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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的变革必然要求思想文化的革新，共产党人在成立新国家新政权并着手建立新政权的经济基础的同时，要求在思想文化领域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在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天下。为此，中共中央制定了建设新文化的策略，提出“文化革命”的口号，确定将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解决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和理论学术领域的问题，改造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清除旧思想、旧文化影响的方针，要求对旧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批判地接受，同时用批判的方式发展新文化。采取这种方式，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旧知识分子由于家庭出身、阶级地位和所受教育，其主流思想是资产阶级的，并且还带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残余，要让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清除各种腐朽思想，帮助他们把立场转变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经过几次批判运动之后，中共中央在 1955 年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对思想批判的重要意义、作用和任务以及批判应注意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实际上将思想批判确定为改造知识分子思想、宣传唯物主义的途径和方式。1958 年党又提出“学术革命”的口号，认为只有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展开彻底的批判，旧学者才能抛弃旧的世界观，树立新的世界观，才能完成学术战线上的革命。“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们旧的思想需要改造，旧的学术、旧的史学都需要改造。只有经过彻底的批判，才能清除历史唯心主义的影响，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的主导地位。
确立学术批判的方针，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矛盾斗争和思想发展的关系的认识。人们认为，事物的发展离不开矛盾运动，新事物只有在矛盾斗争中才能成长起来，新思想、新文化也只有通过与旧思想、旧文化的斗争才能不断为人们所接受。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根据这个论断人们得出结论：在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史学只有通过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尤其是资产阶级史学的深刻的批判，与它们进行彻底的决裂、长期的斗争才能巩固和发展。同时人们也认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史学领域残存的或外来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必然拼命反抗，必然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激烈的斗争。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必然起来向资产阶级唯心史观作坚决的斗争。而斗争，就是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史学的批判，以斗争来巩固，以批判促发展，在批判旧事物中创造新事物，在批判旧世界中创造新世界。因此，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必须高举批判的旗帜，在斗争中巩固，在批判中发展。
建国以后，中国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化的学术研究体制，加强了党对学术文化的集中领导与管理，学术研究组织化便是这种体制的突出特点，也是史学批判发动起来的重要条件。和苏联一样，共产党作为学术研究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提出发展学术研究的方针、政策，拟定学术研究的计划并组织力量保证计划的完成，负责学术成果的审查、出版、评定等。当时领导学术研究工作的最高机构是中宣部，其下是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还成立有领导、组织、推动和指导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对历史研究而言，其指导机构是中共中央设立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下设的历史研究所，其次是各种学术团体和高校教学研究机构，其中各地的历史研究所和各高校历史系（科）是史学研究的主要力量。
学术研究组织化首先表现为建立各种学术团体，把学者们组织起来。建国前夕，为提高学术研究工作水平，适应理论学习的普遍要求，加强学者之间的联系和团结，迎接即将到来的文化建设的高潮，由各专业人士组成的各种学术团体，如新哲学研究会、新经济学研究会、新政治学研究会、新法学研究会纷纷成立。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作为团结全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进步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重要组织，也是在这种形势下于 1949 年 7 月成立的。1951 年，它的总会会员达 289 人，各地分会和分会筹备会 15 个，会员 606 人，总计 900 余人。
1951 年 7 月，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以后河南、上海、山东、北京等地相继成立了分会。史学会除了组织开展正常的学术活动外，也把开展史学批判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的“暂行简章”规定其宗旨是：“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后来正式成立的中国史学会的宗旨和上面的规定完全一样。
此外，各地的哲学社会科学界也组成包括史学会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这些学术团体除了组织和推动学术研究外，都把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和工作。
其次是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造旧的学校体制和管理体制，建立新的教学与管理体制。各学校仿照苏联模式成立各种教学科研机构，同时在学校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以及青年团、教育工会、妇女会等群众团体，以多种形式和途径把学者严密交叉组织起来。教研室是学者们经常接触的组织之一，在日后的各种学术批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批判运动发动时，各学校由相关教研室选定专题，组织专家撰写批判文章，然后举行讨论会进行批判讨论。如中国人民大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教研室、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中国历史教研室、中国语言文学教研室在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就承担起主要的批判任务。
同时，各级政治协商会议、各民主党派也把一部分学者纳入其中，组织学者参与政治生活，其中开展批判斗争就是一个重要方面。
不仅如此，每次批判运动还成立各种临时性的组织。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临时成立的各种学习委员会、分学习委员会以及学习小组，负责推动教师的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在胡适思想批判中，中国科学院和作家协会联合成立了“胡适思想批判讨论工作委员会”，下设 9 个小组，分别有专人负责，确定批判题目，组织人员撰写批判文章，然后召开批判讨论会。各地也相应成立了类似的机构，组织和领导批判运动。一些高校还成立了各种科学讨论会，开展批判活动。在 1958 年的“史学革命”中，各种名目繁多的学术批判小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成为青年学生参加批判的主要组织形式。“文革”中，各地涌现出众多写作班子，它们成为推动各种大批判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各种批判运动接连不断，许多写作班子逐渐由临时性变成常设性，一直维持到“文革”结束。
另外，主要报纸及各种学术刊物也是开展史学批判的重要组织力量。在多次史学批判中，报纸杂志都担负起组织批判文章的职责，如在《武训传》批判中的《人民日报》，胡适思想批判中的《历史研究》，刘节批判中的《学术研究》，《海瑞罢官》批判中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文汇报》等。
以上各种组织中都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这使它们直接处于党的领导之下，并受各级行政组织的支配。党的组织和行政组织以执行命令为天职，在各种史学批判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推动作用。当批判任务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传达后，各级组织都把批判当作首要的政治任务，唯恐在运动中落后于人，均不遗余力推动批判的开展。这是导致许多批判持续时间久，涉及范围广，运动规模大的重要原因。总之，这种以各级党的组织为核心，以各级行政组织为纲，以各类互相交叉的社会团体组织为目，几乎将所有学者严密组织起来的学术体制和网络，可以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为史学批判的迅速发动和快速蔓延提供了条件，也为政治权力干预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各个方面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史学领域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学习苏联”的口号下，史学界也出现了翻译出版苏联史学著作、学习苏联史学特别是苏联史学理论、批判西方史学理论的热潮，这对当时史学界进行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对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唯心史观”的运动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对照苏联史学界 20 世纪 20 年代至 50 年代的批判斗争，反观中国 50、60年代的史学批判，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可以说“苏联的过去就是我们的今天”。早期苏联史学界由曾对苏联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统治。波克罗夫斯基曾担任过人民教育委员会副委员长、俄共中央执行委员，一贯致力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巩固和建设，并领导对国内外资产阶级史学家的斗争。一些史学家如普拉托诺夫、留巴夫斯基、塔尔列等因与他有不同见解而被当作“阶级敌人”或“阶级敌人”的同盟者而遭到猛烈的批判，甚至肉体的惩罚。20 世纪 30 年代，斯大林为了加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打倒政敌，号召在学术界展开全面的批判，对在一些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所谓“反对派”展开进攻。在他的主持下，苏联开展了对哲学界的德波林学派、文学界的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经济学界的康德拉季耶夫、格罗曼学派等学派的一系列批判。史学界的波克罗夫斯基学派首当其冲，也成为严厉打击的对象。波克罗夫斯基本人虽已去世，仍被扣上“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帽子，他的著作也受到严厉的谴责。其他一些代表人物如皮昂特科夫斯基、瓦纳格、费里德兰德、奥克斯曼、卢里耶等著名史学家被指责为“托洛茨基的代理人”或波克罗夫斯基观点的“走私贩”受到清洗，学术批判发展成为政治迫害。“二战”结束后，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苏联史学界再次发动意识形态上的激烈斗争，一些史学家如古列维奇、卢宾斯坦、瓦因斯坦、明茨、德波林等被扣上“世界主义”、“民族虚无主义”、“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帽子而遭到清洗。
这些批判都与政治斗争紧密相连，使史学逐渐政治化，成为为苏共政治路线服务的工具，并对中国史学界的一系列批判运动产生了影响。1953 年，作为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成员的刘大年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介绍苏联史学研究工作的特点，认为“把历史研究工作作为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它来和革命的敌人作斗争”，是苏联史学研究的目的和重要特点。他说，苏联史学家都一致认为自己是苏维埃的战士，其职责是“把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反对各式各样的敌人相结合，同一切苏维埃的敌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所以，苏联学者特别注意在自己的工作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揭穿资产阶级对历史的伪造，尤其是经常及时批判资产阶级抹煞阶级斗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影响。
1957 年，一篇题为“坚定不移地向苏联社会科学学习！”的文章指出：“苏联共产党经常教导要把社会科学作为革命斗争的武器，坚持列宁的党性原则，一刻也不放松对思想敌人的斗争。例如在苏维埃历史学方面，从批判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直到最近（1957 年 3 月）批评历史问题编辑部的错误，党总是反复指出必须坚持历史科学的战斗性。在评论一个历史学家时，必须总的估计他的历史作用。忽略指出一个反动史学家的政治面目，不管为了什么理由，都是不可容恕的错误。”
这反映了苏联史学界的实际情况，同时也预示着其对中国史学将要产生的影响。
在探讨史学批判的成因时，毛泽东的个人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建国以来发生的历次批判运动，几乎都与毛泽东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都在他的运筹帷幄之中。首先，毛泽东是一位有着深厚的历史素养、历史知识和独特的历史感悟的政治家，他的思想、特别是他的历史思想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他的历史观中，历史批判精神和反传统意识与建国后一系列思想批判运动有着渊源关系。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学术思想上激烈地主张“自由”，反对“独断”，认为“自由讨论学术，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在个人发展方面，他一反传统的圣贤之说，提出以发展个性、完善自我为重心的主张；在历史发展方面，他批判了中国传统史学肯定并追求稳定与和谐的原则，认为历史发展是不断运动、变革、斗争的过程，历史创造无不建立在与“大抵抗”激烈斗争的基础上。
从这里，可以找到毛泽东在建国后发动一系列批判运动的根源，甚至可以发现他后来支持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影子。只不过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反对的“传统”是“垄断”文化知识的“反动学术权威”，他主张的“自由”是群众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自由，他向往的“大抵抗”就是轰轰烈烈的大批判运动。
在建设新文化方面，毛泽东提出了不同于他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独特理论和观点。列宁认为，人民的现代文化的改造是逐步而又缓慢地进行的，要依靠建设现代的工业经济，准备相当的物质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需要继承前人的一切文化成就，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先进文化形式和技术。在此过程中，作为现代文化承担者的知识分子发挥着重要作用。进行“文化革命”，首先是由这些知识分子将现代“资产阶级文化”成果交给广大群众，然后在将来才能建设特殊的社会主义文化。而毛泽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是通过“文化革命”改造人们的思想，使广大人民逐渐树立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思想文化与“封建文化”一样，不容于社会主义社会，是有害的，必须彻底清除其恶劣影响。因此，要彻底批判并扫除旧的思想文化、传统观念、风俗习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最新最美”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创造新文化不是依靠作为改造对象的知识分子，而是依靠“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
上述关于“文化革命”的思想构成了建国后学术文化领域一系列批判运动的理论基础。
此外，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是史学批判发动的一个重要条件，他的个别观点和谈话对史学批判的发展、演变及结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由于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但这种威望随形势的发展逐渐被神化，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对他的盲目的个人崇拜。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历史问题的一些具体论断、甚至个别谈话，都被当成不可动摇的真理而为史学界所遵从，以至于形成了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的所谓“遵命史学”、“跟风史学”。毛泽东本人有时利用自己的这种影响对学术界发号施令，同时也有人借助他的这种影响发动批判斗争，从而形成规模浩大的批判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