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学研究最新章节_杜学霞著

第三节
史学界的思想改造运动

1951 年秋，一场声势浩大的知识知识分子集中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运动中，许多学者以批判的态度从阶级立场、工作作风、学术思想等方面深刻检讨了自己的思想，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著名史学家陈垣、向达、吴晗等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了自己思想改造的体会，还有一些史学家如童书业、杨向奎等对建国前的史学进行了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他们进行的一种自我批判。

一、思想改造运动的起因与发动

思想改造一方面是毛泽东和共产党从促进思想统一、推动经济建设方面考虑实行的知识分子政策；另一方面也是知识分子为适应新社会、服务新政权而提出的主动要求，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结果。但双方对思想改造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前者强调思想改造首先破除、批判、清扫旧思想，这是树立新思想、站稳新立场的前提；后者认为思想改造首先是要学习新理论，树立新思想，建设新文化。这种差别是导致运动出现许多悲剧性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较早形成的方针政策。1949 ～ 1951 年的政治学习和《武训传》批判可以视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开端，并为全国范围内集中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准备了条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中央认识到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挥着其他阶层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但知识分子复杂的出身背景、社会经历和思想状况与新社会还不相适应。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推动社会主义改造，需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因此，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从旧中国过来的学者，普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精神，他们不满于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很多人同情或参加过各种形式的民主运动，一些学者在旧政权崩溃之际，不受威逼利诱，毅然选择留在大陆，还有一些学者怀着爱国的热情从海外回到祖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大多数学者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新政权的领导，以较高的热情，积极投身新社会。同时他们的政治理想、价值取向、道德标准、心理状态、工作作风及生活方式与新时代和新政权存在不同程度的距离，有的学者面对迅猛的社会变动感到很不适应，对新政权的方针政策不理解、看不惯。吴晗写道：“在蒋介石统治区生活的日子里，对蒋介石的以党治国，独裁专政，万岁百岁，极端厌恶，听了恶心。初到解放区，听到专政，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万岁，很不习惯”。白寿彝曾经对建国初外交上的“一边倒”政策表示困惑，“总觉得不大对劲，总觉得：我们既已经站起来了，为什么还要一边倒。如果要一边倒，岂不是没有民族自尊心了吗？” 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与差距，担心自己的思想学术老旧，不能为新社会所用，遂产生了自觉进行自我改造与自我教育的愿望和要求。何兹全回忆说，自己在回国后不久，思想意识里已模糊地有了要好好改造的认识，认为要跟着共产党走，党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有些想不通的问题，那正是要改造的资产阶级思想，就好好学习，好好改造，所以在思想改造中比较主动。

1951 年 9 月，北京大学汤用彤、张景钺等 12 位教授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思想改造的号召，联名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这立刻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教育部的重视，认为这种政治学习对于全国的高校都很有必要，决定把这一学习运动推广到京津两市所有高校，待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国。为此，教育部成立了“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两市高校的学习运动。随后，天津市成立了“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天津总分会”，各高校也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分会。这样，京津各高校的教师政治学习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发动起来。

为推动思想改造运动的顺利开展，9 月 24 日周恩来召集彭真、胡乔木、阳翰笙、齐燕铭、蒋南翔等开会，研究运动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会议决定学习运动的目的是改造思想，用改造思想来推动学校改造；学习内容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影响，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确立工人阶级思想在政治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学习的方法是通过听报告、阅读文件，联系本人思想和学校状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9 月 29 日，周恩来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为 3000 余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联系自身实际，从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为谁服务的问题、思想问题、知识问题、民主问题、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七个方面集中阐述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鼓励知识分子认真学习，下决心改造自己，站到国家、民族、人民和工人阶级立场上，分辨敌我，认清形势，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克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旧思想，认真地实践，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对新中国有贡献的知识分子。周恩来的讲话亲切诚恳、精辟透彻，使与会者莫不备受感动，大有启发。老教授陈垣说，听了周总理的报告，“有好些话正中我的毛病，真是搔着痒处，我更觉得要彻底清理自己的思想，老老实实，从头学起。”

1951 年 10 月 23 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号召全国知识分子广泛开展一个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的运动。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要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有系统地组织知识分子学习毛泽东思想。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短评，要求高校教师把学习革命理论和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联系起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一方面对于各种错误的或不正确的思想，进行严肃的、大胆的批判，一方面必须着重检讨自己，反对自负自满的态度，抛弃明哲保身的虚伪的客气。 11 月 25 日，教育部向全国教育系统发出通报，要求所有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参照京津高校的做法，在教师中开展思想改造学习运动。2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仿照北京的办法在当地文学艺术界开展一个有准备有目的的整风学习运动。30 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必须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在学校中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12 月 8 日，中国科学院举行思想改造学习动员会，院长郭沫若在会上分析批评了一些学者的“超阶级”、“超政治”的观点，号召科学工作者纠正自己的错误思想，克服科学研究中的缺点。1952 年 1 月 5 日，全国政协发布《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要求各级政协要负责组织领导各界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毛泽东思想，学习《共同纲领》和党的重要政策文件，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求纠正违反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革命利益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行为。这样，经过各方面充分有力的组织动员，一场几乎涉及所有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

二、学者对思想改造的认识

从旧社会过来的学者尽管对新社会新政权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与感受，但他们感念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的崇高理想，感念于新社会扑面而来的新气息，愿意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跟上新形势，适应新社会，以己所学为新国家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费青在《新建设》“发刊辞”中说：“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建设，应该从建立新观点新思想做起。像我们这样的许多知识分子，过去在反动政权下固曾以威武不屈贫贱不移自勉，在思想上亦始终不甘落后，但自解放以来获读毛主席从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中所提炼而得的正确理论，更目击一般中共朋友在这个指导理论下的种种艰苦实践，我们的确深深感到有加紧学习的必要。” 张志让也著文指出，认为由旧社会进入新社会的知识分子不合新的社会要求而归为无用是错误的，但要说知识分子不进行思想改造也是不行的。因为旧学问的发挥，要跟新理论、新政策、新观点、新方法、新情况结合起来，因而必须加强学习，进行思想改造。而新观点、新方法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工作者之于新学问，已处于背水而阵的形势，向前进攻，则有无限真理可得，向后则沦胥以亡，不动则坐以待毙。”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对思想改造的理解和认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在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发表讲话，从运动的目的、宽度和深度阐述了思想改造的意义。他指出，这一次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是要肃清科学界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动思想的影响，批评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一些错误思想，确立革命的人生观，从而使科学研究工作能根据国家建设和人民的要求来进行改革，也就是要求思想上非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切实地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从运动的宽度看，思想改造是每一个人都要改造，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称例外，采取旁观态度。从运动的深度看，思想改造是人在头脑里自己革自己的命，是“今日之我”即“新我”对“昨日之我”即“旧我”在头脑最深处进行的深刻斗争，所以思想改造运动是一项重要但又困难很大的事情。他还分析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认为旧社会的学校都是反动阶级办的，目的在于为反动阶级服务，所以受过旧社会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人，他的哲学、思想、知识、技术，都打上了反动阶级的烙印，再加上他们大多出身于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资产阶级家庭，过着富裕优越的生活，所以他们的头脑里必然存在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思想的影响和一些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其中最普通的思想错误就是源于个人中心主义的“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同时他还从思想发展的角度分析思想改造的必然性，认为在新社会知识分子必然受到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影响，思想里产生一些新的因素，逐渐形成“今日之我”即“新我”，而旧思想的我则成为“昨日之我”，成“旧我”。新旧社会的变革，反映在知识分子思想上，便催促着“新我”向“旧我”进行斗争，要把盘踞在头脑里数十年之久的“旧我”扫灭掉，也就是要开展思想改造。

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指出，思想改造运动是千古所未有的伟大的学习运动，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长期思想斗争过程。思想改造的理论基础在于客观形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主观意识必须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推移转变。现实依据是解放两年多，知识分子尚未能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尚未能从旧习惯旧作风中彻底解放，尚未能从反动思想的包围中摆脱自己，他们的主观认识仍远远落后于客观形势，立场观点与国家新形势有了距离，政治解放与思想解放有了距离。华岗认为思想改造的根本意义在于整个宇宙、整个社会都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动中，而整个人类历史的进步有赖于人类本身积极地改造客观世界，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和思想方法，并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关系，实现由被动到主动，由消极到积极，由奴隶到主人的转变。思想改造的现实意义在于，一方面许多人受各种反动宣传及错误思想的影响还不了解新中国成立这个伟大历史变革的真实意义，对新社会新政权还抱着怀疑藐视的态度；另一方面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也要求清除各种反动腐朽落后思想，用先进思想武装人民，不断推进新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特别是思想文化事业。童书业依据矛盾论的原理阐释了思想改造的真义，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阶级矛盾、新旧矛盾，而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反映在主观思想中，就是阶级意识的矛盾，所以思想改造就是阶级斗争。从另一方面讲，思想问题源于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矛盾，经常是主观世界落后于客观世界，所以解决思想问题，依靠思想的发展，思想的发展又依靠思想的斗争。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不改造主观世界就无法改造客观世界，而主观世界所以能改造，又是客观现实世界改造的结果。他还指出矛盾具有特殊性和相对性，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思想问题，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同一个人的思想矛盾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有对抗性与非对抗性之别，要抓住主要方面，重点解决对抗性的矛盾。

对知识分子需要接受思想改造的直接原因，多数学者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跟不上新时代的要求。在旧中国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接受的是殖民地和封建的教育，思想相当复杂，有洋奴买办思想，封建地主思想，最普遍的就是有着体系完整的资产阶级腐朽堕落思想。这样的思想在解放以后，仍然继续存在着，并且严重影响青年学生们的思想。一是新中国的建设和人才培养需要正确、健康、先进的思想为指导。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需要大批才德兼备的人才，而负责培养这些人才的高校教师们首要的任务必须是思想改造，以先进的工人阶级思想来要求自己，然后才能教育青年，否则就很难担当起人民教师的光荣任务。

当然，学者们对思想改造也有不同看法。有学者提出既然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共同纲领》中合法存在的阶级，那么他们的思想也是合法的，为什么非改造不可？有学者以为自己向来不问政治，自己所学与政治也无多大关系，所以不需要改造思想。有的以为已经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或做了一些进步工作，读了一些进步著作，政治上、思想上已经进步了，不必要再改造自己；也有一部分学者对思想改造心存疑惧，患得患失，抱着消极应付的态度，有的甚至怀有抵触情绪。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侯仁之在《学习文件使我进一步端正了自己的学习态度》一文中说，在刚回国时，实在没有觉得自己还必须经过思想改造才能好好参加祖国的建设，自己回到祖国就是跟着时代前进，就是进步了。通过学习，认识到这是一种最怯懦最自私的思想，认识到不仅自己的思想有改造的必要，业务也有改造的必要。顾颉刚曾谈到：“思想而能改造，在我的旧脑筋里简直是一件不能想象的奇事。我一向自信，在学术上，在道德上，都是站得住的”，“我这一生，除了在封建家庭里强迫度着组织的生活而外，一入了社会，就只知道发展个性，过自由散漫的生活，永远‘称心为好’，不知道有什么服从领导、集体生活、群众路线这些事情。”

针对知识分子的疑虑，各级组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宣传动员，一些学者也专就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过程中碰到的一些问题进行系统的解释，进一步阐明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解除一些人心中的担忧与顾虑，提高他们参加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范文澜在科学院的学习会上指出，改造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并统一于毛泽东思想是为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国家工业化准备条件，是为将来在社会主义社会消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准备条件，这与《共同纲领》中规定四个阶级并存没有矛盾。同时，他还指出，不能把研究工作和思想改造对立起来，两者是一致的，思想没有改造好，研究工作也一定不会做好。对于为什么要改造“合法”的资产阶级思想，杨向奎从三方面作了解释：一、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虽然是合法的，但不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主要内容，在许多方面还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要求存在矛盾，因此需要改造。二、新民主主义社会要转向社会主义社会，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必须树立与新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相符合的思想，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新的情况下会由过去的合法变成不合法，因此要主动地改造，跟上时代的进步。第三，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是逐渐实现的，而思想改造，自我改造，就是知识分子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提高思想、减少痛苦，和平转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好办法。

1951 年 12 月 8 日华岗在山东大学政治讲座上作《思想改造问题的答问》的报告，解答思想改造中一些具体问题。针对思想改造与“存在决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是否冲突的疑问，华岗解释说，这两者是不冲突的，因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思想意识一经产生后便有自己的独立性、规律性，并不会一下子随着新的经济基础的建立而消灭；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观点是旧民主主义的，不进行思想改造就不能更好地为新中国服务。针对思想改造与人民的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是否矛盾的疑问，华岗说，思想改造不会影响人民的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因为思想改造只是去掉那些不符合人民利益、不符合共同纲领的思想观点，对于人民里面合法的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是保护的。针对自然科学工作者是否需要改造的疑问，华岗认为，虽然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但自然科学工作者是社会中的人，他们的观点、立场不仅影响他们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也影响他们对自然科学的应用，要使他们正确研究自然科学、正确使用自然科学，必须进行思想改造。针对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是否需要改造思想的问题，华岗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学习过马列主义，并不等于掌握了马列主义，并不能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作为进步的知识分子，应该比别人思想改造得更好。华岗的文章从更高理论层次上阐述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且从实践角度合理解释了思想改造过程中的各种关系，以及思想改造的范围、原则和方法等问题，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具有指导作用。

还有学者对思想改造的原则、方法，思想改造中改造与批评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一致认为思想改造是一场激烈艰辛的思想斗争、阶级斗争、自我革命斗争，而这一门斗争最有效最锐利的武器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郭沫若指出，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性的艰苦斗争，应该有步骤、有程序、有耐心地推进工作，不能够急躁，不能够强迫，但也不能够怠慢。思想改造首先要掌握客观世界发展规律，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把自己改造成为能够支配历史发展的世界改造者。这主要靠自我教育、自我改造，靠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经过思想领域内的内在矛盾的斗争，经过革命的实践，经过与劳动人民的结合，使自发的新陈代谢的量变最后激发起阶级转换的质变。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发扬高度的民主精神，展开全面的自由讨论，要严格地批评自己，虚心地接受批评，诚恳地批评别人。学习没有止境，改造也没有止境，要不断地“学习、学习、再学习”，不断地“改造、改造、再改造”。胡乔木在给民主党派所作的报告中论述了学习、批评和改造的关系，强调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思想改造运动的重要意义。他说：“仅仅是去学习，而对自己原有的思想，不作一种批评，就不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要改造我们的思想，就必须把我们自己原有的思想，旧的思想，放到桌面上，来做比较，来做鉴定。不批评旧的就不能建立新的。……要进行思想改造，仅仅学习，而不去批判旧的思想，就不能得到一种判断是非的标准，因为我们首先就不能把这种标准运用到我们自己，也不能希望拿这种标准到旧的人身上去运用。所以改造自己如同改造社会需要革命一样，需要发展我们新的思想，改造旧的思想，与旧的思想来作斗争，只有我们具体地批判了旧的思想，才能够得到新的思想。” 范文澜对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出四点建议：甲、要团结一致，不要自由散漫；乙、要不断接受新事物，不要保持老一套；丙、要人民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人民迫切需要什么，我就赶紧做什么，不要我爱什么就做什么，人民要不要听便；丁、要真正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工人阶级化，不要摘引词句、装点门面。他还指出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时要注意的几点问题：“新我”对“旧我”应采取坚决的革命态度，毫不妥协地进行斗争；要放大眼界、放宽度量、放下面子，使“旧我”无处容身；要谦虚谨慎，多看看自己，先看看自己，先自我批评；要紧紧掌握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不允许有丝毫卑劣不可告人的动机。

怎样进行思想改造呢？邓初民认为思想改造首先要改造哲学和世界观，也就是改造立场、观点和方法。所谓立场，就是阶级立场、革命立场、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所谓观点就是唯物的观点；所谓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这三者不可分开，没有立场就根本谈不上观点、方法，没有掌握唯物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立场就会摇摆不定，最终走上错路，迷失方向。童书业根据矛盾特殊性原理分析了旧史学工作者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历史学者思想改造的方法。他把旧史学工作者分成三种类型：一类是喜欢钻牛角尖的考据家，一类是空发谬论的“唯心论大师”，一类是少数毫无主见的盲从者。考据家坚持“考据至上”、“史料至上”，为考据而考据，自以为考据绝对科学、客观，反对史观，反对史学为政治服务，讨厌政治活动，但又借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伪装自己，企图蒙混过关。“唯心论大师”自以为有一套唯心论思想系统，自高自大，自以为是，拒绝接受别人的意见，抗拒或者曲解新思想、新理论，自我检讨起来浮皮擦痒，不接触思想实际。盲从者随波逐流、消极应付，也难深入改造自己。这三者的共性就是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是过去反动统治阶级用以点缀文化、麻痹人民、维护统治的工具。旧史学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除了少数比较自觉者可主要由他们自我检讨其政治历史和政治思想外，其他人的思想情况需要小组同志共同深入发掘，仔细研究商讨，必要时还需审查著作。同志间的启发自觉，帮助了解和批判应当是缺乏思想自觉的旧史学工作者思想改造的主要方式。

尽管学者们对思想改造的认识和态度有所不同，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如思想改造的原因、方法、宗旨、范围以及思想改造必要性和紧迫性等还是有许多共识的，这是思想改造运动得以顺利开展的思想基础。

三、学者的思想检讨与自我批判

学术界的思想改造运动一般分为三个阶段，从 1951 年 9 月到 1952 年 1月为思想改造动员学习阶段，主要内容是广泛进行思想动员，学习马列著作和党的文件，弄清思想改造的目的和意义，讨论立场问题和为谁服务问题。1951年 1 月中旬以后转入以“三反”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批判阶段，主要内容是揭发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检讨过关。1952 年 3 月底到 10 月，开展“忠诚老实运动”，进入组织清理阶段。

从第一阶段开始，就不断有学者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思想检讨的文章，进行自我批判与自我检查。北京各大高校的负责人发挥示范作用，首先带头进行自我检讨。随后广大学者也相继进行检讨。在高校内部，则根据教师的职位高低召开不同规模的检讨会，发动青年学生起来揭发批判教师，推动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教师则要在群众面前进行检讨反思，以求过关。许多学者开始很不习惯这种声势浩大、气氛紧张的场面，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顾颉刚觉得“此次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堪炎蒸，一也。刺激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开会太多，无写作自我批判之时间，三也。” 季羡林也曾说：“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经过这个阵势，句句话都像利箭一样，射向我的灵魂。”

学者们检讨的重点是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按照有关文件的规定、权威人士的阐释、各学校上报的情况和学者们公开揭露的内容，资产阶级思想主要表现为崇拜英美、狭隘民族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自私自利、改良主义、超阶级超政治思想、名利思想、对人民国家不负责任等。钱俊瑞认为高校教师中存在三大必须纠正和克服“不正确的思想”，即：欧美反动资产阶级的思想，特别是崇拜美国资产阶级的思想，表现为崇拜英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迷信英美的科学和技术，蔑视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以及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和发明力；相当浓厚的个人主义和客观主义思想和态度，表现为沉湎于自己的过去，追逐着个人的兴趣，热心个人利益和前途，而对青年的前途、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建设漠不关心；理论与实践分离的教条主义，表现为照本宣科，填鸭式的教学，热衷于搬用洋教条等等。华岗则着重指出了资产阶级思想在教学工作中的表现：首先是书本和实际生活的脱节，许多教师的讲义从欧美资产阶级故纸堆里抽象地搬来，和中国的现实根本脱节，有些人的办学主张根本不能满足培养大批国家建设干部的需要；其次是表面上标榜“为学术而学术”和“纯技术主义”，实际上所谓的“超阶级”、“超政治”、“纯科学”、“纯技术”论调，都是透顶的虚伪和荒唐，有些人表面上有意或盲目提倡这些论调，事实上却在替资产阶级散播反动的政治观点；第三是得过且过和反对根本改革的改良主义，主要表现为主张维持现状，或至多进行一些改良，不主张根本性质的变革，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装潢，贩卖欧美资产阶级的洋教条。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后在上海《大公报》、《光明日报》、《新建设》发表《我在“三反”运动中的思想体会和检讨》、《自我检讨》、《思想改造在辅仁大学》三篇文章，从历史和现实角度检讨了自己在政治、工作生活、学术研究方面的问题。首先在与辅仁大学的关系上，看不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本质，丧失了民族立场，向青年灌输奴化教育，奴役和麻痹他们，忠实地为帝国主义服务了 23年，做了反动势力的傀儡和帮凶。在解放后的反帝斗争中，由于立场不稳，敌我不分，不能和帝国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阻碍了学校的进步，严重损害了人民的教育事业。在解放后的工作生活中，受旧思想影响很深，思想远远落后于现实的发展，对自身的任务认识不明确，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对学校里一切旧传统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很少看出来，甚至根本看不出来；因为没有站稳人民立场，分析事物是非不明，轻重倒置，分不清敌我界限；对人民的公共财产不够负责，不够重视，使学校存在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思想上不能领导，行政事务上因循守旧，对师生思想、教学情况不掌握，上级精神不能贯彻，造成严重的自流状况，给人民、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在历史研究中存在一大缺点，“我研究历史，不但立场、观点、方法是错误的，而且因为我自己想‘不问政治’，也就不研究近代史，因为近代史与当时政治关系密切，牵涉太多，为的是‘脱离政治’（当时自以为是脱离政治），所以不很研究近代史，因此对于近百年的国际变化，完全认识不清楚，认不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当然也认不清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质；又加上对于宗教有好感，因此就错误地认为中国自己办的大学不多，教会来到中国办大学，可以帮助我们办教育，是对我们有利的。” 最后他说运动教育了自己，提高了思想，表示“要在毛主席、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在觉悟了的群众督促之下，进一步批判一切非工人阶级思想，改造自己”。

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梁思成在《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中检讨了自己过去的历史，挖掘了自己错误思想根源，认为自己的阶级出身、家庭环境和所受教育种下了两种主要思想根源：一种是梁启超的保守改良主义和热烈尊崇本国旧传统的思想；一种是随美国文化思潮起落的崇美、亲美思想。这两种思想的发展使自己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供他们驱使的工具；一方面被美帝国主义者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前者证明自己有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不是超政治的，而是在行动上一直拥护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也就是维持自己的阶级利益。后者说明自己的“纯技术”观点被帝国主义所利用，以至于养成崇美思想而不自知。后来他又在《我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对祖国造成的损害》中检讨了在新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我有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思想在指挥着我的行动，在我一切工作中，以官僚主义、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本位主义和家长作风等形式具体地表现出来。在人民的财产上，在建设干部的培养上，三年来已造成很大的浪费和损失，使我痛恨自己。这一切都因为我没有站稳工人阶级立场，乃至于还没有站在人民立场，而经常是站在时时刻刻忘不了自己的个人立场或资产阶级立场。”表示“一定要加倍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干部。”

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吴于廑怀着“又惭又恨”的心情检查了自己为人处世中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虚伪性”，认为自己表面上说话讲分寸，待人有“距离”，做事持中庸，态度要“超然”，实际上完全是从个人的私利出发，和许多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一样，基本上是自私自利的，只不过自己巧于文饰，善于伪装，久而久之，连自己也受了骗。表示通过检查，“新我”已能抬头，能够鄙视“旧我”，“让‘旧我’仆倒在地，不许他再起来。” 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维华检讨自己受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买办思想的支配，二十余年所学所研究的恰是这两种思想的结合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基础反映到脑子里的丑恶东西。自己研究中国历史，但所研究的是历代统治者所用以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典章制度，如地理、官职，以及他们的言论学说。在这些方面夸耀他们的伟大，认为历史是他们创造的，这正适合统治阶级的要求，有利于他们的反动统治，成了他们的“帮凶”和“帮闲”，而且还毒害了富有正义感和爱国热情的青年，使他们颠倒是非，混淆敌我，甚至使他们闭户读书，不问政治，给他们种下了做“专家”、“学者”的种子。对自己的研究中西交通史，张维华认为也是受买办思想的支配，并承袭了反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法，在研究中逐渐走向依赖外国人、亲近外国人，成为为他们服务的洋奴。受此支配，在教学中向青年灌输了许多有毒素的买办意识，使他们轻视自己的国家、民族、文化，认不清帝国主义毒害中国的事实，在反帝的革命斗争中，削弱了力量。

赵俪生检讨了自己所犯的教条主义错误、进步包袱和学术包袱。教条主义表现为以客观主义的态度学习马列主义，不结合自己的思想，用来改造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在教学中也只是生硬地、夸夸其谈地、哗众取宠地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进步包袱表现为由于一直走反抗的道路，做进步的工作，便以“进步分子”自居，摆老资格，产生了浓厚的“功臣思想”，向革命要名义、地位、光荣、喝彩与捧场。学术包袱就是自认为是“小学者”，而看不到自己的史学论文中充满着浓厚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主观片面性。此外，周谷城、杨人楩、向达、宋云彬等也公开检讨了自己的自私自利思想、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等，纷纷表示思想改造使自己认清了自我，促进了自我认识上的转变和政治上的进步。

还有学者检讨了自己“超政治”的政治思想和“超政治”的学术思想，其表现为看重自己的清誉令名，看到旧社会的种种不平、黑暗、腐化、污浊，虽表示不满，但采取“不问政治”、“闭门读书”逃避现实的态度，不与政治发生关系，表面上不为反动政府做事，实际上还是间接为反动阶级服务，还是帮助了反动势力。如果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还采取这种态度，那就是漠视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作客”思想和客观主义，是必须坚决反对的。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周一良检讨了自己的“清高”、“超政治”的政治态度，“我们这种可以在人民革命事业上起作用的人都‘清高’起来以后，不但我们的工作给反动统治阶级擦了粉，我们实际上还支持了反动统治，削弱了人民阵营的势力。”他进而批判自己“超政治”的学术思想，认为考据研究只是满足个人兴趣和虚荣心，不是当时人民大众所需要的，对人民革命事业毫无贡献。不唯如此，这种“超政治”的研究也并没有真正“超”了政治，各种学报刊载的学术研究论文根本反映不出中国的社会问题，成了反动统治阶级的点缀品，的的确确起到了反动的作用。

从以上看出，学者们的自我检讨，不论是联系个人家庭出身的历史检讨，还是联系现实的工作、学术、思想检讨，讲的都是负面、错误甚至罪过、都是彻底的自我否定，仿佛为了表示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决心，对自己批判得越深刻、揭露得越彻底、否定得完全越好。总而言之，从一生下来就一直走错路，就一无可取，整个人生不但毫无意义，而且只有罪过和错误。特别是在检讨中，实事求是不行，必须将自己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越反动越好。顾颉刚在日记中说，“思想改造，一定要写文章，说过去是如何如何的不好，此于我真是一难题。”“三反之时，不贪污不如贪污。思想改造时，则不反动不如反动，以贪污反动者有言可讲，有事可举，而不贪污、不反动者人且以为不真诚也。好人难做，不意新民主主义时代亦然，可叹矣！”

四、学者的学术批判

学者们除了检讨和批判自己工作和生活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外，还对自己旧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检讨和批判，并开始对以胡适为代表的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方法进行初步的批判，同时还讨论了改造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有关问题。

冯友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不断检讨自己的思想，批判过去的学术研究。1950 年 1 月 22 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一年学习的总结》一文，批判了自己过去的阶级立场和超阶级思想，并重新认识了以前的学术研究。他说：“我那几本书，名称上都加一个‘新’字。照现在看，所谓新者，只是在中国旧哲学的圈子中说的。我以前所讲的新理学，可以说是中国旧哲学的回光返照……虽是回光返照，但就其社会影响说，是可以作为不愿意变的人的一种寄托。因此其社会影响是与革命有阻碍的。……因此我之‘著书立说’，不仅只妨碍了自己的进步，也妨碍了有些别人的进步。” 同年 10 月，他又发表《“新理学”底自我检讨》，认为自己的“新理学”过分强调个别与一般的对立，而忽略了它们在客观事物中的统一，后来演绎为一般可以脱离物质与自然独立而自有，这是唯心论的一种。同时他还指出自己的《新原人》、《新世训》中许多观点都是从个人立论，从个人出发，与新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切从群众出发有本质区别，因而是错误的、有害的。年底，冯友兰又发表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从对“新理学”的检讨谈到新旧哲学的区别，他归纳了四点：（一）旧哲学都是片面性的，都是以偏概全的，新哲学则代表对于宇宙知识的全部。（二）旧哲学所注重的是个人，其应用也以个人为对象，新哲学所注重的是社会或群众，其应用也是以社会或群众为对象。（三）旧哲学是“静观”的，注重在解释世界，新哲学是实践的，注重在改造世界。（四）旧哲学自以为是超阶级的，以为哲学没有阶级性，新哲学以为哲学有阶级性，并且声明是无产阶级的哲学。

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的检讨不能不涉及与之有绝大关系的胡适。北京大学在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不久，就展开了以认识胡适为主题的讨论，要求联系自己，检查思想，认清胡适的反动本质，划清敌我界限。有的学者谈到在学术上受胡适的影响很大，有的说在学术上和胡适的道路是一样的，也有的说胡适的作风在北大仍然存在，许多旧学者走得是和胡适一样的道路，过去的工作，即使是学术工作，也起了阻碍革命的作用。 1951 年 12 月 2 日，上海《大公报》主编王芸生邀请在上海的沈尹默、顾颉刚、蔡尚思、刘咸、张孟闻、周谷城、吴泽等学者举行“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与胡适有密切关系的顾颉刚在会上公开批评了胡适，并作了自我检讨。他在发言中叙述了他与胡适的“学问关系”，说自己因受胡适“提倡实验主义，主张一点一滴地改造”之影响，“也成了改良主义者”，“没有革命的意识”，也“没有走向革命阵营”。“现在觉悟到应该严格分清敌我”，称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上的敌人”，唯有彻底清除他散播的毒素，“才尽了我们的职责”。当然，这次批判的重点不在学术思想而在政治思想和阶级立场，学者们的检讨也主要是和胡适划清政治上的界限，尚未对具体的学术观点和学术研究方法展开批判。

这期间，对“古史辨派”的批判格外引人注目，原因一是批判发自两位原“古史辨派”的健将之手，二是批判关系到与过去学界有密切关系且身在海外的胡适以及对学界有着重大影响并留在大陆的顾颉刚。建国后，山东大学教授童书业多次在学习讨论会上和报纸上检讨自己过去的学术研究，批判自己旧的学术思想。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在《文史哲》发表《“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一文，对自己过去所隶属的古史辨派的史学进行检讨，从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上批判古史辨派的史学。他从批判实验主义入手，认为“所谓‘疑古派史学’是美国实验主义传到中国后的产物，它的首创者是五四时代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当前的战犯胡适”。实验主义是一种反科学的不可知论，也是一种反科学的唯心论，其史学方法固然讲“变”，但它只承认偶然的变化不承认必然的变化。这种把历史看作只是些偶然事件的堆积的理论和方法，否定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也否定了历史科学，与马列主义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没有丝毫的相同点。实验主义的方法也讲“实验”，但它所谓“实验”就是测验对自己有无用处，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假设”就是假设对于他有用，“求证”就是求证对于他确实有用。因此，疑古派学者用实验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除起了些消极的破坏作用外，对于古史的真相何尝摸着边际”，“老实说：用实验主义的方法是永远建设不起真古史来的。”他还对古史辨派领袖人物顾颉刚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顾颉刚关于考证学和唯物史观的看法“好像对唯物史观者贡献好意，其实都只是抗拒唯物史观的一种巧妙手段”。对于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理论，他认为“只是把古史传说本身的发展过程，片面叙述出来，这至多只是神话学或民俗学的研究，而不是古史学的科学研究。”他最后揭露说，“疑古派史学的真实企图，是右面抵抗封建阶级，而左面抵抗无产阶级”，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派的史学家多数与封建阶级妥协，只坚决抗拒无产阶级，表现在“疑古”精神的降落，考据精神的加强，同时诋毁或不睬唯物史观。所以，疑古派史学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史学，它的这种转变是中国资产阶级两面性的体现。所以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要肃清封建思想和改造资产阶级意识，就必须改造作为资产阶级阶级斗争工具的疑古派的史学思想。

在同期的《文史哲》，古史辨派的另一位健将杨向奎发表了《“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一文，从学术思想渊源、古史学说、研究方法、学术价值及其影响等方面剖析批判了古史辨派和古史辨派主要代表人物顾颉刚的学术思想。杨向奎认为公羊学说是顾颉刚学术思想的主流，这一学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主张改良主义的开明地主阶级的思想。顾颉刚继承了公羊派学说而主观地产生了疑古思想和推翻古史的计划，同时又接受了买办资产阶级的实验主义的方法而有古史演变的主张，接受清代考据学派的方法而对古经古书发生怀疑，这三派思想的混合运用造就了顾颉刚的疑古运动和古史辨派。顾颉刚的古史学说前后有两个主要课题：一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一是“五德始终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前一种学说专悍地认为西周以前的古史是后人编造的，而且越造越长越远，因而变得一塌糊涂，毫无是处。这实际上认为是观念在支配着历史，支配着历史传说，支配着社会的变化，所以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唯心论，只能造成古史的混乱，而解决不了历史上的任何问题。后一种学说进一步发展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解释了古史系统造成的唯心论的原因，认为刘歆为助王莽篡汉，便利用、改造邹衍的“五德始终说”对中国历史进行了一次有计划的安排，编造出一套整齐的古史系统来。这说明顾颉刚站在今文学派立场上攻击古文，不明白今古文学产生的社会条件，不清楚今文学派的政治意图，而以“托古改制”的方法研究历史，把古史学玄学化。由于古史辨派不是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出发，也不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而是运用彻头彻尾的唯心论的方法，所以他们得出的都是本末倒置的结论，他们的古史学说也根本不能成立，在学术上也没有任何价值。

童书业和杨向奎作为顾颉刚的学生，同时也是古史辨派的重要成员，他们的批判很深刻，也很能抓住要害，既是对顾颉刚和古史辨派的批判，也是思想改造中所作的自我批判，故而两文“均给予无情之打击”，对顾颉刚本人造成严重伤害。即使如此，顾颉刚仍以长者的宽容理解并原谅两位弟子的行为，以为“盖思想改造，有大力迫之，使不得不然也”，“《文史哲》上之两篇文字，非存心谤我，乃在思想改造阶段中，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其忏悔，犹之昔日以附我为敲门砖也。”1954 年，在回复王树民对此事的疑问时，又解释说：“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作过情之打击。苟我之学术工作已不足存于今之世，胡近来二君又为《文史哲》向我索稿乎？故其为否定之批判，是可以原谅者也。”但顾颉刚对于完全否定《古史辨》的学术成就表示不满，认为《古史辨》出现有其必然性，它在学术上的积极成就和社会上的进步不能抹煞，并且提出为配合社会的发展，它的工作还该完成。

在另一篇文章中，童书业还结合自己的学术思想批判了“经济史观”的错误及其在政治上的危害性。他首先根据斯大林的有关论述，解释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涵及相互关系，认为各种经济史观的共同点是：特别强调生产工具和技术或所谓“产业”，把这些当作唯一决定历史发展的东西；轻视人的作用，轻视生产关系的作用，轻视阶级斗争的作用，且更容易抹煞上层建筑的反射作用。接着批判了冯友兰《秦汉历史哲学》一文中的典型“经济史观”，认为这种史观太单纯固执强调生产工具，没有指出生产关系在历史变革中的重要性，没有说明劳动创造世界的原理，没有指出阶级斗争对于人类社会的推进作用。总之，冯友兰的“经济史观”其实就是生产工具单独决定论，或产业决定论，也可以叫做环境、机会决定论，其哲学基础是一种机械唯物论，最主要的缺点在于其中没有阶级的观念，没有弄清唯物史观所说的“基础”和“建筑”的真正意义。随后，他深刻分析批判了自己的“经济史观”，认为它是自己后来的反动学术思想和反动政治思想的根苗，其最大错误是把产业（生产、生产力）认为“基础”，把“基础”与“上层建筑”和其他社会现象都认作“建筑”，又把“文化史”和“政治史”分开，机械地认为后者产生前者，这是机械唯物论、形而上学与唯心论的混合物。最后，他指出，所谓“经济史观”含有许多反动因素：第一，它把“经济”看成历史的原动力，抹煞阶级斗争和革命的作用，抹煞人类能动性的作用。坚信这种史观的人自然会反对革命，成为反革命。第二，这种史观太强调“经济”或“物质”的力量，认为拥有最大“经济力”或“物质力”的势力，都是不可抗的，于是在政治上就会依靠统治阶级，依靠帝国主义，甚至丧失民族立场，变成汉奸或汉奸的应声虫。第三，“经济史观”最容易发展成为反动统治阶级所喜欢的“地理史观”，成为他们强调“特殊国情”，反对社会主义的借口，所以“经济史观”是“唯物史观”的敌人。童书业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也显示了他在认真学习唯物史观后学术思想的进步，但其最后的结论认为学术观点与政治立场存在必然的关系，显然有失科学性。

史学界思想改造运动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改造旧史学、建设新史学。许多学者在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同时，对于如何改造旧史学、建设新史学也进行了探讨。建国伊始，翦伯赞就在《怎样研究中国历史》一文中，从立场、观点和方法三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方向。首先从立场上来说，应该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批判以帝王为中心的正统主义，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新的中国历史。要研究劳动人民生产和革命的历史，研究他们的历史创造、发明发现，他们反封建制度的革命斗争，要从统治阶级的历史中，发掘劳动人民的历史。要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研究统治阶级的历史，揭发地主阶级的罪恶，揭发封建社会的黑暗，指出封建社会的暂时性、灭亡的必然性及其在历史发展总行程中的进步性。还要批判大汉族主义的历史，建立包括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真正的中国历史。其次，从观点上来说，要应用唯物论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揭去中国史上神秘主义的外衣，揭穿唯心论者的阶级本质，正确地指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社会经济，即物质生活之生产及其生产方式。要从物质的实践去说明观念形态，并且从观念形态中去寻找社会经济的反射。要认识到历史发展的道路是曲折歪斜但始终向前发展的道路，历史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产生了一些前后相继的社会形态，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是历史突变、历史的飞跃。要研究每一个社会形态的社会经济构造和它的政治制度乃至意识形态，以说明从一个历史阶段发展到另一历史阶段的变革过程。再次，从方法上来说，要用辩证唯物论的方法来研究具体的中国历史，既要说明历史，又要改变历史。要在搜集整理史料的基础上分析史料，从史料的分析中总结出历史的原理原则作为现实中无产阶级战斗的精神武器。要把对个别问题的研究与对历史总体的把握联系起来，从历史总体中抽出足以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或者足以说明历史的某一侧面的个别问题作精细的研究，看出个别问题与历史总体的关系。要从历史的表面现象的背后，去发掘构成这些表面现象的基本的东西——经济结构，再用基本的东西去说明表面的现象，不仅要报告“怎么样”，还要说明“为什么”。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阶级矛盾中寻找历史的变革。翦伯赞的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些重要的理论原则、观点和方法，对推动当时民国史学到新中国史学的转变有积极的指导意义。荣孟源也指出，历史科学工作者要遵从毛主席的指示，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详细占有材料，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建立中国的历史科学。

五、思想改造运动的结束与反思

1952 年 3 月底 4 月初，思想改造运动经过思想批判和过关检讨阶段之后，开始进入组织清理阶段。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率先发动“忠诚老实运动”，开始组织清理，随后北大、清华等学校也开始进行。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号召有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如实交代清楚自己的历史，检举反革命分子，用政治手段解决一些人的严重的历史问题和思想问题，这一运动到 1952 年 10 月基本完成。这样，为期一年的知识分子集中思想改造运动正式结束。

思想改造运动给学者思想上造成了巨大的震动和冲击，也进一步促进了史学界的转变。许多学者怀着从善如流的态度真心实意地剖开自己的心灵，剖析自己的思想，检查以往的行为，反思旧的学术，表示通过思想改造在思想认识上逐渐清醒过来，认清了自己的历史，认清了自己的问题，要更加努力学习，加紧改造，树立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成为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陈垣说：“‘三反’运动是这样一场激烈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使每一个人都受到很大教育。尤其是我，平日思想迟钝，对新鲜事物缺乏敏感，进步很慢，‘三反’运动对于我就像吃一付提神剂，使得我头脑较前清醒，看到我以前一直没有看到的事情。” 童书业不但深刻批判了自己的旧思想旧学术，而且通过学习改造，很快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以之指导历史研究，取得了新的学术成就。有学者认为通过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史学界学者批判了“旧我”，立场、观点、方法有了初步的转变，开始以工人阶级的立场、唯物论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来讲授和撰述历史，具体表现为由过去夸大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的资产阶级立场转变为重视人民的伟大、群众的力量的工人阶级立场；由过去单纯地叙述朝代的兴亡转变为从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分析批判历史；由过去主观武断轻率的研究转变为理论与实践相一致，实事求是；由过去偏重于古代史开始转变为重视研究近代史。所以思想改造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和理论方法的传播与普及，促进了学者的知识兴趣、话语形式、道德心态的转变，为新的学术体系占据新中国史坛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也为发生于此后的一系列史学批判创造了心理、学术条件。

思想改造给学术界造成的最大影响和严重后果就是它强化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使政治至上的观点深入人心，使学术的独立性发生倾斜。思想改造使学者们意识到，个人的社会地位、学术事业、甚至身家性命都和政治密切相关，个人的学术观点、思想自由、人格尊严在政治面前都是无足轻重的。“他们不仅以自己赖以立命的学术活动与现实的政治斗争、政治权力紧密结合，学术依附于政治，而且更以自己学术批判的政治化的方式强化了这种倾向。原本就比较脆弱的知识分子相对独立的理性批判和自由主义思想倾向已荡然无存。” 许多学者怀着各种复杂的心情用政治斗争的方式揭露、批判过去的自己、亲密的同事、尊敬的师长，用现实政治斗争的立场、态度来判断他们赖以立命的学术的真伪，以今人难以理解的“否定”来换取新政权的承认与接纳。他们不得不第一次认真思考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思考学术研究的目的性，以及为谁服务的问题。这样，政治风向成了学术的导向，政治体制决定着学术的范式，政治话语代替了学术的语言，学术开始走上了以连续不断的批判为标志的政治化的道路。

与上述严重后果相随，思想改造中思想认识、思维方式的机械性、片面性和简单化的倾向进一步增强，对学术的不良影响也开始显现出来。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于所谓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存在严重缺陷，对其评价也存在严重偏差，进行了过火的批判和斗争。许多学者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彻底的否定，无情的打击。陈垣说，“三反”运动使自己认清资产阶级思想在本质上是如何的反动、腐朽和丑恶，它并没有什么进步性、积极性，它绝不能成为推动人民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力量，实际上对革命势力起着严重的销蚀和瓦解作用，它与工人阶级思想根本不能相容，一定要认真加以批判、加以肃清、不能容许它在高等学校的任何一个教师的思想里继续存在。这种认识在学者的检讨和批判中很具有代表性，实际上把一切错误思想都划归为资产阶级思想，把一切错误行为都归根于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简直成了“万恶之源”。这种做法愈演愈烈，在以后的史学批判中，凡是不被政治认可的思想认知都随意被扣上“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如同悬在学者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使得学术界人人自危，动辄得咎。

对待建国之前的学术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学者们几乎一致不加分析地以政治标准来衡量“旧学术”的价值，把“旧学术”贬斥为唯心主义的、落后的、反动的，不是反动统治的点缀品，就是人民革命的障碍物，把正常的中外学术文化交流都看成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不承认其有丝毫的进步作用和积极意义。因此，学者们自己则不是变成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帮凶，就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成为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的“历史罪人”。可以说，思想改造就是要使知识分子接受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接受“人民本位”思想和阶级斗争的话语系统。在这种思想和话语系统中，知识分子失去了原有的独立、清高的地位，而被置于被批判被审查的境地。接受了这种思想话语系统，知识分子就能克服思想改造的心理障碍，就能找出自己的“罪恶”，实现自我认识的彻底颠覆。所以，思想改造加重了学者心中的“原罪”思想和负罪感，使他们陷入了“自污式”的自我批判，过分地否定自己，否定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使他们丧失了理性上和道德上的优越感，丧失了宝贵的独立人格和难得的独立批判精神，从而在整体上打击了史学界的学术自信，一时间造成了史学界“哀声一片”的沉闷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