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51 年的中国度过了极不平静的一年，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中国共产党运转起整个国家机器，发动了一个接一个的重大政治运动，把亿万民众卷入其中。同样，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满怀着为新社会新国家建设服务的热情，投身于这些运动之中，迎接新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就在此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批判风暴席卷了整个思想文化界，这就是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大批判。这次批判是知识分子在政治学习后遇到的第一场大批判，它揭开了建国后一系列大规模批判运动的序幕。
武训（1838 ～ 1896），山东堂邑人，少小家贫，无以就学，后给人扛活，又因不识字而被骗扣工钱，于是发誓积累金钱，创办不收学费的义学，以便让与他有同样境遇的贫苦孩子读书识字。从此以后，他以行乞、打工为生，把乞讨、扛活、卖艺得来的钱一点点积攒起来交给富人，藉以借贷生息，或买地出租，苦熬三十余年，终于积累起一些资产，从 1888 年到 1896 年先后创办了柳林、馆陶、临清三所义学，武训因此被当地民众称为“武善人”。武训的事迹传开以后，从清末到民国，他都得到了各界人士的普遍赞誉和称颂，特别是著名平民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陶行知赋予武训精神以新的内涵，
大力宣扬“新武训精神”，积极倡导“新武训运动”，使武训的影响越来越大。
1950 年，宣传武训精神的电影《武训传》开始在全国公映。1951 年元旦，李士钊与孙之俊合作创作的《武训画传》出版。在建国初百废待兴的历史背景下，电影《武训传》的公映和《武训画传》的出版，在学术文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从1950 年底到 1951 年 3 月，全国各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加以评论，对这部影片及武训基本上都持肯定态度，可谓一片赞扬之声。
大多数论者都肯定武训是一个具有一定阶级觉悟和阶级友爱的劳动人民的典型。他因自己吃了不识字之苦，就立志兴办义学，为穷人打算，表现了对本阶级的热爱和同情。郭沫若在《武训画传》的序言中说：“在吸吮别人的血以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贫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讨，敛金兴学，舍己为人，是很难得的。”
武训的饰演者赵丹认为：“武训感到了同阶级同命运的人的苦，自己受苦受难，甚至像个清教徒样的牺牲了个人的一切的私人幸福，用尽一切聪慧和方法弄钱，使别人不再受苦，为别人谋幸福，说明了武训有若干程度的阶级觉悟，这是可贵的，值得重视的。……武训的这种斗争，反映了中国农民的顽强不屈的精神，这意志是劳动英雄的意志”。
《武训画传》的作者李士钊说“武训是一个穷苦的劳动人民的儿子——被压迫被侮辱被残害的农民阶级的先觉者，扬弃了若干关于封建或落后的意识和观点，加强了‘劳动创造世界’和发扬‘阶级友爱’等几点基本精神”。
李长之高度评价武训兴学的意义，“武训兴学之革命的意义，是和太平军那样的革命的意义，有某种相同处——都为了劳苦大众翻身，不过一重在革命武装，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
对武训的行乞兴学，多数论者给予肯定。关于武训兴学的动机与思想根源，有论者认为他看到了劳动阶级被奴役、受蒙蔽是因为他们不掌握文化知识，穷苦人要想翻身，必须通过教育。从他的跪求一方面可以体会到他要求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真诚，另一方面也可以领悟到他所用的教育方法具有巨大的感人力量。
他兴办义学，主要是靠自己的劳动，行乞不是他的职业。他把义学办在他乡，自称亲戚朋友都断净，乃至终身不娶，是因为他了解了封建社会的封建家族和亲友关系必有坏的发展和无限的阴谋，所以要尽量保持义学的社会性，防止别人侵夺义学资产。
许多论者重点阐述了武训精神的内涵，认为在建设新国家中，需要继承和发扬武训的伟大精神，完成武训未竟的遗志和事业。电影《武训传》的编导孙瑜高度赞扬了武训及武训精神：“武训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他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热爱他也可以热爱我们的民族，提高了民族的自信和自豪”，还说“我们一致地歌颂他的吃苦耐劳的作风，和他全身心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甘心‘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的忘我精神。”
李士钊在《武训画传》中阐明了武训的反地主、反恶霸、反封建制度、反缠足、反迷信等进步思想和坚忍不拔地为人民服务的牺牲精神，认为这是值得歌颂和应当效法的。
董渭川认为武训身上表现出中华民族许多传统的卓越精神：辛勤劳动，日夜不懈；忍受苦痛，达到目的；百折不挠，摩顶放踵，以抵于成；毕生忘我，阶级友爱……。
有论者总结了武训的五点值得学习的地方：他一生都是为了贫苦大众，没有个人打算；忠于自己的主张，有贯彻到底的精神；有排除万难，一往直前的奋斗精神；踏踏实实地埋头苦做；用劳动创造和实现自己的理想。并且说：“在我们今天现实环境中，在我们建设我们国家当中，我们都应该记取武训这些吃苦奋斗、劳动创造和贯彻到底的精神。”
还有论者把武训看作是劳动人民“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
，“是一个最典型最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身体力行者”
，“他的精神却是最值得歌颂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的精神”。
不少论者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用新的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和发扬武训精神，“因为时代变了，社会变了，群众的观点也变了”
。在评价武训时，他们运用刚刚学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注意从具体的历史环境、从阶级划分的角度和社会发展的眼光分析武训兴学的事迹，评价武训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武训精神的现实意义。翦伯赞提出评价武训应本乎三个原则：首先得充分掌握史料；然后才能讲唯物史观；但不能反历史主义。这样就可以不怕来自任何高层的批评。
赵丹在谈到《武训传》的创作时，说解放后通过学习，认识上有了提高，“较明确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与马列主义的观点来学习着批判的看历史。我们懂得批判的目的是忠于历史，正视历史，并非改造历史，代替历史。”“问题如果不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发掘，去引证，如果不联系到武训先生生长的那个年代——那一百多年前的封建剥削制度的本身，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及其基本的矛盾、冲突，那一切的事物就几乎无法解释”，并表示以唯物的辩证的方法来分析研究武训的性格和事迹可以看清楚各种关于武训的评价与不同阶级的观念形态是相联系的。
还有论者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探讨了武训兴学的动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兴学的效果等，肯定他的阶级友爱思想和忘我牺牲精神。
当然，他们也不是一味地去盲目歌颂武训，在赞美的同时，又指出武训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其历史局限性就是一百多年前的封建时代，不可能有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组织，所以一切反抗斗争必然失败，不能彻底完成，武训兴学也只是幻想。孙瑜说在电影里对武训是批判与歌颂并行，他的悲剧性的反抗方式缺乏积极性和革命性，他辛苦创办的义学，也不能推翻封建统治，解放穷人，他的个人的，苦行僧式的，到处下跪的斗争方式不足为训。
有论者提出武训值不值得赞扬的疑问，认为他的苦行一般人做不到，也不值得提倡；他的方向不明确，办义学给穷孩子读书，但不知道穷孩子读了书干什么；他毫无反抗精神，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也不值得人们学习。所以现在不再要提倡行乞兴学了，也毋须举行扩大纪念会了。
在评价中，针对这种局限性的分析，也有论者提出不同意见，如董渭川指出：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伟大人物和伟大事迹，如果拿今天的革命成就比较衡量，恐怕都有被否定的可能。但是只要在历史上称得起伟大的人和事，我们就应该从那个人代表的精神和那件事完成的过程，以及人与事在当时发生的影响，特别是在今天还应重视与继续发扬的某些优点，作肯定的介绍，似乎不应该用今天的尺度作否定的结论。
知识分子对武训所做出的肯定评价，透露出他们进入新社会的喜悦心情，也显示出他们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愿意为建设新国家而努力奉献的精神面貌。当然，他们对新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得还不够成熟，对武训的评价确实有过高之处，有的甚至违背了历史主义的原则，但这大多是一种宣传，实质上并无过当之处，事实上也无害于当时的社会。但是，在有些人看来，对武训的评价已经是无原则的肯定和狂热的宣传，已经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一场批判的风暴在悄悄地酝酿之中。
1.批判的序幕（1951 年 3 月到 5 月 20 日）
1951 年 3 月，毛泽东开始谋划对《武训传》的批判
，一些事先得到讯号的报刊开始刊登不同意见的评论文章。3 月 25 日，《进步日报》刊载《武训不是我们的好传统》一文，指出：就中国人民的斗争传统来说，武训不是我们要继承发扬的好传统，他是一个歪曲中国人民的斗争，反现实主义的人物。因为他（在影片中）消极到了极点，没有一点反抗情绪，这样一个软弱的人物跟今天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多么不相衬。因此，我们不应该无批判地称赞武训，更不能无条件地学习他。
这篇文章否定了影片中的武训，并暗含了对电影《武训传》和所有对《武训传》和武训持肯定态度的论者的批评。
1951 年 4 月，《文艺报》刊载贾霁的文章《不足为训的武训》和江华的短文《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并配发编者按语。按语指出：对于武训这一历史人物，对于《武训传》的思想与内容的论争，不仅反映了很多同志还缺乏坚强的阶级观点与正确的历史观点，而且对于中国革命传统的认识，尤其反映了很多糊涂观念。贾霁的文章说：生活教训了武训，但是武训却没有能够透过生活现象深入到生活的本质去求得根本的理解、根本的觉悟。他把穷人受欺负的根本或主要原因归结为不识字，这种对生活和生活发展的认识以及认识的方法，是从个人出发的，主观唯心的、形式主义的。这种认识违反历史现实的真理，它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它的结果是危险的。而根据这种认识，武训的生活的实践的方法，也是错误的、危险的了。武训兴办义学，绝不是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旗帜，也不是有着太平军一样的革命的意义。武训刚好和这些虚伪的赞美相反，是没有站稳阶级立场，是向统治者做了半生半世的妥协和变节。武训的生活实践的方法是走阶级调和的路线，近似于改良主义的方法，这是他的结果，他的实质。武训的精神与新爱国主义、新英雄主义、光荣的革命传统精神是相对立的，《武训传》是一部缺乏思想性、有严重思想错误的作品，对武训的宣扬是无原则、无立场的。
江华认为，从一些对武训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很多极端缺乏阶级观点的说法，可以看到很多完全违反唯物史观的论调，特别是从对于中国革命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上，更有很多糊涂的观念。因此，他建议通过广泛的讨论和研究，澄清各种混乱思想，获得正确的看法。
接着，1951 年 5 月 10 日出版的《文艺报》第 4 卷第 2 期又发表杨耳
的《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一文。该文指出，在太平天国运动已经爆发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武训的行乞兴学，不仅不能解决推倒农民头上的封建大山的根本问题，而且也不能有其他推进社会发展的作用。因此，武训的道路是错误的。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武训都不值得表扬，也不应当表扬。
这篇文章直接批判了历史上的武训，并且连带批评了陶行知。5 月 16日，《人民日报》以“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为题并加编者按语转发了杨耳的文章，同时转发的还有贾霁和江华的文章。按语把《武训传》定性为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把武训定性为封建统治的拥护者。这种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上纲上线的话语传达出一个信号：大批判已经迫在眉睫了。
2.“5·20”社论的发表与大批判的发动
1951 年 5 月 20 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为标志，对《武训传》和武训的批判正式开始。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指出：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颂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动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这篇社论措辞严厉，上纲上线，满纸充满声讨的火药味。它首先就把武训定性为一个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向封建统治者投降的历史丑类，接着给《武训传》强加上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罪名，由此对肯定和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论者提出批评，特别是对“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向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投降”表示愤慨，并且根据此前对《武训传》的评论武断地认为中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让人难以容忍的程度。社论还指出《武训传》讨论的中心问题在于如何正确认识中国人民的历史的道路，是革命的道路还是改良主义、投降主义的道路。
对于这篇社论，后来许多论者从政治思想斗争的形势要求和策略运用方面给予肯定，但客观地讲，它对武训和《武训传》所作的结论，对国内思想文化界所作的判断，不符合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不仅对武训和《武训传》的讨论，也对此后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恶劣影响。社论为武训和《武训传》定了性，为《武训传》批判定了调子，发动了讨伐《武训传》的号令，成为《武训传》批判的旗帜，随之而来的大批判便紧紧围绕着它展开。这样，关于武训的评价和讨论，立即转变成为一场严肃的思想批判运动。
同一天，《人民日报》第 3 版“党的生活”专栏发表短评《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号召党组织有计划地领导对《武训传》的讨论，号召共产党员参加这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武训、《武训传》以及有关武训各种赞扬文字的反动的错误的思想进行有系统的批判，并指出讨论的目的是使每个党员懂得革命者与封建统治拥护者，人民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民族传统中落后的、消极的、反动的东西和进步的、积极的、革命的东西的原则区别。
第二天，《光明日报》和《天津日报》互相配合分别发表了题为“响应人民日报社论的号召”、“严肃地开展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的短评。《光明日报》的短评全面彻底否定武训：“武训是封建统治的拥护者，封建制度的崇拜者，封建道德的支持者。他的精神是奴颜婢膝、摇尾乞怜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精神。他的行动是否定阶级斗争、否定进步的行动，阻滞革命、阻滞社会发展的行动。他所代表的东西是民族传统中落后的、消极的、反动的东西。他的影响是模糊阶级斗争的意识，歪曲历史发展的事实，要求向反动的封建统治投降。不论从任何角度来看，武训其人其事，今天是绝对不应该、不值得加以表扬或歌颂的。”
5 月 22 日，上海《大公报》的社论提出了“武训主义”的概念，“武训主义是什么？是投降主义，是磕头主义，是否定阶级斗争，是奴颜婢膝为统治阶级服务，是感觉到穷人受欺负的原因在没有读书，因而要穷人读圣贤书，能够往上爬，为统治阶级作帮凶”，社论号召把武训彻底否定，把武训主义完全推翻，把所谓武训精神连根拔除。
这样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各大报刊的推动下，对《武训传》的批判迅速开展起来。
随后，中央和地方各文化部门、教育部门、文联及其所属各个协会、教育工会，各省市党委宣传部门，以及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都发出通知，号召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重视并参加《武训传》的讨论。各部门、各单位有组织地召开座谈会、讨论会、批判会，讨论《武训传》的有关问题。思想文化界许多著名人士纷纷发表批判文章或表态文章，一些著名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嵇文甫、郑天挺、邵循正、雷海宗、杨人楩、蔡尚思、荣孟源、邓广铭、金毓黻、赵俪生等也以专论、笔谈和读者来信等方式参加了讨论和批判。从 5 月 20 日到 8 月底，仅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文章就有 40 多篇，相关讨论文章简介及情况报导六七十篇。《光明日报》共发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文章 30 多篇，读者来信 20 多篇。《文汇报》发表批判文章 80 多篇，消息报导 20 多篇，上海、天津和其他各省市的报刊，也发表了大量相关文章。
《新华日报》、《进步日报》、《文艺报》、《人民教育》、《学习》杂志等也成为批判《武训传》的重要战场。总之，在 5、6、7 三个月内，全国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思想批判运动。
3.《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出笼与大批判的高潮（1951 年 7 月 23 日到 8 月 8日）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有人对批判武训提出不同意见，对批判中违反历史主义原则的观点提出批评。为营造讨论的气氛，也为增加批判的动力，1951年 6 月 1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几封对批判武训存有疑问的读者来信。署名弃名的读者说：“武训是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奴颜婢膝，或许有利禄功名的企图呢？……如果不是为了自己利益出发，那么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就应该客观些。”“武训是不是历史罪人？我个人的认识，不是。武训是不是民族伟人？更不是。他不值得我们歌颂，也不该评的一文不值。”解其波虽承认武训是统治阶级的帮凶，但对如何认识旧社会的教育产生疑问：“在封建社会或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的历史上一切‘兴学’的人都要不得了吗！？都不足表扬吗？”，“‘只有在人民掌政之后，教育才能为人民服务。’是不是正确呢？但是如果没有从前的‘教育’，又怎能有很多革命工作者出现呢？”署名野痴的读者对批判者以现代标准苛求武训提出质问：“武训既不识字，他明白什么叫剥削？什么叫资产阶级？什么叫革命？什么叫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董鲁则明确提出，对武训应有一定的评价，不能否定一切，不能有过高的要求和责备，应当批判地接受武训的舍己为人的利他主义与不怕困难的坚毅精神。
6 月 6 日又发表了萧奏的来信，对杨耳、贾霁的文章提出异议，认为《武训传》深刻彻底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残暴和毒辣，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来信说：“武训是一介劳动农民，他没有机会上学。连孔夫子的字一个也认不得，更不要说马列主义了。因此，他不可能对‘时代’作一个科学分析，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根本问题’，什么叫做‘次要问题’。他不懂得‘内容’和‘形式’的区别，他更不晓得‘阶级调和路线’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又怎么能够要求武训走‘群众路线’呢！”
这几封读者来信尽管对武训评价也有很大差异，但都不同意以现代的标准来衡量武训，不同意彻底否定武训，提出要把影片中的武训和历史上的武训区别开来，呼吁对历史上的武训进行确切的历史调查，搞清楚武训生活的时代特征、具体环境、武训的主要事迹以及时人对他的评价。这几封读者来信中的观点以及其他类似的看法，引发了更加猛烈的批判，同时也催生了《武训历史调查记》。
为了给批判运动提供强有力的史实根据，《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联合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由袁水拍、钟惦棐、李进（江青化名）及地方有关部门的干部共 13 人组成，到武训的家乡进行历史调查。调查团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了 20 多天的调查，回京后写出《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修改后，从 7月 23 日到 28 日在《人民日报》连续刊出。这标志着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批判达到了高潮。
《武训历史调查记》共有五个部分：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二、武训的为人；三、武训学校的性质；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五、武训的土地剥削。主要内容一是披露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的事迹，把宋景诗起义的动机、经过、结局呈现到人们面前；二是证明曾被人们赞扬和歌颂的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前者提供了武训兴学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一些“具体的历史人物”，作为评价武训的参照和根据；后者叙述了武训在历史上的真实形象和武训兴学事业的本来面目及其相关证据，并以无可争辩的语气为历史人物武训作出政治结论，为批判武训和《武训传》提供最权威的依据。《调查记》还对武训的宣传者和歌颂者进行了尖锐的抨击，说他们“毫无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站在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散布反动思想，欺骗人民群众”，“硬把一批恶霸地主和坚决反革命分子装扮成‘开明士绅’和‘进步人士’”，“硬给武训披上‘革命’的外衣，把一个反动派说成一个革命派；这种种，如果不是有意的造谣欺骗，就是思想上的极端错误。”
《武训历史调查记》一发表就受到各界的高度评价，以至于形成了新一轮批判武训和检讨自我、学习《调查记》的热潮。郭沫若认为《武训历史调查记》是“‘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的一篇实事求是的记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更深一境的认识和运用，”对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思想混乱有很大的贡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方法正确，而且直接记录了劳动人民的意见。这是向来的历史述作里面所几乎没有的新的成分。这一次的批判工作和调查工作为中国的人民史增加了光辉的一页”。
金克木说：《武训历史调查记》不但解决了“‘武训问题’，以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揭穿了武训的宣传者所造成的一个历史骗局；而且，更重要的，它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无坚不摧的革命武器，历史唯物论是照明历史真面目的灿烂的光辉，它用具体的实例教导了观察历史和评判历史人物的观点和方法。”
赵憩之指出，《武训历史调查记》“就是删除那些靠不住而发见靠得住的一种新史学的典型。它教给我们怎样看，怎样想，怎样分析，怎样鉴别。治史学的人以这个作标准，就会整理出来新的人民历史。读历史的人，以这个作标准，就不会再觉得站在人民立场的历史学家的说法奇怪。这篇调查记不惟给新史学开辟了一条新途径，而且给新史学训练出来新读众。”
在此后的三十年中，《武训历史调查记》一直被尊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典之作，其结论被视为无可怀疑、永远正确的“绝对真理”的代表，其方法被视为可以解决一切历史悬疑的金针玉匙。1961 年，《红旗》杂志的一篇文章对这次调查又作了详细论述：
当时，武训历史调查团直接深入到事件发生的地点，并通过群众路线的方法，力求获得丰富的可靠的第一手的材料。他们把明确的目的性和严格的科学性结合起来。他们不但尽力搜集和发掘正面材料，同时也搜集一切可能搜集到的反面材料，用正确的观点来分析和利用这些反面的材料。他们除了搜集和整理各种书面材料和实物材料外，还访问了一百六十多人，包括有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他们调查了武训本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情况，同时对武训生活的那个具体时代、具体环境里的阶级关系和政治经济情况，也做了细致的了解。他们的调查是有系统的，同时又是有重点的，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选择了典型，作更深入细致的调查。他们对调查所得的材料，进行了比较、核对和鉴别，对于提供材料的人的阶级出身、社会经历、政治态度和谈话时表现作了细心的观察和分析。
这篇文章还概括了武训历史调查留给学术工作的优良传统，那就是：在科学研究中，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立场；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深入、细致、周密的调查，尽力占有大量丰富可靠的材料；必须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对材料进行审查、批判和整理，找出其中本质的固有的联系，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结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反对任何形式的主观主义。因此，如果真如这篇文章所说，《武训历史调查记》确是完美无缺、无懈可击，垂之久远也未尝不可，但事实却与之完全相反。
4.大批判的结束（1951 年 8 月 8 日到 10 月）
1951 年 8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的长文《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电影〈武训传〉批判》，分别从“两种历史观”、“武训和电影《武训传》迷惑人的地方在哪里？”、“电影《武训传》主题的反动性”、“武训形象的虚伪和丑恶”等四个方面，对武训和《武训传》作了总结性的批判，标志着批判高潮结束。在文中，周扬对批判中两种不同的历史观点作了阐释，认为人民的、科学的历史观点和反人民、反科学的历史观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区别；反人民、反科学的历史观点否认历史“是由阶级和阶级斗争造成的”，认为社会的黑暗是“由于人民自己没有教育，没有文化”，因此要改造社会，可以无需经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而是“经过某些改良的方法”，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是“有文化教养的人们以及热心于在人民中传播‘教育’、‘文化’的人们”；人民的、科学的历史观点“与上述的观点完全对立”，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劳动人民，历史的主要推动者是人民群众，历史上的每一个重大的进步或变革都必须经过人民群众的严重斗争，任何英雄好汉都不能违背历史的前进方向和广大人民的意志、利益。
此后，批判逐渐降温，到 10 月这场持续达半年之久的批判运动基本平息。但事情并未结束，为了进一步树立宋景诗的光辉形象，陈白尘、阿甲、贾霁等人成立了“宋景诗创作组”，于 1952 年 3 月至 5 月到武训的家乡也就是宋景诗的家乡进行了宋景诗的历史调查。1952 年 11 月 1 日，陈白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农民革命英雄宋景诗及其黑旗军——〈宋景诗历史调查报告〉提要》。编者按宣称这个调查不仅使宋景诗的英雄事迹和他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史迹，得以重见天日，“而且提供了一种值得提倡的研究近百年史的方法。”此后，为全面彻底地压倒武训，消除他在人们头脑中的任何印记，关于武训的文艺作品、历史遗迹被禁锢、封存起来，而关于宋景诗的电影、剧本、绘画、小说被当作重要任务提上创作日程。1954 年 1 月，《宋景诗》电影剧本完成，1955 年电影摄制完成，1956 年 3 月全国公映。这部电影提供给人们的是一段“经过粉饰美化了的农民革命战争史”，“是历史剧歪曲历史、图解政治的创作倾向的典型表现”，“开了建国以来历史剧歪曲历史的先声”。
对《武训传》的批判，重点并不在它的艺术性，不在它的表现形式、形象塑造手法，而在它的思想性，它的题材、主旨和价值。批判是由批判影片中的武训到历史上的武训，由对武训的批判到对武训的宣传者和赞扬者的批判以及武训的宣传者和赞扬者的自我批判，其中对武训的赞扬者和宣传者的批判是这场批判运动的核心，其目的在于迫使武训的赞扬者和宣传者进行自我批判，以便改造思想，转变立场。这其中均涉及许多具体的历史事实及历史认识问题。
1.对武训的批判
在对武训的总体评价上，批判者与武训宣传者和赞扬者截然不同，他们抱着“敌人反对的就是我们赞成的，敌人赞成的就是我们反对的”思维定式，主观地认为武训既然受到清朝统治者、地主官僚、北洋军阀乃至蒋介石集团的奖掖、吹捧，就必然是封建统治的拥护者，封建制度的崇拜者，封建道德的支持者，从而为他扣上“极端自私自利的剥削者”、“最狡诈的大流氓”、“极反动的大奴才”、“腐臭的封建僵尸”、“欺骗人民的工具”、“可耻的妥协投降的标本”、“披着羊皮的走狗”等帽子。他们指出，武训生活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的时代，完全不认识历史发展的方向，不仅对当时的农民革命采取了熟视无睹、漠不关心和完全置身事外的态度，反而离开当时农民的本质的生活要求，背叛劳动人民，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彻头彻尾地拥护封建统治的利益，成为一个顺奴的典型，并被利用来麻痹、欺骗、分化农民阶级。因此他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封建统治者的帮凶；他不是一个百折不挠的韧性斗争者，而是一个可耻的投降者。他的行为起到了宣扬封建文化、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起到了阻碍了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的作用。他不仅是一个反动统治阶级的工具和奴才，更是历史的罪人，“从头顶到脚底，从皮肤到血管，浸透了封建主义的毒素”。
他的道路“不过是从游民到高利贷者，从高利贷者到大地主，从大地主到封建‘义学’兴办者的道路。”
有批判者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考察了武训的阶级成分，试图从阶级根源方面挖掘武训思想和行为的反动性。范文澜认为武训不属于农民阶级而是属于游民阶级。游民阶层是极端散漫、极端自私自利、好逸恶劳的游离阶层。其思想特征，一方面是破坏性，一方面是奴隶性。属于这个阶层的人，容易被收买也会想法投靠到反动势力门下做走狗，借势欺压、剥削弱者，以达到不劳而获，满足自私的目的。武训虽然出身贫雇农，但在受到压迫之时，既没有按照农民阶级的反抗性参加农民起义，也没有按照农民阶级的保守性回家种地，而是做了乞丐，沾染了游民习气，发展了游民思想，放弃农民阶级而加入游民阶层。“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的游民思想就成为他的根本思想，成为他以后种种顽行劣迹的思想根源，同时也决定了他必然投靠封建反动阶级。
一些批判者否认武训属于农民阶级，认为他对农民的惨痛生活没有深刻的体验，对土地没有深厚的感情，对地主阶级没有仇恨和不满，也没有养成正确的劳动观点和斗争观点，这决定了他从开始的贫民转变为后来的游民再蜕变为地主兼高利贷的剥削者的人生道路。农民阶级是革命的阶级，革命性是他们的本质属性。而武训到处下跪，特别是给地主阶级下跪，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因此被批判者逐出了农民阶级的队伍。
行乞兴学是武训一生的事业，批判者对此给予完全否定，认为没有任何进步作用和积极意义。关于武训兴学目的与动机，武训宣传者和赞扬者认为尽管武训兴学客观上发生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但他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为穷孩子办义学本身无可厚非。而批判者指出，武训也许想过要为穷孩子办义学，但事实上只能为富人子弟办学堂，穷人过着悲惨的生活，没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条件和机会，而且受教育也不是他们最迫切最根本的需要。有批判者根本否定武训兴学的动机，认为武训早年兴学出于迷信和求荣，迷信“兴学——转机”以后可以“求到荣”，升官发财，加入封建统治阶级的行列，其中利己主义的个人目的居多；中年以后自觉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培养封建社会的奴才顺民，政治目的大于个人目的。
在兴学的方法上，武训宣传者和赞扬者认为武训通过种种苦行积攒钱财，不仅不应该受到指责，而且应该得到人们的同情。批判者指出武训生活和兴学并不主要依靠劳动，而是脱离了劳动，从早期的行乞到后来的放债收租，其所得资财都是来自对农民血汗的剥夺。在行乞中，他的诸如喝脏水、吃毒虫、做牛马的工作等种种苦行，乃是卑躬屈节、无耻下作的不合人性的表演，是源于游民的无耻与贪利的一种丑恶习惯。他到处下跪，忍受各种侮辱和践踏而怡然自得，正是封建统治下的奴才道德的极端突出的表现。被侮辱、被损害、受贫穷、做乞丐并不是可耻的，而甘于为乞丐，乐于为乞丐，甘于被侮辱，乐于被损害才是最可耻的，而武训打着“兴学”的招牌那样去做，忠心地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保卫封建道德，真是无耻至极。
有批判者认为他并不是没有靠山，整个地主阶级就是他的靠山。他的行动符合地主阶级改良主义的兴学运动的要求，因而得到地主阶级的物质援助，他的精神符合封建道德的标准，因而得到封建统治者的赞扬。武训所办的义学是用高利贷、地租、官僚捐助三种农民血汗来为地主富农子弟服务的不义之学，所谓行乞兴学，所谓为穷孩子办学是绝大的骗局。
在义学的性质和效果上，武训的宣传者和赞扬者认为武训所办义学最终是为地主阶级服务，为地主阶级占有，这是历史的局限性所造成的，无论如何，农民学到些文化总是社会的进步。批判者认为，“义学”是封建社会为反动统治服务的教育制度之一，武训兴办义学是封建主义思想在他头脑里的反映。他所办的义学，主持人是豪绅地主，教师是进士、拔贡等封建文人，所教不外是《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封建经典，传授的不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反动思想，学生大多是地主、富农、商人子弟，培养出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这样的义学只不过是宣扬封建文化、培养奴才顺民而已，不可能有利于农民，而只可能有利于地主。批判者特别指出，当时人民所走的是由太平天国到孙中山的道路，而武训则按照封建主义的纲领，走维持封建统治的道路，他的行乞兴学掩蔽了人民斗争的目标，麻痹了人民的思想，冲淡了阶级矛盾，减弱了革命的力量，不仅没有任何进步作用，反而起到阻碍历史发展的消极作用。
从以上看出，批判者对武训兴学的彻底否定大致是基于这样一种所谓的“唯物史观的法则”：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垄断文化，他们创办的任何教育都具有浓厚的封建性，都是为封建剥削关系和封建政治统治服务的。农民由于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可能自己办学校，即使办了学校也不可能使农民接受教育，为农民服务。对这条法则，胡绳进一步解释说：“不应该抽象地看‘普及文化教育’。在革命斗争时期，宣传进步的文化思想，以提高群众觉悟，推动政治斗争，是有价值的。但要使进步的文化教育真正在人民大众中普及，当反动政权没推翻时，是不可能的，因此也是不应该去设想的。如果不进行推翻反动政权的革命斗争，而去‘普及文化教育’，那只能是普及反动的文化教育。人民的‘文化翻身’，必然追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翻身而来，决不能是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变革前提。在革命斗争时期，普及反动的文化教育，其意义就是阻止群众的觉悟，抵抗革命斗争，所以是反动的，是向反动阶级的投降。”
“武训精神”被认为是“‘容易迷惑人’而未分析得很清楚的地方”，是“同情武训者的防守的最后阵地”。
在武训的同情者看来，武训的道路虽然错了，但他行乞兴学三十年如一日，不失为一个好人，他那种坚强的毅力、刻苦的精神和无私的利他主义仍然是可佩服的，值得后世人学习。批判者指出，对武训的精神不能孤立抽象地去看，要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去分析，把他的精神和他的道路联系起来，把他的主观愿望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揭示其精神的本质。袁良义认为，武训三十年忍苦耐贫、行乞兴学而不曾发生疑虑，其中没有什么“忘我精神”或“利他主义”，而是一种脱离生产轨道的寄生的游民思想。“武训精神之所以存在，正因为他在通过行乞的社会实践中接受了一套最反动的、落后的、消极的‘奴才’哲学”。肯定“武训精神”的人，实际上是在肯定反动的封建道德观念，是孤立地看“武训精神”，是把“武训精神”与其实践基础隔离开。
对于人们宣扬的武训的“利他主义”，范文澜指出，武训所利的“他”，不是穷孩子的“他”，而是地主富农的“他”。利了地主富农的“他”，反过来也就是利了武训自己的“己”，所以武训的“利他主义”实则是利己主义。
杨耳认为武训的事业既然是反对历史前进的，因而他为了反动事业、反动阶级利益而牺牲吃苦就是可耻的行为，根本无法与革命者为了人民利益和历史进步的艰苦奋斗的精神相提并论。
雷海宗也同样认为评判武训不当不问整个情况，不问实际影响，而只抽象地强调吃苦耐劳。吃苦耐劳是方法不是目的，评判它主要还是要看实际的需要和最后的目的。目的一错，全盘皆错。武训兴学的目的错了，吃苦耐劳则更进一步推动了错误的目的。
孙起孟说“忘我精神”不是空洞抽象的、无的放矢的教条，而是指以广大人民利益为目的的具体革命斗争行动说的，武训的“忘我精神”表面上是“不自私自利”，但实质是背叛了本阶级，为敌人准备了巩固反动统治的有利条件，是服务于反动统治的奴隶精神。只有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才会宣扬这种精神，要人们学习这种精神。
批判武训也株连到曾大力弘扬武训精神、以“新武训”自居的平民教育家陶行知，那些批判文章尽管也注意将陶行知与武训区别开来，为他开脱辩护，但仍不得不对他作出消极的评价。杨耳在大批判正式开始前就明确否定陶行知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反动统治下宣扬‘武训精神’，比起今天人民取得了政权之后宣扬‘武训精神’，它的危害绝不可能更小些，相反，倒不如说是更大些。因为，在反动统治下面宣扬‘武训精神’，就会更直接的‘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
石丁及其他一些批判者认为陶行知表扬武训是一种改良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他一方面是因袭了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和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的改良主义者刘半农的观点，另一方面从他自己的改良主义、实验主义的‘教育救国’的思想出发，于是奴隶教育的推行者武训，在他的眼光里，便成为人民教育家了，这显然是个错误，其实武训这个奴才，连个起码的改良主义者都算不上，怎么能算上人民教育家呢！所以陶行知先生所表扬的武训精神，实际上是从他自己的改良主义、实验主义的‘教育救国’思想制造成的一个幻影。在九一八以前，改良主义、实验主义的‘教育救国’思想，还是他教育思想的根本，经过九一八以后的思想大转变之后，存在于他的教育思想上的改良主义，也并未完全肃清，没有能够从本质上把自己和武训区分开，所以有‘新武训运动’、‘解放武训先生’、‘武训颂’、‘武训补习学校’这一连串的事情发生。”
更有甚者说：“尽管陶行知先生的主观愿望是怎样善良的，而那种精神却做了反动精神的俘虏，那种行动却做了反动统治的义务宣传员，严格一点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做了反动统治者的‘帮闲’甚至‘帮凶’了。”
当然，这种偏激的观点很快就受到了批评，也没有得到大多数批判者的认可。
从以上可以看出，几乎所有批判文章都是用现代标准衡量历史人物，对武训一味苛求严责，而不顾历史事实。即使有的谈到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评价武训，但也是带着极端偏激的阶级斗争观点的有色眼镜看到的“历史事实”。有的把武训没有参加农民起义作为否定武训的重要论据，有的把武训不懂得阶级斗争、群众路线作为否定他的重要依据。这种把古人现代化、完全违背历史主义原则的观点大行其道，甚嚣一时。因此，这种形势下的讨论对澄清思想认识不但毫无意义，而且为害不浅。
还有一些人对《武训传》的批判牵强附会、任意歪曲。如认为电影表扬占有土地的武训就是反对和破坏土地改革；《武训传》主题歌歌词中的“大陆日沉”就是攻击社会主义大陆，歌颂蒋介石盘踞的台湾；《武训传》宣扬武训为人说媒，这是包办婚姻，反对新颁布的《婚姻法》；还有说《武训传》是好莱坞电影的翻版，含有美国电影的思想毒素等等。
2.对武训的宣传者和赞扬者的批判
批判武训和《武训传》的真正意图是批判武训的宣传者和赞扬者，前者为后者提供依据，服务于后者。因此，很多批判文章紧密结合社会现实，对肯定武训的论者展开了猛烈的口诛笔伐。
批判者把武训的宣传者和赞扬者分成三类：一类是以武训作幌子，培养奴才顺民的统治者；一类是借武训宣扬“教育救国”、“道德救国”、“无抵抗主义”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代替阶级斗争的武训的宣传者；一类是盲目欣赏武训的“利他主义”与自我牺牲精神的思想糊涂者。过去的统治者对武训的吹捧是公开的反动宣传，现在由于人民革命的胜利，社会环境的变更，武训宣传者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用诸如“革命”、“为人民服务”、“阶级觉悟”、“利他主义”等美丽的词句掩盖了他们的思想实质。他们大多是保留着改良主义思想甚至封建思想而没有真正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尽管口谈革命、拥护革命，实际则是主张改良主义的，他们对武训的表扬“全部都是反马列主义的观点，全部都是反无产阶级的立场，全部都是唯心论的方法”，
因而比过去封建统治阶级的吹捧更有毒害。
批判者指出，武训的宣传者和赞扬者的思想实质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美丽外衣掩盖、宣传非无产阶级思想，甚至反动思想，他们不仅割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把它庸俗化，甚至把它变成适合于非无产阶级利益的“修正主义”。
具体来说，他们歌颂武训行乞兴学，把这说成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旗帜，是和农民革命斗争具有一样的意义，实际上是说完全不触动旧的社会经济形态，不破坏旧的政治制度，不用群众的革命武装斗争，只要在人民中进行文化教育就可以改变人民被压迫的地位，这种思想实质上就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丁浩川在《〈武训传〉和〈武训传〉底称颂者们在宣传着什么？》一文中对这种改良主义思想进行了具体剖析，认为《武训传》和歌颂《武训传》的文章在各种美妙的词句的掩盖之下宣传着以下反马列主义的思想：一、文化至上主义。《武训传》及其歌颂者认为文化落后、不识字状态是劳动人民受苦的根源，人民翻身必须先要读书识字。而马列主义观点认为人民的文化落后状态是他们经济上被压榨、政治上被奴役的必然现象，只有号召群众起来革命，获得政治上的解放和经济上的翻身后，人民的文化才可能普遍展开。二、非阶级的教育观点。《武训传》及其歌颂者没有以阶级观点来评述武训所办义学的阶级性，没有注重教育的目的性、思想性，而是宣扬“为教育而教育”的非阶级的教育观点。三、歌颂盲目的“忘我精神”，强调主观动机，抽象地崇拜毅力。
批判者还指出，《武训传》和武训的宣传者与赞扬者的最大“罪状”就是《人民日报》社论所说的“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污蔑农民革命斗争”，具体表现为：混淆革命与反动的界限，把向封建统治者投降的武训说成是革命者，把毫不损害封建统治的行乞兴学说成是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完全颠倒了是非；把丑恶的“武训精神”说成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并且要人们去继承，这就是对民族的极大污蔑；把农民战争污蔑为“杀人放火”，否定农民战争的作用，认为农民起义与武训的道路一样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对历史上先进、积极、革命的事物进行攻击，而对落后、消极、反动的东西持欢迎赞扬态度，失去了正确的立场。总之，武训的宣传者歌颂了不该歌颂的人，表扬了不该表扬的人，“把在中国封建制度开始崩溃时代的一个可卑可耻的渺不足道的小人物，捧到了神圣的殿堂上去”
，把封建社会的一个丑角说成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中华民族和中国劳动人民的“崇高品质”的代表者，这不能不是对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中国劳动人民及革命者的污蔑。
关于武训的宣传者和赞扬者产生错误认识的原因，《人民日报》社论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作怪。对此，批判者具体归纳为：一、在认识方法和观点上，他们没有对武训的历史和行为进行很好的思考与研究，更没有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去分析中国历史发展的情况和当时社会阶级斗争的情况，进而去认识评价武训的行为的作用与意义。有的甚至从超时代超阶级的角度去认识武训及其精神道德。二、武训的历史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迷惑性。“他是贫农出身，阶级关系上给人以直感的迷惘；他做的是兴学的‘好事’，一般的道德律上给人以直感的迷惘；他实践的主张带了一种‘苦行’甚至假象上的所谓‘利他’精神，给人以直感的迷惘；他实现他的主义始终一贯，得到所谓‘有志者事竟成’的‘荣’典，亦给人以直感的迷惘。”
特别是他的吃苦耐劳、不避任何艰苦困难的苦行精神，更是迷惑了很多人。三、大多数武训的宣传者和赞扬者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懒惰而不肯创造的保守性、囿于一隅的孤立性、局于浮面的夸大性和面临事物的动摇性，使他们遇到评价武训这样的问题，很容易陷入片面的、孤立的、主观的、形式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错误，被反动思想俘虏，甚至做了反动思想的传声筒。
最后，批判者呼吁通过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批判，使武训的宣传者脱下“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停止宣传“假马克思主义”，加强思想改造，彻底清算自己思想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站到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
3.武训的赞扬者和宣传者的自我批判
《人民日报》“5·20”社论一发表，首先感到压力的就是知识界、文化界，特别是文化名流，许多曾经赞扬过武训的人更是不安，不得不在各种压力之下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他们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拥护并响应社论的号召，深入分析所犯错误的性质、危害、原因，挖掘所犯错误的思想、阶级、政治根源，推翻和驳斥自己及他人对武训的肯定评价，重点批判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改良主义思想以及其他各种唯心主义观点和方法，表示要通过《武训传》的讨论，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加紧改造从旧社会得来的坏思想、坏习惯，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断提高思想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并兼管全国文化教育工作的郭沫若的检讨。1945 年郭沫若曾在武训纪念会上公开发表讲话，1950 年又为《武训画传》题辞并题写书名，并且他分管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审查过电影《武训传》的剧本。运动一开始，郭沫若就写了《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他说：“我是犯了错误，主要的原因是不曾从本质上去看武训……对于这样的人而加以称颂，的确是犯了严重的错误”。还说，没有经过仔细的研究随便发言，没有经过慎重的考虑随便替人题辞题字，是不负责任的小资产阶级的老毛病，表示决心加以痛改，向读过《武训画传》的朋友们告罪。
《武训历史调查记》发表之后，郭沫若又在《人民日报》发表《读〈武训历史调查记〉》，“重新再检讨一次”，并且根据《调查记》的材料，将武训定性为封建社会的一个结晶，“他以一人之身而兼备了大流氓、大骗子、大地主、大债主、大名人、大善士、大偶像……真可谓集封建反动落后势力之大成了。”因此，郭沫若说，在读了这篇《调查记》之后，“假使不是存心反动”，“谁不会瞠然自失而深刻检讨呢？”
孙瑜的自我批判也很具有代表性。批判开始后不久，孙瑜就作出初步检讨，认为《武训传》在思想上艺术上犯了绝大的错误，起到了模糊革命思想的反作用，自己犯错误的原因是学习不够，被武训的表面的感人行动所迷惑，忽略了他的非革命的本质，表示要接受批评，深刻检讨，加紧学习，澄清思想。
但他的自我批判并不为人容纳，第二天，有批判者发文批驳他，说他的检讨极不充分，思想上还是混乱的。孙瑜认为自己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只是客观实践有害，这是为他的错误作辩护，要求孙瑜进行认真而不是敷衍的检讨。
面对社会舆论及领导的压力，孙瑜不得已再次公开做出检讨，承认自己具有“反人民、反爱国主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运用了“反历史、歪曲历史、捏造历史”的创作方法，宣传了资产阶级反动的改良主义。
此后孙瑜又在各种范围内一遍又一遍地检讨，直到 1952 年春天，周恩来在上海讲话肯定他是“优秀的电影工作者”，才松了一口气。但以后历次运动，他仍然是批判的对象，仍然要作无休止的检讨。在“文革”中年近七十的孙瑜又挨批斗、蹲牛棚、做苦工、下干校，受尽人间折磨，连家人也不能幸免。
李长之在《我在关于〈武训传〉的讨论中获得了教育》一文中从六个方面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一、充分暴露对传统的意见缺乏批判的能力和习惯；二、唯心论思想的残余没有肃清；三、对自己所怀疑的问题没有深刻追究；四、忽视了社会实践是检验主观愿望的标准，效果是检验动机的标准，没有从社会实践和效果去评价武训；五、文艺批评工作中忽视了政治标准；六、忽视了文艺批判工作应当把眼光放在今天而不应当放在昨天。认为通过讨论明确了武训的道路是改良主义的，不足为训的，现在没有歌颂的必要，而批判武训可以澄清思想认识，有助于批判地接受历史遗产。
戴白韬认为自己看错武训的根本原因是没有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去分析武训，而其根源在于“我们的出身多数为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常常是片面的、孤立的、静止的、机械的、唯心论的，而是与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相反的，虽然学习了马列主义，仍然是肤浅的，遇到具体问题就不免麻痹的，常常习惯于小资产阶级的看法。其次是我们受过旧社会熏陶，受过长期的旧教育，受旧的各种反动思想影响较深，存在的旧思想没有经过严肃的清除，仍然残留着，不时出现着，而目前散布在社会上的旧思想又常常腐蚀着我们，不引起足够的警惕，而在思想上麻痹，随时就有做反动思想俘虏，而损失批判力与斗争力的危险。”
方与严深刻检讨了自己所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实在是自己的理论水平低，没有掌握着历史唯物论的武器，没有站稳阶级立场，没有从政治影响上虚心地实事求是的来考虑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本质，而只是凭着一时的感情冲动，不去全面观察问题；抓着一两个枝节问题，甚至抓着一两个字面就借题发挥，不仅一无是处，而且可能错误百出，得到相反的严重的后果。今后，应该努力提高我自己的理论水平，站稳阶级立场，从政治影响来看问题，以‘历史唯物论’作武器，贯彻着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实事求是的认真研究问题，分析问题，以免重犯错误。”
还有一些没有看过电影《武训传》、没有对《武训传》发表过意见学者也从思想改造的角度进行了自我批评。费孝通说，《武训传》的讨论使自己发现了正在发展着的不正确的学习态度，就是不认真追求真理，不积极进行改造，思想上发生了麻痹、盲从、不负责任的现象，表示要认清道路，接受领导，大胆暴露思想，主动地改造自己。
冯友兰批评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学术或教育工作者犯了和武训类似的错误，即不但没有直接或间接参加进步的革命事业，而且为维持反动统治秩序效劳，结果工作越努力，起的作用越消极，离人民的距离越大，所以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与武训的行乞兴学是同样不足为训的。
金岳霖认为自己思想上的毛病之一，是情感与理智的不统一，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也不统一，其主要根源是阶级立场不够坚决，阶级仇恨不够强烈。提出批评武训，不是为批评而批评，而是要在不断地学习和斗争中改正思想上的错误。
这种检讨与后来的思想改造中的情形已经相差无几了。
60 多年过去了，人们对武训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了。早在 1980 年到 1981年，《齐鲁学刊》最早发表文章提出为武训平反。1985 年 9 月 5 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谈到《武训传》批判时指出，对武训的评价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不抱任何成见加以重新研究，“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从批判这部电影开始，后来发展到批判一切对武训这个人表示过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连环画在内的各种作品，这就使原来的错误大大扩大了。”
这可以看作官方对《武训传》批判所作的非正式的结论，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也反映了当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共识。接着，1986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问题的批复》，算是为武训平了反，解除了关于《武训传》问题的禁锢。
1.《武训历史调查记》的真相
仅看文本，《武训历史调查记》似乎科学严谨，尊重历史。它开列了 160 多位被访者的名单，征引了大量史料，采用了大量当事人的口述，其结论似乎铁证如山，无懈可击。但事实远非如此。历史渐渐远去，《武训历史调查记》的真实面目也显露出来。
根据调查组成员后来的回忆，我们看看他们是如何调查的。从调查目的上看，表面上是为了彻底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在武训问题上的思想混乱，实际上是为了彻底否定武训，否定对武训的赞扬和歌颂，为批判武训及其赞扬者和歌颂者提供证据。为了达到既定的目的，证明既有的政治结论，调查团置历史事实与历史真相于不顾，抱着先入为主的目的，即一再强调武训是坏人，在调查过程中“光喜欢听说武训的坏话和否定的话”，不喜欢听说他的好话，更不喜欢听赞扬他的话，只采纳有利于预定结论的材料，而忽略、摒弃不利于预定结论的材料。作为调查团成员的赵国璧曾谈到，被调查人在预先不知道调查团的目的的情况下，对武训的作为都大加赞扬，说他是好人，是圣人。而在被告知调查目的之后，被调查人不是三缄其口，唯唯诺诺，就是信口胡言，“要什么材料就说什么材料”。
特别是江青在调查中强调自己是有来头的，要调查组听她的，对不同意见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甚至扣帽子，打棍子，压制调查组成员的不同意见，排斥调查中的不同观点。
所以，用这种方法调查，找到否定武训的材料，给武训戴上什么帽子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从调查的内容和方法看，《武训历史调查记》使用各种简单化的方法歪曲史实，掩盖真相。《武训历史调查记》给武训的三个大帽子是调查组回京后作出的结论。真实的武训没有什么自私行为，没有什么个人财产，也没有什么不法恶迹，他的土地都归义学所有，都用于办学了，有了钱财也没有敲诈勒索，挥霍浪费，过剥削生活，而是一心一意地兴办义学。所以当地民众认为他不过是个立志办学的乞丐，对他的行为既惊叹赞颂，又难以理解。但这样的事实显然与调查的目的极不相符，调查团为了完成肩负的政治使命，只能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想尽办法来掩盖、歪曲、夸大、捏造事实。调查组仅凭两本写着“义学正”的地亩账，就把义学的学田列为武训的个人财产，把武训说成是大地主，并主观断定武训还有隐藏的私有财产。甚至认为武训继续乞讨一是为了扩大他的剥削资本，一是为了继续欺骗，继续剥削。
放债生息是武训筹资兴学的方法之一，也是把他定为大债主的主要证据。《调查记》把武训乞讨募捐用于办义学的钱都说成是高利贷所得，并详细论列了武训放债生息的方法、利息和讨债的手段，以及他坑害劳动人民的具体事例，说他依仗富人借债，利息高于当时平均水平等等，但却不顾武训得钱兴办义学的事实。实际情况是，当地群众说他的钱多是借给商人，而且利息也不高，而且由于他不识字，所以上当受骗的往往是放贷者而不是借贷者，因此，大债主的罪名完全是子虚乌有。
至于说武训是大流氓，更是捕风捉影，完全根据一些道听途说的流言蜚语，甚至编造桃色新闻。调查组把在当地群众中流传的一些关于武训的逸闻轶事、传说笑话当作定案的依据，根本没有去核实、调查。
除了这些罪名外，武训的另一大罪名是反对农民革命。《调查记》声称发现了武训家乡的农民起义与农民起义领袖宋景诗，而武训兴学就是反对农民起义、破坏农民起义。但历史上真实的宋景诗，在起义遭受挫折时曾几度投降清军，很难称得上坚定的农民革命领袖。为了抬高宋景诗，调查组则进行多方美化，对其投降清军这一关键问题竭力进行粉饰和辩解，对其围剿各地农民起义军的史实视而不见，一心要把他塑造成完美无缺的农民革命领袖。
综上所述，《武训历史调查记》运用各种手段歪曲历史，把武训与封建统治阶级的任何正常的社会交往说成是勾结、依靠反动阶级，并成为其中的一员；不顾武训终生行乞，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事实，不问他所得的钱财用于何处，就给他扣上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帽子。所以这篇被誉为新史学的典范的“调查记”实则是“主观主义和实用主义”混杂的产物，用法学术语说就是“先定结论后找证据”的有罪推定的典型
。
《武训历史调查记》的作者想当然地认为人民群众不臆造、不粉饰、不夸张，是历史材料的忠实的保护人，能够提供历史研究所必需的最本质、最真实、最有价值的材料，所以在人民群众中所存在的历史是真实的、丰富的、生动的历史。他们过分强调方法的重要性，认为方法、原则和立场对反映历史真实情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只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依靠群众，运用历史调查和阶级分析方法，就可以把关于武训的结论定成铁案，使之永世不得翻身。但他们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运用反科学的手段进行无端的联系、虚妄的设想、武断的推测，罗列材料，罗织罪名，深文周纳，最后炮制出来一篇足以成为历史学的耻辱的东西。对此类现象，列宁说过：“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完全起相反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武训历史调查记》所谓的历史调查以后成了中国人应付政治斗争中各种调查的方法，调查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政治意图颠倒是非曲直，混淆黑白，制造出千千万万的冤假错案。因此有论者指出，这种所谓的历史调查，可以说是开了唯心主义的反历史的先河，这和 17 年后对刘少奇冤案的调查如出一辙，两者存在着唯心主义的反历史的血缘关系。
但历史终究是历史，事实终究是事实。虚假的东西可以欺骗某些人永久，也可以欺骗所有人一时，但不可能永久欺骗所有的人。
2.历史评价标准问题
反思《武训传》批判，人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同一个武训，在批判之前和批判之后差别那么大，为什么武训的宣传者和赞扬者与武训的批判者对他的认识那么迥异。如《人民日报》社论所说，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对中国人民所走的道路的认识。新中国的成立，以铁的事实证明了人民民主革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是正确的，以至于在全社会形成并弥漫起一种“斗争至上”的观念，认为斗争的道路最正确，斗争的理论最科学，斗争的方法最有效。这种观念很容易导致思维的简单化、绝对化，得出诸如“凡是敌人拥护的就是我们反对的”、“凡是不利于革命的就是反动的”等等有悖逻辑的荒谬推理。同样，作为与革命道路不同的改良就被认为是反革命的，改良主义也是反动的，起着阻碍民主革命和社会进步的作用。因此，在《武训传》批判中，许多批判者认为，要提高农民的文化，必先提高他们的生活，要文化上翻身，必先在经济上翻身，在经济上翻身，必须改变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剥削的生产关系。要改变生产关系必须革命，太平天国的领袖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举起革命的旗帜。武训行乞兴学而不去参加农民起义，就是反对农民革命，向封建统治者投降，因而是反动的，必须批判的。同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要解放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必须废除一切旧的剥削制度，要废除一切旧的剥削制度，就必须打到一切反动势力，要打到一切反动势力，就必须走民主革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举起人民民主革命的旗帜。而其他所谓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都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本质上是反动的，不利于甚至有害于革命的。
在上述观念指导下，批判者所运用的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也出现了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例如，许多批判者提出评价武训应坚持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认为社会实践是检验主观愿望的标准，效果是检验动机的标准，评价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宣言，而是根据他的行为和行为的效果，不能只看他个人某一些生活行为，应当看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如果对历史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那是英雄，否则就不是。在阶级社会中，由于一切人物的社会性都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一切活动都服务于阶级斗争，所以，评判历史上的人物首先要问的问题就是为谁服务？对谁有利？推动了革命斗争还是阻碍了社会发展。武训的批判者片面地强调“客观效果”，乃至于以“客观效果”去推演“主观动机”，认为“客观效果”是错的，“主观动机”也必然是错的，且不问这种所谓“客观效果”又是以怎样的标准来衡量的。再如，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主张评价武训应该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具体分析武训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不能以现代的尺度来衡量他，更不能以革命者的标准来要求他，否则就是苛求古人，就是反历史主义的观点。武训的赞扬者认为武训生活在清朝末年封建统治的时代，受历史条件所限，他不可能懂得阶级斗争路线，更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社会制度，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而武训的批判者则认为那是一个封建阶级矛盾尖锐、农民战争风起云涌的伟大时代，尽管那个时代的武训有多条路可走，要么革命，要么行乞终身，要么做强盗或小偷，要么当农民，而他却选择了最坏的一条——行乞兴学，放弃了最好的一条——革命，另外，武训还生活在农民革命斗争的主要地区，其家乡就有农民起义军，再不参加农民革命就更不可原谅了。很显然，这完全是从主观癔想出发，为历史人物安排命运，并且将阶级斗争绝对化，盲目崇尚暴力革命。
3.《武训传》批判的后果和影响
当时及以后的许多论者都对《武训传》批判的意义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场批判在人们思想中划清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的界限，划清了民族传统中落后的、消极的、反动的东西和进步的、积极的、革命的东西的界限，清算了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明确了中国人民的革命道路和传统，澄清了文化教育界的思想混乱，推动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和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的普及，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真实情况是否如他们所言呢？不可否认，《武训传》批判对文化界、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事实并不完全如上所述。
首先，对《武训传》的批判并没有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也没有澄清思想文化界的混乱状况，反而造成了新的思想混乱。人们对于武训、《武训传》以及陶行知的认识，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只是在高压之下取得表面上的一致，实际上许多人更加迷惑起来。就在《武训传》的批判临近尾声之际，《平原日报》发表郝瑞琛《我对武训与别人相反的认识》一文，说：“既然有人提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处理武训，就不能完全拿马列主义衡量武训的轻重，那就不能否认武训、抹煞他的功绩，应以武训所处的历史范围，本身条件，以及对人民的贡献来肯定他。”
这说明人们的思想问题并没有解决。
其次，《武训传》批判挫伤了一批知识分子的学术热情，给学术界蒙上了一层阴影。《武训画传》的作者李士钊因此而遭到蛮横的批判，屡次公开检讨而未获通过。1957 年又因对批判《武训传》提出意见而被划成右派，最终锒铛入狱，蒙受冤屈。电影《武训传》的编导孙瑜、武训的扮演者赵丹作了检查，著名史学家郭沫若两次在报刊上发表“瞠然自失”的检讨文章，还有一批发表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文章的人以及与武训和陶行知有关系的人受到批判，从此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
其三，《武训传》批判严重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思想自由的原则，造成了学术研究的禁区。学术研究以追求真实、探索真理为目的，以实事求是为其基本要求和根本精神，其指导思想、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不应当受到外界任何强制性的限制。但《武训传》批判对武训的历史肆意进行丑化歪曲，对武训的赞扬者进行不着边际的大肆攻击，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其所带有的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急风暴雨的批判方式以及武断轻率的政治结论使绝大部分被批判者噤若寒蝉，除了反复不断的自我批判和检讨外，再也不敢公开坚持自己的意见，再也不敢进行深入的探讨，武训研究成了无人再敢问津的禁区。不仅如此，《武训传》的批判还株连到陶行知，不仅使学术界对陶行知评价越来越低，而且对他的相关研究也受到限制，使他的宝贵的教育思想湮没无闻。更为严重的是这场批判破坏了自由讨论的良好氛围，使学术研究开始受到种种教条、戒律、“原则”的束缚，窒息了学术民主，扼制了正待勃兴的学术生机。
其四，《武训传》批判开启了建国后以政治运动解决包括史学问题在内的思想、文化、学术问题的先河，形成了一套思想文化批判的一般模式，对新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关于《武训传》和武训的讨论，本质上是一个学术问题，主要涉及历史学方面，再深刻一点也可以说是思想认识问题。解决这种问题本来需要耐心细致的辩论与说理，在自由讨论中克服错误意见，坚持正确意见。但由于对学术文化界的思想状况产生了过于消极的估计，对问题的性质、讨论的性质过早地、武断地由政治权威作出规定，将学术问题、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起来，使这场讨论很快转变为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批判运动，转变为对武训赞扬者的思想斗争。在批判中，许多文章激愤多于说理，武断胜于分析，把《武训传》的错误上升到攻击新中国，反对土地改革、反对镇压反革命、反对抗美援朝的政治高度，这样的批判除了增加批判的声势外，没有什么意义。散木在评价这场批判运动时说：“《武训传》几乎为后来所有类似的大批判运动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模式：‘声势浩大的思想发动、相当周密的组织保证、内容重复的批判文章、被点名的报刊的自我批评、有关责任者自觉的或应付性的检讨、领导机关的号召和规定、文化教育界的表态和动作……’”。
这种模式将学术研究与政治思想运动捆绑在一起，使学术依附于政治，丧失了应有的独立性，严重阻碍了中国学术的进步。
其五，《武训传》批判造成了学术文化界思维方式简单化、教条化、公式化的倾向，形成了一种严重束缚思想、扼杀学术发展的文化痼疾。《武训传》批判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过分强调所谓阶级立场和所谓“客观效果”，对历史事实采取了简单化的处理方法，完全违背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尤其是许多批判者追随政治权威，跟风而上，背离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原则，以领袖之是非为是非，以致形成了迷信权威、盲目崇拜的真理观和一套绝对化、简单化、机械化的思维方式，长期束缚着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对于这场批判，当时的主要批判者和今天的学者都认为，其关键不在于如何评价武训这个历史人物，而在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中国人民革命的道路。从政治领袖的角度看，批判武训和《武训传》，主要是证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树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加强、推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事实正是如此，《武训传》批判的风烟尚未散尽，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风暴又随之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