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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人类学资源开发一般有三个渠道：一是从远古的原始社会和原始文化中发掘审美人类学资源；二是从现代社会民族文化、民俗文化、民间文化中发掘审美人类学资源；三是通过田野调查和考古发现等途径在对原生态文化及其物态化的文化形态中发掘审美人类学资源。简而言之，审美人类学资源一方面来自古籍文献，是由书面化的语言文字构成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来自生活和现实，是物态化和观念化的精神、文化存在；再一方面来自出土文物和古代文化遗存，是物态化的传统文化的表征。这就使得审美人类能建立在一个更广阔、厚实的资源材料基础上，建立在田野作业的实证方法的基础上，建立在对人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的统一、人的心理基础与生理基础的统一、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的基础上。因此，审美人类学的研究视野应该更宽阔，不仅需要关注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审美文化资源，而且需要关注从典籍文献到民间、民俗、民族文化文本；不仅需要关注现实审美人类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而且需要要关注古代文化传统中审美人类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审美人类学是人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人类学逐步发展分化出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审美人类学
等诸多研究方向。审美人类学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特定视域和独立类型，它立足于对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的研究，以达到对民族和人类自身研究的目的。当然，审美人类学不仅对人类学研究有独特的作用和意义，而且对美学研究也有独特的作用和意义，一方面借助人类学的实证方法，如田野作业法使美学更具有实践性、实用性、科学性；另一方面借助人类学理论，使美学将形而上的研究与形而下的研究结合起来，使审美活动与人类历史发展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因此，审美人类学是人类学和美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两个学科结合从而走向跨学科、交叉学科、综合学科研究的必然。
审美人类学作为新兴的学科，不可能在古代社会存在，即使是审美人类学思想也不太可能在古人思想中系统存在。但毫无疑问，一方面现代思想中会有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影响，古代思想文化传统对现代思想文化形成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古代文化思想中也会存在着审美人类学思想资源，存在着可供审美人类学借鉴和作为审美人类学研究的材料，甚至还可作为审美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以此开拓出中国古代审美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将中国古代文化资源作为人类学研究材料，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对中国古代文化现象和文本进行解读，致力于构建文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等，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丰硕成果。如叶舒宪、肖兵等倡导的“文学人类学”
，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进行重新解读，以“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为题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丛书已出版多种，其中的《诗经的文化阐释》、《老子的文化解读》、《庄子的文化解析》等著作，其意义已不仅在于开拓文学人类学领域，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和重释，而且还在于以“全球化”、“现代化”、“民族性”的现代意识和观念重新审视和认识中国文化的实质和精神，在现代阐释中实现中西化文化交流、传统与现代沟通的“转换”。诚如他们所言：“当代人类学的模式研究方法，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具有重大借鉴意义，从具有相对普遍适应性的原型、象征等模式出发，能够使以微观考释见长的国学传统向‘文化破译’的方向转化，使长期以来仅限于单一文化范围内的训诂—文献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藉人类学的普遍模式的演绎功能使传统考据学所不能彻底认知的远古文化‘密码’在跨文化的比较分析和透视下得到破解。”
可见，文学人类学借助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同时，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文学人类学资源也为文学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材料。
审美人类学的研究思路也应该与文学人类学研究思路一致，也需要在跨学科研究、跨文化研究、现代理论方法运用、现代意识和观念指导下进行审美人类学研究。审美人类学研究资源的重要渠道之一就是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现象和审美理论资源。如何发掘其中的审美人类学思想，如何开发和利用这笔文化资源，如何通过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破译”和解读，从而使之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展示出现代意义与永恒魅力，这既是审美人类学研究关注的课题，也是中国古代审美人类学资源开发和利用及其研究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中国古代审美思想是一个蕴藏着极其丰富宝藏的审美人类学资源库。从审美人类学角度看，有哪些方面的材料可作为其研究资源呢？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
其一，中国古典美学中“天人合一”思想所表现出来的“和谐美”理论资源。儒家倡导“天人合一”及其“天人感应”说，道家倡导“物我为一”与“自然无为”说，都强调审美活动和审美境界中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既体现了现代观念中“人向自然回归”、“人化的自然界”
两者和谐统一的思想，又体现出中国传统美学异于西方传统美学的特质和特征。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和谐美”比“冲突美”应更能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审美特征，更能揭示审美的本质和规律，更能体现出审美活动中人的情感、理想、愿望、想象、幻想的主导作用与主体性。
其二，中国古典美学重神轻形、避实就虚、有无相生的民族审美特点对人的精神存在、作用、价值及精神创造的影响。老子主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大辩若讷”，“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以“神”、“虚”、“无”实现对“形”、“实”、“有”的超越，在传达出朴素的艺术辩证法思想的同时也传达出超越实用功利、超越主客距离、超越自我的审美境界和审美精神。庄子以“庖丁解牛”说明了“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
所倡导的“神”的作用，启迪了后来的美学思想中的“意境”、“韵致”、“滋味”、“神似”、“文心”、“原道”、“隐秀”等概念创造，形成中国文学“心学”传统，其意义也不仅在于形成异于西方美学的特定概念、命题和思路，而且在于使人的精神存在、主体作用与创造价值获得实现，从而对人的本质和本质力量给予肯定，实现人对自我的确证。
其三，中国古典美学强调“味”，这种联系于主客体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审美属性，很大程度上是依据于主体的感受、体悟、品鉴才能达到“味”的审美效果。“味”本来是一个饮食文化范畴，联系于人的品位及其味感、味觉、回味，联系于人的物质需要和生理需要，同时还因其在中国古代的饮食文化、祭祀文化、礼仪文化中的特殊作用，“味”就具有了文化含义和审美含义，它所依赖于人的物质需要也联系于人的文化需要、心理需要和审美需要了。先秦时期的“味”早已具有伦理、政治、教育、文化、审美等多方面意义。《左传》载：“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
将“味”联系于“政”的结果不仅将饮食上升到文化、政治层面，而且使人的物质需要与人的精神需要结合在一起。孔子也指出：“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孔子将音乐的美感联系于味感，其意义在于指出乐所具有的“味”就是指音乐的回旋性、荡漾性、回味性的韵味，强调了韵味的时间延宕性与空间扩张性，使精神需求与享受大大超越了物质需求与享受。
其四，中国古典美学注重经验体验，强调“妙悟”、“品味”、“知音”，都是从审美主体，从人的主体性、主动性、能动性角度出发对人的本质和本质力量的确认。如黑格尔所言：“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其实也就是人的本质、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也就是对人的本质、本质力量的确认。中国古典美学从本质上说是“人学”，更进一步说是“心学”，历代不乏倡导“道心”、“人心”、“文心”、“诗心”、“词心”、“画心”、“书心”之说，强调人在审美中的“审”的作用，强调以“心”而“审”的作用，都应是通过审美对象达到对人类及其人自身的认识、对人类及其人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的强化的目的。
中国古代审美人类学资源来自不同的渠道，我们在中国古代文献典籍、古代文化遗存、物态化的传统文化存在物及其民族民间文化传统形态中，均能捕捉到审美人类学资源的散金碎玉。中华民族泱泱大国的五千年文明，是一个蕴藏深厚丰富的文化遗产宝藏，需要发掘和开发，也需要从审美人类学研究视角进行新的发掘与开发。
其一，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审美人类学资源。中国古代神话是远古时期先民的一种原始思维方式和精神表达方式的产物，它与原始宗教、巫术、文学、艺术、史诗、歌谣、歌舞等精神活动密切相关。中国古代神话一方面可见于大量的典籍文献及其文学作品中所收录的神话故事，诸如《尚书》、《庄子》、《列子》、《周易》、《淮南子》、《山海经》、《搜神记》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唐传奇、明清神怪小说等；另一方面在少数民族文学及其民间文学口头流传的史诗和传说故事中留存下来，如广西壮族史诗《布洛陀》、瑶族史诗《密洛陀》等；再一方面是通过民俗仪式、节庆仪式、宗族祭祀仪式、民间宗教仪式等民间活动流传下来。当然，远古神话除对当时社会生活有所反映与认识外，也是原始先民最初的文学、艺术虚构化想象及其理想愿望的表达方式，因而神话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是深刻和深远的。后来的文学艺术不仅是继承和借鉴原始神话作为创作素材和主题，而且继承和发扬了神话思维传统和神话精神。
神话作为人类最初的文化形态和精神形态，无疑也是文学艺术的最初形式和审美的最初形式。神话作为一种综合的文化、精神形式，必然也就包含有审美的潜质，从中可透视出人类的审美思维、审美创造、审美感受和审美认识。马克思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
神话的消失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及其人类对自然认识更为深入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学艺术及其他审美形式代替了神话这一原始精神的表述方式。因此，神话是人类发展、人类精神发展、人类审美思维发展的一面镜子，它充分表达出人类童年的特质和特征，从而提供了文化人类学及其审美人类学研究的资源，并且还具有文学艺术发生学研究价值。
从中国古代神话类型看，包括人类起源、民族起源、宇宙起源以及自然万物起源（与人类同源或人类异源）等多方面内容的起源类型神话占有很大的比重，它所体现出来的审美人类学思想主要有：一是诸多起源说法均以人类起源为核心，以人类和谐自然与战胜自然为主题，其实质是强化了人类起源及其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与人类在其社会实践活动中的生成、进化、发展密切相关；二是人类之外的宇宙自然万物起源与人类起源也密切相关，它一方面反证或佐证了人类起源，另一方面也是人类起源的另一种形式表达，因而它围绕人类起源并以此作为核心；三是借助想象力把人的创造力加以“神化”以战胜自然，既体现出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人通过对自然的征服以改变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和象征性实现理想愿望，又体现出人的精神创造价值和精神活动形式的创造价值；四是在神话中始终贯穿类型、模式、原型，诸如题材类型、主题模式、思维定式、形象原型等，构成了特定的神话结构模式和神话思维形式及神话创造方法，即使是口头流传，经历了千百年也万变不离其宗，从而形成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传统。例如中国神话的“女娲补天”、“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羿射九日”、“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等，都是在人与自然的矛盾中，人类在不可能战胜自然的情况下借助想象在精神上寻找超越与征服自然的一种超自然力量，既是一种精神心理自慰、平衡形式，也是一种精神超越物质、现实、肉体的形式。这些神话既可作为一种精神自慰的方式，又可作为一种精神胜利的表征，它凝聚成为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五是在神话中对人的充分肯定和礼赞，神话是人对自身的认识结果，远古初民的思维方法往往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通过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的方式认识自然与自身，这种对人自身的认识往往是对人的本质、本质力量的肯定，也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和对人的发展前景的前瞻。尤其是通过想象使其形象化、审美化、形式化后就更具有审美人类学研究价值。因此，中国古代神话是审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资源，也是审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其二，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审美人类学资源。首先，早期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含有大量的神话因素，诸如先秦文学中的《诗经》、《楚辞》及先秦诸子散文，像《庄子》中神话、传说、寓言占了很大比重。更为重要的是在文学精神和艺术精神中也体现出神话精神，从而在神话精神中体现出审美人类学精神。文学是人学，它以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人类的精神活动形式和精神追求方式作为起点和中心，从而也体现出审美人类学精神。其次，中国古代文学中史诗、人物传记和大量以人类起源、民族起源、国家起源等作为题材、主题的作品，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中大量存在的这类作品，不仅记载了人类、民族起源和发展过程的历史，提供大量可资审美人类学研究的资源，而且我们还可以在各民族文学、各地域文学的比较研究中确定和认识审美人类学的取向和宗旨，认清各民族、各地区人类发展，尤其是人类精神发展的历程、规律和特点。各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有的是以口头形式流传的，虽经过时代变迁，会对其原貌原义，尤其是原始形态有所损耗，但其内在结构和精神内涵则因类型化、模式化而稳固。更值得注意的是书面文字化的尤其是通过汉语文字化的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学，受汉语文字这一载体和中介的影响，通过民族间文化交流、民间各地域文化交流以及主流文化意识的统治和渗透，都会形成一种独特的文本和独特的审美形式。人类学研究更应从审美的角度关注各民族在发展中的文化交流形态、文化渗透、文化互补、文化介入、文化过滤、文化视域等问题，从审美中透析出民族发展的精神历程和精神个性。
再次，中国古代文学所表现的抒情性、写意性、表现性倾向也提供给审美人类学大量的资源。中国古代文学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和视点的文学，从“诗言志”到“诗缘情”，从“感物”说到“表现”说，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文学的抒情性、写意性、表现性特征，因而中国古代文学从总体上说是一种抒情性文学类型。这样就使中国文学的创作、作品、欣赏、批评过程始终围绕着人来进行，围绕着谁抒情、抒谁的情、谁接受情、接受了谁的情等问题展开，就很自然地联系到作家、读者，由作家、读者又联系到社会、群类、族群，从而使文学真正成为人类抒情言志、表达精神存在的一种方式，成为人类历程、心灵履迹的一种表征，成为人类对自身反思、观照和肯定的一种形式，更是人类对人的本质和本质力量的确证，从中折射出人类、民族、群类的起源、发生、发展过程，折射出人的不同的特点和个性，折射出人类和民族的精神世界。最后，从中国古代文学一以贯之的创作方法、创作态度、创作境界的追求中发掘审美人类学资源。中国古代文学，尤其诗词惯用比兴、比拟、象征、隐喻的方法来借景抒情、托物言志，都是紧紧围绕人，围绕人情、人性、人品、人格来塑造形象、表现情愫的。景与物实质上是人、人类、民族精神及其心性、心灵、灵魂的载体和表征。中国古代文学描写的梅、竹、松，既象征、寄托了人格、人品、人性而独立成为文学意象，又凝聚成为文学命题、文学原型，从而使它超越了作者抒情言志的个体性而具有民族精神、品质、风格的群体性，成为积淀在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审美元素或审美符号。因而文学研究要挖掘梅竹松的深层内涵和意蕴，要探索其发生、起源的源头，就不得不从人类或民族发生的原初、人类或民族审美心理发生的源头去追根溯源。这既需要运用审美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探索，又为审美人类学研究提供了资源。审美人类学与文学人类学在此交汇融通，文学所提供的审美角度和视域为审美人类学研究开辟了更为深广的领域。
其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的审美人类学资源。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尤其是文史哲典籍中蕴藏着丰富的审美人类学资源，而某些科学技术典籍和宗教典籍，诸如医药、地理、天文、谶纬、卦算、生物、节气、农植、工艺等书中也同样含有某些审美人类学资源。首先，从中国古代思想典籍来看，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中无疑含有大量的审美人类学资源。先秦诸子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发展的源头，也最能反映出中国最早的思想观念和意识的。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其实也是思想活跃、思想争鸣和思想开放的表征。诸子争鸣的一个重要内容，或者说先秦诸子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人、人性、心性、情性等争论，诸如对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讨论，就包含有深刻的人类学思想因素。孟子提出“人性善”、“与民同乐”等民本思想中也不乏人类学资源的萌芽。仔细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先秦诸子讨论的问题都包含从人出发，最后又回到人这一循环不已又螺旋形上升发展的逻辑中，其基本思路和宗旨还是对人自身的认识，对人及其人性的逐步发现和认知。无论是儒家对人性的正面肯定及其积极弘扬，还是道家对人性的逆向反思及其自然无为，其实质都还是落脚在对人、人性的认识和反省上，从而确立中国古代思想主要围绕对人性发展、人类精神发展、人的自我认识思想意识发展而构成的思想史轨迹，体现了中国人文科学的本质和特征。其次，中国古代历史典籍中的审美人类学资源。中国是一个十分注重历史传统的国家，不仅历代史志记志不绝如缕，而且历代的历史研究成果卓著，在浩如烟海的史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审美人类学资源。这不仅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统治下的官修二十四史以及清史稿中可略见一斑，而且从各地各级的地方史志中可见轮廓。史书中不仅记载了当时发生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而且记载了当时当地的山川地貌、风俗习惯、风土人情，也收集了当时、当地的民族文化、民间文化资源。这既是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研究资源，也是审美人类学研究资源，从中也能触摸到人类及其各民族的精神、意识、观念中的审美文化意识及其人文精神，从其审美文化及其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中也能触摸到人类及其各民族发展轨迹与脉搏。再次，中国古代宗教典籍中的审美人类学资源。中国古代宗教典籍一方面是外来宗教本土化之后留传下来的经文典籍。如佛教及其佛经，东汉时期自印度传入中国之后就本土化了，衍化为中国佛教禅宗。尽管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描写唐僧西天取经，似乎经书由外域传入，但事实上绝大部分佛经为中国化佛经，打上了本土宗教思想文化的烙印；另一方面是本土宗教，诸如道教，其思想文化传统本源于先秦道家，道家注重自然心性、注重养生养性、注重心斋坐忘的思想也被融入道教典籍文化中。更不用说形形色色的各民族民间宗教，都与当时当地的民俗、民风、民性相关联，也与原始宗教、原始巫术、原始信仰相关联，虽缺乏典籍经书，但也各有教义和教规，以及各式各样的图文或图录式手抄文本。宗教典籍尤其是经书，无疑是为解决人的现实问题与精神困惑而虚设的理想与幻境，主要是为了解决人的存在和人的归宿之间贯通的桥梁——人的精神寄托和信仰问题。因而宗教典籍也是人对自身的认识，尽管是扭曲的、虚幻的、消极的认识，但从中也折射出人的精神、心灵履迹和历程。加之，宗教与原始宗教虽有区别，但也还带有某些原始宗教的痕迹，宗教典籍所包含与保留的大量神话、传说、故事，含有原始思维方式和原始认知习惯的文化传统因素。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依托民间宗教的精神力量来凝聚民族，展示民族精神，保持民族文化，彰显民族特点，更为审美人类学研究提供了资源。最后，中国古代文论、艺术理论及其他审美理论中的审美人类学资源。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和审美精神是贯通的，因而古代文论、艺术理论及审美理论的基本命题、范畴、宗旨、取向也是一致的。古代文论美学经典，诸如《荀子·乐论》、《礼记·乐记》、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严羽《沧浪诗话》、叶燮《原诗》、王国维《人间词话》等，都贯通文学理论、艺术理论和审美理论。古代文论的范畴，诸如意境、滋味、文气、风骨、韵味、妙悟等也均能为文学、艺术、审美理论所接受，这些范畴都体现了人的身心形态和精神状态，都糅合进人的构成因素，以体现人的主体性。诸如意、气、骨、体、神、情、心、眼、手、脉等，均着眼于或借鉴于人的体、气、精、神来表现。在具体的方法、技法上，从人体角度去设置命题和范畴的就更多，一篇文章似乎就是一个人体，方方面面都灌注了人的体质要素和精神、气质、品质等要素，从而体现出范畴、命题的人格化倾向。再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理论“表现”说看，既强调了文艺和审美的抒情言志倾向，又强调了文学主体的表现功能和作用，从而使整个体系框架、结构、观念作用都能围绕人来充分展开人的本质和本质力量创造，展开人性和人的生命力、生气活力、精神气韵。因此，这些文学理论、艺术理论和审美理论都无愧为“人学”和“人类学”，称之为审美人类学资源名副其实。除此之外，中国古代大量的科技典籍中也蕴藏有一定的审美人类学资源，这一宝库还有待进一步开发和发掘。
其四，中国古代文化的物化形态中审美人类学资源。首先，从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看，大量保存流传下来的古代建筑、工艺品、服饰、器具、物件等，凝聚了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创造力、审美力和生产力，充分展示了人类及其民族社会发展历程。一部古代服饰史不外乎就是一部人类发展史及其审美发展史，更不用说建筑史、工艺史、雕塑史、纺织刺绣史等都应该视为人类物质文化发展史及其审美文化发展史。其次，从古代保存和流传下来的民俗文化看，每一种风俗习惯都会有一种文化传统隐藏在其后，大多数都有相关的历史渊源及其传说故事加以解释。每一种节庆民俗都会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及其文化传统支撑，如端午节既与纪念屈原有着密切联系，又与划龙舟、赛龙船的民间风尚相关；春节既与农历开年的新春万物复苏的自然节气密切联系，又与农耕文明社会以及农业生产的春耕播种开端相关。这些民族文化与民俗文化传统中保留大量的人类学和美学资源。再次，从少数民族所保留流传下来的活态文化看，尤其是一些地处偏远，经济、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就有可能保留更多的民族文化传统及其原生态文化形态，甚至可称之为“活化石”，其民族特点和文化特征、历史遗痕就更明显、更突出。如云南的摩梭人，还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某些遗痕和独特的婚配风俗，可谓人类学研究和审美研究的历史文化“活化石”。最后，从不断发掘出土的文物看，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视丧葬文化的国家和民族，大量出土的文物中丧葬文化占很大比重。当然，随葬品中的文化含量已大大超出丧葬文化范围，从中不难透视当时历史文化风貌，为人类学和美学研究人的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生前和死后、物质生活需求和精神意识需求关系以及保存保留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等诸多资料资源。如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北京十三陵、桂林靖江王陵等帝王陵墓的出土文物，云南元谋人、北京山顶洞人、广西柳江人、西安半坡人、渑池仰韶人、桂林甑皮岩人等古人类文化遗存，更是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不可多得的研究资料，也应该成为审美人类学研究资源。当然，还有更多的尚未出土的文物隐埋在地下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还有待发掘，从而提供更多更新的资料。依据这些资料，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研究将会更有成效，更能将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从审美人类学研究角度而言，更应该依赖于田野调查的实证材料，更依赖于发掘和发现新的研究资源，因而资源的开发和开掘对于审美人类学研究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中国古代审美人类学资源是一个蕴藏丰富的宝藏，一方面有待我们去发掘开发，另一方面也有待我们去利用。如何利用这笔宝贵财富，主要途径及其价值意义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利用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资源拓宽审美人类学研究领域。审美人类学不仅需要着眼于文献文本研究，而且需要立足于田野调研的实证研究，因而研究视域和领域更多地放在田野作业，亦对民族、民俗、民间文化的考察和实证研究上。这对于传统学科的文史哲研究而论，过去着重于历史文化典籍文献研究，而对历史文化遗存、出土文物考古、民间留存“活化石”研究相对薄弱。从以上列举的中国古代审美人类学资源渠道来看，这是一块肥沃的处女地，还有不少未开垦的领域有待审美人类学研究开拓。中国古代审美人类学资源既可作为审美人类学研究资料，从而佐证审美人类学理论、方法和观点，有利于审美人类学学科建设；又可作为审美人类学研究对象，运用审美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深度研究，从而发掘其中蕴含的审美人类学价值意义，同时也会带来对传统历史文化的重新阐释和评价，赋予其新的意义。审美人类学学者有责任、有义务运用其理论和方法对传统历史文化资源进行重新发掘与开发，不仅有利于夯实审美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论基础，也不仅有利于开发古代审美人类学研究资源，而且更有利于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更好保护、保存、保留文化传统，更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建设与创新发展。
其二，利用中国古代审美人类学资源有助于解决历史与现实问题。审美人类学研究应面向现实解决问题，但确实也有不少历史问题在现实中还未能很好解决，或者说还缺乏更多资料佐证与历史经验及其文化传统依据，由此说明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是常常交织在一起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立足于解决现实问题，就必须拓展视野与视角，将共时性研究与历时性研究、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现代文化资源发掘与古代文化资源发掘结合起来，构建古今中外贯通的大视野。立足于中国本土资源开发及其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解决，就必须注重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发掘开发中国古代审美人类学资源，既能回答人类学问题与美学问题，又能够通过两者结合的审美人类学综合性研究，形成互动、互解、互释的整体视域，解开一些长期争议又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诸如人类起源和美的起源关系问题，人类的精神意识发生和人类审美意识发生关系问题，人的个体存在与社会存在关系问题，人类的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关系问题，人类发展与审美及其美育关系问题，审美的人类性与民族性关系问题，民族文化传统保护与现代发展问题，人类现实生存困境与诗意栖居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显而易见不仅是现实问题，而且也是过去、现在与未来关系问题，这就需要发掘利用中国古代审美人类学资源，为审美人类学研究提供历史与现实贯通的视野。从这一角度而言，审美人类学研究不仅需要人类学与美学联姻的跨学科综合研究，而且还需要综合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古代文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各学科知识、资源、理论方法进行更大范围的跨学科研究，从更有利于审美人类学发展，才能有效解决人类生存及其诗意栖居的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
其三，利用中国古代审美人类学资源有利于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及其民族文化的现代发展。随着 21 世纪现代化进程加快及其现代科技发展，“全球化”、“信息化”、“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在深化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发展中日益与国际接轨，如何保持民族特色与优势，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及其民族文化的现代发展，从而推动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文化振兴、中国大国崛起，这是我们致力于审美人类学研究的宏伟目标。这既需要深化改革开放，对外引进，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又需要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发掘本土民族、民间、民俗审美人类学资源，同时也需要开辟中国古代审美人类学资源发掘渠道。正如“洋为中用”并非照搬西方而需进行文化过滤、选择、消化一样，“古为今用”也并非照搬古人而需进行选择、消化、转化才能吸收其有价值、有意义的财富。从审美人类学研究角度发掘、开发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本身就带有选择、扬弃和转换的价值取向，它不仅是追根溯源的寻根认祖过程，而且也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过程。因而，审美人类学立足于对中国古代审美人类学资源发掘必须着眼于民族精神、人类精神、人文精神的探索和追求，必须有利于推动审美人类学研究发展。
其四，利用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资源有助于建构审美人类学体系，以形成中国特色和民族特色。人类学是在西方建立起来的学科，传入中国后一直未能很好发展，近年来逐渐升温的人类学发展也较多带上西方色彩，甚至只是借助中国人类学资源而已，占主导地位的仍是西方人类学理论学派，使中国研究在人类学领域处于劣势或“失语”状态。当前兴起的审美人类学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应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人类学学科，它既是一个有别于世界各种各样审美人类学研究思潮流派的一个独立的学派，同时又与世界审美人类学发展潮流对话、沟通、交融，具有审美人类学研究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因此，审美人类学发展应吸取古今中外的审美文化资源，既吸收西方审美人类学理论方法的长处，又借助中国审美人类学后发优势与本土特色，建构一个包括西方审美人类学、中国审美人类学、马克思主义审美人类学、民族审美人类学等构成要素的审美人类学结构体系，同时也建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审美人类学形态和流派，不仅能与世界交流、沟通，而且也能为审美人类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富审美人类学资源的国家，无论是民族文化、民俗文化、民间文化资源还是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资源，都会给审美人类学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推动审美人类学更好更快发展。
进入新世纪后，审美人类学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黄淑娉、龚佩华在《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一书的最后一章“中国人类学的回顾与展望”中对建立和建设中国人类学学科充满信心，认为：“诞生在西方的人类学于 20 世纪初传入我国，新中国成立前有了初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类学经历曲折的道路，从受压抑到复苏走向振兴，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给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前景。”
中国审美人类学学科建设与人类学学科建设一样将在 21 世纪不断发展和创新，沿着自己的发展之路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原载《东方丛刊》2001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