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基石

1787 年，富兰克林在完成宪法起草离开独立大厅时，有一位妇女问他，“你们给我们创造了什么？”

富兰克林答道，“一个共和国，夫人，如果你们能好好维系它的话。”

俗话说“创业容易守业难”，看来美国的建国者们也懂得这个道理。美国是一个种族多、移民多、信仰多的“三多”国家。美国又是一个贫富差别巨大的国家，要维系这样的国家，使意见迥异的国民和平相处，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富兰克林和其他先驱们对美国建国以后的命运不无担忧。

如何维系一个国家是个政治问题。对于如何定义“政治”，目前还没有公认的确切说法。按照著名的政治学家拉斯韦尔的说法，“政治决定何人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法得到何物。”换句话说，政治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决定权力和资源的分配。

无论一个人的目的多么崇高（例如为了天下劳苦大众的幸福）或者多么渺小（例如为了一己私利），争夺有限的权力和资源的斗争都是政治行为。要想做到在争夺有限的权力和资源的过程中不使用武力，只有通过妥协、合作、协商和争论（有时甚至通过贿赂和欺骗）来实现。从这一角度看，“政治是肮脏”的说法不无道理。

由于资源有限，每个人对权力和资源的愿望不可能全部实现。因此在争夺资源的斗争中会有输有赢。“妥协”和“胜负难料”是政治的两大特点。建立和维系美国，美国人面临着四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对人性的认识。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西方人受基督教的影响，相信“人之初，性本恶”。两种观点虽一字之差，却有着天壤之别。在美国的建国初期，人们以为具有民主思想的美国人会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会为集体和国家牺牲个人利益。这就是所谓的“共和美德” 。然而，美国人的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美国人尽管饱受英国人的压迫，痛恨英国人的自私，但是当他们取得独立，掌握了政权以后，他们也表现得非常自私。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并未把别人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放在心上。他们想到的只是自己的权利，却没有想过自己的义务。难怪在建国一百多年后，肯尼迪总统发表就职演说时还说，“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卢梭说得更直截了当，他认为民众会被蒙蔽，所以众意不可靠。

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问题。1786 ～ 1787 年间，马萨诸塞州发生了“谢伊斯暴乱” 。美国虽然在独立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战后的经济很糟糕，许多民众欠了钱无力偿还。民众为了争取平等积极参加了独立战争，等到革命胜利后，他们却陷入了经济困境。有的州通过法律，为穷人减轻或免除债务。这样的做法与“保护私有财产”的资产阶级法治的原则背道而驰，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财产重新分配，有点像“打土豪，分田地”。为了减轻战后民众的痛苦，这些州大肆印制纸钞，没收财产，停止正常的收债程序。欠钱的穷人可以合法地逃避或延迟偿还所欠的债务。

谢伊斯暴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谢伊斯参加过独立战争。回到老家后，由于他无力还债，被告上了法庭。遭此命运的远不止他一个人。所以，他开始积极组织抗债运动。像他这样的老兵，当年被征召入伍参军打仗，没有获得任何军饷，退伍时没有任何补贴，结果回到家中因欠债被投入监狱，实在太不公平了。他们自发地拉起队伍进行抗债。在法院门口，这些抗债武装遇上了政府派来阻止他们的民兵组织。不过，有不少抗债的民众和老兵本身也是兼职的民兵。在大多数情况下，民兵们同情这些抗债的队伍。

谢伊斯暴乱的导火索是州最高法院的判决。11 名抗债领导人被判处有罪。按照法院的说法，抗债行为是卖国行为，可以处予死刑。抗债队伍穷途末路，只好揭竿而起。谢伊斯率领七百多名抗债武装人员，向斯普林菲尔德军工厂进发，试图夺取武器。沿途又有不少人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政府出动军队阻止，所幸的是，双方没有发生实质性的交战。事件以数名抗债人员死亡、多人被捕告终。大多数被捕人员事后得到特赦。谢伊斯也于 1788 年获特赦。后来他搬到纽约，在贫困中死去。

谢伊斯暴乱给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上了一课。看来“民众自制”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要不然，将来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会拉起队伍，来一次财富再分配，国家的经济秩序会被打乱，国家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政府必须想办法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

第二个问题是“多数人暴政”的问题。这一问题与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曾经以革命和人民的名义，实行恐怖统治有关。按理说，民主能够达成全体共识。但是由于民众的认识和利益差异等原因，民主其实只是多数人的民主。必须指出的是，多数人的意愿并不等于所有人的意愿，多数人的利益也不等于所有人的利益。民主要求人们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达成共识。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人们必须遵循多数原则。但是多数原则的正当性确立以后，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成了问题。多数原则极有可能被滥用，多数人的意志具有强大的威力，会压制和摧毁少数人的权益。

按照麦迪逊的说法，在一个共和国里，保护社会成员不受统治者的压迫固然重要，但是保护某一部分社会成员，不受其他成员的不正当对待同样重要。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肯定存在不同的利益，如果大部分成员联合起来，那么少数群体的权利就会无法得到保障。虽然独立战争击败了来自英国的暴政，但是独立、民主的美国社会，却依然存在着多数人暴政的可能性。

面对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人们既高兴也担忧。独立战争之前美国的各州并未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独立战争胜利以后，美国的 13 个州酝酿成立统一的国家。各州开始担心其他州会不会联合起来，做出不利于本州的事情来。作为个人，当一个人同意和其他人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组织起来时，也会担心其他人会不会利用人多，做出不利于自己的事情来。在美国建国初期的争论中，这种担心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如何立宪确定13 个州在今后国家决策中的地位呢？几个大州提出一个方案，要求按州的大小设立国会。而几个小州生怕成为多数人暴政的牺牲品，提出另一个方案，即州不分大小，享受同等权力。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案，建国者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第三个问题是国家与各州之间的关系。美国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联邦，还是一个以地方政府（这里指州政府）为主的松散的邦联，美国人的观点大相径庭，分为联邦派和反联邦派。

联邦派大多是商人，拥有很多财富。他们希望国家相对稳定，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投资发展商业。谁也不会愿意把钱投到一个不稳定的地区或国家。因此，从他们自身的利益出发，他们相信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对于他们经商更为有利一些。他们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国家和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防止人的野心和腐败的倾向。

反联邦派大多是农场主。从他们的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集权的中央政府会对他们不利。他们更希望地方政府的权力大于中央政府。因为，农场主的经营方式一般比较落后，不需要政府过多地调节。同时他们不太相信人之初性本恶，认为政府应该保持较小的规模，由群众自己监督自己。在这样的管理下，人民可以安居乐业。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中国老子的“无为而治”观点不谋而合。

最后一个问题是政党问题。对于政党，美国人存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政党的存在会使人们积极参与国家大事。另一方面，政党的斗争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党派之争不利于国家的团结。如果政党在某些问题上僵持互不让步，会造成国家的混乱。例如克林顿时期在国债的问题上，两党不能达成统一认识，联邦政府只好关门等钱。在美国建国初期，对政党作用持怀疑的态度占据了上风。

面对以上四个大问题，美国人有着维系他们国家的法宝，那就是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民主”、“自由”和“平等”。

民主指的是由人民统治。民主是基于共识和少数服从多数的统治。采用这样的方法所做出的决定未必公平，制定的政策未必合理，选举出来的领导者未必是好人。但是，只要在做出决定的过程中，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那么所做的决定就是公平的、民主的。

如果某部分人的权力受到了损害，该怎么办呢？这些人应该如何捍卫自己的权益呢？第一种办法是反对民主的决策程序。第二种办法是超越民主程序对不合理的法规进行抗争。这两种办法虽然能够暂时地解决问题，但不是长久之计。最妥当的办法是，受到损害的那部分人应该首先争取拥有民主权利。这是因为，民主程序和少数人的权利是一致的。要求自己的民主权利事实上是坚持民主程序，而坚持民主程序实质上就是要求自己的民主权力。

民主程序有可能会产生损害某些人的利益。受害者可以抗争，但是抗争的目标不是改变民主程序，而是改变民主程序所制定出的不合理法规。只要大家坚持民主程序，坚持按照民主的游戏规则行事，最后总会达到一个令众人满意的结果。如果改变了民主程序，事情很可能变得更糟。所以美国人坚持的民主，实际上是坚持民主的程序。

民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包容。一个国家有众多的百姓，观点和想法不可能一致，这就需要人们能够容忍不同观点的，尊重其他人的权力。这是民主机器的润滑剂，缺少了它，民主这部机器不可能平稳地运行。这也是妥协的前提，不能容忍和尊重他人，不可能有妥协。无论人们的言论和观点是“革命的”还是“反动的”，应该允许人家发表意见，让人家把话讲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邀请“美国公敌”伊朗总统内贾德前往演讲，就体现了这一兼容并包的理念。

美国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家。但是美国的自由不是任性意义上的自由，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放任。美国的自由是在国家限制下的个人自由。这是一种程序上的自由。那么什么叫做程序上的自由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在美国，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自由。在申请学校的过程中，学生不应该受到歧视，学校不能对某些人专门设置不公平的门槛。2012 年 2 月，美国的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涉嫌在招生过程中歧视亚裔，受到联邦政府的调查。多项学术研究显示，美国顶级大学的亚裔学生比例，超出该族裔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现在，亚裔学生的大学入学考试成绩或高中成绩，必须满足更高标准才能被名校录取。这一情况与 20 世纪上半叶犹太裔所受的遭遇相同。当时的犹太裔也遭受到常春藤大学的指标限制。这样的招生程序显然不公平，限制甚至剥夺了部分人受教育的自由。

在美国，每个人都有经济上的自由，有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人人都有挣钱的自由。政府有责任出台相应的政策管理市场。但是，政府不能设立一个政策，只准某些人开公司挣钱，而不让另一些人开公司挣钱。当然，有的人开了公司因为经营不善，挣不到钱甚至赔了钱，那不关政府的事。

美国是一个强调平等的国家。民主、自由和平等三个信念中，平等更强调形式和程序上的意义。平等意味着平等的对待和平等的机会，但是平等并不意味着结果相同。我们可以用体育运动中的足球赛打个比喻。比赛中，两队的球员人数必须相等。如果一方是 11 人，另一方是 12 人，这样的安排对前者就不平等。场地对比赛的结果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一方的球员总是逆光、逆风，另一队的球员总是顺风、背光，这样的安排对前者不公平。所以，足球比赛总是抽签选择场地，下半场还要交换场地，逆光逆风也好，背光顺风也好，大家都能轮到，机会均等。不过，平等并不保证两个球队的比赛结果相等。输赢还要看各球队的造化。不能输球了就说不平等。

关于乒乓球，曾出现过争议。国际乒联为了限制中国球员的优势，改变了比赛规则，规定某种球拍不能使用，乒乓球的直径有所增加，以便降低乒乓球的运行速度。尽管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为了增加乒乓球比赛的观赏性，实质上是为了限制亚裔球员（尤其是中国球员）的发挥。但是，这样的改变，从程序上讲仍然是公平的。因为在新的规则下，无论哪位球员均使用同样直径的乒乓球，不得使用禁用的球拍。如果你不能取胜，只能怪自己水平不高，不能埋怨新的规则。当然，中国球员很快适应了新规则，照样称霸乒坛。

总而言之，美国的社会看重形式和程序，只要规则设立得公平合理，结果必然会好。就像体育比赛那样，只要规则合理、裁判公平，比赛的胜负无所谓。赢的开心，输的服气，因为比赛终有胜负。由于在民主、自由与平等三个方面，美国人存在着共识，所以他们面临的问题能够得到较好的解决。

关于政党派别问题，麦迪逊认为，自由会催生党派纷争，就像空气为火的燃烧提供条件一样。拉帮结派、党派争斗会导致国家分裂，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害怕政党派别的负面影响而放弃自由。麦迪逊指望通过产生许多利益团体，来抵消政党的作用。美国的首任总统华盛顿不属于任何政党。当他任满两届总统做辞别演说时，仍不忘告诫美国人民，政党会产生有害的影响。

不过，华盛顿的努力已经迟了。他的继任者早已介入政党之争。1796 的大选选出了以联邦党为后盾的亚当斯总统和以民主共和党为后盾的杰弗逊副总统。后来在 1804 年，美国的宪法进行了修正，避免了正副总统分属不同政党的尴尬状况。政党名正言顺地进入了美国的政坛。尽管不少建国的先驱们对政党的作用并不看好，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党之间的斗争还没有毁了这个国家。

针对人的本性的弱点，美国在民主的形式上，采用了“代议制民主 ”的办法来预防。代议制民主也叫做间接式民主。代议制民主是公民选举代表掌握国家决策权力，公民的民主权利主要体现在选举代表的权利上。采用这一方法决定国策和选举领袖是公平的。因为在选择的过程中，每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的意见和利益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考虑。（当然，那些对政事不关心的人们的意见和利益除外。他们出于各种原因，放弃了参与的权力。）

这种民主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什么事都由民众投票决定的民主。代议制民主是人民选出自己的代表，由这些被选出来的代表为百姓做政策方面的决定。这样的民主显然不相信群众、不相信人民的觉悟。

因为对人的本性不抱任何幻想，麦迪逊提出了具有美国特色的共和理念。既然人民不能体现“共和美德”，那么就应该建立这样的一个政府，无论人民的德性如何，这个政府总是能够产生共和美德的结果。按他的话说，一个基于人民的政府必须能够限制民意。这一观点听起来有点别扭，却不无道理。

支持间接民主的另一个因素是美国人信奉“个人主义”，这是美国文化的核心。我们在这里讲的“个人主义”是政治范畴里的观念，与中国人平时讲的个人主义有点区别。个人主义指的是，凡对社会有利的事情必须建筑在对个人有好处的基础之上。这与“集体主义”观念有天壤之别。因为集体主义认为，对社会和国家有利的事，对个人不一定有好处。

根据个人主义的理念，一个人如果经济上出现问题，不能埋怨国家、埋怨社会，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怪自己无能，不能动不动就来“打土豪，分田地”，重新分配财富。政策应该保护私人财产不受侵犯。即使大多数民众赞成，也不能损害富人的利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社会上的少数精英。一般民众不可能有如此的理智，所以必须实行间接民主。

近年来欧盟国家出现的问题说明了这一点。希腊政府的财政出现了危机。希腊政府的首脑具有理智，深知利害关系，所以制定了财政紧缩政策。但是这些措施引发了民众的暴力抗议。按理说，政府有困难，作为该国的人民，理应与政府同舟共济。但是希腊人民却从自身的利益反对这一政策。在希腊人民看来，国家破产事小，个人生活事大。这一事件说明了间接民主的合理性。

与民众的短视成鲜明对照的，是政治家和精英们的高瞻远瞩。1803 年，杰弗逊总统决定花 1500 万美元从法国的拿破仑手中买下路易斯安那州。当时的美国民众反对的居多。然而历史证明，这一交易对于美国非常有利。经历了多少年后，普通百姓才理解杰弗逊的远见。

民主无法避免多数人暴政。我们必须明白，民意并不等于民主。麦迪逊认为有两种方式可以防止多数人暴政的发生。一是建立一个独立于大多数人意志的最高政治权威，这样，当大多数人通过民主程序，建立了侵害少数人利益的法律时，这个最高权威就可以出来否决。但是，这个最高权威一样可能支持多数人，去侵害那少数人权益，而且还可能利用自己的最高权威，同时侵害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利益，以此满足自己的利益，所以不是一个好方式。麦迪逊推荐的第二种方式，是组织一个多元的社会体。这样就难以在某一问题上形成大多数，去反对少数派。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方法也行不通。

均衡照顾各方利益也许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比如有四个人讨论如何消遣打发时间。其中三人主张在家打麻将，一人主张合伙外出旅游。按照民主的原则，四个人应该打麻将，否则三缺一打不成。但是那个主张外出旅游的人可能会不高兴。由于这个人的原因，大家会玩得不尽兴。所以更好的方案是，既打麻将也适当地外出旅游，或者一边旅游一边打麻将。这样的做法实质上是一种妥协。在大州和小州的矛盾方面，美国的建国先驱们经过激烈的争论，采取了妥协的方案。参议院接受小州们的建议，州不分大小，权力平等。众议院按大州们的意思办，成员的多少由各州的人口决定。这就是有名的“大妥协 ”。

关于集权的中央政府和以地方为主的松散的邦联政府，美国的建国先驱们经过争论和协商最后也达成妥协。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权力，有共享的部分，也有各自独立的部分。例如，联邦政府有权接纳新的成员州，有权印钞票，有权处理外交事务，有权对外宣战，有权拥有军队，有权管理与外国和州与州之间的商业。这些权力州政府是没有的。有的时候，联邦政府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迫使州政府做出让步。1984 年 7 月，联邦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年满 21 岁的成人才能喝酒，如果哪个州不执行这一法律，联邦政府将扣除百分之十的公路拨款。虽然理论上各州有权拒绝执行这一规定，但是百分之十的公路拨款不是一笔小数目，各州只好乖乖就范。而州政府也有联邦政府不能拥有的权力。例如，管理选举、决定选举的结果、拥有民兵（也叫国民自卫队）、管理州内的商业和建立地方政府等。

联邦与州政府还有共享的权力，例如可以为公共事业举债、管理银行、收缴税收、建造公路、通过法律、为公共利益以公平的价格收购私人的土地等等。所以联邦和州之间的关系有点像“大理石蛋糕 ”。说得通俗一点，叫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叫做“相互渗透、盘根错结”，有点“剪不断理还乱”的味道。

不过，联邦与州之间权限划分的矛盾一直没有停止过。2012 年发生的亚利桑那州移民法之争就是一例。该州通过法律，授予州警察拘捕州内非法移民的权力。联邦政府认为，非法移民虽然不合法，但是抓捕非法移民的权力属于联邦，州政府属下的州警察无权参与此事。双方各不相让，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

由于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人的恶性本质，为了平衡各种矛盾，美国的早期建国先驱们提出了权力制衡的策略。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孟德斯鸠在他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曾说过，当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既负责制定法律，又负责执行法律时，无论这个人或这个团体有多高尚，自由就没有了。

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或者一个团体的手中，就像把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一样，万一有什么闪失，整个篮子里的鸡蛋就完全“报销”了。这是不明智的举措。美国的宪法是在麦迪逊的影响下制定的，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府管理机制，确立了成功效力于美国两个多世纪的政体，确保了美国公民基本权力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