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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批判之所以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与当时中国特殊的政治、社会、文化、学术背景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史学批判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特定产物。
从政治方面看，史学批判是在一种社会泛政治化的环境中发生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经历了长达 28 年的艰苦奋斗，在一个高度紧张、异常激烈、无比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诞生、成长和成熟起来。在斗争环境中，共产党形成了一种斗争意识，也掌握了斗争的方式，其中重要的一种方式就是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这对党完成一些重大政治任务起到了关键作用。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内外严峻的形势，高度敏感的斗争意识以及政策、策略在实施过程中形成的惯性，使共产党人在治理国家、领导建设中，不得不沿袭过去对抗与斗争的方式，往往借助大规模群众运动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从而造成整个社会普遍政治化的严重后果。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主要指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笔者注），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泛政治化表现为在整个社会中，政治生活空间过度膨胀，严重挤压其他社会生活空间，并要求其他社会生活空间按照政治生活的规律和规则行事。政治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核心，成为社会运动的支配力量，影响和制约着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当时，政治把它的触角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把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直接控制起来，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政治控制力空前加强，从大中城市到边远乡村，从高级干部到普通群众，无一不处于政治力量的控制之下，处在政治生活的网络之中。几乎所有人都从属于一个政治性或类政治性的组织，都有了一个外界赋予的政治生命，这个生命不但影响人的一生，甚至他的子孙后代。而政治生活在当时主要就是阶级斗争，所以与社会泛政治化相适应，就是阶级斗争的普遍化、绝对化。有政治的地方，就有阶级斗争，政治延伸到哪里，阶级斗争就延伸到哪里，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斗争哲学”，使全社会时时处处弥漫着一种紧张激烈的“阶级斗争”气氛。社会各个领域的矛盾、差异、分歧都有可能被视为阶级斗争，学术领域的不同意见、观点也是如此。同样，史学也被纳入了政治的直接控制之下，当作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成为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史学界也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领域，而且是最激烈的领域之一。这种斗争，就表现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
从文化上看，史学批判与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变革中的批判开道、“破旧”当先的倾向密切相关。近代中国处于新旧时代、新旧社会急遽变革的时期，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有识之士为了建设一个新国家，对于旧有的文化传统常抱有一扫除之而后快的心理。他们总以为旧的东西就是落后的、倒退的、腐朽的，对传统文化轻率地斥为封建文化、封建迷信，从而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全盘抛弃。如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家对“旧史学”的批判，以吴虞、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学人打倒“孔家店”的主张，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中国古史系统的颠覆。所以，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变革往往表现出一种批判多于继承、否定多于肯定、破坏多于建设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缺乏辩证分析与理性思维的大批判往往成为除旧布新的锐利武器。所以，当建设一个新中国的时代到来时，新的文化对于旧的文化、新的史学对于旧的史学采取一种过于激烈的批判态度与方式正反映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变革中的上述倾向。虽然新中国成立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与此前各种新、旧思想文化的交锋不尽相同，但却包含着前后相继的一贯的批判精神。
从学术上来讲，史学批判的形成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具有的强烈的战斗性、批判性有密切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初，就是作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作为共产党进行现实斗争的工具和武器，肩负着在史学领域开展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斗争，从历史角度对共产党的政治决议进行论证、解释、辩护和宣传的重任。这样就形成了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鲜明的特色之一——坚强的战斗精神，并突出表现为它的批判性。马克思主义史学通过对各种唯心史观以及政治统治当局的揭露和批判，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加强了战斗风格。从 20 年代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到 30 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再到抗战时期对各种侵略史观、投降论调的批判，以及国共内战时期对“改良主义”、“中间路线”的批判，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战斗精神。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斗争环境中，通过斗争成长成熟起来的，是在批判中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的。建国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了中国史学的主导地位，也力图改变在斗争环境中形成的学术风格，向着更加科学化、专业化的方向转变。但由于政治环境和政治运动的影响，这种转变受到强烈的干扰，不仅它的科学性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反而其革命性更加突出出来，其战斗精神得到进一步强化。
另外，史学批判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别是所谓“资产阶级史学”之间进行持久而强烈的“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既是不同派别学者的现实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冲突的反映，也根源于不同学术体系的矛盾与分歧。在 1949 年之前，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为唯物史观派与历史考证派的对立和斗争。这两大学派在治学目的、治学理念、治学方法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唯物史观学派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主张关注现实，提倡为现实斗争服务，注重从宏观角度阐释历史现象，突出阶级和阶级斗争，肯定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探索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历史考证学派继承了乾嘉考据之风，接受了近代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提倡“为学问而学问”、“为真理而真理”的治学理念，反对史学和现实政治发生联系；反对任何先入为主的“史观”指导，主张进行纯学术纯客观的研究；奉行以史料考辨为核心的治学范式，注重窄小细微问题的深入探讨。
这些学术上的差别，受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环境和各自所处的不同地位的影响，被理解为政治色彩非常浓厚的“无产阶级唯物史观”与“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对立和斗争。他们之间进行的相互批评和指责被看成这种斗争的表现形式，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者”的代表人物胡适之间的论战。建国之后，在“斗争哲学”的影响下，两大学术体系的差异不仅没有消除，反而被人为地夸大，并被赋予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意义。因此，建国之后的史学批判可以看作两大学术体系对立的延续、发展和深化。
从批判形式来看，史学批判也不是新中国成立后才突然就冒出来的，还有它的形式根源。如果不联系 1949 年以前的史实，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 1951 年刚刚建国不久，中国就能出现《武训传》批判这样波及全国的批判运动。事实上，此前类似的批判已经被成功地实施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批判不过是这种批判的延续，只是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形式更完善、斗争程度更激烈。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整风运动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开展思想斗争、进行思想改造的模式，并且把这种模式应用于解决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以便把他们严密组织起来为革命事业服务。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1942 年对王实味的批判。当时聚集在延安的一些作家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发表文章批评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要求创作的自由和某种程度上思想与行动的独立性，王实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在报上发表《政治家 艺术家》、《野百合花》等杂文，抨击了延安的等级制度和不平等现象，抨击当时的延安并非全是乐土，主张文学要独立于党派与政治，要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结果整风运动开始后，王实味成了被批判的对象，遭到了陈伯达、范文澜、艾思奇、丁玲等人的严厉贬斥。当时批判采取了小组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大规模集会批判等形式，许多人在会上发言攻击王实味，报刊上也发表文章进行批判。后来，批判还扩大到一些人民团体和群众中去，并由思想批判演变成一场政治斗争，王实味本人也于 1947 年被以“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罪名处决。这场批判虽然和后来的批判不可同日而语，但其形式却如出一辙，可以说这种批判的模式和做法已经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构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历次批判运动的主要因素，并且还得到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