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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适用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分析》、《地方政府管理》、《“浙江经验”与“浙江现象”解读》等MPA课程的教学，旨在使学生理解地方政府权力、权力运行的一般生态，政策过程的地方特色与个人烙印，政策绩效评估的长期视角与近期视角。其中道德诉求的政策要义、政策伦理之于和谐社会构建的作用、“道德革命”中道德诉求与法治规范的关系模式如何建构等是本案例分析的重点。
浦江，地处浙江省中部，人杰地灵，素有“文化之邦”、“书画之乡”、“水晶之都”和“挂锁基地”之称。和高速发展的其他浙江地区一样，它也正在遭遇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的一些瓶颈。诸如，党政部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随意执法、粗暴执法、暗箱操作，致使官民关系失和。正如《南方周末》2012年 5 月一篇文章所言，“浦江县信访局的数据显示，2009 年 1 至 3 月，浦江各类上访达 1042 人次”。为此，浦江曾被列为浙江省 8 个重点信访管理县之一；社会治安状况不佳，“仅 2008 年一年，城区窨井盖被盗 256 套，人行道破损 6600平方米，乱晒乱挂衣服被子导致树木死亡 1650 株”；社会风气不好，黄赌毒问题多发，非法滥建寺庙歪风抬头，看相算命测字算卦生意兴隆，人、畜随地大小便……
为了有效遏制此类消极现象的蔓延，以营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2009 年 4 月刚上任不久的县委书记张伟亚决定在浦江范围内掀起一声轰轰烈烈的“道德革命”，因为在他看来，“分析这几年我县发生的各种投诉、上访、纠纷等案件可以看出，有不少是由于不讲道德引起的。”要解决这些问题，自然需要推进道德建设。为此，县委、县政府决心用三年时间建设“道德浦江”，人人要做“有德之人”。基于此，浦江迅速成立了各级“道德浦江”建设领导小组，县级领导小组由张伟亚亲任组长。县各部门、乡镇和街道乃至学校、企业、大型超市、宾馆、行政村和社区，也都被要求成立了领导小组。此外，还成立了机关、窗口行业、工商企业、农村、城区、学校等 6 个指导组，负责各个领域的道德建设。
民间力量也被整合到这场“革命”之中，2009 年 6 月 15 日，首支经过严格的招聘、考试、面试等环节而产生的由 15 名来自社会各领域的“义务道德监督员”组成的监督队成立。按照张伟亚的设想，这次道德革命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扭转部分政府机关干部的不良作风。因此，15 人中，有 6 人专门负责监督县直机关、窗口行业和乡镇街道、行政村的作风问题。
为了使其制度化、常态化，7 月 3 日浦江县委、县政府发出的《关于试建全县公民违德信息综合数据库的通知》，规定 2009 年 7 月 1 日起，浦江县 18 周岁以上公民每人都拥有一份“道德档案”，如有违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行为，将被记入“公民违德信息综合数据库”。该数据库将专门收集县效能办、县交警大队、县治安大队、县建设局、县国土局、县工商局、县人民银行等部门提供的违反交通法规、涉黄涉毒、违法占地、不守金融信用等各类违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的记录，记入当事人的“道德档案”。通知规定，有关部门、单位招工、征兵、招考大学生“村官”、招考公务员、任用干部、发展党员、评选先进模范等，将通过数据库考核候选对象道德品质，如有“违德”，将影响个人前途。按张伟亚的说法，“让严重失德的领导干部失位、窗口人员失岗、企业主失财、外来建设者失工”。但包括张伟亚在内的少数省管、市管干部（浦江县主要领导干部）却不在“道德档案”内。作为一种价值诉求，根据政策设想，从 2009 年起每年在全县范围内评选一次“道德模范”，以树立道德标杆并发挥他们的示范效应。
截止 2012 年 7 月，“道德革命”在浦江已进行了三年，其中的成果有目共睹：正如浦江县文明办主任方汶介绍，“道德浦江”建设 3 年来，浦江还是有很多变化，城市干净了，守秩序的多了，公共设施被毁坏的少了。以前老师干私活的很多，现在少了；再者，民众的自觉、自立、自强意识进一步提升。现在浦江街头出现了一支义务巡逻队，它是浦江城区居民自发组建的，“也算是浦江人道德面貌发生变化的一种表现”；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大力推动“道德浦江”的几位主要负责人的职位升迁，其县委书记张伟亚升任金华市委常委、永康市委书记；县长升任县委书记……
然而，这些成果又与这场“道德革命”又有多大直接联系呢？本质上，道德、伦理、价值等是一种“自律”，是一种个体行为、群体行为、组织行为等的“自律”，行政管理主体借助公共权力的权威性、影响力来强化、促进此类“自律”的自觉性、整体性、互动性无可厚非。但若用行政管理的“他律”覆盖乃至替代道德诉求的“自律”，再加上地方领导者的“政绩诉求”，它又能实实在在地走多远呢？正如当地一位官员所言，“‘道德浦江’永远都不可能做到，只能是永远奋斗的目标，不要把浦江的道德建设推得太高”。时至今日，即使是这次“革命”推动者、组织者、执行者，提及“道德浦江”的次数越来越少。对记者、访问者在此方面的问询也基本上是一种回避的态度。
（资料主要来源：褚朝新：《浦江的道德“大跃进”实践》，《南方周末》，2012～ 5～4.有删改）
无论是宏观行政理论建构还是在具体的行政实践中，道德治理（道德建设、道德立法、道德档案……）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项。与此相关的行政价值导向、公民行为塑造、行政氛围建构、政治文化营造等，相比较而言，更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时下各种社会问题。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它的现实遭遇一是面临着诸多难题与挑战，这是因为最熟悉的且渗透到公共管理中的每一环节的事物往往是最难以把握、最难改变。它们看似就在眼前唾手可得，实则云山雾罩、时隐时现；二是公共权力的边界问题，即明确道德治理中政府行为的界线。
在此案例中，浦江的这次自上而下的“道德革命”初始阶段也曾轰轰烈烈、声势颇大，地方的电视、报纸、电台、政府网站全面跟进，领导人讲话、政府文件、主题会议也有声有色……然而执行过程中却面临着诸多难题与挑战：（1）主要领导人不在“道德档案”内，使浦江官场内部、民间等一开始就存在着诸如此类的质疑：“光抓老百姓的道德问题，怎么服众？”（2）构建“违德数据库”，存在“以德代法”、行政权力干预道德领域等问题。不要忘了，尽管党政官员的行政伦理、政治道德等公共管理不能坐视不管，但广大公民的道德行为、道德素养属于个体“私域”范围内，若没有违法行为与趋势，公共权力一般不要干预；（3）即使官员、民众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行为过失，一旦记入“道德档案”，使其一辈子受到影响，那么它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是否相悖？正如有官员所言，“每个人搞这么一个档案，我个人觉得有点反人类”；（4）来自民意的“义务道德监督员”去政府部门、政府机关进行“道德监督”，其基本程序、原则、内容、手段、方式是什么？若没有此等方面的基本制度设计，势必引起政府官员、政府机构的不快与反感。再者，诸如下级监督上级、社会监督等的各种现实困境，在这种情势下势必会进一步加剧。（5）全方位调查、问询某一党员官员工作中、生活中的相关情况，至少有侵犯个人隐私之嫌。所以，有的监督员发出了“政府机关不好监督”的感叹；（6）监督中若发现的问题，监督员与职能部门如何协调？尽管监督员声称自己“代表县政府”，但是毕竟不是县政府，其中监督的权威性、时效性、影响力与党政管理部门不可同日而语。
在论及政府权力边界及其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时，学界一般从政府自身定位、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职能与责任划分、政府与市场的界线、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边际等方面加以分析与界定。在此案例中，此类要素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据于此，请思考以下问题：
（1）在此次浦江的“道德革命”中，如若存在着政府自身定位不清、责任不明等诸如此类的苗头或现象，那么它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如果不存在，那么“道德革命”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困境——你认为——主要是什么？
（2）在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层面，一方面，若政府社会权威过于集中，那么就会“使社会组织与中介组织发育不健全，大量应由社会组织协调、中介组织裁决的事务得不到及时解决，使大量矛盾直接集中到党和政府部门，造成了社会管理的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如果政府的社会权威过度消解，那么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乃至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就会大打折扣。在此案例中，你认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何在？
（3）美国学者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认为，“道德本身是一个战场，因为每一个道德行为都以有效的推理形式作出结论，而并非认同人们进行推理时的前提”。结合本案例，对此你如何理解？
（4）结合本案例，请从不同层面说明确定政府权力边界的一般路径建议。
1.［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美］曼瑟尔·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年版。
3.［匈］雅诺什·科尔奈：《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肖梦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4.［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第三版），张康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5.［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 1、第 2 卷，阎克文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6.孙宽平：《转轨、规制与制度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7.刘熙瑞：《中国公共管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4 年版。
8.王乐夫：《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前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9.孙立平：《断裂：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
10.李军鹏：《厘清权力的边界》，载《南风窗》，2012 年 6 月。
案例撰写：张凤合（主题：行政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