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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适用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分析》、《“浙江经验”与“浙江现象”解读》等MPA课程的教学，旨在使学生理解政府体制改革之于政府管理、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其中博弈中各主体的博弈资源，博弈策略等本案例分析的重点。
义乌，素有“中国小商品城”之称，是浙江中部的一个县级市。土地面积1102.8 平方公 60 里，人口 70 万。改革开放前这里地瘠人贫，1978 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在全省各县（市）中排名在 40 位之后。改革开放后，义乌从马路市场起步，秉持“小商品、大市场”的理念，实施“以商促工、贸工联动”发展战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工业得到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义乌小商品城也历经五代的发展壮大，随着不断的功能拓展和形态升级，今天已发展到第五代的专业市场——国际商贸城。而且义乌小商品城还在国内一些省市办起了分市场或小商品配送中心，其辐射能力也已延伸至海外。
2006 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为 348 亿元，财政总收入为 44.88 亿元，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 703 亿元，四年内分别增长了 123％、170％和 145％。三类产业协调发展，结构调整为 2.2∶ 45.8∶ 52；全国百强县市排名从 2002 年的 20 位跃居到 2005 年 12 位；中国小商品城成交额连续 16 年位居全国各大专业市场榜首；义博会成为全国第三大出口商品展；义乌被省政府确定为全省三个“大通关”建设重点之一；国际商贸城被评为全国唯一 4A级旅游购物景区。目前，8000 多外商常住义乌，义乌市场商品已出口到 2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经登记批准在义乌设立办事处 979 家。联合国、外交部等机构在义乌建立采购信息中心，家乐福、沃尔玛、麦德龙等 20 多家跨国零售集团常年在义乌采购商品。尤为是，“义乌商圈”的形成，不仅促进了本地区的发展，还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其辐射作用甚至遍及全国。据粗略统计，义乌市场的来料加工业务已辐射全国 10 余个省市，带动 100 万人增加收入，年均支付加工费 20 亿元。在此背景下，2002 年设立金华海关义乌办事处，如今义乌成为全国最大的内陆海关；2002 年成立金华市出入境管理局义乌签证处；2005 年 10 月，义乌在全国县级市中率先建立出入境管理局；2005 年 6 月，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义乌法院成为全国第一家可管辖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基层法院；2005 年 1 月，全国首本港澳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在义乌发出；2006 年 4 月，义乌率先在全省放开台湾居民个体工商户登记；2006 年，经国务院批准义乌成为全国首批拥有外事审批权的县级市。但是，个别事项的授权、扩权，远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管理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局面。
义乌民营企业家对省管县改革有很大的偏好。例如，时任浙江省饰品行业协会副会长陈庆文认为，“假如在义乌设立的是正式海关而不是办事处，商人的办事效率起码提高 30％，因为程序上时间在缩短。”在他看来，如果义乌海关能够拥有金华市海关的行政审批权，义乌的城市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其作为浙中城市群经济龙头的地位将进一步巩固，外贸氛围也将随之加强。所以，他们支持和推动当地政府扩权。同时，义乌民营企业家具有很大的政治经济能力。（1）民营企业经济能力。目前在义乌，民营企业数量极为庞大，他们也成了义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2006 年，义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 58 亿元，约有 80％左右来自民间资本。最近，义乌着重打造的国际商贸城——福田市场，一期投资 7 亿元，2/3 是来自民间资本。义乌市自来水二厂、义金公路、杭金公路义乌段、市中心医院、中小学校等大批社会基础设施项目中，民间资本挑起了大梁，政府压力明显减轻。正如浙江华统集团一位姓刘的副总裁指出——“民间资本的强大，让他们有了更大的话语权”。（2）民营企业政治能力。例如，据2003 年浙江省民政厅一项调查报告，2002 年义乌市 2726 名村委会成员当中，“先富群体”即先富起来的企业家、工商户等当选比例高达 60％，比全省平均值还高 30 百分点左右。与此有关，全国人大代表、义乌的民营企业家、新光集团董事长周晓光在 2006 年 3 月两会期间已提出，现行的政府层次多，政令难以畅达，也抑制了各层级政府的能动性的发挥，影响了资源优化配置。而减少行政层次乃是治本之策，加速试行“省直管县”应该尽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2006 年年初，在时任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章猛进直接负责下，组织了由多个省直部门参加的课题组，对义乌等经济强县（市）三轮扩权改革以来取得的成效，并分析快速发展中出现的新的体制矛盾和机制障碍进行调研。2006 年4 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发出《关于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通知》，“义乌经验”成为新时期浙江发展的一种新模式。根据调研结果，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在义乌启动第四轮强县扩权试点。2006 年 11 月，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文《关于开展扩大义乌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浙委办［2006］114 号），为此，成立了义乌扩权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并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研究制定了扩权试点实施方案以及具体工作计划。2007年 3 月，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扩大义乌市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通知》（浙政办函［2007］4 号），扩大义乌市 472 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同月，省委办、省府办函复同意金华市以延伸机构方式将 16 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义乌市，以委托或交办方式将 115 项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义乌市。按照上述的要求，2007 年年初，扩权试点工作已经实施（浙政办函［2007］4 号；金华市人民政府，2007）。和浙江前三轮强县扩权不同，这一轮扩权不是简单的精简审批环节，主要是借此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机构改革。省委办［2006］114 号文件明确指出，“赋予义乌市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推动义乌市优化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试点将以扩大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为重点，调整和规范省、市、县三级政府的事权关系，进一步深化县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加快发展”。
（北京大学李相国：省管县体制改革政策过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浙江、吉林和江苏为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博弈论（game theory）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的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
博弈论认为理性个体的最优选择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
博弈的核心要素包括“（1）博弈的参与者（players），（2）每一参与着可供选择的策略集（strategy）（3）针对所有参与者可能选择的策略组合，每一个参与者获得的收益（payoffs）。…在一个n人博弈的标准式表述中，参与者的策略空间为S
1
（strategy）…Sn，收益函数为u
1
，…u
n
，我们用G ＝｛S1，…Sn；u
1
，…u
n
｝表示此博弈。”
参与者、博弈规则、策略、收益、结果（outcome）是构成博弈的五大基本要素，一个完整的博弈过程便是博弈参与者基于自身的利益，在一定的博弈规则下，调动各种资源制定博弈策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现代社会，博弈论之于政府管理、公共决策、公共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重要性表现为博弈论可以优化政府决策。
从博弈论的视角看，义乌省管县体制改革是浙江省政府、金华市政府、义乌政府、义乌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这些主体在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复杂博弈的结果。借助博弈论的概念和原理，我们可以对义乌的省管县体制作如下分析：
在浙江省管县体制改革中，浙江省政府的目标确定受中央政府和浙江省内政治经济情况两种因素影响本案例中，中央政府为了实现“简政”、构建效率政府及由县域经济发展来解决城乡差异，对省管县体制持支持态度；本省内的政治经济情况也显示浙江省政府偏好省管县体制，新体制可以削弱市一级建制在财政，地方事务管理权限上与省级政府竞争和讨价还价能力，强化省政府在地方经济社会事务上的权威。而浙江省县域经济的强大则为省政府推行省管县体制改革提供外部动力，省管县体制有利于省政府布局全省经济。而不利后果主要表现为省管县体制将扩大省级权力，造成中央和地方关系紧张以及地级市政府发展积极性降低。在宪法、法律、行政规章等制度规则和传统、习惯行政文化等非制度规则约束下，省政府可供选择的策略便是在平衡市县权力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扩大县级权限。本案例中，一系列的文件充分说明省级政府在市管县体制改革中的立场和态度。
改革是一场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在地市级行政机构看来自己无疑是省管县体制改革负担最大的承受者，改革较大的削弱了地市级政府在财政、人事、经济社会事务权限，对地市级政府来讲强县扩权一方面减弱地市级政府运用行政权力的空间，另一方面强县又会成为地市级政府发展经济的竞争者，恶化了市级政府的发展环境。在博弈规则上，我国集体决策体制中领导者拥有较强的政策议程设置权力，在省级决策过程中更有影响力，地市级干部相比县级干部是省委主要成员之一，因此地市级干部有某种影响浙江省主要决策过程的能力，地市级政府可供选择的策略便是尽可能保留重要的行政权限。本案例中，义乌扩权改革试点领导小组设在金华市，并且由金华市委书记和市长任组长，在确定具体下放的管理权限过程中，金华市凭借其行政层级和组织上的优势，尽可能地减少向义乌市下放管理权限，金华在上报的《义乌扩权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出同意下放的管理权限数包括：金华市委托义乌市管理的权限，共 147 项；金华市向义乌市延伸机构的管理权限，共 16 项；需要省里决定的管理权限，共435 项。那些含金量较高的管理权限被金华市截留，未能在《义乌扩权改革实施方案》中上报给省政府。
义乌市政府作为强县扩权的受益者，非常支持省管县体制改革，其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义乌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但义乌的领导者并不能为推动改革贡献多少，因为，现有的行政体制并未赋予县级领导多大的政治能力，他们不是省委委员，任期有限，没有足够的能力与精力去推动扩权改革，反而义乌的民营企业协会，民营企业家积极的推动着省管县体制改革，因为省管县体制改革，减少了政府管理层级，缩减了行政程序，下方了管理权限，提升了政府审批的效率，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正如本案例中浙江省饰品行业协会副会长陈庆文所说，“假如在义乌设立的是正式海关而不是办事处，商人的办事效率起码提高30％，因为程序上时间在缩短。”此外，体制改革发展区域经济的目标，省政府会对区域经济主力的私营企业提供政策便利，而随着民营企业主阶层的兴起，民营企业家纷纷进入政协，人大等机构，能够对省政府政策制定产生影响。
我们应看到上述博弈局势中，参与者的权力是非均衡的，各参与者要在既定的政治框架内遵循相应的规则进行博弈，正是这种博弈塑造着浙江省管县体制的改革。
博弈论以收益（payoffs）为最终目标，博弈参与方均寻求收益最大化，根据收益结果博弈可分为“零和博弈”和“非零和博弈”两类，“零和博弈”即胜者所得即为输者所输，两者之和为零，“非零和博弈”即参与者所得之和不为零，共赢、共输或者各有输赢。从博弈论的结果来看，有以下问题值得探讨：
（1）浙江省管县体制改革中，博弈各方的收益如何，博弈结果是“零和博弈”还是“非零和博弈”？
（2）博弈论视角下，追求自身目标的理性政府主体间的博弈是否偏离了政府的“公共性”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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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撰写：金姗姗（主题：行政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