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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之名，前人已多有论及，按照某些学者的观点，能够以“经”命名，说明“孝”是通贯天地的基本道理、准则。班固阐释道：“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
还有的学者有类似阐述：“夫孝者，盖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三德同体而异名，盖孝之殊途。经者，不易之称，故曰《孝经》。”
《孝经》是以孔子和曾子论孝而成，所以，《孝经》的促成，当然离不开孔子。“孔子正是看到了虞、夏、商、周以来这些‘养老’、‘尚齿’、‘孝亲’、‘敬长’等历史实际，同时也基于对‘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的人性向善的基本判断，将植根于人心深处的敬亲感恩情愫发掘出来，与‘慎终追远’的礼仪制度、‘孝悌为本’的教育原则，和‘以孝为政’的政治主张结合起来，并杂糅了其他与养老孝亲相关的善良行为和原理，从而形成了儒家系统的‘孝悌’观念，并进而促成了《孝经》文本的产生。”
由此，《孝经》体现的思想与孔子关系极为密切，那么《孝经》的作者是不是孔子呢？
《孝经》虽列儒家十三经之一，但其作者历来是聚讼不已，众说纷纭。一般认为其成书在先秦，先秦乃至西汉，著书立说者鲜有署名，所以导致了后世《孝经》作者之争。司马迁认为，《孝经》的作者是曾参，他讲到：“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
而班固则认为《孝经》的作者是孔子本人。他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
《隋书·经籍志》也有相同的论述：“孔子既叙六经，题目不同，指意差别，恐斯道离散，故作《孝经》以总会之。”司马光不同意上述说法，认为《孝经》乃出自孔子的弟子门人，如同《论语》：“圣人言则为经，动则为法，故孔子与曾子论孝，而门人书之，谓之《孝经》。”
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讲到《孝经》是“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此外，还有曾参弟子作《孝经》说、子思作《孝经》说、后人附会说、孟子弟子作《孝经》说、汉人伪托说等等。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说：“今其首章云：‘仲尼居，曾子侍。’非孔子所著明矣。详其文意，当是曾子弟子所为书也。”此说比较中允平实，得到了近、现代大多数学者的认同，本书作者比较认同这种观点学说。简化繁冗的论断推测，我们可以把《孝经》的成书时间和作者做一个范围的界定：“由于目前我们已无法确指《孝经》的作者，也无法确指是哪一派门人所为，故只能给它界定一个较大的范围：即《孝经》乃儒家典籍，七十子徒之遗书，最迟成书在公元前 241 年《吕氏春秋》编成前。”
姚淦明先生亦认为：“从各种信息来看，不可能是孔子自作，也不可能是曾子自作，同样也似乎不可能是孟子弟子所作，亦然不可能是汉儒伪造。比较下来可能性大的选择方向是两个：一是孔子弟子所作，一是孔子七十子的弟子所作。如果偏重于后者的话，那么有可能是曾子的学生所作；如果再把视阈缩小，那么或者可能是曾子的弟子中的子思所作。但是在还没有十分确定是子思或曾子一系所作时，不妨采取较宽泛一些的看法，留有余地，有待今后进一步的考证、统一认识。”
无论《孝经》作者为谁，都隐含着“乱世之人而慕治世之业”
的思想倾向，无论作者是谁，也改变不了其儒学经典的地位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孝经》是古代论述孝道和孝治观的登顶之作，是秉承儒家启迪人生，反思自我，寻求崇高境界的智慧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