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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救亡运动中，东北军爱国将领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九一八事变后，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将领敢于违背不抵抗命令，在东北境内直接参加了对日作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大部分东北军退往关内，他们希望能在张学良的带领下，投身于抗日战场，打回东北老家去。在张学良下野出国后，王以哲、黄显声等东北军爱国将领遵照张学良的嘱托，全力保全东北军，同企图分化瓦解东北军的国民党集团做斗争。张学良出国期间，靠着这些将领的团结互助，避免了东北军的分裂，保存了东北军的实力。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大部分退守关内。但是，有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将领，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违抗了不抵抗命令，毅然在东北组织起抗日武装，奋起抗日。在辽宁主要有黄显声、邓铁梅等部，黑龙江有马占山、苏炳文等部，吉林有李杜等部。他们在东北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用鲜血谱写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斗争史上的光辉篇章。
最早在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队伍的是辽宁的东北军爱国将领黄显声，被誉为“血肉长城第一人”，被推选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黄显声，辽宁岫岩人。东北陆军讲武堂第 3 期炮科毕业后，投身军旅。他治军严谨，胆识过人，先后担任过少校营长、随从参谋、少校副官、旅长等职，为张学良所倚重。他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1930 年，他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期间，整顿社会秩序，开展禁烟、禁赌，支持东北救亡人士的反日斗争，给日本方面很大的震慑。早在九一八事变前，他就对日军侵略东北的野心有所觉察，在张学良的默许下，着手扩充各县的公安编制，将所属各县的公安和警察部队统编为 12个总队
，建立地方公安联防区加强防备。1931 年 9 月初，在日本关东军向辽沈一带的日本浪人和在乡军人发放枪支时，他以警务处的名义紧急向全省 58 县公安队伍发放枪支、弹药。在九一八事变当夜，黄显声对东北军 7 旅旅长王以哲表示，公安局各分局队，将尽力支持，非到不能抵御，决不放弃驻地。他敢于违背不抵抗政策，指挥公安警察部队进行了顽强抵抗，“为当时沈阳唯一未执行不抵抗命令的公安部队”
。
九一八事变后，黄显声受命主持辽宁的军政两署。他深感武装力量薄弱，想方设法扩充军备，组织抗日武装力量来抗击日本的侵略。当时，东北军除先期入关的以外，主力部队都已奉命撤退关内，辽宁全境不足 6 个旅的兵力，锦州驻军只有张廷枢的步兵第 12 旅与辽宁省警务处的公安骑兵总队
。为扩充武装，10 月初，黄显声亲自主持召开了锦州、义县、兴城、绥中等 8 县公安局长会议，决定抽调各县干警，将辽宁省原有的1 个公安骑兵总队扩编为3 个，并将这3 个骑兵总队集中在锦州北部一带驻扎整训。然后，通令全省其他各县迅速与锦州警务处联系，于是各县公安局长纷纷赶往听候指示。10 月，黄显声与部下熊飞通过争取汉奸凌印清的部下项青山、张海天，一举镇压了凌印清队伍。黄显声以警务处名义
[1]
委任有功人员项青山、张海天、盖中华为第一、第二、第三路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司令，“此东北义勇军之起源也”
。在黄显声委任东北义勇军第一、二、三路之后，东北抗日义勇军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兴起。尤其是对义勇军的“编委方案”
出台后，一时间，到锦州请求加委和请缨抗战者络绎不绝，于是，日军报纸便有《黄显声极力收编匪贼》
《黄显声计统率十县民团八万名，现正积极编组中》
这样的报道，到1931 年末，经黄显声委任的抗日义勇军达 22 路之多
。12 月，黄显声与“救国会”联系，将组建和委任东北抗日义勇军事宜交付“救国会”。以后，经“救国会”委任的抗日义勇军已达 56 路。锦州陷落后，他拒绝入关，执意前往北票建立东北民众自卫军总指挥部
，准备集中朝阳、义县等地军队，“即将反攻大凌河，对日军抗战”
。直到张学良多次电催黄显声赴滦州重新整顿军务，黄显声才不得不撤走。由于他们先期组织工作有力，东北抗日义勇军已在东北大地蓬勃地发展起来。
黄显声在辽宁组织抗日义勇军的同时，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马占山带领东北军官兵奋起抗日，其领导的江桥抗战在东北抗战史上应写上浓重的一笔。马占山，字秀芳，吉林怀德（今吉林公主岭）人。他从绿林起家，后为奉系效力。因其能征善战不断提升，曾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九一八事变时任黑龙江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 3 旅旅长。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黑龙江省主席兼督办边防军司令万福麟在北平未归，而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借助日本势力，于 1931 年 10 月 1 日脱离东北当局，宣布独立，悍然出兵嫩江桥。在黑龙江省人心惶惶的险恶局势下，马占山被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黑龙江省军事总指挥。马占山力排众议，公然违背不抵抗命令，在就职演说中表达了要与日本决一死战的决心，誓死抵抗日本的侵略。从11 月4 日到18 日，他指挥了著名的江桥抗战，使日本侵略者遭到了从入侵东北以来的第一次重创，“开我国反日民族战争之先声，振全国抗日救国之精神，所关甚大，虽败犹荣”
。社会各界极大赞誉马占山的壮举，“当时全国各地的民众，口有言，言马将军；手有指，指马将军。京沪一代（带）的照相馆不将马将军的照片放大悬挂起来，好像便不成其为照相馆似的。”
江桥抗战极大振奋了中国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全国民众声援的“援马抗日团”奔赴前线；海内外爱国人士、反日团体等纷纷捐款捐物，络绎不绝的慰问电、赞誉电如雪花般寄往前线；上海音乐家集会，为马占山谱写了《马家军之歌》；上海和广州、武汉还出现了以马占山名字作商标的香烟、糖果、奶粉等。1932 年初，日军占领锦州后，使退守在海伦、拜泉、克山一带的马占山军队腹背受敌。为保存实力，1932 年 2 月，他一度与日军妥协，就任伪黑龙江省省长一职。但他在国联调查团到来之际，很快再举抗日旗帜，重新组织黑龙江省政府，整编军队为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统一指挥黑龙江省各部队及义勇军。在海伦、青岗、绥化、克山、通北、拜泉等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还组织了反攻齐齐哈尔的战斗。1932 年 12 月，马占山率部与苏炳文部汇合，退入苏联。
在马占山江桥抗战时，得到了驻守满洲里的苏炳文部的大力支持。苏炳文，字翰章，辽宁新民人。他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一期，1925 年进入东北军，先后任黑龙江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参谋长、东北陆军步兵 15 旅旅长兼呼伦贝尔警备司令和中东铁路哈满护路司令。九一八事变时为陆军步兵第 2 旅旅长和哈满护路司令职。九一八事变后，他坚决主张抵抗侵略，拥护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主席，表示在国破家亡之际，只有团结合作，才能共御外辱。他毅然将其驻满洲里第 4 团调到嫩江桥，给马占山很大支援。在马占山投降后，苏炳文深感力量薄弱，仍就原职，对日本方面的诱降托词应付，静待观变。1932 年 9 月 27 日，他率所部在海拉尔举义抗敌，并于 10 月 1 日正式宣布就任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通电中外。他以富拉尔基为前沿阵地，准备攻打齐齐哈尔。10 月上旬，苏炳文亲率东北民众救国军在富拉尔基与日军鏖战，先后打退敌人的数次进攻。当马占山再度举旗抗日后，苏炳文与众将领一起推选马占山领导抗战，准备联合马占山、朴炳珊以及义勇军李海青等部，再大举分进合击，恢复齐齐哈尔
。11 月下旬，富拉尔基、朱家坎、碾子山、扎兰屯相继失陷。11 月 22 日，他会同马占山、李杜等致电国联，揭露日军的残暴，要求国联给予制裁，却迟迟没有回音。日军邀苏联作为调停使者对苏部进行诱降，在遭到苏炳文的拒绝后，便轰炸扎兰屯、博客图、海拉尔、满洲里等地。1932年 12 月 4 日，在日军重兵围攻下，苏炳文部弹尽援绝。在得到张学良允许后，苏炳文部与马占山部在满洲里汇合，一起撤至苏联境内。
与马占山齐名的还有东北军爱国将领李杜，因用兵神速，被称为“飞将军”。李杜，原名荫培，又名玄存、黎苏，辽宁义县人。东北讲武堂毕业后，曾任奉军连长、奉天防军管带、陆军 29 师 114 团营长、团长、吉林第 15 师师长兼第 10 旅旅长等职务。九一八事变时任吉林依兰镇守使兼第 24 旅旅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吉林省军署参谋长熙洽叛国投敌，李杜闻讯以依兰镇守使名义向各县通电。同时与马占山、冯占海等人建立联系，相约共同抗日。1932 年 1 月，李杜率主力抵达哈尔滨市，被推选为“吉林自卫军总司令”。这时，马占山已向日本妥协，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李杜抗日之志毫不动摇，动员军民领导了哈尔滨保卫战。李杜向“救国会”通电表示：“只有杀敌李杜以光我中华民族，决无投降李杜以污我中华战史”
。李杜亲临前线指挥作战，部署防线，前线抗战官兵精神兴奋，“皆死命御敌”
，挫败了日军的进犯。他还带头毁家纾难，将银行存款全部捐献作为军备之需。这感染了下江地区 13 县的民众，纷纷捐款献粮，参军入伍。当马占山重整旗帜、倡议吉、黑两省义勇军合力反攻哈尔滨时，李杜积极响应，形成了共同反抗日军的局面。李杜组织了三路大军进攻哈尔滨，失败后又组织了依兰保卫战。1932年 7 月，李杜被张学良委任为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长官。他以吉东抗日武装为基础，建立了四五万人的抗日联合军，有 10 个旅的兵力。1932 年秋，日军攻击马占山、苏炳文等部后，集中力量攻击吉东的李杜部。由于力量的薄弱与丁超的降日，李杜部被迫全线撤退。1933 年 1 月 9 日，李杜率残部进入苏联境内。
马占山、李杜、苏炳文三位将领在东北举旗抗日后，因孤军难支，最后都被迫退入苏境。1933 年 4 月，张学良出国抵达意大利后，电邀苏炳文、马占山、李杜前往晤叙。他们三人立即抵达罗马与张学良见面。日军的侵略让他们国破家亡，如今在异国相逢，不禁唏嘘感叹。张学良对他们说明自己的窘境，因国人谴责他的不抵抗，只能暂居海外。他亟盼着打回老家去，想借此欧洲考察之机，学习欧洲各国的先进治国理念，不久即将回国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为了早日实现抗日的目标，张学良劝他们三人尽快回国，重整旗鼓，以期再战。三人心领神会，马上准备回国的行程。
但是，回国后的情形令他们始料不及。1933 年 6 月，马占山回到上海，蒋介石表面上对他大加赞许，任命他为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但对于他统帅义勇军抗日的要求不加理会。马占山壮志难酬，非常郁闷，暂居于天津的英租界。在天津期间，他与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进行了交往。受其影响，他开始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李杜的境况与马占山基本相同，他于 1933 年 7月回到了上海后，也被委任为国民党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他总结东北抗战的经验教训，将如何组织和领导义勇军的条陈上交国民政府，希望国民政府将各路义勇军组织团结起来，共同作战。但得到的回复是中央需要统筹兼顾。李杜又去庐山面见蒋介石，请求拨款援助义勇军，遭拒。他放弃依靠国民党出兵抗日的幻想，开始与宋庆龄、冯雪峰等社会上层人士联系，寻找回东北抗日的机会。同时，他还设法与下江和吉东地区的抗日武装联系，宣传他们英勇斗争的事迹。如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曾经报道李延禄部的抗日业绩，就是由李杜委托的记者深入方正县地区，对救国军参谋长李延禄慰问后得知的。此外，李杜还与自卫军卫队连长周雅山取得了联系，指导他们组建农民抗日武装。李杜还委派共产党员赵濯华等人潜入虎林、密山一带，勉励高玉山及其领导的国民救国军坚持抗日
。
在原东北军爱国将领在东北与日军奋战的同时，九一八事变后入关后的东北军将士们也在为“打回老家去”而努力奋斗着。
因为失去东北，张学良与东北军都受到国内舆论的强烈抨击。性格直率、火爆的东北军将士，一直为九一八事变未作抵抗丢失东北而追悔莫及。如王以哲不止一次自责“成为不抵抗主义的跑龙套者”“无知和没有远见”“可恨”“可耻”“不可原谅”，认为“永远忘不了这个奇耻大辱”
。到了陕甘以后，他对高崇民等人这样讲，“我现在一个军长，还不如义勇军的一名战士。”
另一位将领黄显声也痛心疾首，认为丢失东北是东北军的极大耻辱，表示与不抵抗政策誓不两立。所以，东北军将士一致希望张学良能带领东北军投身抗日战场，打回东北老家去。日军占领东北后，矛头直指华北。入关后的东北军大都驻扎在华北地区。在日军对华北鲸吞与侵略之时，亡省亡家的东北军将士们希望将热血溅洒于抗日战场上，誓死与日军决战，以早日实现打回老家去的夙愿。1932 年 12 月，在日军炮攻榆关后，驻守山海关的步兵第 9 旅旅长何柱国星夜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认为“事情已到了图穷匕见的最后时刻了！”
张学良也表示要与日军“拼”了的想法，并以北平军分会委员名义加以部署。何柱国部参加了榆关之战，他亲率守备，誓言但留一兵必固守。榆关之战很惨烈，守南门的 1 名营长与 4 名连长先后战死，全营官兵几乎全部战死，全团官兵伤亡半数。由于榆关四门俱险，东北军被迫退守。虽然榆关之战仅 3 天就失败了，但是东北军将士与日军作战激烈，揭开了长城抗战之序幕。在日军猛烈的炮火攻击下，王以哲部与关麟征所部 25 师在古北口与日军展开血战。王以哲率部在古北口多次打退敌人进攻，还在鸾东夜袭桃马渡之敌，“两役歼敌一千五、六百人”
，大大鼓舞了士气。中央军与东北军在古北口血战 3 昼夜，4000 多将士伤亡，东北军 112 师 635 团团长白玉麟殉国。
热河抗战失败后，全国上下一致谴责守土有责的张学良，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在张学良下野后，为了分化与瓦解东北军，蒋介石开始利用各种手段暗中破坏东北军，拉拢东北军高级将领。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军将领王以哲、黄显声遵照张学良出国前的嘱托，全力维护东北军的团结，同蒋介石的分化瓦解阴谋做斗争，从而保存了东北军的实力。
王以哲是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东北军高级将领，是张学良最为信任的心腹大将之一。王以哲，字鼎芳，黑龙江宾县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 8 期步兵科，入东北军后，先后任东三省陆军军士教导队中尉排长、上尉连长、少校营长、卫队旅长、第 19 师中将师长等职务，九一八事变时任第 7 旅旅长。张学良东北易帜后，将王以哲部编为陆军独立步兵旅，驻北大营。他针对日军的挑衅，于 1931 年 8月初亲自到北平向张学良报告，请求张学良回师备战，以抵御日军侵略
。九一八事变后，第 7 旅入关驻守长城古北口一线，改番号 107 师，王以哲被调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第一处中将处长兼 107 师师长，协助张学良部署热河防务事宜。王以哲一直在部队中灌输反日爱国情绪，提倡爱国主义。当时日人所办的《满洲日报》曾这样评述：“王以哲旅全体士兵，个个怀着强烈的反日情绪，今已安然退入山海关，这是满洲治安的隐忧。”
1933 年 3 月，张学良将驻古北口的东北军合编为一个军，升任王以哲为 67 军军长，下辖 107 师、110 师、117 师及一个炮兵旅，一个工兵团，总兵力 2 万余人，负责古北口至滦东一线的防务。他率所部在古北口与日军血战，伤亡惨重。为了鼓舞士气，树立收复东北的信念，他早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时就成立《东望》杂志社，意为“东望家乡的苦难，东望日寇的罪行，东望国土的沦丧，东望义勇军的战绩”。
他经常为该刊撰稿，表达了东北同胞必须东归，打回老家去的信念。该刊报道义勇军奋勇杀敌的战绩，揭露日本的侵华罪行，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东望》是东北军唯一的军刊，是 67 军思想交流的阵地，一直维持到王以哲牺牲才停刊。
蒋介石趁着张学良出国之际企图拉拢与收买东北军将领，准备将东北军调离华北，以逐渐瓦解东北军。这样，东北军中校以上军官轮流去庐山“中央军官训练团”受训。1933 年 4 月，王以哲应召去庐山。当时王以哲的 67 军在廊坊、武清、安次、黄村、良乡一带整训，蒋介石深知他在东北军中的地位与影响，通过他的保定军官学校的老同学陈诚、何应钦拉拢他，对王以哲许以中央委员头衔，并给 5 万元礼仪相赠
。蒋介石多次单独会见宴请他，以收买的口气对他表示，只要他能直接听从指挥参加内战，便可以把东北军组成一路军，由王以哲当总指挥。王以哲不为所动，断然拒绝，蒋介石对王以哲顿生忌恨。至于蒋介石赠予的 5 万元，王以哲以军需处名义，购买军需品发给部下，使东北军将士深受感动。为了对投身抗日战场做准备，他还注意整训队伍，将全军连以上的军官加以集训，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参加 10 天短会，对日军的动态、东北军的治军方略、加强军纪等方面都进行了探讨，军队抗日情绪极为高涨。同时，作为部队首长，王以哲还对随军眷属的思想、生活状况特别加以关注，他希望随军的女眷们千万别忘了国耻家仇，一定要支援协助丈夫，披甲还乡，早日收复失地。并以家长的名义对他们提出了要求：克勤克俭、努力学习、禁止赌博、戒烟戒酒等
。
为实现复土还乡的大业，东北军将领一直与阎宝航、杜重远、高崇民等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保持着友好关系，支持他们的反日爱国活动。可以说，张学良核心组成员是张学良的文臣，东北军将领是张学良的武将。在东北沦陷后，他们活跃于文武两条战线，共同为复土还乡，打回老家去而奋斗。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将领王以哲、黄显声两人就支持张学良核心组成员创建的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的救国斗争。王以哲在担任驻北大营第 7 旅旅长时，支持过车向忱等人提倡的国货、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
他还经常邀请阎宝航、车向忱、杜重远等爱国人士前来部队做报告，教育全旅官兵认清日本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鼓励部队练好杀敌本领。日本方面认为这是“将反日思想注入军队”，引起了极大恐慌。1930 年 6 月 28 日，《满洲日报》报道外交协会关于“对军队宣传”的消息
。与此同时，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的黄显声积极支持阎宝航、车向忱等人发起的禁烟禁毒运动，配合小河沿的三次销烟，做好维持治安的工作，显示出东北当局的严正立场。在九一八事变前，王以哲、黄显声就支持核心组成员的爱国运动，这在东北军上层军官中还很少见。
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张学良出国后，王以哲、黄显声等东北军高级将领与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保持着密切联系，将他们作为重要的智囊团，共同维护东北军的团结统一。黄显声在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同时，还与核心组成员为领导骨干的“救国会”建立起密切联系。他本人还担任“救国会”的委员，部下熊飞担任了“救国会”的军事部副部长。他们密切配合“救国会”的抗日活动，共同开展抗日斗争。“救国会”被取缔后，核心组成员又组建了抗日的复东会。阎宝航、王化一等人同国民党要员、社会各界的上层人士都有着广泛的联系，故可以从各种渠道得知一些重要信息，核心组成员又将这些信息及时传递给东北军高级将领，他们共同应对东北军遇到的困难。1933 年 7 月 8 日，王以哲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后回到北平，邀请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化一等人在北海仿膳聚会进餐，将蒋介石对东北军将领的这些拉拢手段向他们叙说。核心组成员和东北军将领们一致认为，这是蒋介石分化东北军的企图，应当加强团结、提高警惕，他们决心牢记张学良在出国前“文要保存东北大学，武要保存东北军”的重托，全力维护东北军的团结。1933 年底，阎宝航在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的接触中，无意中发现一个很重要的情报，即南京方面正在考虑调动军队开赴福建镇压蔡廷锴的消息
。阎宝航与黄显声一直关系密切，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会晤黄显声，商讨防范问题。黄显声对此做好了准备。
黄显声大闹怀仁堂就是在张学良不在国内的情况下，靠着东北军将领的团结合作，避免了东北军被肢解并维护东北军统一的成功范例。黄显声当时为东北军骑兵第 2 师师长
，入关后一直寻机抗日。1933 年 3 月，长城抗战开始后，黄显声率部从北平西苑进驻白马关，同时令所部一团为先头部队继续挺进热河隆化一带寻机抗日
。长城抗战失败后，黄显声支持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他曾一度率骑 2 师挺进热河南部的滦平、丰宁一带，同时联络挚友第 112 师师长张廷枢将部队开驻宣化、怀来一带，还劝说吉林抗日义勇军领袖冯占海接受冯玉祥的指挥，共同抗日。为了改造队伍，他通过刘澜波与中共河北省委发生联系，17 名共产党员先后来到骑 2 师进行党的活动，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1933 年底，何应钦以北平军分会主任名义，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东北军将领紧急军事会议。到会的有东北军各军长、师长等主要将领 30 余人。在张学良出国后，何应钦接管了国民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务，并掌握着整个东北军的指挥权。“福建事变”爆发后，何应钦准备将东北军南调的消息早已被黄显声等人事先从阎宝航处得知。所以，当何应钦在会上宣布了将东北军南调的命令时，黄显声拍案而起，断然拒绝。陈大章等人这样回忆了当初会议的情形：
“在东北军将领不知所措时，黄显声这样宣称：‘要调动东北军，除非张汉卿回国，由他来调我们当然服从，否则谁也别想调！’他一面说一面环视在场各位将领，继续说道：‘在座各位如果谁敢接受调动的命令，谁就准备吃这个！’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拍了拍腰间的手枪。112 师师长张廷枢也站出来说道：‘我拥护黄师长的主张，少帅不在，谁也不能调。’这一下，便打破会场的沉默，纷纷响应：‘对，少帅不在，谁也不能调！’”
东北军官们对于黄显声的胆识肃然起敬，认为是他救了东北军。而黄显声自谦道，“哪里是我救了东北军，汉公临别时大家都发了誓的，我说的都是大家的心里话，不过是我的嘴快，抢先说出来罢了。”
黄显声此举，使东北军避免被肢解，是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一次公然抵抗。
黄显声所为，搞得何应钦很狼狈，于是对黄显声怀恨在心，寻找机会肆意报复。他与北平宪兵 3 团团长蒋孝先密谋，决定捕杀骑 2 师中的共产党员，借此教训一下黄显声。何应钦派政训人员到骑 2 师中，寻找黄显声“窝藏共产党员”的证据，被黄显声顶了回去。1933 年秋，骑 2 师中的共产党员刘澜波、孙志远等到北平西苑 53 军万福麟部的骑兵教导团去集训过程中，孙志远被宪兵 3 团的特务跟踪。刘澜波掩护孙志远脱险，自己被逮捕入狱。黄显声得知爱将刘澜波被宪兵 3 团逮捕，火速赶到军委会直接向何应钦要人，声称如果不放人，就率骑 2 师去抢。何应钦没有刘澜波是共产党员的证据，只好在黄显声与刘多荃的联名保释下，将刘澜波释放。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爱国将领对于执行不抵抗政策而丢失东北懊恼不已，同时极力整训队伍，寻机抗日。他们还与张学良核心组成员密切配合，在张学良出国期间，团结互助，紧密联系，粉碎了蒋介石集团的分化瓦解阴谋，才使东北军完好地保存下来。他们心中唯一的信念就是，待张学良归来后，带其披甲还乡，打回老家去。1934 年 1 月，张学良出国归来，大肆宣扬“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思想，支持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东北军被派往内战战场。身为军人，他们不能保家卫国，反而同室操戈，这样下去，何时才能复土还乡？何时才能见到离别的父母乡亲？东北军将领们又一次陷入了失望与痛苦之中。
[1]
关于是谁最先委任义勇军的问题，学术界大致有三种说法：说法一，温永录主编《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中，称“从八县会议结束到 11 月末仅仅两个月时间，经警务处和救国会分别加委的规模不同的抗日义勇军即达三十余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75 页），认为是警务处和“救国会”分别加委的；说法二，王驹、邵宇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一书中则称义勇军是由“黄显声、熊飞代表救国会委任的”（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39 页）；说法三，当事人熊飞的回忆中则称“以警务处名义委任的”（熊飞回忆黄显声，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存）。
从《王化一日记》推断，黄显声以“东北抗日义勇军”之称谓加以委任在前，“救国会”以“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之称谓加以委任在后。因为，“救国会”在 1931 年 9 月末成立时，确实规定了其军事部的任务是发动东北民团、散兵、土匪组织抗日力量，也陆续派出一些人员出关联络组建义勇军，但初期还没将主要精力放在委任义勇军方面。直到 12 月 18日，黄显声到“救国会”介绍辽西、辽南抗日义勇军情况，讨论“规复计划”后，黄显声才将组建和委任东北抗日义勇军事宜交付“救国会”。故编者同意黄显声以警务处名义首先委任义勇军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