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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适用于《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分析》、《地方政府学》、《“浙江经验”与“浙江现象”解读》等MPA课程的教学，旨在使学生理解我国地方政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领悟（地方）行政改革之于和谐社会解构建的重大意义。其中地方政府的概念界定、行政改革的内涵与外延、行政改革的要求与启示等是本案例分析的重点。
从 1992 年至今，浙江省已经进行了五轮强县扩权改革。扩权主要采取三种方式进行：一是减少管理层级，原来县报市再报省，改为县直接上报省审批和管理；二是由省以交办的方式下放，直接由县审批和管理；三是市通过交办的方式将权限下放给县审批和管理。
2002 年 8 月 17 日，第一轮“强县扩权”在浙江展开。在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强力推动下，313 项本该属于地级市经济管理的权限“空降”到 20 个县级行政区头上：绍兴、温岭、慈溪、诸暨、余姚等 17 个县和杭州、宁波的三个区。这 313项权限事无巨细，一一罗列，被认为是“真金白银”。这份浙江省委办公厅下发的文件涵盖了计划、经贸、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 12 大类扩权事项，几乎囊盖了省事两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的所有方面。
文件里用四个字来概括扩权的总体原则：“能放都放”，即除国家法律、法规有明文规定的外，须经市审批或市管理的，由扩权县（市）自行审批和管理；须经市审核、报省审批的，由扩权县直接报省审批，报市备案。用绍兴县一位企业家的话讲就是，“企业今后审批，要么到县里，要么到省里，市里这一关就直接跳过去了”。
随后的一条规定更加显示除了浙江省高层强力推行“扩权”的决心：对国务院有关部委办文件规定的，须经市审核、审批的事项，原则也可以放，具体操作中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是采取省、市政府委托、授权、机构延伸、个案处理的办法；二是积极争取中央有关部委办授权或同意。文件语言很枯燥，但对于经济强县而言，这些话的意义是实质性的，几乎一夜之间，他们在经济管理权限上几乎和行政上级地级市“平起平坐”了。
经过几年的探索与创新，2006 年 11 月浙江启动第四轮强县扩权试点。这一次，义乌成为主角，因为这次扩权只针对义乌。文件这么描述：“赋予义乌市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推动义乌优化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脚大鞋子小”、“馒头比蒸笼大”。经过几轮放权，义乌已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比如公务员考试、汽车换牌、卫生系统考试、班车票价核定等，这些以前必须在金华市（地级市）审批的权限，都已下放到义乌。
2009 年年初，浙江省开始了第五轮强县扩权改革。与以往不同的是，当年8 月该省还配套出台了《浙江省加强县级人民政府行政管理职能若干规定》，这是全国范围内首部关于“扩权强县”的省级政府规章。这个规章规定，凡是法律、法规、规章明确以外的省和设区市的管理权限，除规划建设、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外，其他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原则上应当交由县（市）政府或其相关主管部门行使。也就是说，义乌的经验已经开始在浙江全省推广。
（材料来源：陈世香、王志华：《行政案例分析》，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有删改）
在我们分析地方政府转型问题之前，有一个概念必须首先弄清楚，那就是什么是“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对此的界定，见仁见智，中外皆然。一般说来，它是管理某一国家行政区域事务的政府组织的总称，通常与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相对应。在我国它主要包括省（市）、地（市）、县（市）、乡（镇）级政府。有时，人们又将乡（镇）政府、街道、居民委会员等（村民委员会）称之为“基层政府”（grass-root government）。
宏观上，地方政府改革主要集中于行政体制与政府职能两个方面（即“行政体制改革”、“行政职能改革”）：前者主要体现在：行政区划、行政区域调整、区域（地方）合作、机构整合（机构精简、大部制等），后者则表现为行政管理职能的集聚、整合、细化、强化、弱化等，如权力集中、权力下放、建章立制（ regulation）、放松规制（deregulation）、强化监督、弱化控制、注重民生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地方行政体制的改革进行了不懈地探求，并且硕果累累。理论层面上的探索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一是修改宪法，变地区行署为一级实质政权组织；二是撤省建区，区管市，市管县；三是撤销地区，全面实行市管县体制；四是撤销市管县体制，实行省管县体制。但是第三种方案被采纳，于1983 年市管县体制在江苏省试点，并逐步全国推行，成为主流改革模式。
在政府职能改革方面，包括浙江在内的诸多地方政府主体更是进行了各种有益的探索：在职能定位方面，由“管理型政府”逐步转向“服务型政府”；职能核心由“经济建设型政府”渐次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决策模式由“技术型内部决策”渐渐转向“开放式公共决策”；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由“公共权力导向”逐渐转向“公民权利取向”……
本案例论及的浙江省“强县扩权”，行政改革意旨浓厚，它既有行政体制方面的些许调整，又有更多的政府管理职能的“扩权”。从 2002 年起，浙江省“313项本该属于地级市经济管理的权限‘空降’到 20 个县级政区头上。……几乎一夜之间，他们在经济管理权限上几乎和行政上级地级市‘平起平坐’了。”尤其是经过 2006 年的第四轮强县扩权、2009 年的第五轮强县扩权，包括义乌在内的县级市的行政管理职能空前强化，“凡是法律、法规、规章明确以外的省和设区市的管理权限，除规划建设、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外，其他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原则上应当交由县（市）政府或其相关主管部门行使”。
“强县”之所以要进一步“扩权”，是因为这些县（市）“脚大鞋子小”、“馒头比蒸笼大”，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强县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的发展，是为了探索经济社会发展中政府、市场、社会、企业之间和谐关系模式，是为了进一步保障广大民众的各种合法权利，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除此之外，“强县扩权”的“浙江经验”给予我们的主要启示还有：（1）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行政改革应始终围绕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人民服务”等核心公共管理价值观念展开，并以保护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为基本政策指向；（2）有效政府、顺势而为。行政改革中，抽象地谈论“大政府、小社会”“小政府、大社会”“大政府、大社会”之优劣可能对行政改革意义不大，问题的关键是从本地出发、因势利导、审时度势、有可为有可不为。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脚踏实地；（3）基层入手、顶层设计。广大民众对行政改革的期盼与热情，对改变现状的智慧与意愿，一点也不比政府官员少，时下我国行政改革的关键是政府、政府机构、政府官员能否放下身段，认认真真倾听民众心声，能否把广大民众的闪光智慧（哪怕是些许的、稍纵即逝的智慧）切实融入到现实的政策框架、政策实践中，少做或不做那些有违民意、有失民心、不利民生的事；（4）依法行政、法治取向。公共权力、公共利益、公民权利、制度创新、利益表达、利益博弈、利益分配等这些时下公共管理的核心要素，若要积聚起来共同成为行政改革的积极力量，其中的法制（依法行政）、法治（以法行政）的因素必不可少。
（1）地方政府的改革过程，事实上就是不同政府主体之间利益表达、利益博弈与利益分配的过程，但这些都离不开公众的利益（公共利益）。结合本案例，说明如何看待和处理政府利益（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二者之间的关系。
（2）浙江省把更多的权力赋予县级市以后，地（市）级政府随之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境地（由“父子关系”变为“兄弟关系”），这种尴尬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
（3）从公共管理的视角，说明“强县扩权”与“扩权强县”之间的异同。你认为判断“强县扩权”行政改革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程序是什么？
1.陈世香、王志华：《行政案例分析》，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2.易重华：《中国地方政府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3.王阳：《转型时期地方政府定位》，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4.沈荣华：《中国地方政府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5.薄庆玖：《地方政府与自治》，五南图书有限公司 1992 年版。
6.胡盛仪：《地方政府原理》，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 年版。
7.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8.孙荣等：《行政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9.娄成武：《行政管理学》，东北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10.齐明山：《行政学导论》，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
案例撰写：李长根 张凤合（主题：行政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