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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变革深刻影响到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新中国成立了，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在学术领域，“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成为知识分子的共识。
广大学者欢迎新中国的成立，追求思想进步，努力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但需要以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重新审视自己的思想，重新观察和思考各种历史和现实的问题。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现实政治的要求，也是学术界的自觉行动。
从 1949 年下半年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推动和组织之下，全国各地特别是大城市，逐渐形成一个普遍的政治学习运动。各地为知识分子举办了各种暑期学习会和短期政治学校，各机关团体也纷纷组织人员开展理论学习。1950 年，各地又创办各种短期的政治大学和训练班，帮助知识分子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树立新的人生观。为了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学者们还被组织参加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使他们在实践中检验所学，树立真正的群众观点，站稳人民立场。1951 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各界又掀起了学习、研究和宣传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热潮，陈伯达的《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人民出版社，1951 年版）、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日报》，1951 年 6 月 22 日第 5、6、7、8 版）对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史作了阐释和介绍，成为学习经典著作重要的辅助材料。
1949 年 9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创办《学习》杂志，为知识分子开辟了一个共同讨论问题、相互交换心得、介绍学习方法、交流学习经验的园地。艾思奇在创刊号上发表《从头学起——学习马列主义的初步方法》一文，指出：由于国民党统治的压制和斗争环境的限制，马列主义对于人民群众还是陌生的，一般干部和群众的马列主义知识水平是很低的，很多人对国际国内的现状不很了解，对各项纲领政策不善于领会，对各种问题抱有迷惑、怀疑甚至错误、反动的态度和看法。所以从头学习、宣传、普及马列主义思想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新中国的成立，为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头学起”，普遍开展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运动，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
从 1949 年6 月起，中央编审的一套干部必读的理论著作开始印行，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主义基础》、《思想方法论》等 12 种，到 1950 年 6 月发行总数达 300 万册，为全国各界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必备书籍。
新中国的成立为大规模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创造了条件。1949 年 6 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俄文编译局和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1953 年 1 月，两个机构合并成立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开始有计划系统地翻译出版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1953 年 10 月，《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一卷出版，1955 年 12 月《列宁全集》开始出版，次年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出版了中文版第一卷。在编辑出版马、恩、列、斯全集的同时，还编译出版了经典著作的单行本以及指导学习这些著作的理论书籍，其中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怎样研究〈资本论〉》、《〈资本论〉解说》、《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
为了更好地结合中国实际宣传和学习马列主义，中共中央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负责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著作的编辑和出版工作。1951 年 10 月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52 年 2 月出版第二卷，1953 年2 月出版第三卷。《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对史学界来说，它不仅提供了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而且也向史学工作者提出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并把它传播给广大人民。同时，毛泽东重要著作的单行本也开始大规模出版，一些重要文章也在主要报刊上重新发表，如《反对本本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论》、《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特别是《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大大推动了当时的政治学习运动。
1950 年 12 月 3 ～ 9 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并在1951 年初连续发表社论，号召全国人民学习《实践论》。其中一篇社论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是宣传唯物论的伟大旗帜，它指出了如何按照唯物论的道路去从事学术革命的工作。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的重新发表，应该引起学术革命的展开。在学术界各方面、各部门，都应该认真讨论《实践论》，并与自己工作的检讨联系起来，采取有秩序的恰当的态度改进自己的工作。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这个唯物论的伟大旗帜，将使中国学术革命的工作开辟新的历史的一页。只要真正领略《实践论》的深刻思想，并认真把它转化为学术的实践，那么，中国学术界将出现伟大的成果，那是完全可以预卜的。
1951 年 2 月 1 日，《新建设》发表社论指出，学习《实践论》就是为了使我们可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科学规律知识，指导我们的理论学习和研究工作，使我们可能从实际出发来学习理论和运用理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把科学研究和实际经验结合起来；唯有如此，理论才不是空洞的，而是与实践相联系的，同时，实践才不是盲目的，而是与理论相联系的。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学习《实践论》就是要使学术研究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从而能够正确地研究、把握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更好地开展思想斗争与思想建设工作，使学术研究更好地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不断提高新中国的学术水平。
这样，以学习《实践论》为标志的新一轮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在全国展开。李达、王亚南、沈志远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纷纷发表文章，从正面详细阐述和介绍《实践论》的主要内容、基本观点以及“实践论”与唯物论、唯物史观的关系，帮助人们加深对“实践论”的认识与把握，进而推动人们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把握。
1952 年 4 月 1 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的《矛盾论》，在全国又引发了学习唯物辩证法的高潮。艾思奇《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科学方法》、《从〈矛盾论〉看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陈元晖《〈矛盾论〉——毛泽东同志对唯物辩证法的实质所作的天才概括》、李达《〈矛盾论〉解说》等文章对《矛盾论》所体现的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矛盾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地位，以及如何学习运用《矛盾论》的思想方法作了系统、全面而又深入浅出的解释，推动和促进了广大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和掌握。
与全国各界一样，史学界也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目的是要通过学习，确立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掌握批判各种旧史学的理论武器，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许多学者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纷纷撰文叙谈自己在学术研究中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感受和体会。著名史学家陈垣不顾年高，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步树立唯物主义的历史观。1949 年，他在《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中说：“我读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认清了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认清了现在的时代……读了《毛泽东选集》内其他的文章，我更深切地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从而了解到许多重要的东西，像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我们知识分子的旧的错误的道路。……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
。此后，他又“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国家与革命》，还有其他经典著作”
，并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一切须从头学起。年力就衰，时感不及，为可恨耳”
，表达出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真诚愿望。1949 年 11 月，史学家赵俪生在《新建设》上发表《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问题》，认为中国新史学建设事业中首要的问题是旧史学的改造问题，而马列主义亦即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掌握和运用是改造旧史学的首要内容，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内容，并提出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史料的结合，是中国新史学建设的必由之路。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通过学习，运用毛泽东《实践论》的有关原理详细检讨了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的讨论，认为只有《实践论》才全面正确彻底地解决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这种解决表现在它对知识论的结论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统一。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实践论》在讨论知行关系问题时，有了全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个全新的立场便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全新的观点便是唯物论的观点，全新的方法便是辩证法，而过去的哲学家是不可能有这种新立场、新观点、新方法的。
荣孟源在《“矛盾论”对历史科学工作的指示》一文中阐述了《矛盾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指出新中国的历史学者应该用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去指导历史研究，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把握历史规律；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对社会历史中的各种矛盾要具体地分析研究，不能抽象地随意下结论；必须认真研究社会历史中矛盾不平衡情况，只有对这种矛盾不平衡情况进行具体认真地研究，才能更完整、更正确地把握认识社会历史。
作为当时中国史学研究重镇的北京大学史学系，也加强了政治理论学习，逐步确立“革命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史学系一方面邀请国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校演讲，并提出聘请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历史唯物论等研究领域的教授到北大任教的计划。1949 年 12 月 7 日，翦伯赞受邀为北大师生讲演“历史与历史唯物论”，1950 年 4 月 26 日，郭沫若为师生演讲“中国奴隶社会”。另一方面加大理论学习和政治学习的力度，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全系师生需要共同加强的重大任务，规定全系师生一律必须参加政治学习，选读马列名著，积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为此，史学系于 1949 年 12 月专门成立“近三十年革命史研究室”，并规定新设课程“革命史研究”作为师生共同的必修课。有的老教授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后，开始尝试将有关原理运用到教学科研实践中。郑天挺认为学习马列主义收获很大，努力利用马列主义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1950 年邓广铭相继发表了《论岳飞》、《论钟相、杨幺的起义和岳飞的绞杀起义军》，从革命史观的视角研究农民起义，评价历史人物。还有的学者参与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工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教学科研贡献了自己的才智。
政治学习一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时间一般为一个月到三个月，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目的是使知识分子系统地建立起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阶级斗争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掌握马列主义的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钥匙。
对历史学者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首先是要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和方法，了解社会发展规律，用来指导历史研究。当时介绍和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直接引用斯大林和苏联学术界的观点，认为“历史唯物论就是把辩证唯物论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论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历史唯物论是解释社会发展，解释从一种社会制度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完整和严密的科学理论。同时它又是研究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的唯一正确的科学方法，是研究各种具体历史现象和整个地研究各国及各民族历史的方法”，并且强调历史唯物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应用它研究具体的历史，必须“一切都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必须掌握具体历史与实际，才能把握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
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重点和途径是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社会发展史的目的，正如艾思奇所说，是要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规律，要了解劳动者、生产者在各个历史时期斗争活动的规律，了解劳动者由生产者变为剥削者和剥削社会产生的社会物质条件，了解劳动群众在历史进程中如何推动各种剥削制度的变革与更替，并最终发展到消灭一切阶级和剥削制度。
1950 年 4 月，徐特立在《新建设》上发表《关于学习及写社会发展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学习社会发展史的必要性，学习社会发展史的方法，怎样写社会发展史，唯物史观与朴素的历史观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阐述，指出学习社会发展史是为了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而学习社会发展史又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撰写社会发展史必须贯彻唯物主义的思想精神。
为适应学习的需要，当时出版了多种社会发展史的著作，如解放社编《社会发展简史》、沈志远著《社会形态发展史》、华岗著《社会发展史纲》、沈志远、侯外庐著《社会发展史的一些问题》、张镛著《社会发展规律讲话》、陈纯仁著《社会形态发展史讲话》等。
这些著作着重阐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基本规律，介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主要观点，如劳动创造人类世界的观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国家学说等，并解答学者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第二阶段学习的重点是中国革命史及有关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目的是让学者们了解中国革命问题，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认识和分析。这一阶段的学习不仅仅是掌握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和理论，还要结合学者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实际，分清敌友，辨明方向，抛弃对旧政府的幻想，解除对新社会的疑虑，站到人民立场上来。
通过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和中国革命史的学习与讨论，大多数学者接受了新的理论的指导，并且在一些基本历史观点和历史认识上取得了共识：
第一，历史研究必须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史学转变的关键是理论和方法的转变，要建立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杨荣国谈到对《毛泽东选集》特别是《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学习与研读，“这不只是提高了我们对于社会事物的认识，增强了我们对于问题的分析，并且最主要的，还改进了我们的工作方法”。
第二，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世界。唯物史观从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生产劳动入手，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把生产劳动放在突出的位置，认为“从猿到人的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直立行走，是劳动所促成的。使人类脱离一般的动物界而独立的唯一标帜——制造工具，又是劳动的成就，主要是双手劳动的成就。而手本身，照恩格斯的指示，不只是劳动的器官，而且是劳动的产物。因此，我们得出了‘劳动创造了人’的正确的科学结论。”“劳动的意义尚远不止此。社会发展史还告诉我们，劳动不但创造了人，而且还创造了全世界。”
第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由于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世界，所以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有着伟大的创造作用。劳动人民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还是社会革命和历史跃进的基本动力。英雄人物可以在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甚至可以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方向，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河看，决定历史发展的最终力量是人民群众。所以唯物史观承认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发展史，是生产物质资料者本身即劳动群众的历史。历史科学不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历史，而是首先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和各国人民的历史。
第四，社会历史的发展是遵循着一定客观规律的自然过程。承认不承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能不能认识和掌握客观历史发展的规律并用来认识和改造世界，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唯心史观认为社会历史要么是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积，杂乱无章，毫无规律可循，要么就是由某种神秘的精神或超自然的力量支配的奇怪现象。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变动的原因不应单纯用人们的思想动机或神的意志来解释，而应着重考察历史变动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事实证明，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一切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变革的基础。所以“社会发展最基本的规律，就是生产发展的规律，因为生产、生产方式，乃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性质，决定社会由一种制度发展成为另一种制度的主要力量。生产方式的变更，必然引起整个社会制度、社会观念、政治观点、政治组织的变更，就是说，必然引起整个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的改造。生产、生产方式，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生产力，另一方面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在这时，整个社会就迅速向前发展”。而现存的生产关系等到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与之发生矛盾，由适应到不适应，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这样社会革命的时代就要到来。革命就是通过新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把不适合的生产关系扫除，奠定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等几个依次演进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后一种剥削制度，它必将为无剥削无阶级的社会所代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第五，历史主义的观点。社会是依照一定客观规律不断向前发展的，世界上没有“永世不移”的社会秩序，旧社会的衰亡和新社会的产生都是自然的历史过程，历史的一切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各有其历史条件所规定的存在理由，这就是科学的历史主义观点。这种观点包含以下三个要素：一是历史上的一切制度和现象，均为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所规定，它们的存在是合乎规律的；二是一切社会的制度和现象都只是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和一定条件下的产物，因而它们都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过渡性的，它们必然会被新起的东西所代替；三是不能依据现在的历史条件，用现代的评价标准，去评断另一时代或另一历史条件下的制度现象之是或非，同时，也不能无视现实的历史条件而企图实现一种超越历史的理想。
因此，学习社会发展史，树立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就是实事求是地分析社会历史，不能不顾客观的历史条件盲目地否定或无原则地肯定过去的历史时代和历史现象，而应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过程做出合乎事实的判断。
对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法，学者们在学术研究中未必完全赞同和接受，但在现实生活中，经过政治学习特别是参加土地改革的实践，学者们看到了农村中阶级对立的事实和阶级斗争在土改中的作用，多数表示站稳人民立场特别是工人阶级立场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方向。
许多学者注意到学习的方法和态度问题，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方法，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方法。前者运用的是形式逻辑，理论和实际脱节，教条主义方法；后者运用的是辩证逻辑，理论联系实际，具体分析的方法；前一种是错误的失败的方法，后一种是正确的科学的方法。死记条文、词句，不能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是主观主义教条方法的特征，它与实事求是方法是两种不同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态度，它们之间的斗争“实质上也就反映着无产阶级思想方法和资产阶级思想方法的斗争”。
学者们重视学习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倾向，提出要反对和克服这种不良倾向。学者们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背诵个别的词句，不能仅仅阅读几本经典著作，而是要理解其精神实质，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学习。所以，“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成为学习运动中的流行语，这对学习运动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首先，建国初的政治学习，对于学术界改变旧立场、去除旧观点、旧方法，站稳新立场、树立新观点、掌握新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学者认为，建国初期通过大张旗鼓地宣传学习社会发展史和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全体人民尤其是广大知识分子普遍受到了一次良好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启蒙教育，对于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在全社会的指导地位。
同样，这次政治理论学习，也促进了史学界的初步转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学者们认真参加学习，检查自己的思想、立场和观点，逐步理解和接受唯物史观，并尝试着指导自己的学术实践。1951 年 7 月28 日，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郭沫若对史学界的这种转变作了总结，认为在“全国大规模的学习运动成为可能并澎湃展开以后的一个收获”就是中国史学界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各方面都有了很大转变”、“大家都已转向到新的方向”，并指出其主要表现为：（1）从旧的唯心史观逐步转向为唯物史观；（2）从由个人兴趣出发的个体研究逐步转向到集体研究；（3）研究态度从“名山事业”逐步转向为“为人民服务”；（4）从贵古贱今逐步转向为注重近代史的研究；（5）从大民族主义逐步转向到注重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历史；（6）从欧美中心主义逐步转向为注重研究亚洲历史。
根据郭沫若的总结，有学者对史学界的转变作了进一步论述。嵇文甫认为建国后史学界的风气逐渐有些改变，那就是由从个人兴趣出发的“为研究而研究”转变到面向群众，贯彻群众路线，表现在各史学刊物都努力结合历史教学，展开对历史人物的讨论。他提出要想彻底扭转史学界风气，“我们还得继续努力，坚决地，认真地，依靠群众，深入到群众里面，发掘他们的问题，吸收他们的意见，好好做一个群众的小学生”。
1953 年 10 月，《历史教学》发表社论《庆祝祖国四年来的成就，加强历史科学工作》，对郭沫若的观点作了解释和补充，认为随着历史学者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改变，除了由关门研究改变为集体研究，由贵古贱今改变为注重近代外，史学界的转变还表现为由垄断史料改变为公开史料，由盲目教学改变为计划教学，由叙述帝王家谱改变为研究人民历史，由烦琐考据改变为探求社会发展规律，这一切改变的中心则是由个人兴趣出发的名山事业，改变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当然，这种转变才刚刚开始。在那次会议上，郭沫若同时提到这种转向“应该说是初步地转向”。从用词上看，“转向”不是“转变”，只是“转向到新的方向”。
所以范文澜解释说：“郭老所指出的六点转向，个人觉得，主要是要我们大家向那些个方向去转。所以重点在‘转向’两字。到底我们转向了多少呢？是大部分转过去了呢？还是才转了一部分呢？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我想，不管转了多少，我们一定要彻底向那边转是毫无问题的。我们可以保证一定能够全转过去。”
在随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郭沫若根据时局的变化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过去两年的学习效果不大，这是因为采取的学习方法有缺陷，没有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而是采取客观主义的读法贪多鹜得地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文献；没有联系自己、联系实际来展开批评和讨论，对马列主义的认识没有达到融会贯通的阶段，没有达到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改造自己和工作方法的阶段。
所以郭沫若对史学界转变的估计过于乐观，更多地表现出他作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领袖人物对史学界的鼓励和期望，正如他在 1958 年所说：“当时为了鼓励大家，所说的多少出于自己的期待”，实际上“转向的速度并不那么快”。
吴廷璆总结了史学界转变的原因，认为首先是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和实践，日益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相结合，并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形成了中国的历史科学，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同时人民的解放带来了思想的解放，史学工作者在新的形势下，开始认识到有批判过去思想和方法的必要，有了条件重新认识历史，科学地研究历史，使中国的历史学走向新的阶段。其次，新中国的成立，使那种标榜“超政治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历史学失去了市场，必将为新的帮助革命、推动历史前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所代替。因为社会基础本身已变，一切学术理论只要对自己的基础表示冷淡，不积极地起进步作用，它就不能成为上层建筑，就会淹没在时代的洪流里。因此，史学界的转变是必然的，是为新社会的基础所要求的。第三，毛泽东对历史工作的指示是建立历史科学的重要依据，无产阶级的立场、唯物的观点、辩证的方法是使中国历史学发展为科学的先决条件。
其次，政治学习是建国初期进行的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始，是为以后开展集中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准备思想条件，所以艾思奇称之为“思想领域的解放战争”，“是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的开始”，“把新的与旧的、前进的与落后的、革命的与反动的、马列主义的与反马列主义的思想对垒明确地划分开来，展开思想斗争”，是政治学习的中心任务，要贯穿学习的全过程。
参加学习的学者，首先在思想认识上必须承认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必须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和学术实践进行学习，积极开展思想斗争，揭发和批评自己头脑中不正确的观点，反对和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努力改造旧思想、旧习惯，树立新的正确的观点，这些做法和 1951 年秋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相同。
第三，政治学习提高了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素养，促进了新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建国前，由于环境所限，各派学者之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除了论战之外的学术交流较少。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传播，更多地学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应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实践中，取得了新的成就。同时，共同的理论指导，也为不同学者之间开展学术交流和对话创造了条件，从而推动了建国后史学界一系列重大问题论辩的开展。
当然，学习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产生了分歧，这在《武训传》批判中开始显露出来，并成为导致以后史学批判连续不断发生的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