成。至司马光始取古文为《指解》，又范祖禹进《孝经说札子》曰，仁宗朝司马光在馆阁，为《古文指解》表上于朝，臣妄以所见，又为之撰《说》等等。”《四库全书总目》直接评论道：“光所解及祖禹所说，读者观其宏旨以求天经地义之原足矣；其今文、古文之争，直谓贤者之过可也。”也就是古今之争着实是学者的治学严谨，并非对后世有多大益处。

司马光对“孝”的理解是：“夫人之所以能胜物者，以其众也；所以众者，圣人以礼养之也。夫幼者非壮则不长，老者非少则不养，死者非生则不藏。人之情，莫不爱其亲，爱之笃者莫若父子，故圣人因天之性，顺人之情，而利导之，孝父以慈，教子以孝，使幼者得长，老者得养，死者得藏，是以民不夭折弃捐而咸遂其生，日以繁息而莫能伤。不然，民无爪牙羽毛以自卫，其殄灭也，必为物先矣。故孝者生民之本也。”他认为，人是社会的人，孝是生民之本，必先教化人之本性，凭借“亲情慈孝”才能使社会发展，人民才能繁衍生息，延绵不绝。司马光虽然首倡古文，阐释孝义，并再度开启今古文之争辩，但对《孝经》义理的研究终究未有突破，始终囿于前人思维而没有大的作为。

②朱熹著《孝经刊误》

在宋朝《孝经》研究的论著中，对后世影响颇大的还数朱熹的《孝经刊误》。他认为：“自汉以来，诸儒传诵，莫觉其非。” 因而要对《孝经》还原本来面目，恢复古人著书风貌。朱熹不同于司马光等人对《古文孝经》的全信盲从。他说道：“《古文孝经》亦有可疑之处。” 朱熹对《古文孝经》采取了分经立传的方法，对《孝经》进行了改编、删减。他将《古文孝经》前七章（《今文孝经》的前六章）合并为经文，剩下的十五章划成十四传，认为传是用来解释经文的。他建议《孝经》应该删除经文 223 字，并用圈记标明，实际上并未真正删掉。

《孝经刊误》体现了朱熹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通过“分经立传”展现其对《孝经》研究的独创精神。朱熹比司马光更加强调“义理”，所以《孝经刊误》比司马光的《孝经解指》影响更加深远。朱熹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他是宋代理学大师，是集理学之大成者。他把“孝”视为由天理产生而且永不能磨灭的绝对真理。“孝弟者，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也。” 由于朱熹的影响，孝被天道化以后，人尽孝则成了一种不可违背天命的绝对义务。为了尽孝，民间出现了种种“愚孝”行为，才会出现：“子有复父仇而杀人者，壮而释之”、“刲股割肝，咸见褒赏”等等怪事来。

他在《孝经刊误·后记》中还提到：“欲掇取他书之言可发此经之旨者，别为外传。如冬温夏清，昏定晨省之类，即附于‘事亲’之传。”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出现《孝经》外传、诗鉴、引证等体式。除了朱熹外，研究《古文孝经》者不乏其人，结果导致了新一轮的今古《孝经》之争。“五六百年门户相持，则自朱子用此本（古文本）作《刊误》始。” 朱熹推崇“四书”，《孟子》被列入群经当中，南宋光宗绍熙年间，“十三经”合刊疏注本面世，学术史上的“十三经”至此形成。

抛开宋代的古今《孝经》之争，宋代孝道的在民间普及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家颐在《教子语》讲到：“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把孝道的教育自孩童时代开始灌输。汉代经学家将孝道论证是符合“天”意的观念到朱熹时代则发展为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运用“天理”学说，加入分裂人格、压抑人性，强调父权的观念，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将人的自然属性的孝牢牢地桎梏于封建礼教之中。宋代理学家提出的：“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为不孝。”其强调了“忠孝合一”与《孝经》本有的应该摈弃“愚孝”思想是一致的，却在宋朝得到了肯定与张扬，这也是为后世所诟病的历史渊源。

3.元代少数民族对《孝经》的传播

由于游牧民族的经济结构不同于中原封建农业民族经济结构，中原家族单靠宗族的经济依附关系和家族权威凭借一个“孝”字就可支撑起来，父权至上、组织有序，尊卑各异，长幼有别。而游牧民族，堪称马背上的民族，经济依附关系薄弱，财产简单而且分散，家庭观念和意识淡薄，所以他们自然不重视孝道，也不会产生封建农业经济下的孝道。但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还是潜心研究中原的封建道德秩序，审视中原之孝，并通过法律、行政等手段，使孝在中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中原的统治，蒙古权贵逐渐得出一个道理：即郝经在《与宋两淮制置使书》当中写到的：“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就是说，要统治中原，必须重视两件事情：用士和用中国之道。所以在元代，士可以继续为元统治者服务，同时也要利用中原地区的“孝”来维护其统治，在此期间，《孝经》的研究成果也有所丰富。

（1）元代《孝经》考略

元代统治者对儒家经书给予高度重视，并极力吸收汉唐甚至宋代的治世经验，巩固其统治地位。元代大学士巙巙曾经讲到：“儒者之道，从之则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伦咸得，国家咸治；违之则人伦咸失，家国咸乱。” 所以，元代统治者吸收“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观念，并付诸实施于中原统治。皇帝用“孝”作为谥号，如成宗、武宗、仁宗等等。元武宗时期，曾将《孝经》翻译成蒙古语，并要求王公贵族都要学习《孝经》，据史书记载：“辛亥，中书右丞孛罗铁木儿以国字译《孝经》进，诏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版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 仁宗即位以后，利用儒家思想作为统治工具。维兀儿人贯云石将所著《直解孝经》一卷进呈给仁宗。英宗之时，大书法家赵孟頫受命抄写《孝经》，据《元史》本传讲，“孟俯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英宗得到他的《孝经》墨宝，自然喜上眉梢。文宗时期选拔官吏，也要求官吏必须出自孝子之门，所以有“自古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之说。

在元代另一个关于“孝”的措施就是禁止“割股”、“卧冰”、“刲肝”等愚孝行为，并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予以惩罚和干预。如：《元史·刑法志》记载：“诸为子行孝，辄以割肝、刲股、埋儿之属为孝者，并禁止之。”从以上看出，元朝统治者对宋代愚孝行为给予了一定的禁止，具有进步意义。

（2）成书《二十四孝》

汉唐两宋以来，在中原大地一直流传着很多孝子的事迹，到了元代，郭居敬编辑整理了典型的 24 个孝子的故事，成书曰《二十四孝》，广为流传，成为“用训童萌”的儿童教材（见表 3. 1）。后来的印本都配有图画，通称《二十四孝图》，成为宣扬孝道、阐述孝道思想的民间流行读物。每个故事都渗透着《孝经》中的孝道思想，在《二十四孝》中，按照《孝经》的理论可以把故事中人物所展现的“孝”大体可分成如下几个类型：第一是：孝感（孝之感应）。《孝经·感应章》说道：“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以孝能够通神明，被神明感知，孝与神明之间能够交相呼应，所以称之为孝感。第二是：孝情。包括对孝的认知和孝的情感。《二十四孝》描写的丧亲之痛，回应了《孝经·丧亲章》所含义理。《孝经·丧亲章》讲到：“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第三是：孝行。《孝经·纪孝行章》讲到的：“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这五种孝的行为就是《二十四孝》所要宣扬的孝行。

4.明代对《孝经》义理的践行

（1）“孝子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出身布衣，对儒家思想颇有倾向，在他身边聚集一批儒家学者、大臣。据《明史·儒林传序》记载：“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敎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虽天亶英姿，而诸儒之功，不为无助也。”他在民间深刻觉察百姓疾苦与孝在人群中的影响和作用，在明朝建立以后，一方面采用“重典之治”加强其皇权统治，另一方面，借助《孝经》理论，推行孝道，在民间牢牢掌控人民。据《明会要》卷二十六记载，朱元璋强调《孝经》是“孔子明帝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以垂万世”的治世宝典，应该不断学习，严守谨记。在《明通鉴》卷八中写道：“垂训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亲。”朱元璋正是按照上述治世圭臬，把孝看成是立身治国的长久之策。朱元璋大肆“兴孝”的主要措施有：以身作则；灌输孝道；制作礼乐；政策鼓励；褒奖孝行等。

①以身作则，躬行孝道。《孝经·天子章》讲到：“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要求帝王要有事亲之敬，爱民之德，从而为天下之人起表率作用。朱元璋深知其义，并秉承“非身之先，何以率下”的道理，诸事皆以孝为先，努力率先垂范，成为人臣崇拜的楷模。他首先自改称谓，自称“孝子皇帝臣元璋”，后只称“孝子皇帝”。朱元璋非常重视对祖宗的祭祀之礼，史书记载：“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洪武元年，命中书省暨翰林院、太常司，定拟祀典。” 朱元璋祭祀太庙，每次声泪俱下，随侍群臣也都伤感悱恻。

②灌输孝道，“心”学后继。朱元璋命人整理丧礼，集成《孝慈录》颁行天下；他命令画《孝行图》，以让后续子孙每日观览，孝思永存。在民间，为了灌输孝道思想，故事、诗文、书法、绘画、弹词、家训、乡规等各种通俗艺术形式发挥重要作用，到后来出现的哲学大家王守仁，则从心学角度把孝的理论提高到一定的哲学深度，并在民间影响甚远。王守仁在继承了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纯主观唯心主义思想，认为心是宇宙的本原、本体。在对待孝的问题上，他提出：“有孝亲之心，即有孝道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亲之理。有忠君之心，即有忠君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君之理。” 其实，陆王心学与孟子性善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处，首先肯定人内在善质（心或理），然后要把它发挥出来（致良知），这样就可以完善道德人格。到后来的王阳明则说：“事物之来，但尽吾心之良知以应之。” 据统计，明代《孝经》论著较为丰富，有关《孝经》的“专著”计 55 部；《孝经》的“序文”共 38 笔。

③吟诗作赋，感恩思亲。朱元璋在后苑庭中偶见乌鸦育雏的奔波劳碌景象，对乌鸦反哺的生活习性大发感慨。为了尽展孝悌之情思，他写下了一首语浅情深的《思亲歌》来表达他的心境：

苑中髙树枝叶云，上有慈乌乳雏勤。

雏翎少干呼教飞，腾翔哑哑朝与昏。

有时力及随飞去，有时不及枝内存。

呼来呼去羽翎硬，万里长风两翼振。

父母双飞紧相随，雏知反哺天性真。

歔欷慈乌恸恻仁，人而不如鸟乎，将何伸？将何伸？

吾思昔日微庶民，苦哉，憔悴堂上亲有似，不如鸟之至孝精。

歔欷，歔欷，梦寐心不冺！

④赐匾郑氏，江南第一。论及华夏古代家族文化，“江南第一家”可谓声名远播，被誉为“中国古代家族文化”、“儒学治家”的典范。这就是现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及AAAA级景区的浙江金华市浦江县的“郑义门”。居住于此的郑氏家族，以孝义治家名冠天下。自南宋建炎年间开始，历经宋、元、明三朝十五代同居共食达三百六十余年，鼎盛时三千多人同吃一“锅”饭。这就是浦江郑氏，又称“郑义门”。其孝义家风多次受到朝廷旌表，洪武十八年（公元 1385 年），明太祖朱元璋亲赐“江南第一家”。江南郑氏以孝义传家，受到朱元璋的重视，并多次接见郑氏家族的人委以重任。虽经历了朱元璋时期的胡惟庸案件，但郑氏家族凭借孝道在血雨腥风中保全下来，可见“孝”在朱元璋心中的分量。

在现今的郑宅镇入口处有象征九世同居、三朝旌表的九座牌坊，其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和含义之丰，堪称全国之最。郑氏宗祠门上高悬明太祖朱元璋敕封的“江南第一家”匾额，匾额的两边书写着“耕”、“读”、“忠信孝悌”、“礼义廉耻”十个大字。这每一个字都代表着那已久远的年代所发生的一个个“孝”的故事。

（2）成祖制《孝顺事实》

明成祖朱棣是太祖朱元璋第四子，后来以武力夺取他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年号永乐。虽然他的皇位取得并非名正言顺，但他在明朝确是一个颇有作为的皇帝，他继承其父在洪武时期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并确保其稳定和发展，他执政期间是明朝历史的重要发展阶段。他用儒家经典培养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倡导淳古之风，正如学者所言：“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风，以绍先王之统，以成熙雍之治。” 他推崇程朱理学，他们所注的四书、五经是选拔人才的命题范围。他命人撰修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在永乐十八年（1420）六月初四日，《孝顺事实》刊行，《孝顺事实》是朱棣在儒臣辅佐下亲自编辑的一部劝孝书，朱棣将此书颁发给文武群臣、两京国子监和天下学校。《孝顺事实》全书共十卷，是由翰儒学者辑录史传诸书所载孝顺之事而成，收录了孝行事件涉及的人物共二百零七人。每个孝顺事件都有评价论断，并辅以诗词。明成祖朱棣在开篇亲自制序。序云：“朕惟天地经义莫尊乎亲，降衷秉彝莫先于孝。因而，孝为百行之本，万善之原，大足以动天地感鬼神，微足以化强暴格鸟兽孚草木，是皆出于自然天理，而非矫揉造作。《孝顺事实》可使观者尽得为孝之道，油然而生亲爱之心，有裨于明人伦敦风俗的世教。”朱棣认为孝是百善之首，是天经地义应然之理，通过孝能产生亲爱之心，能够清明人伦，纯化民风，所以他希望编辑《孝顺事实》能够安抚天下，教化民众。

5.清朝对《孝经》的研究与传播

满清入关建国，不断地学习汉人文化，习诵儒家经典，借鉴《孝经》的思想，实施“孝治”政策，世祖顺治、圣祖康熙、世宗雍正都亲自注解《孝经》。清代学者对《孝经》的研究，已经近乎前所未有的高度。

（1）清朝三帝御注《孝经》

清朝皇帝对“孝”非常重视。皇太极时期就曾命令达海翻译汉籍，设立学校，以教授汉学来提高满族人民的文化水平，他下令诸王贝勒大臣子弟就学读书，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孝道和孝治的关系，并深刻领会“移孝于忠”的治世精髓，皇太极讲到：“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

顺治九年（1652），顺治帝钦定“六谕”，即：“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顺治十三年（1656），顺治皇帝完成《御注孝经》，“约一万余言，用石台本，不用孔安国本，息今文、古文门户之见也；亦不用朱子《刊误》本，杜改经之渐也。义必精粹，而词无深隐，期家喻户晓也。” 顺治皇帝的用意无非是以“孝”教化于民，实行其“孝治”政策。

康熙皇帝继续推行“孝治”政策。在指导思想上，分别采用“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方法。他要求满族皇亲大臣，必须熟读《老子》。后来又提倡《孝经》，尊崇孝道。他讲到：“孝为万世之纲，五常百行皆本诸此。”他极力宣扬“圣朝以孝治天下”的古训，他认为孝：“以之教人，则乐而易从；以之化民成俗，则德施而不匮。帝王奉此以宰世御物，躬行为天下先。” 他命令儒臣编纂《孝经衍义》，以供教学和推行孝道之用。康熙皇帝的孝道观，在亲笔手书的序言中展现无遗：——“朕缅维自昔圣王以孝治天下之义，而知其推之有本，操之有要也。夫孝者，百行之原，万善之极，书言：‘奉先思孝’，诗言‘孝思维则’，明乎天之经，地之义，人性所同。然振古而不易，故以之维已则顺而祥；以之教人则乐而易从；以之化民成俗则德施溥而不匮，帝王奉此以宰世，御物躬行为天下先，其事始于寝门视膳之节，而推之于配帝养亲，觐光扬烈，諴万民而光四海，皆斯义也……”

他还颁布“圣谕”，提倡孝道，把《孝经》配合他的“圣谕广训”来教化子民，规定在全国进行宣讲。康熙九年（1670）向全国颁布《人心风俗致治美政十六条》，即所谓的“上谕十六条”，前两条就是：“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此可说明清朝统治者将孝道教化作为治国重点之一，康熙帝的一系列举措，为巩固大清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清帝王在顺治、康熙年间，还命儒臣编辑了《孝经衍义》一百卷。此书是顺治的‘遗绪’，由康熙‘缵述’而成。篇帙浩繁，史无前例。”

雍正二年“二月丙午，御制圣谕广训，颁行天下曾颁布。” 雍正帝颁布《圣谕广训》，正是统治者重视孝道对于忠君的作用。统治者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讲孝道，最终实现对清朝皇帝的忠诚，以维护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和当时的封建统治秩序。雍正皇帝说：“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又说：“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阙一则不可谓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 雍正五年（1727），雍正自己撰写《钦定繙译孝经》，并完成《御撰孝经集注》一卷。他在序文中写道：“朕乃命专译经文以便诵习。夫《孝经》一书，词简义畅，可不烦注解而自明。诚使内外臣庶，父以教其子，师以教其徒，口讽其文，心知其理，身践其事。为士大夫者能资孝作忠，扬名显亲；为庶人者能谨身节用，竭力致养；家庭务敦于本行，闾里胥向于淳风。如此则亲逊成化，和气薰，跻比户可封之俗，是朕之厚望也。”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都把“孝”作为重要的统治手段。他们都强调统治的合理性，后来把忠列于孝前，这样就能为移孝作忠提供理论依据。满族统治者对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尊崇达到中国历史的顶峰，必然将以孝治天下奉为国策。

除了皇帝重视《孝经》、孝道之外，一些关于孝的措施也体现出了“孝”在清朝的应用。如在天聪十年，清王朝仿明制定“十恶”条，把不孝视为大逆不道，罪不容赦。还有，旌表孝子、设“千叟宴”、宽刑孝子等。嘉庆帝曾说：“我朝列祖列宗皆以孝治天下列圣徽号必以孝称，诚以孝为百行之首。”

（2）知名学者研究《孝经》

清朝学者对《孝经》的研究可谓“鞭辟入里”，为推广《孝经》则不遗余力。清朝《孝经》论著依旧延续对《孝经》进行解注的历史传统，由于角度不同，形成了数十家《孝经》研究的论著。根据研究表明，清代《孝经》著作总计共有 82 部。 具有代表性的有如下的名人名著：

①魏裔介：《孝经注义》。魏裔介，清初大臣，直隶柏乡（今河北省柏乡县）人，官至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太子太傅。谥文毅，其生平笃诚，信程、朱之学，以见知闻知述圣学之统，在其“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的思想指导下，其著述甚丰，有《兼济堂集》传世。

②张沐：《孝经疏略》。张沐，河南上蔡人，清朝官吏。据《清史稿·张沐传》记载：“沐为政务德化，令民各书‘为善最乐’四字於门以自警”；“沐自幼励志为圣贤，初官内黄，讲学明伦堂，请业恒数百人”；“退休后，主讲汴中，两河之士翕然归之，多所成就。年八十三，卒。沐之自内黄罢归也，值登封令张埙兴书院，偕耿介同讲学，为文纪其事，一时称盛。”

③吴之騄：《孝经类解》。吴之騄，安徽歙县人，曾为镇江府学教授，后至吴山紫阳书院。著有《孝经类解》。

④李光地：《孝经注》。李光地，福建安溪人，辅胜将军李伯瑶之后。清朝康熙年间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著有《榕村集》、《榕村语录》等，康熙皇帝“御纂”之书亦大都出自其手笔。学者称安溪先生，史称“理学名臣”。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在统一台湾、澄清吏治、奖掖学术、发展教育方面，对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经学成就、理学思想、民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在清初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病逝时，康熙帝深为震悼，谕朝臣曰：“知之（李光地）最真，无有如朕者；知朕，变无过于光地者”。其死后被谥“文贞”，加赠太子太傅。清初名宦，诚非过誉。

⑤姜兆锡：《孝经本义》。姜兆锡，江苏丹阳人，乾隆时期《三礼》馆的纂修官。生平究心于性理经学，构轩曰“双桐书屋”，著书其中者数十年，凡先圣遗经，先儒注疏，兆锡皆能集其成。

⑥任启运：《孝经章记》。任启运，乾隆时期《三礼》编纂馆副总裁官，不久升宗人府府丞。编著《仪礼》一经，久成绝学，启运研究，钩沉贯会，使条理井然，不愧穷经之目，另有《孝经章记》十卷。

⑦汪绂：《孝经章句》。汪绂，安徽婺源人。汪绂生平清苦，精研不辍，然不尚举业，只为师授徒，生平著述共两百余卷，博极两汉六朝诸儒疏义，以宋五子为归。著有《孝经章句或问》二卷。

⑧曹庭栋：《孝经通释》。曹庭栋，浙江嘉善人，天性恬淡，曾被举孝廉而坚辞不就。勤奋博学，于经史、辞章、考据等皆有所钻研。尤精养生学，并身体力行，享寿过九旬。撰有《老老恒言》一书，为著名老年养生专着。所著《易准》、《孝经通释》等六本著作多采入四库全书。

⑨汪师韩：《孝经约义》。汪师韩，浙江钱塘人，雍正时期翰林编修。中年以后，一意穷经，诸经皆有著述，于易尤邃。著有《观象居易传笺》十二卷，《孝经约义》一卷。

⑩任兆麟：《孝经本义》。任兆麟，江苏兴化人，嘉庆时期，举孝廉方正。著有《竹居集》十三卷，《述记》四卷，《毛诗通说》二十卷，《春秋本义》十二卷，《孝经本义》一卷等。

⑪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刊记》。阮元，江苏仪征人，清代嘉庆、道光间名臣。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被尊为一代文宗。“凡若此者，固已汇汉宋之全，拓天人之韬，泯华实之辨，总才学之归。”（《阮尚书年谱第一序》）

⑫洪颐宣：《孝经郑注补证》，洪颐宣，浙江临海人，阮元幕府，著有《孝经郑注补注》。

⑬魏源：《孝经集传》，魏源，湖南邵阳人，道光年间进士，官任知州，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为晚清思想家，新思想的倡导者，林则徐的好友，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魏源学识渊博，著述很多，主要有《书古微》、《诗古微》、《默觚》、《老子本义》、《圣武记》、《元史新编》、《海国图志》、《孝经集传》等。

⑭丁晏：《孝经述注》、《孝经征文》。丁晏，江苏淮安人，清代校勘学家，丁晏治经学兼容宋儒，认为汉儒正其诂，宋儒析其理，二者不可偏废。撰《周易述传》二卷、《孝经述注》一卷等。

除上述所列名人名著之外，还有阮福：《孝经义疏补》；王检心：《孝经本义》；桂文灿：《孝经集证》；伊乐尧：《孝经指解说注》、《孝经辨异》、《孝经指解补证》；张锡嵘：《孝经章句》、《孝经问答》；方宗诚：《孝经章义》；徐灏：《孝经质疑》；皮锡瑞：《孝经郑玄义疏》；马其昶：《孝经谊诂》 等。

透过原始的懵懂，洞悉岁月的流转，在拂去厚厚的历史浮尘之后，展现的是中国人辉煌灿烂的文明与智慧。“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学阮公体三首》）刘禹锡的词句所表达的意境，在本章中彰显无疑。在《孝经》流传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中，每个皇帝，每个臣子，甚至每个人都不能将它忽视。它的伦理思想构筑了中国人特有的民族品格，以“家国同构”为思想主流，以维护集体利益体现的骨肉亲情，这就是孝的作用，无论君王用以治世，还是学者钻研苦读，或是束缚人思想的精神工具，但孝道能够延续至今，并成为中国人鲜明的品格，必然有它的存在价值。梁漱溟先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讲到：“中国文化在某一意义上，可谓为‘孝的文化’。孝在中国文化上作用之大，地位至高；谈中国文化而忽视孝，即非于中国文化真有所知。” 梁漱溟把“孝”归结为中国文化的第十三个特征。的确，中华文化流传至今，民族精神凝聚统一，孝道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孝经》的学习，得到的是一种对孝的觉悟。“觉悟是一种身心方面的活动，它透过文字的媒介，敲开心灵的混沌，激发道德的潜能，将文字中所含的旨意，化为行动，提升人格，这就是传统中国所特重的修身之学。” 正如荀子所言：“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行乎动静。” 的确，在中国历史长河之中，这种中国人对孝的自我追问，对本身修养的追求，让孝道依然能够展现其独特的风采。“（孝道延续），其间有纯有驳，尤其愈到后世，由于主动自足的道德精神之失落，其扭曲沉陷，诚在所难免，但在曲折变形中，仍能表现出孝道的光彩。” xy0AR5G+7U40v074PXhXLphWBsYTu3I0tL55DxXAvra8+iVKG4nrA5Q8t1FEd/r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