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白山黑水，救亡群英；魂系东北，丹心汉卿。追寻着流亡群体的足迹，记述着救亡图存的历史。辗转南北，失不了东北汉子的血性；关里关外，改不掉东北老家的乡音。魂牵梦绕的故土东北，成为救亡群体日夜期盼的千里月圆。进谏忠言，“三位一体”结成西北统战联盟；推波助澜，齐心戮力加速联共抗日征程。东北西北，复土还乡雄心未泯；西安事变，救亡图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对沦陷的家乡，他们誓言：东北，我可爱的家园，绝不允许豺狼践踏！东北，我可爱的疆土，绝不允许倭寇玷污！士可杀而不可辱，我以我血溅轩辕！翻开尘封的历史，东北救亡群体救亡图存之历程就是一篇英雄史诗，是一曲壮烈东北魂的精彩阐述！

高崇民在《东北魂》中写道：“在九·一八前，东北之魂未易言，而在九·一八后，东北之魂显可见。盖在前者虽欲形成而不可得，在后者虽不欲形成亦不可得。东北有魂，东北不亡。今后东北失之愈久，东北之魂，将愈发挥而光大。换言之，东北收复之日，即中华民族复兴之时。或曰：东北之魂何所寄？曰：寄于知识分子有志之士，此种知识分子，有志之士，已蔚然而生，形成集团，此集团无以名之，名曰：东北魂。斯魂也，行将感动全国，为全国人民收复东北之前驱，全国动员以之感动世界，世界必予吾国人以奋斗之机会，东北之收复，要在不失机会而已。”可以说，“东北魂”是东北救亡群体孜孜不倦的爱国情怀，是中华民族不折不挠的爱国精神，是东北流亡民众威武不屈的行动指南，是奋斗不息打回老家去的指路明灯。

感动之余，不由得我掩卷思考，细说我的写作脉络，描述我的写作内容。

定义东北救亡群体，才能明确本文的主题。东北救亡群体为组织、领导东北救亡运动的东北籍爱国人士的总称，是领导东北救亡运动的中枢系统。东北救亡群体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民众一片抗日救亡的呼声中孕育而生的。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很快沦陷，包括东北军在内的东北各阶层民众被迫流亡入关，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饱受欺凌和歧视。他们虽然成分不同，政治信仰各异，但“收复东北失地，打回老家去”的坚定信念日夜不息。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发起轰轰烈烈的东北救亡运动。按照参与人员的身份和地位，我将东北救亡群体分成三个层面细细道来。

第一层面是张学良的核心组成员、东北籍爱国民主人士。他们大多是张学良的幕僚好友，是张学良的智囊团、核心组，并在其支持下开展东北救亡运动的东北新兴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凭借父老乡情与故土之亲对张学良及东北军将士有效地开展工作。代表性的人物是杜重远、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车向忱等。杜重远，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幕后策划者，是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形成“三位一体”的总设计师；高崇民，是东北军、西北军联合的直接牵线人，是西安事变的策划者与参与者之一，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立下汗马功劳；阎宝航，身兼数职，被张学良和蒋介石两方所器重，利用国民政府职务的便利条件广泛地开展东北救亡工作；卢广绩，是张学良信任的幕僚和参议，在西安事变期间和高崇民两人参与了重大机要和决策，为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理、维护东北军的团结殚精竭虑；王化一是东北中学校长，王卓然是东北大学校长，他们遵照张学良的指示，在动荡的局势下，培养复土还乡干部，竭力维持着这两所东北流亡学校；“东北甘地”车向忱，到西安后以两元钱起家办起竞存小学，开展爱国主义和复土还乡的教育……故土乡情，同教同朋，组成了一股强大的抗日救亡力量，促使张学良的思想由内战向联共抗日转变，推动东北军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这是西安事变爆发的促进性因素。

第二层面是东北军内主张联共抗日的爱国将领。面对东北军的现状，他们建议张学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参与策划和支持西安事变的一系列活动。代表人物有马占山、李杜、王以哲，还有少壮派黄显声、高福源、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马占山，因在莫斯科得到了斯大林援助中国抗日的面允，是最早劝张学良要联苏抗日的东北军将领；李杜，一直寻找着东北军与苏联、与中共联合的路径，受张学良寻找共产党的委托，向张学良推荐了共产党员刘鼎前往西安，成为张学良身边的“红色高参”；王以哲，是张学良信任的心腹大将，作为东北军方面的代表参与洛川会谈和肤施会谈，参与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一系列活动；黄显声，坚决主张联共抗日，多次直谏张学良要联共抗日，为表明立场，甚至辞职隐居；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为张学良身边的“三剑客”，作为张学良信任的心腹嫡系，他们参与东北军中联共抗日的重大事宜，孙铭九等人还参与了“临潼捉蒋”。东北军爱国将领是张学良敢于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依靠力量。

第三层面是从事东北救亡运动的东北籍共产党员。代表人物有刘澜波、苗浡然、孙达生、宋黎、栗又文及张希尧、于炳然、于毅夫、陈先舟等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是共产党员在西安事变前后的行动指南。在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未形成之时，东北籍共产党员就寻找各种时机，做张学良及东北军将领思想转变的工作，广泛开展救亡活动。其中，刘澜波，是共产党在东北军工作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以黄显声秘书和刘多荃族弟的身份为掩护在东北军中开展工作，帮助和影响了黄显声、董道泉、吕正操、万毅、陈大章等一批爱国军官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孙达生，受江苏文委委派，经杜重远的介绍到达西北，得到了张学良、杨虎城两方面的信任，为东北军与西北军的联合、东北军走上抗日道路做出了不懈努力；宋黎，以东北大学学生代表身份到达西安，被张学良留在西安开展学生运动，是东北民众救亡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西安事变期间领导群众救亡运动声援西安事变；苗浡然，曾作为张学良方面的代表慰问绥远抗战官兵，西安事变后联络阎锡山、傅作义等地方实力派，竭力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此外，东北籍共产党员栗又文、于炳然、张希尧、于毅夫等人也为争取张学良联共抗日、为东北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东北籍共产党员卓有成效地开展统战工作，对张学良、东北军将领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推动了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及东北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

这三个层面在抗日复土意识的基础上很快团结起来，联合一致，逐渐形成一个为收复东北老家而奋斗的东北救亡群体。他们强烈的抗日复土意识与救亡运动的实践，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历史作用主要概括为五个方面：

第一，东北救亡群体是促使张学良思想发生转变的最忠实谏言者。调往西北与红军交战的东北军屡屡受挫，兵败山倒，主帅张学良更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中。杜重远、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及时召开了探讨东北军前途的“核心组会议”，劝说张学良走联共抗日道路。同时，东北军内的爱国将领李杜、马占山、王以哲，东北军少壮派黄显声、应德田、高福源、苗剑秋等人纷纷向张学良表达停止内战、联共（苏）抗日的迫切愿望。此时，东北籍的共产党员刘澜波、苗浡然、孙达生、宋黎等人也按照共产党的战略部署，通过不同渠道来到西安，直接或间接地做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工作。这些因素交织于一起，终于促使张学良下定联共抗日的决心。肤施会谈的举行，标志着张学良思想的转变，是张学良带领所部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转折点。张学良思想发生转变是西安事变爆发的最关键性因素。

第二，东北救亡群体是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直接推动者。高崇民、孙达生、刘澜波、栗又文、卢广绩等人团结一致，密切合作，既做张学良工作，又对东北军将领适时引导，为东北军将士指出一条联共抗日的“活路”。他们积极帮助张学良改造东北军，在王曲军官训练团、东北学兵队、抗日同志会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客观上加速了张学良及东北军将领思想发生转变，推动了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红军和东北军相互配合，友好互助，在西北战场上形成了一条奇特的战线。

第三，东北救亡群体是实现“西北大联合”的积极联络者与组织者。“西北大联合”的总设计师杜重远向张学良提出了东北军要联共、联西北军、联苏的总设想，高崇民则受核心组的委托前往西安，做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工作。同时，孙达生、栗又文、刘澜波等东北籍共产党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在张学良的支持下，成立东北民众救亡会，将东北救亡运动与西北救亡运动相结合，使救亡运动在西北蓬勃地开展起来。这促使张学良、杨虎城实现团结合作，终于在西北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抗日大联盟，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

第四，东北救亡群体是西安事变的策划者、直接参与者与支持者。在蒋介石对西北重新部署兵力后，处于这种紧急状态下，苗剑秋等劝谏张学良实施“扣蒋”行动，高崇民等帮助张学良积极策划，促使张学良下定“扣蒋”的决心。在西安事变中，东北军少壮派受命直接参与了“捉蒋”行动，是西安事变的历史见证者。事变后高崇民、卢广绩帮助张学良处理大量的善后事务，王卓然在舆论上公开支持张学良，并与北平的东北爱国人士一起成立图存学会以响应西安事变。解方、苗浡然、金锡如、高福源等人被派往各地，寻求各方势力的支持。车向忱和宋黎等人则全力组织动员群众，拥护张学良与杨虎城的爱国主张，支持西安事变。东北救亡群体是拥护和支持西安事变的主体。

第五，东北救亡群体是西安事变后的全力维护者。在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确立后，共产党员刘澜波、宋黎等遵照执行，在东北军与民众中开展广泛的宣传和解释工作。王以哲以及杜重远、高崇民等人也赞成和平路线，力求维护东北军的团结。当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在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上，主战的东北军少壮派与主和的元老派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为避免东北军的内乱，张学良核心组成员做了大量的善后处理工作，竭力维护西安事变的成果。为营救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东北军政人员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联络沟通，为营救张学良积极奔走。东北救亡总会全力支持张学思、黄显声等人开展营救工作。营救工作虽屡屡受挫，但彰显出东北救亡群体与张学良的深厚感情和浓浓的故土乡情。

东北救亡群体是在民族危亡之秋、国难深重之际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爱国群体，研读这段历史，心中敬意油然而生。在西安事变的前后，东北救亡群体是以张学良为灵魂人物，以东北军为核心开展东北救亡活动的。他们经常活动于东北军、西北军之间，为两军的联合牵线搭桥，其中一些人与中国国民党及政府要人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如高崇民曾为国民党员，因反对蒋介石、从事救亡运动两次受到国民党的通缉，后来反感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毅然撕毁国民党证，退出国民党。与高崇民相反，阎宝航、王化一、王卓然都与国民党当局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为开展东北救亡运动创造了许多方便条件，西安事变后不断奔走于国民党军政两界之间，竭力营救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仅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坚决支持，也得到了东北救亡群体中的一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和东北军将领的认同。他们在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中，向往革命，对中国共产党的时局政策和做法产生了崇敬之情，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爱国民主人士栗又文、阎宝航、陈先舟以及东北军中下级爱国军官高福源、解方、贾陶等人先后入党，李杜、王以哲、黄显声等东北军高级将领成为中共的特别党员。所以，对东北救亡群体与西安事变问题的研究，涉及与东北军、西北军、国民党、共产党等几个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对东北军史、东北救亡运动史与中国共产党史研究内容的丰富和发展。

壮哉，抗日救亡群体！励精图治，收复东北。救亡图存，凝聚着救亡群体抗日复土的雄心壮志；西安事变，成就了张学良民族气节的千古绝唱。在 20 世纪 30年代的历史画卷中，东北救亡群体救亡图存的历史是一笔浓墨重彩。虽不能说力挽狂澜、扭转乾坤，但他们的救亡实践活动确实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维护西安事变的成果也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身为东北人，我为拥有这样的祖辈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重温这段历史，更加唤起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弘扬以爱国主义为主体的伟大民族精神，激励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披肝沥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