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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善治已经构成了今日政治生活的两大主题。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中，如果说民主以及民主化更多的时候还只是政治发展的一种规范取向的话，那么善治却毫无疑问地具有一种切实的客观体验维度，因而更容易成为反思性政治重建阶段的政治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善治对民主的替代。实际上民主与善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无法实现善治的民主，意味着公共性承诺的失衡，将不可避免的出现“民主赤字”；而缺乏深度民主的制度基础，则善治从根本上无从谈起。因而，尽管善治确定了现代政治实践的最终目的，但民主却赋予了现代政治以合法性，两者共同成为检验当代公共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由于历史方位的差异而面临着多重的历史任务，但民主与善治作为衡量现代政治生活温度的理念，也日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而得到广泛传播。在这种情况下，直面民主与善治，业已成为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诉求。
从中国的实践来看，以市场化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以民主化为基本旨归的政治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进程的双轮驱动。尽管在现实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均衡
，但政治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却总是发挥着推进社会改革总体进程的决定性作用，是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前提性基础。正是出于这一理由，政治与行政管理体制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在近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特别是近几年来形成的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目标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根本上表达着民主与善治的价值诉求，以矫正滞后于权利社会发展的政治目标，将政治使命真正落实到“为人民服务”的公共承诺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如何推动民主与善治的落实，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要素。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质，就是在国家建构的核心议题下，造就真正具有治理能力的国家，以实现对公共价值的有效管理。
就此，认真对待民主与善治，应该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提性共识和应有姿态，并在政治生活与治理实践之中落实成为具体的制度成长与经验积累。
以民主与善治为基本取向的政府转型，固然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顶层设计”，但就其实践意义而言，以地方治理为基本框架的基层创新却有着更高的价值，并已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途径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就是创新，其核心特征是“创造性破坏”，也就是打破传统的路径依赖，突破原有的僵化体制，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建立新的社会秩序。“顶层设计”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创造新的自主性空间，为多样化的创造性试验提供了动力与可能。但就公共治理的具体实践而言，“顶层设计”不能取代地方创新。特别是对于中国目前的“渐进式”改革而言，中国政治发展的成功经验与原创力都来自于地方创新。
因此，如果说“顶层设计”所释放的自主性空间，为地方治理的基层创新提供了可能，那么巨大的社会与环境差异，却使得地方创新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地方创新的价值不仅在于可以发现适合各种差异性需求的治理框架与方法，从而提高了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与回应性，更能够增进改革进程的稳定性，降低了改革或转型的成本和不确定性。
在这个意义上，地方创新可以说已经成为民主与善治在中国得以推进和落实的突破口和基本推动力。
一直以来，浙江省总是因其突出的经济成就和独特的发展模式而备受国内外瞩目。但鲜为人知的是，它也是我国地方治理创新比较活跃的省份之一。在一项由中共中央编译局等单位发起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活动中，浙江历届共有 15 项治理创新获奖，名列全国第一。这些创新分布在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不同领域，显示了浙江省地方政府创新的活跃程度。
可以说，民营经济发达的活力市场与基层创新活跃的地方治理，已经构成了“浙江模式”的共同组成部分。勇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不仅体现在浙江商人辛苦创业的过程之中，也体现在为了改善公共服务水平和公共治理质量的地方政府创新之中。从温岭的“民主恳谈”到宁波的“网格化服务”，充分体现着浙江人为追求民主与善治而勇于创新的精神。
作为对公共治理“浙江经验”的深入描述，本案例集遴选了近几年来浙江省地方治理中的典型经验。一方面作为MPA教学的案例，将理论诠释与实践经验进行深度的结合，提高MPA学员的理论与实践水平；另一方面作为“浙江经验”的现实总结，记录中国地方社会迈向民主与善治的努力与步伐，充分挖掘可能存在的问题与经验。作为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省份之一，浙江省承担着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和率先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战略任务，这些都意味着未来将会出现更多的基层创新。通过在传统体制内充分拓展制度性的自主空间，进而依赖基层治理的实践和智慧，发挥地方创新的动能和优势，以期实现民主与善治，业已成为当代公共治理的“浙江经验”。
是为序。
姚先国
二〇一二年九月于浙江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