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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政治跌宕起伏，运动接连不断，社会处于急剧变革中，与此相应，中国史学也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在此过程中，一波接一浪的史学批判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特有的现象，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重要表现形式，并演绎出一段激情与颓丧、光荣与屈辱、愉悦与辛酸并存的历史。此时的史学批判被当作由旧到新、由落后到进步、由反动到革命转化的阶梯和武器，它表面上与团结、建设、继承、改造前后相随，实际上却逐渐演变成为斗争、破坏、打倒、清洗的同义词，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不可否认，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的一些批判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普及和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政治、社会以及学术的不成熟，史学批判在 50 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脱离正常的轨道，滑向政治化的歧途，最终发展成为一场狂热的政治风暴，而史学也淹没在大批判中，取消了自身。那么，史学批判是如何形成的，又是怎样歧变的呢？它的后果与作用如何？对新中国史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史学批判？回答这些问题，需要首先弄清什么是史学批判，它与新中国史学有什么关系。
“史学批判”和“学术批判”、“学术革命”、“文化革命”、“史学革命”等作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中心话语，具有特定的含义。在批判高潮时期，几乎所有的学术期刊都开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史学观点批判”等名目的专栏。不少刊物还直接以“史学批判”命名，如 1967 年 9 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持编辑出版了《史学批判》期刊。在批判结束后，各地还编辑出版各种“资产阶级史学”批判论文集、资料索引等，如 1959 年 5 月，江苏师范学院图书馆编了一部《资产阶级史学思想批判资料索引》，收录了胡适思想批判、反右派斗争、“厚今薄古”论战中的批判文章。不少高校还开设“史学批判”课程，专门讲授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批判。
这些“批判”，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斗争意味，不同于一般学术意义上的“批判”。改革开放后，“批判”和“革命”逐渐从中国社会的主流话语中退出，在学术界“批判”一词的政治含义的使用频率也大大降低了，学者们所论及的“批判”更多具有学术含义。本书则是从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具有政治含义“史学批判”。
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史学批判”具有丰富的内涵。首先，“史学批判”是实有所指的，它是对 1949 ～ 1951 年史学界的政治学习、1951 年的武训和《武训传》批判、1951 ～ 1952 年史学界的思想改造运动、1954 ～ 1955 年史学界的胡适思想批判、1957 年史学界的反右派斗争、1958 年的“史学革命”、1960 年对尚钺的批判、1963 ～ 1965 年对刘节、罗尔纲、周谷城、孙祚民等学者的批判和“文革”爆发前后对吴晗、翦伯赞的大批判等一系列批判的总称。早在 1959 年前后，史学界就有学者从思想斗争的角度对此前发生的几次大规模批判做了概括和总结。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文件和文章都把这些批判当作学术界阶级斗争发展的几个重要标志，看作“思想文化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组成部分。1976 年 1 月，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罗思鼎”为笔名在《学习与批判》第 1 期发表《将反对投降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读〈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将《武训传》批判、胡适思想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以及《水浒传》评论视为 20 多年来无产阶级反对投降主义思想的反复曲折的斗争过程。所以，不论从何种角度，人们一贯把这些批判看作一个体系。今天学术界也是根据这些批判内在的联系，把它们统称为“史学批判”，以区别于其时史学界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论辩。1989 年，周朝民等在《中国史学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一书中，以“十七年的史学批判及其失误”为题专门概述了这些批判的发展历程。北京大学教授欧阳哲生在评论胡适思想批判时也认为，这场批判实际上是五六十年代意识形态领域一系列批判运动的一个环节，这一系列批判运动在“文革”中达到了高峰，影响了几代人。
由此可知，史学批判首先是一种批判运动，它是指一定时期内发动的针对所谓错误的史学观点、史学思想、史学体系而进行的有组织有目的，且声势规模较大、波及范围较广、对史学界或学术文化界震动较大的群众性或群体性批判活动。那种发生在个别学者之间小范围、小规模的零星批判则不列入本书研究的范围。
史学批判与“史学革命”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建国初期，一般将从民国实证主义史学向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型称之为“史学改造”，其立足点在于创造和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在 1958 年的“厚今薄古”大辩论中，“史学革命”被正式提出来，并且风靡一时。它强调通过“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打倒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旧史学体系，确立以农民战争为中心的新史学体系。1961 ～ 1962 年，在历史主义思潮的反击下，“史学革命”的嚣张气焰暂时有所收敛。但随着“左”倾政治的发展，“史学革命”再次以一系列史学批判的形式闯进史学界。到“文革”前后，它打着“大破大立”的旗号，挥舞着批判的大棒，在学术界大开杀戒，“革”史学之命。所以，在这两场名为“史学革命”的政治运动中，史学批判既是史学革命的手段，又是史学革命的目的之一，最后以至于为批判而批判，“史学革命”就是史学批判，史学批判就是“史学革命”。
同时，从事史学批判，开展史学战线上的思想斗争也被当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史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那么，史学界是怎样完成这项任务的呢？这正是本书所探讨的问题之一。1949 年 7 月成立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和 1951 年9 月成立的中国史学会都在《章程》中明确把“批判各种旧史观”作为自己的宗旨之一。以后成立的各种史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也把批判“资产阶级史学观点”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如成立于 1958 年 3 月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的《简章》规定：本会的任务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根据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领导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各学会从事以下各项工作：一、组织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各种理论研究，其中尤以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及上海地区实际问题的理论研究为重点；二、进行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工作……
。1958 年“史学革命”以后，开展史学批判成为一种经常性、固定化的政治任务和工作。当批判运动到来时，史学界几乎把全部力量投入其中，史学家也停止正常的研究活动而以主要精力参加批判斗争，这在当时的学术刊物上有突出的表现。1957 年创刊于上海的《学术月刊》规定自身的基本任务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展开学术批判和学术讨论，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1958 年创刊的湖北《理论战线》也规定要在“厚今薄古，边干边学”、“兴无灭资，又破又立”方针指导下，“开展学术问题上的自由讨论，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和政治观点，宣传革命的唯物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树立批判的、革命的、联系实际的理论方向，批判资产阶级的理论方向”。
《史学月刊》在 1964 年的《复刊词》中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它必然要反映到史学战线上来。因此本刊今后要结合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批判资产阶级历史观。务使刊物有思想性战斗性，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史学批判是一场运动，一种手段，一项任务，同时又是史学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或者说是史学的变形。当时的中国史学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各项专门史学研究及其成果，二是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史学论辩及其成果；三是史学批判及大量的批判文章。从已出版的各种收录当时史学论文的“资料索引”可以看出，史学批判的论文与专门研究、史学论辩的论文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同样，与各类专门研究和史学论辩的著作、论文集相比，各种史学批判的著作和论文集也为数不少。在批判高潮中，许多学术期刊所发文章总数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是批判文章，有的甚至一期全部刊载批判文章，有的则只刊载批判文章。所以，史学批判已经是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能体现当时史学的发展趋向和鲜明时代特色的部分。
总之，在新中国的学术史上，史学批判是一个沉重的、特殊的、敏感的话题，也是研究当代中国史学不可回避的课题。我们通过史学批判这个特殊的角度，一方面比较容易理解和揭示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发展的轨迹，另一方面也比较容易探讨和解答新中国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
对自身历史的关注是史学的本职之一。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者们就开始关注史学批判的有关问题。当时在阶级斗争观念的支配之下，史学界对史学批判总体上持肯定的态度，基本上不存在公开反对和否定史学批判的意见。许多学者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学成就时，高度评价史学批判对清除“旧史学”、建设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之际，学术界开始对建国 10 年来历史学的发展进行总结。《十年来我国历史科学战线上的巨大胜利——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而作》和《从思想战线斗争看十年来历史科学的发展》可以说是最早从阶级斗争角度对史学批判进行初步梳理的成果。这两篇文章总结了 1949 年到 1959 年间的史学界的政治学习、武训和《武训传》批判、胡适和梁漱溟批判、史学界的反右派斗争以及 1958 年的“史学革命”等历次史学批判，认为这些批判是阶级斗争在历史学中的反映。在历次批判斗争中，旧史学受到了沉重打击，广大史学工作者经受了锻炼，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扩大并巩固了阵地，在不断斗争的胜利中得到了发展。
陈庆华、袁良义《解放以来我国历史科学的巨大成就》和邓广铭等《十年来的中国史研究概述》则重点总结了建国以来历史学所取得的成就，认为通过思想改造和批判斗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方向，是史学界发生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变化。
黎澍在 1960 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学术水平的提高，不仅在于历史科学工作者的互相商讨和批评，更重要的在于“武训传”批判以来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的一系列思想批判运动。认为这些运动从根本上打击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展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决胜负的斗争，锻炼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工作者，并使许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开始进行自我批判，脱离他们原来的立场，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拥护者。所以，思想批判是提高思想的真正强大有力的武器。
从以上可以看出，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由于“左”倾政治的影响和史学批判的日渐“成熟”，史学界“两条道路”的斗争开始深入人们的头脑，学者们对建国十余年来发生在学术界的一系列思想斗争和批判运动开始形成一个整体的印象，并把他们当作一个整体的系统，认为这些批判斗争的性质就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同时认为这种斗争还将长期进行下去。
当然也有学者对史学批判中的方针政策和一些具体问题提出异议。在讨论“双百方针”时，有学者提出学术独立、思想自由问题，并指出了史学批判中存在简单粗暴、行政干预、混淆学术和政治的界限等不良倾向，但这些合理的意见很快淹没在反右派斗争的声讨浪潮中。1959 年，尚钺对“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斗争”的提法表示怀疑，并对批判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倾向和简单粗暴的做法提出批评。尚钺的观点立即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强烈反对，他们从理论和实践角度论证了“斗争”的存在和“批判”的必要。有学者将 1958 年的“史学革命”称之为“群众性学术批判运动”，认为这场运动取得了“伟大成绩”，“在群众性批判运动的巨大威力下，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进一步败下阵去，而学术界也更加繁荣了。学术新著的大量涌现，老的学术工作者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新的一代迅速地成长起来了。”
1963 年以后，史学与政治进一步紧密结合，史学界一系列批判的性质成了“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究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还是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为资产阶级以至地富反坏右服务？究竟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究竟是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辩证唯物主义，还是鼓吹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主义？”
在“文革”中，一些批判文章和有关文件则直接把 17 年中的史学批判看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新中国 17 年的史学发展史也变成了一部阶级斗争史。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虽然不可能真正从学术角度研究史学批判，但是各地却以扩大史学批判影响的名义，注重有关史学批判资料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了大量史学批判文集。关于武训和《武训传》批判的有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批判〈武训传〉》（1951 年）、《武训和〈武训传〉批判》（1953 年），中央电影局编印的《关于影片〈武训传〉的批判》（1951 年）。关于思想改造的有《光明日报》社 1952 年编印的《思想改造文选》（1 ～ 5 集）。关于胡适、梁漱溟思想批判的主要有：三联书店编辑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1 ～ 8 辑，1955 年）、《梁漱溟思想批判》（1955 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文集》（1955 年），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编辑的《胡适思想批判资料集刊》（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 年）。关于史学界反右派斗争的有：《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 年）、《批判雷海宗、李鸿哲的反动史学观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年）、《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复辟》（科学出版社，1958 年）。关于“史学革命”的有：《清除厚古薄今思想，贯彻厚今薄古方针》（北京出版社，1958 年），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辑的《厚今薄古辩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科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厚今薄古》（1958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1958 年），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1958、1959 年）等。关于 60 年代史学批判的有：《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的《尚钺批判》（1960 年内部出版），《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三联书店，1964 年），《新建设》杂志社编的《关于吴晗〈海瑞罢官〉的讨论》（三联书店，1965 年），北京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关于〈海瑞罢官〉及其他有关问题的讨论》（1966 年），江苏省文学艺术联合会编辑出版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和有关问题的讨论》（1966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让步政策论”必须再批判》（1971 年），西北大学历史系编的《让步政策批判集》（1973 年内部发行）等。此外各单位还编印了大量有关史学批判的内部资料，它们和那些公开发行的资料为今天研究史学批判提供了便利。
“四人帮”倒台后，冲破思想禁锢，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革”时期中国史学发展所经历的艰难和曲折，成为史学界的主要任务，由此形成了“拨乱反正”的史学思潮。在这股思潮中，对史学批判的研究是以批判的形式进行的。许多学者发表文章批驳“四人帮”荒谬的历史理论和观点，揭露其险恶的政治野心，重新肯定建国 17 年史学的成就，指出泛滥成灾的史学大批判败坏了史学风气，扼杀了学术自由，造成史学界无人敢说，无人敢写，仅剩下了政治丑类的喧嚣，其后果将使中国固有的文化消灭于无形，现代文化难以发展，中国人退回到愚昧无知的野蛮时代。也有学者针对史学批判中的不良现象，指出要排除历史研究中“长官意志”的干扰，重新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作风。刘泽华《砸碎枷锁 解放史学——评“四人帮”的所谓“史学革命”》一文提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在史学领域进行革命，最根本是靠真理而不是权力”，“中外历史都证明，权力不能征服科学和真理”；解决史学领域的问题“只能采取民主的办法，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要打破“批判”神圣化的观念，“批判绝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检验历史理论、史学观点的标准只能是实践；要破除史学的禁区，“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彭年、沈庆生的《评“史学革命”》一文则对“史学革命”这一貌似革命实则极“左”的口号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认为这一口号自从 50 年代末被提出之后，统治史学界长达 20 年之久，对史学界乃至整个思想界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从 1958 年的“史学革命”到 1962 年以后的“四史”（即家史、村史、厂史、公社史）运动，到 1966 年的批判《海瑞罢官》，再到十年浩劫中的“评法批儒”，前后相通，一脉相承。文章还对康生、陈伯达等在“史学革命”口号下提出和散布的诸如“以论带史”、“打破王朝体系，把帝王将相统统赶下历史舞台”、“反攻倒算论”、“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等一系列纲领性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文章最后指出，“史学革命”，给整个史学界带来极大的危害。它不仅整垮了新中国的史学队伍，使民族虚无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造成了一代人的愚昧无知。尤其严重的是，它禁锢了史学界的思想，用“上头精神”取代了历史研究，致使历史在一个时期成为一种造神的工具，“历史研究”成为一种“造神运动”，史学成为“死学”。
这种对史学批判的批判，冲破了束缚史学发展的条条框框，促进了史学界的思想解放。
1986 年，苏双碧《朝夕集》出版，其中《百家争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论历史科学的“百家争鸣”》、《论学术讨论和阶级斗争的关系》等文章重点探讨了百家争鸣的目的和手段、指导思想、批评和自我批评、学术和政治、学派和宗派等问题，并结合作者的亲身感悟和史学批判的具体事例，提出了有创见的观点，对史学批判的影响和教训进行了一次深刻的理论思考。
在新中国成立 40 周年前后，史学界出版了一批总结新中国史学 40 年发展历程和成果的著作，代表性的有周朝民等编著的《中国史学四十年（1949 ～1989）》（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版）、肖黎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49 ～1989）》（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版）、姜义华主编的《社会科学争鸣大系（1949 ～1989）·历史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蒋大椿的《唯物史观与史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等。这些著作从不同方面概述了新中国成立 40周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巨大成就，对建国后 17 年的史学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总结了史学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其中《中国史学四十年（1949 ～1989）》专门概述了 17 年的史学批判及其失误，第一次从正面梳理了历次史学批判的过程，其不足之处是没有把 1963 年～ 1965 年间的几次批判列在其中。
1996 年，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一书出版。该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学主潮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认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冲突是“文革”前十七年的史学主潮，阶级观点对历史主义的批判与扼杀，从根本上说来自于超学术的极“左”政治，从思想上则是“迷漫于整个中国社会的民粹主义社会思潮及其这种思潮在史学界的物质承担者”。
该书对史学批判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
世纪之交，史学界形成了一股回顾和总结百年来中国史学暨 50 年来新中国史学的热潮，出现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论文如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 年第 6 期）、吴怀祺《新中国史学 50 年》（《河北学刊》，1999 年第 5 期）、卢钟锋《回顾与总结：新中国历史学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著作如刘新成主编《历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 年版）、张剑平《新中国史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2003 年版）等。这些成果对五、六十年代的史学批判均有涉及，并且均放在对“十七年”史学的认识中来考察。2002年 10 月，史学界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新中国史学的成就与未来”研讨会，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历史学取得的成就，总结和反思历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展望 21 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前景。会上学者们对建国后“十七年”史学的认识分歧较大，对“十七年”史学的曲折发展也有不同观点。
新世纪以来对“十七年”史学的研究在逐步深化，已有不少成果，论文如侯云灏《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的基本走向》（《史学理论研究》，2000 年第 1期）、陈其泰《建国后十七年史学“完全政治化”说的商榷》（《学术研究》，2001年第 12 期）和《建国后十七年历史研究及唯物史观的价值》（《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 年第 5 期）、周文玖《关于建国后十七年史学思潮的认识》（《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 年第 1 期）、孙卫国《历史主义对“史学革命”的一次反拨》（《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 年第 1 期）。关于“十七年”史学，代表性的意见有：一，17 年的历史研究虽然走过了曲折道路，但总的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 20 世纪后半期历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规定了方向；二，17 年的历史学虽不能像“四人帮”所诬蔑的是黑线专政，但这个时期历史学的畸形发展，注定了之后历史学的危机；三，17 年的历史学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体系”所笼罩，完全服务于政治，“完全政治化”了，故无学术独立性可言。总之，对“十七年”史学的评价，不论是主要肯定成就还是主要否定失误，学者们都一致认同“十七年”史学对以后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历次史学批判的研究此前多从思想文化角度探讨，而且多集中于建国初的几次思想批判运动和“文革”前后的政治批判。2005 年胡尚元发表了有关《武训传》批判和胡适思想批判的两篇论文，从史学的角度对这两次批判运动在史学界的情况进行了概述剖析，显示出史学界对史学批判的研究开始逐步深入。
总之，对新中国史学特别是“十七年”史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但主要是在肯定成就，谈到失误则不是轻下结论就是语焉不详，对史学批判的研究仅限于一般的叙述，还缺乏深入的分析。本书将发生在五六十年代的史学批判当作其时史学界一种前后相继的批判运动，当作史学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和重要组成部分来研究，不仅力图理清每一次史学批判的过程，而且从总体上对其进行剖析，进而总结史学批判的经验教训，阐述对有关史学发展重大问题的浅见。笔者希望能对这一方面的研究有所贡献，更希望以此引起学者对这一关系新中国史学发展的重大问题的关注，从而将这一方面的研究深入系统地开展下去。
任何一项研究都有其特定的意义，阐明这种意义，是研究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无疑，研究史学批判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研究史学批判有助于全面准确地把握新中国“十七年”史学发展的历程。新中国“十七年”史学的发展，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曲折过程。这期间，重大的进步与不断的挫折并存，辉煌的成就与严重的失误同在，让人不堪回首的史学批判与叫人津津乐道的学术论辩共生。特别是史学批判，作为当时史学研究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或者说是史学的变形，最能体现当时史学的发展趋向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事实上决定了“十七年”史学发展的轨迹。所以，如果不讲史学批判，怎么能合理解释取得了这样重大成就的“十七年”史学最终却陷入了绝境，走上了绝路？怎么能正确理解“文革”中“影射史学”的泛滥和“斗争史学”的横行。可以说，离开对史学批判的深刻研究和把握，就难以准确、全面地评价和总结新中国“十七年”史学的发展及其经验和教训。
目前学术界对新中国史学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学者们在着力探讨 60 多年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成就，重点探讨史学界以“五朵金花”为代表学术论辩以及各种专项研究取得的进展时，对同期史学发展中的曲折、失误，对“十七年”的史学批判的研究显得欠缺和薄弱。一些史学史著作和综述性论文对史学批判，多是一笔带过，有的甚至根本没有提及。即使有所涉及，也很少从正面来加以研究和探讨。有些参与批判的学者不愿忆及往事而有意回避那些批判，有的年轻学者抱以不可理解的态度而把那些批判当成史学的笑料，甚至有学者抱着厌恶的态度，恨不得将那些批判文章和著作付之一炬。对史学批判怀有各种复杂、矛盾的感情和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对科学严谨的学术研究来说，这是不应有的。不管怎样，那毕竟已经成为一段客观存在的历史，而对待历史就应抱以“温情和敬意”，平心静气地去面对它，认识它，深刻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为新时期史学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导。
其次，研究史学批判可以为当前史学的发展提供经验和教训。尽管不能把史学批判简单地否定，把它完全当作一种负面的、消极的东西，但也不能否认，原本是为了促进史学界的进步，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批判，不但没有达到上述目的，反而把史学推到灭绝的边缘，把中国史学带进绝境。何以至此？这值得我们深刻地反思，认真地总结，而不能淡化它、排斥它，或者以批判对“批判”。正如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所指出的：“放着那样难得的反面教员不去求教，交了高昂的学费而不努力去学到应有的东西，岂不是太可惜了吗？”
史学批判虽然已经远离了我们的时代，但它对中国史学的深远影响却不是一时可以消失的，当前中国史学界存在的一些问题，不少还要从当年的史学批判中追根溯源。同时，史学批判关系到史学自身发展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到学术研究的许多基本问题，如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史学研究的理论指导和方法等等，这些至今仍是学者们重点关注和探讨但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史学批判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却为后人解决它们提供了丰富的思维资源和经验教训。充分利用好这些资源，作为新时期史学发展的养分，以保证中国史学更健康更顺利地发展，这是史学界一项紧迫的任务。
本书以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的一系列前后相继的史学批判作为研究对象，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首先从纵的方面叙述史学批判的过程，然后从横的方面剖析史学批判的有关问题，最后从总体上评价史学批判。笔者将力求以客观公正的态度、严谨认真的精神着重从史学史的角度来分析认识史学批判，努力达到以下目标；第一、从多方面揭示史学批判形成的背景和条件；第二，以时间为序理清每一次史学批判的过程，着重论述史学批判发动的背景和原因、发展阶段、主要内容、结果和影响以及特点等；第三、剖析史学批判的性质、任务、方法、理论武器、批判的主体与客体、指导方针；第四、从总体上揭示史学批判的后果和影响，总结史学批判的经验教训。
当然，应当看到认识和研究史学批判存在不少困难，笔者以为主要有三大隔膜：第一是时代的隔膜，那个时代距今不远却与今截然不同，中国的巨变使今天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认识那个时代犹如隔越千年；第二是话语的隔膜，那时人们的话语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特定的时代内涵，不能简单地理解；第三是心灵的隔膜，在当时那种环境中，“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者大有人在，人们的所想、所说、所写及所为之间存在较大距离，他们说的不一定就是想的，他们写的也不一定就是他们说的。这三大隔膜造成人们认识那个时代，理解那种话语，感悟那些心灵存在许多困难。另外，史学批判牵扯到一些政治领域的敏感问题，涉及许多当年参与其事的史学家，这使该书在叙述方面也需要细细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