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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胡适就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结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不解之缘和难解之怨，他们之间纷争与恩怨成为 20 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段聚讼不已的学术公案，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对胡适的批判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战斗的成长历程的一个缩影。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胡适的批判可谓由来已久。1919 年思想界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对胡适的观点进行驳难，这成为胡适晚年所说的“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
抗日战争时期，翦伯赞、范文澜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一些消极论调，特别是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批判了胡适的历史观，同时还清算了胡适的实用主义。抗战胜利后，针对胡适在学术上提倡的考据之风和政治上宣扬的自由主义，翦伯赞、胡绳发表《正在开展中之史学的反动倾向》、《理未易明么？》等文章，予以揭露和批判。
1949 年胡适离开中国大陆去台湾，宣布了他与中共在政治上的对立面地位，也引发了大陆学界对他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批判与指责。在 1949 年纪念五四运动 30 周年之际，吴玉章、何干之发表纪念文章，连带批判了胡适。1949年 5 月 11 日，陈垣在《人民日报》发表《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指出，旧的治学方向和“科学的”方法，只是实证主义的，在立场上是基本错误的，因为不与外面新社会接触，就很容易摆脱不开反人民的立场，“研究历史和其他一切社会科学相同，应该有‘认识社会、改造社会’两重任务。我们的研究，只是完成了任务的一部分，既有觉悟后，应即扭转方向，努力为人民大众服务，不为反人民的统治阶级帮闲”。
接着，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社论中，将胡适、傅斯年、钱穆等人定性为“反动文人学者”的代表。
1950 年 9 月 22 日，胡适的次子胡思杜在香港《大公报》以“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为题发表他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时所写的思想反省材料的一部分，认为从阶级分析上，胡适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没有什么进步性，他的“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恶和他的有限的（动机在于在中国开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
1951 年 1 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林曦的《胡适论》一文，称胡适是“一只毫不健全的向中国人民狂吠的美国帝国主义走狗”；“引导胡适甘心充当美帝国主义走狗的思想根源，是他自己的‘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的理论。这个理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于西方文明的无条件崇拜；另一方面是对于中国民族独立和尊严，对于中国劳动人民的劳动、勇敢和创造才能，完全否定。”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北京、上海等地举行了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一些与胡适有密切关系的学者在进行自我检讨、自我批判的同时，也从政治上和学术上对胡适进行了批判，这成为以后大规模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先声。
1953 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中共中央根据新的形势认为，阶级斗争更加复杂、更加尖锐起来，各种反动分子力图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用资产阶级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工业化建设，必须在思想战线上向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因此，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胡适思想就成为完成当时政治任务必需的政治策略。
另一方面，建国后知识分子虽然经过政治学习、《武训传》批判、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了旧思想旧立场，但多是泛泛而谈，还没有来得及针对学术文化研究中的具体问题进行有系统的批判，也没有深入触及胡适的思想。学者们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在广大知识分子中间还严重存在着，胡适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还有深刻的影响，人们对胡适的认识和评价还不一致，对胡适的政治立场，胡适所起的作用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胡适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他的治学方法是科学的，他在学术上有进步作用。
有学者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指导学术研究不太熟练，还在使用过去的研究方法。因此，毛泽东和共产党认为这些旧思想和“糊涂认识”阻碍着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发展，阻碍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要把批判胡适思想当成进一步推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深入发展，宣传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高社会主义学术质量，在学术领域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的根本途径。
1954 年底，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以“两个小人物”批判权威人物的红楼梦研究为契机，大规模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拉开了“战幕”。1954 年 9月和 10 月，李希凡、蓝翎先后在《文史哲》和《光明日报》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等文，对俞平伯的红学研究提出批评。10 月16 日，毛泽东就这两篇文章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其他有关部门负责人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信中说，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报刊和有关部门迅速有组织地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批判俞平伯及其“红楼梦研究”的运动。10 月底，中共中央开始调整批判方向，将斗争的锋芒由俞平伯转向与他有师承关系的胡适。10 月 27 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展开〈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的报告》，汇报了 24 日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讨论会的情况，并提出这次讨论不应该仅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个人上，也不应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毛泽东当即将报告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阅，并告陆定一照办。
1954 年 11 月 8 日，《光明日报》发表对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记者访谈。在访谈中，郭沫若阐述了胡适思想批判的必要性。他指出，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很大的潜在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同时强调讨论的范围要广泛，应当把文学艺术界的一切部门都包括进去，特别是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艺术、语言学、教育学乃至于自然科学的各个部门，都应当开展这个思想斗争。作家、科学家、文学研究工作者、报纸杂志的编辑人员等，都应当毫无例外地参加这个斗争。
12 月，斗争重点开始逐渐由俞平伯转向胡适，正如嵇文甫所说：“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方法，完全是继承着胡适的传统。‘擒贼先擒王’，几十年来的中国学术思想界，如果要找一个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人物，当然是胡适。胡适这个人在研究‘学问’上涉及面很广……他提供了一种方法——治学方法和思想方法，好像在哪一个学术部门都用得上。因此，现在在各种学术部门都展开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在文学、史学、教育、政治各方面。”
12 月 2 日，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胡适思想批判组织计划的报告，决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并推举郭沫若、矛盾、周扬、潘梓年、邓拓、胡绳、老舍、邵荃麟、尹达等 9 人组成“胡适思想批判讨论工作委员会”。会议将批判的内容分为 9 项，每一项成立一个小组分工负责：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召集人为艾思奇；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召集人为侯外庐；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召集人为范文澜；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召集人为黄药眠；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观点批判，召集人为冯友兰；胡适的中国文学史观点批判，召集人为何其芳；考据学在历史和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召集人为尹达；《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召集人为张天翼；对历来《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召集人为聂绀弩。批判胡适的讨论会从 1954 年12 月延续到 1955 年 3 月，共举行 21 次会议。在 12 月 8 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的扩大联席会议上，郭沫若作了题为“三点建议”的发言。他说：“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这是一般所公认的。胡适在解放前经曾被人称为‘圣人’，称为‘当今孔子’。他受着美帝国主义的扶植，成为了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他由学术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蒋介石两人一文一武，难兄难弟，倒真是有点像‘两峰并峙，双水分流’。胡适这个头等战争罪犯的政治生命是死亡了，……胡适的影响，胡适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依然有不容忽视的潜在势力”。对已经展开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他提出三点建议：一、坚决展开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二、广泛展开学术界的自由讨论；三、加紧扶植新生力量。他同时还提出了开展讨论批判的十六字方针：明辨是非，分清敌友，与人为善，言之有物。
周扬在会上指出，胡适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主要的、集中的代表者。他涉猎的方面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各个方面。而他从美国资产阶级贩卖来的唯心论实用主义哲学则是他的思想的根本”，“它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还占有很大的地盘。不能设想，不经过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具体问题上的彻底批判，唯心论思想可以自然消灭。因此，全面地、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就是当前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要的战斗的任务”。
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主要目的在于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加快并深入开展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1955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演讲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这些思想斗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通过对我国知识分子所熟悉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来具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
2 月，中宣部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决定准备用大约 8 年的时间，展开一个全国性的思想运动，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3 月 1 日，又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系统阐述了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意义，并对这场思想运动的开展作出部署和规定，强调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反对唯心主义思想。4 月 1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号召深入系统地对资产阶级思想展开批判。这样，在中共中央的部署和推动下，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国展开。
从 1954 年 10 月开始，全国各文化学术团体，各高等学校纷纷举行各种讨论会、座谈会，批判讨论胡适思想。北京、上海等地组织了经常性的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天津、济南、兰州等许多城市组织了临时性的讨论会，全国的高校及其所属文科各系、各教研室都召开了各种形式的讨论会。许多知识分子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分别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批判胡适思想，声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和方法。全国省市以上的报纸和学术刊物发表批判文章数百篇。1955 年三联书店编辑出版了 8 册《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收入文章 150 多篇，共计 200 多万字。
其他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批胡论文汇编还有 20 多部。
按照胡适思想批判计划的分工部署，史学界主要批判胡适的历史观和史学方法。在批判运动发动起来后，史学界开始积极投入到批判大潮中，中国科学院和全国各高校历史学系都举行了不同形式的讨论会、批判会，几乎所有的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都参加了批判运动。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胡绳、华岗、嵇文甫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直接领导了史学界对胡适的批判，并且撰写了批判胡适史学研究的文章，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参加进来，写论文批判胡适，并进行自我批判。1954 年 12 月，与胡适有很深历史渊源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举行批判胡适座谈会，向达、邓广铭、齐思和、邵循正、杨人楩、张政烺等与胡适有过交往的教授迫于形势纷纷发言批判胡适。1955 年 2 月 13 日，天津市史学界举行“胡适反动思想观点与方法论座谈会”，雷海宗、郑天挺、王玉哲、王树民、李光璧、杨志玖等史学家，结合自己多年从事考据的亲身体会，批判了胡适的考据方法。可以说，这是史学界第一次全体投入一场思想批判运动。
史学界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胡适历史观的批判
（1）胡适反动历史观的哲学基础
批判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世界观、真理观、人生观等方面批判实用主义哲学，揭露它的理论实质和阶级本质，指出胡适的全部思想以及他的历史观的哲学基础是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实用主义的人生观。艾思奇指出，实用主义是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最腐朽最反动的一种哲学，它否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把“实在”看作感觉与观念的复合，并认为客观实在的发展变化是人的主观“制造”出来的。它否认科学真理的客观性和绝对真理的存在，否认真理与谬误之间的客观标准，混淆科学真理和主观虚构之间的界限，进而把真理解释为主观的信仰，认为真理不过是对人们“应付环境”有用的东西，是公认为解释自然“最方便”、“最有用”的假设。它否认物质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认为客观物质世界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路遥认为，在人生观上，胡适提倡“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割裂人与社会的关系，把人看成自然界的一种动物，把人的思想、意志看成是不受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支配的胡思乱想的东西，并认为历史观是“自然主义的人生观”的一部分，历史观从属于“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从而夸大历史偶然性和个人意志的作用。
批判者进而指出：运用这样的世界观、真理观、人生观去认识历史，就会把历史看作偶然事件的堆积，只看到个别历史现象的表面，而看不到历史事件的本质和内在的联系，一方面抹杀并否认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客观的规律性，另一方面夸大历史偶然性与个人主观意志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以社会意识去解释社会存在。这就是实用主义者的主观唯心史观。
（2）否认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规律性的主观唯心史观
批判者指出，历史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历史的发展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只能发现、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和利用它为社会谋福利，而不能修改或创造它，历史科学便是认识和发现这种规律并用以指导人们的行动的学问。胡适从实用主义哲学出发，一开始就否认客观实在，或者把实在当作由人的意识支配的不可知的实体，进而极力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宣称历史好比一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一大堆铜钱或一块大理石，可以任由人去涂抹、妆饰、摆布或雕琢。在社会历史中只有自由意志，没有必然性的地位，企图用偶然性和主观“因果”关系解释历史。
有学者分析了胡适否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手法：一、在多元论的幌子下偷运唯心一元论和不可知论。胡适在表面上把决定历史事实的多种因素并列，故意混淆精神因素与物质因素的界限，实际上把人性、思想等精神因素作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社会历史既然由抽象复杂难以掌握的精神因素决定，那它就是无规律可循的。所谓“多元”乃是“一元”的唯心论、不可知论、无规律论。二、在“偶然论”掩盖下偷运“虚构主义”。胡适大力宣传偶然论，一方面为了排斥真实的历史规律性，另一方面为了便于按照资产阶级的要求任意制定历史规律。他运用“精密的功力”和“高远的想象力”虚构了一套中国历史的系统，得出了许多侮辱中华民族、迎媚帝国主义的可耻结论。三、把唯物论歪曲为“定命论”或“经济决定论”，并借反对定命论否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偷运唯意志论和信仰主义。四、在“特殊律令论”掩盖下宣扬无规律论。胡适把特殊和一般对立起来，以重视特殊为名反对普遍规律，并掩盖其主观唯心论的本质。
总之，批判者认为，胡适否认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真理，实质就是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反对反动统治失败的必然性和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必然性。
（3）唯心主义历史多元论
批判者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是一切社会精神生活的基础，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但归根结底它要受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制约，这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历史唯物论从不否认历史事件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必须分别决定性的、主要的、本质的和非决定性的、次要的、表面的，并须阐明其内部联系和主从地位。为攻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胡适提出他的“多元历史观”，即所谓“秃头历史观”。首先胡适反对一元论史观，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后之因”，一切社会因素在历史上都是同样在起作用，没有主要、本质与次要、非本质的区别。并且认为唯物史观不能解释大部分社会现象，从而从形式上引出他的“多元论历史观”。其次，胡适把经济、宗教、思想、政治、道德、文化、教育都当作决定历史发展的同等重要的因素，把历史看成“乃是许多因素杂然并陈互相作用的历史，乃是一个人一个人互相作用，一个念头一个念头互相作用，一个制度一个制度、一种思想一种思想互相作用的历史”。
从表面上看，这种“多元”理论好像既不唯物，又不唯心，仿佛是站在两者之上的一种非常“客观”、“公允”的说法，但分析起来，就可以看出它不过是一种毫无科学内容的、实用主义历史唯心论的虚伪的表现形式：第一，多元历史观是直接从实用主义者的“人性论”中产生出来的。在他们心中，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力量依然是“人性”，多元因素不过是作为“人性”的各种表象而已。第二，“多元”因素不是“客观物质的原因”。实用主义者根本否认客观实在，所以，经济、思想、知识等决定历史发展的“多元”因素也被他们理解为主观意识的东西，这样的“多元史观”最终得出的是“人们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谬论。第三，多元因素不是平列的。胡适表面上将多种因素平列在一起，但在具体运用它们来解释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时，思想、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因素就被强调出来，成为最终的决定因素。第四，多元因素还必须在偶然性和主观“因果”关系的统治下影响历史的发展，根本没有客观规律可循。
胡适这种多“元”理论，不能用来合理地说明历史，最终不得不随着历史学家的主观想法任意解释历史，从而陷入唯心论的泥淖。“很明显，胡适只讲多样，不讲统一，不承认有什么物质基础，有什么根本动力。他只是枝枝节节地在浮皮表面上转圈子”，“始终只是在唯心主义、偶然论、个人主义里面转圈子”，所以他的多元史观实质是“采取一种更狡猾、更隐蔽的形式”的唯心史观。
胡适提出历史多元论，实际上是作为他的唯心主义历史一元论的一种掩护，是他反对历史唯物论的一种骗人的诡计。
在这种史观指导下，胡适仅止蒐集了一些片断的生硬事实，仅止描写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仅止考虑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虑人民群众的行动，所以他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4）英雄史观
批判者认为，历史唯物论不排斥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也不否认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但从根本上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英雄要在历史上发生作用，只有当他的思想、行动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意愿时，才有可能。而胡适派的唯心史观夸大历史偶然性和个人意志的作用，把历史的发展归到统治阶级的几个“英雄伟人”身上，贬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他们认为杰出人物既然可以超越历史必然规律的束缚，不受社会物质条件的制约，那么就可以任意改变历史的进程；既然物质生产不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那么作为生产者的人民群众也只能是扶不起的“阿斗”，不能在历史上起任何作用。胡适过分迷信英雄史观，把历史也看作“老英雄”，将全部中国历史的分期也标作五幕英雄剧。
在这种轻视劳动人民、崇拜英雄人物的理论基础上，胡适提出了他的“好人政府”的主张和歌颂蒋介石等反动统治者的“社会重心论”，为反动统治进行辩护。
总之，他的英雄史观以及相关的谬论都是从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妄图抹煞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意志，实质上是为美帝国主义和蒋政权的利益服务的。
（5）反对阶级斗争的庸俗进化史观
批判者指出，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过程，是旧的生产关系消灭和新的生产关系产生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须经过阶级斗争和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来实现，社会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胡适把只讲量变渐变、不讲质变突变的庸俗进化论搬用到社会科学中，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一点一滴的进化”、“一点一滴的改造”，只有量变的进化过程而无质变的飞跃过程，把历史发展看成一大堆没有任何秩序的事件的偶然凑合，归结为简单的生存斗争，否认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主张阶级调和“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胡适以生存竞争解释中国历史，把五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看成如自然生物界一样弱肉强食的过程，看成毫无规律可循的相互竞争与吞并的过程，抹杀中国历史上存在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事实和农民起义的伟大作用，其政治目的就是反对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人民革命，为维护反动阶级的统治服务。胡适的庸俗进化论主要内容有：一、歪曲本质联系的“祖孙方法”。胡适用这种方法混淆本质联系与非本质联系，否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宣传因果联系上的主观随意性，夸大偶然的作用，颠倒黑白是非，以摧毁劳动人民的革命必胜信心。二、否认质变的“一点一滴进化”论。胡适提出“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理论，否认质变，反对根本解决问题的暴力革命，主张“比较平和”的改良。三、抹杀矛盾斗争的发展动力说。胡适抹杀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和历史作用，用种种“外力”解释事物的发展，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力转移到人的主观意志上去，同时宣扬阶级调和的论调。
总之，胡适派以庸俗进化论去认识中国历史，表现了生存竞争论、抹杀阶级斗争论、历史循环论、简单因果论等历史唯心观点，其结果不仅是否认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过程，而且还歪曲了中国历史，否定了中国历史的光荣传统。
（6）民族虚无主义史观
在批判者看来，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正确尊重、评价、继承民族历史和民族遗产，正确尊重、分析、学习各国人民所创造的历史和优秀文化。胡适从事历史研究，用反动的实用主义唯心史观解释中国历史，是为了破坏中国历史，散布他的亲美、崇美思想和世界主义谬论，打击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批判者指出，胡适散布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自卑感，抹杀中国在世界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抹杀中国人民对于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把中国说成最落后、最野蛮的国家，将中国人说成自古至今，永远落后，毫不争气的低等民族，“百事不如人”，因之得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卖国结论。胡适完全否定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中国民族的一切优良品质，抹煞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应有的地位，特别强调中国历史的糟粕，用历史的糟粕代替历史的真面目，对中国文化完全表现出一种自怨自艾、自卑自贱的态度。他假借辨伪、疑古之名，宣扬“整理国故”，大肆劈砍古史，把中国悠久的光荣历史“缩短二三千年”。他大肆破坏中国历史的方法之一是“去头空足脔割其身”：即砍去中国商周以前的历史，凭空捏造出商周两个民族两种文化，割断并搅乱一脉相承的种族和文化；全部抽空近一百年多年的历史内容，宣称中国没有封建势力，也没有帝国主义的侵害；任意涂改周秦至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并教人作零零碎碎的考据，目的在于闭塞学历史的人的耳目，使他们没有可能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也就没有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二是仇视祖国，反对爱国主义，歌颂帝国主义的历史，用比附法贬黜祖国的历史。三是为反对阶级斗争而伪造历史，否认历史上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对当前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革命理论。
胡适破坏完中国历史，接着就“再造文明”，鼓吹“全盘西化”和世界主义的谬论。他完全抹杀中国近百年来衰弱和落后的根源是长期封建主义的统治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无条件地颂扬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西洋资产阶级文化，主张中国的一切东西都要模仿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就是取消一切民族特点，全部美国化，把中国变成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的世界主义是否认一切民族文化的特点，认为只有美国的文化才是世界上最高的文化，因而要人们盲目崇美、亲美，这是麻痹人民群众的反抗意志和斗争精神，为巩固中外反动势力的统治服务，“最后引导中国走上美帝国主义独占殖民地的道路”。
许多批判者以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事实反驳胡适的观点，并引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一段关于中国文化优秀成果的名言进行批判，认为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作了正确的估价和科学的分析，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尽情歌颂，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作了科学论断，从根本上驳斥了胡适派的反动论调，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斗争信心。
2.对胡适史学方法的批判
（1）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
批判者认为胡适的史学观和学术见解比较容易识破，而他所谓的“科学”、“客观”的方法则很有迷惑性，必须给予重点批判。胡适的所谓“历史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把历史研究和客观历史实际，及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完全隔离起来，根本不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本质联系，是反历史、反科学的，是胡适自造的。这种方法论，“是从资产阶级世界观出发的，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为基础的，是以杜威的帝国主义哲学——实用主义为标榜的，是与半殖民地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相一致的”，是和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根本对立的。
范文澜认为胡适所谓“历史的态度”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庸俗进化论作为“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的理论根据，反对根本的变革；二是以“生存竞争”解释历史，否认历史是一系列阶级斗争；三是从心底寻求主观的因果联系，反对社会发展规律，即胡适的“科学实验室的态度”，作为观点，就是认为历史可以任意“人造”和“涂抹装扮”，作为方法，就是胡适的“科学的方法”，即“假设”的方法。因此，胡适的“历史的态度”是“一点一滴进化”的、崇拜强者而为之奴的、否认客观真理与因果关系的、任意“涂抹”、“装扮”的历史态度，这是他的历史观点，也是他的政治观点，其目的在于反对革命，卖国求荣。
郑天挺认为，胡适所说“历史的态度”或“历史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祖孙的方法”、“历史演进的方法”，其哲学基础是生物学中的庸俗进化论，其中的“前因”与“后果”只是历史事件的表面联系，运用到研究中就是以现象推翻现象，以现象代替现象，只是在史料上“打转”，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
任继愈批判了胡适的思想方法，认为胡适所说的“实验室的方法”表面上很像是从事实入手，用实践的效果来考验学说或理论的真假。但科学所承认的事实，是独立存在于我们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而胡适的“事实”是主观的不可知论者的事实，具有虚构性、主观性和不可知论性。胡适的“实验”、“实行”也不等于科学意义上的实践，他的实验标准并不是说真理符合客观实际，而是实践的效果能使理论在主观上令人“满意”，主观上“合用”。他特别强调实验室的方法，注重效果，不是为了用社会实践来证实真理，而是企图证明真理完全是凭主观决定的。胡适的“历史的态度”提出写历史要“明变”、“求因”，也就是应用“祖孙的方法”。这种方法否认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否认阶级斗争，而妄想从一堆杂乱的事件中找出原因，指出它的变化，批评它的效果，实际上不可能得出任何正确的结论来。这种“历史的态度”是反历史的态度，其主要目的是对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总之，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表面上不成体系，实际上却集合了庸俗进化论、庸俗唯物论、不可知论、主观唯心论等反动哲学体系。
学者们在批判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时，对其提倡的最主要的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进行了集中批判。范文澜指出，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只不过是“大胆的武断，小心的弥缝”，所谓“大胆的假设”，就是先作出主观的违反事实的、强加于事实的结论。所谓“小心的求证”就是寻找一些个别事实或捏造一些事实来证明自己的假设。这种“科学的方法”是他的“历史的态度”的工具，整套连篇累牍的《胡适文集》是“历史的态度”通过“科学的方法”而表现出来的各种毒物，篇篇有毒，句句有毒。
任继愈认为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十足的主观唯心论的思想方法。他的“假设”和“求证”离开了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完全不顾事物的客观规律，否认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的客观性质，悬空去假设、求证，这样的假设与求证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偶然的、盲目的，他求证以后的结果，跟他的假设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胡适所关心寻找的证据并不是用来发现科学规律，不是用来发现真理，而主要是用他的思想方法拿出证据来“宣扬实验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有学者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公式，认为胡适从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基础上创立假设，常把假设建立在假设之上，以主观臆断取舍材料，不过是一种文字游戏而已。第一，胡适否认真理的客观性质，也就完全否定检验假设的唯一正确的原则，否定假设应当尽可能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原则，把他的需要当成最高原则和唯一原则，把假设和求证当成他装扮“实在”的工具，他所证实的也就不可能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因此，胡适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不过是从自己的假设回到自己的假设，这就是实用主义者“认真理为假设”的理论。第二，胡适极力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把科学律例说成人造的用以解释事物现象的假设，企图通过相对论达到不可知论的认识论，以便利于他肆意涂抹历史，歪曲历史。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割裂历史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因而产生了他对许多社会历史问题的唯心论的见解。
有学者认为，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强调“尊重事实，尊重证据”，自以为是“科学方法”，实际上“主观假设，片面求证，只会大胆，没有小心，玩弄事实，玩弄证据”，是彻头彻尾地反科学的，是他表演考据魔术的工具。第一，他的“大胆假设”本质是反科学的“主观的假设”。假设是历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合乎科学方法的假设，必须以客观根据为基础，必须掌握唯物辩证法。这种假设，态度极其慎重，绝没有丝毫的“大胆”，而胡适高唱的“大胆假设”，是根据薄弱也要假设，没有根据也要假设，只凭个人的主观想象而提出假设，并且他出于“大胆”，而必然把自己的假设当成正确的历史事实，因而假设也就成了主观成见。所以他的“大胆的假设”由主观想象发展为主观成见，陷入了唯心论的泥淖。第二，胡适的“小心求证”本质是反科学的“片面求证”。合乎科学方法的求证是掌握辩证观点，重视正反两方面证据的全面求证，而胡适的“小心求证”，只是要证明他的主观想象、主观成见而已。他只是罗列史料，从表象上感性地认识史料，而不是从本质上理性地认识史料，只有粗心大意，说不上“小心”。他对否定假设的反面证据不是有意掩蔽，就是武断地否定，乃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第三，他的所谓“尊重事实，尊重证据”，也是具有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骗人的口号。胡适只是片面地尊重可以肯定他的假设的事实和根据，并且感性地认识这些事实和根据，而对于否定他的假设的事实和根据则不予承认。总之，胡适对于客观事实和证据，是从个人的主观成见出发，而加以摆布，可以说是玩弄事实、玩弄证据。
有学者分析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方法的实质，认为从“大胆的假设”看，首先科学允许假设，但不允许大胆的假设。大胆的假设是主观唯心论的口号。科学的假设应该十分慎重，假设大胆，必然要主观，使假设成为空想幻想，而空想幻想绝不是科学的假设。其次，科学的假设必须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必须从事实中来，合乎客观规律，而胡适的假设是凭自己的主观兴趣，是凭空的假设、灵感的假设。再次，假设不是结论，需要到实践中去检验，而胡适把假设当作结论，进行武断的假设。从“小心的求证”看，他的“小心的求证”在“大胆的假设”的前提下，必然造成极端反科学的结果。首先，他的求证是根据武断的假设找证据，这样求得的证必是“偏证”、“孤证”；其次，他求不到的证明，必然要作伪，捏造证据。他用两种方法造证：一种是用“假设的联系”，无中生有的捏造。一种是用“假设的修改”，上下其手的假造。所谓“小心的求证”，也就成了造证。因此，他的思想方法，就是科学是“假设”，真理是“假设”，“假设”是科学，“假设”是真理。在一切都是假设的口号下，各种反动势力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有学者从胡适运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两个基本方法分析其反科学的欺骗性：一是历史演进的方法。胡适虽然承认历史的演变，但他从庸俗的进化史观出发，不是从社会存在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而是从主观意识中去探求社会思想、文物制度演变的根源，把演变的原因看成是人们自动适合环境的结果，是偶然凑合而成，其间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这样割裂主观意识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必然导致主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二是用考据评判史料的方法。胡适从反动阶级立场出发，用实验主义的考证方法凭着主观的兴趣和意志来取舍和评判史料，他割裂史料和整个时代背景的联系，使之成为孤立的、表面的、片断的，再主观地随意假设，其结果必然是教人钻牛角尖，作武断、烦琐、穿凿附会和捏造证据的考据工作，以掩盖、损害史料的真实性。
（2）胡适的考据方法
第一，胡适考据方法的运用及效果。批判者完全否定胡适考据的成就，认为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和反动政治立场，使他不敢面对历史的根本问题，不敢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也就不能用科学的考据认识事物的真相，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只能限于枝枝节节的琐碎问题，最多只能运用一般粗浅的形式逻辑的思想方法，故其考证的结果几乎无一处不是荒谬的。“胡适的历史知识是极其肤浅的，在他的‘文存’、‘近著’中，专门以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只有‘井田辨’、‘王莽’、‘读北史杂记’、‘司马迁替商人辩护’等寥寥数篇，而这几篇不但是立场反动，观点荒谬，而且他虽然以‘考据家’自居，其中所摭拾的一点材料，也是极为简陋的。”
有学者指出，胡适所谓的考据方法是故意夸大、歪曲考据方法应有的作用与故意夸大、歪曲思维过程中的假设的作用；是依照偶然性的相结合并以此来扩大“纯比较”的方法；是庸俗进化论的“祖孙法”，是以罗列事实来达到烦琐考据的方法。胡适对待历史考据的态度是极不老实又不端正，常常故意捏造史实、歪曲史实，来符合他的主观臆测。
童书业把胡适的“考据学”分作两类：一类明显地宣传实验主义反动哲学和反动政治理论；一类引导人脱离现实，钻牛角尖，间接为反动政治服务。所以在胡适的考据著作中明显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带有明显的思想性；一种倾向是表面上没有思想性的，这两种倾向的考据危害都极大。
童书业还逐一分析了胡适的《井田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说儒》等论文，认为：“胡适的‘考据’，并不是真的考据；胡适的‘证据’，也大多不是真的证据；其理由是：真正的考据，是史学的准备工作；而胡适的‘考据’，则是藏在学术的烟幕后面的政治理论。真正的证据，必定符合科学规律，或者丰富科学规律，而胡适的‘证据’，则是否定科学规律，或者削弱科学规律的。胡适拿‘证据’做武器，来打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引导人怀疑科学规律，丢弃科学规律来讲历史，甚至使人自觉的或不自觉地来伪造历史。‘井田辨’，就是否定科学规律（即否定原始社会）的典型实例，‘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就是教人怀疑科学规律（即怀疑原始社会）的典型实例；‘说儒’就是伪造历史的典型实例。”
第二，胡适考据学的恶劣影响。批判者指出，胡适的考据学毒害中国史学界 30 余年，使过去受其影响的考据工作者自以为是“超政治”、“超党派”，实际上却陷入了主观主义的泥坑，脱离了劳动人民的需要，客观上已经为反动政治服务。有学者概括了胡适的考据学对历史研究的危害，认为由于以胡适为首的学阀统治了旧中国的科学研究机构，使得胡适派的考据风气弥漫于旧中国的学术界，严重妨害了历史科学研究的正常发展。首先，他们把考据的对象限制于极狭隘极琐碎的问题。因此，谁要有材料，谁就有考据的成绩，谁就有资格做“专家”，以致在旧中国的学术界普遍造成垄断材料、囤积居奇的恶劣风气。其次，考据学占领了旧中国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并且篡夺了历史、文学领域的领导权，把科学研究长期停留在整理资料阶段，掩盖了社会科学的阶级斗争的使命，使得许多学者把考据当作历史科学本身，而不知道考据学在全部科学中应该占的地位。第三，在胡适派考据风的长期训练下，旧中国的知识分子养成一种极端狭隘、近视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他们只精于部分问题，而全体知识则很贫乏。总之，考据学的畸形发展，严重地摧残了中国历史科学的正常发展，其客观效果是助长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第三，划清胡适考据与乾嘉考据的界限。批判者指出，胡适的考据是实用主义的考据，是诡辩论的考据，在考据的目的、范围、方法、价值等方面不同于乾嘉考据。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强调演绎法的作用，把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应用到它所不能解决的范围去，这就破坏了中国古代考据老老实实的应用归纳法的严谨，而只有得出荒谬的结论”。
有学者认为，胡适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用实用主义思想改造了传统的乾嘉考据学，使它失去了正当的作用，成为历史科学向前发展的严重障碍。在研究范围上，胡适把全部历史看成了考据的对象，用只能从形式上处理史料的方法，去研究全部历史，用实用主义观点把一个一个的小考据变成一套“国学研究系统”，用考据代替了历史学，大大歪曲了历史学研究的方向。在研究形式上，胡适在传统的考据形式之内，广泛灌输了实用主义的内容，提倡在国学研究范围中使用“比较研究”，以超越清代考据就事论事、不务牵连的范围，帮助他来歪曲历史事件的实质，使考据成为一种无往而不利的巧妙工具。从以上两点看，胡适的实用主义的考据自始至终都是脱离历史实际、歪曲历史实际的反科学的东西，与中国传统的考据已经完全分家了。
郑天挺也认为“胡适所用的方法并不是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清代学者用的完全是归纳方法，而胡适用的是演绎方法；“清代学者的方法是踏实的，而胡适的方法是取巧的；清代学者的方法是认真的，而胡适的方法是省事的”。
还有学者认为胡适的“考据学”与清代的考据学不同在于，胡适的“考据学”是为帝国主义服务，而清代考据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清代考据学者比较严谨认真，有些成绩，有利用价值，而胡适的考据除个别枝节问题的考订外，没有什么正确结论。
第四，胡适的考据学的政治目的。批判者强调，胡适绝不是为考据而考据，他企图以整理材料、比较研究代替真正的科学分析与综合，以考证代替历史研究，以史料学代替历史学，阻止历史学家去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引诱人脱离政治跟着他走反动的道路。他的考据文章不但与反动政治息息相关，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息息相关，而且处处表现出反动的政治目的和政治倾向，“在胡适的考据中，尤其是在他某些概括性的历史研究中，总是无可避免地反映着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反映着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反映着他的反动的面貌。”
“胡适的所有‘考据’文章，几乎没有一篇不是有特殊的目的的。这个特殊的目的，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所以，胡适的考据就是他“反动政治阴谋的一部分，是反对革命的一种手段”，“无论胡适的繁琐的考据，或者是为其反动政论找佐证的考据目的，都是为其反动政治目的服务”。
有学者指出，胡适为了引诱青年脱离“当前的政治斗争”，脱离“革命斗争的队伍”，竭力宣扬他的实验主义思想方法指导之下的考据学，叫人们回到故纸堆中去整理国故，叫人“少谈些主义”，“多读几部好书”。他带头搞一些考据，宣传“发现一个字的古义等于发现一颗恒星”，利用考据传播他的民族自卑感和失败主义思想，以瓦解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意志。
有学者批判了胡适在《水经注》研究中使用的考据方法和校勘方法，认为他的考据方法是要把历史科学的研究，压缩到最低级最琐碎的境地，不准许人们从感性基础上做出任何的上升和概括，不准许人们从其中得出任何指导性的原理原则来，他的校勘方法是不断压缩研究对象，反对有可能发现新东西的推理。总之，他是要杜绝和堵塞在研究中发现任何新思想、新知识的契机，用实验主义的唯心论反对马克思主义对研究历史的指导和影响，把人类文化引向愚昧和混乱。
有学者揭露了胡适的《井田辨》的政治意图，认为胡适企图从否定井田制的存在入手，否定原始共产制的存在，否定土地公有的均产制度，进而否定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以此来攻击马克思主义，攻击共产主义。
总之，批判者认为，胡适从买办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提倡反科学的考据方法，其政治目的就是：第一，以考据方法掩盖其反动的唯心观点，对抗马克思主义；第二，引诱青年脱离革命斗争，钻到故纸堆中去，以免“被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第三，宣扬唯心主义，维护帝国主义和反动阶级的利益。“胡适根本不是一个学者而是一个政客，他的一切研究都是为了对反动的买办资产阶级有用，对帝国主义有用。他的学术研究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在藉着研究的题目来宣传他的实用主义的”。
第五，考据学的地位与作用。在批判胡适的考据学的同时，学者们也探讨了考据学的地位与作用、考据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考据学的改造与发展等问题，还对一些诸如乾嘉考据反不反封建、考据有无阶级性等有争议的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学者们认为考据是掌握史料、辨别史料、整理史料的一种工作，其目的在于显示史事的真相，是历史研究的初级工作，但不是历史研究的唯一目标和方法；考据学是历史科学的辅助学科，但不是历史学的全部，更不能代替历史学；考据方法本身是一种工具，不能探求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更没有批判历史的能力，如何运用它，运用的效果如何，则取决于研究者的立场、观点。他们主张给考据以合理的地位，不允许它像过去那样篡夺历史科学的领导权，只允许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指导下规规矩矩为科学研究服务。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指导下，考据学才可以真正发挥它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科学效能。
有学者提出改造传统的考据方法，需要扩大史料考据的范围，扩大考据工作，开展有价值的考据成就的出版工作，同时还要随着历史研究的展开，适当地创立一些新的考证史料的辅助科目。对于遗留下来的史料考据的成果和严谨周密的技术，应当批判地吸收利用，使历史学在此基础上向前发展。另外还应注意：运用考据，不能仅仅从形式上处理史料，还应当努力揭示史料与当时社会经济关系以及阶级斗争的联系，从社会条件和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性以及史料作者的思想意图、政治倾向来考察它；运用考据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必须首先明确考据工作要贯彻党性原则，贯彻工人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坚决斗争，明确考据只有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才能得到提高，才能真正为历史科学服务；好的史料工作者和考据工作者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考据只有在替历史科学服务时才有它的意义。
罗尔纲以自己具体的学术研究实践说明考据的重要性，认为史料的辨伪、史料和史迹的鉴定、史料的诠释、史事的揭示都需要考据。决定考据在历史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是它所用的方法。考证用的方法是初等的形式逻辑的归纳法，这种方法有它的局限性，就是它只能在狭隘范围内用以研究事物的简单寻常的关系，而对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则无能为力。因此，考据是历史研究中初步的工作，担负着搜集史料、校订史料、考证史事的任务，其目的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显示史事的真实现象，但它只是做了基本的整理工作，只是史学工作中的一环，不能包办史学。
对乾嘉考据反不反封建，有人认为其具有反封建意义，因为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总是涂抹歪曲历史，而考据则要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敢于怀疑历来的经说师训。有人则认为清代考据没有反封建意义，因为清代考据家并未从历史的本质问题上去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他们仍然信仰儒家经典，只是考证枝节问题，不能认识历史的本质问题。还有人主张不能抽象地谈论考据反不反封建问题，乾嘉考据具有一些反封建色彩，但并不代表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于考据有无阶级性，有人认为考据只是一种工具，被谁掌握就为谁服务，而另一种意见认为考据本身是有阶级性的，因为考证史料不能与阶级斗争无关，也不能离开具有阶级性的历史学而单独存在。
3.对其他史学派别的批判和学者的自我批判
这场名为“胡适思想批判”的运动无论是最初的设想，还是实际的过程，都不仅限于批判胡适的思想，而是“胡适派”的思想。因此，批判胡适连带起对其他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史学派别及其代表人物的批判。批判者把这些派别分成三种：一种是胡适直接影响下的实用主义唯心史观派别，包括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和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傅斯年宣称“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以史料学代替历史科学，提出“反对疏通”、“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等口号，反对人们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顾颉刚受胡适实用主义史学方法的影响，散布唯心史观的毒素，用所谓“丰富的想象力”考证古代的历史传说，往往歪曲了中国历史，给历史研究造成严重的后果。第二种是以蒋廷黼、钱穆为代表的唯心史观派别。他们传播唯心史观、反对革命，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政治服务，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是蒋廷黼。他在近代史研究中传播民族自卑感和投降主义，污蔑近百年的革命运动。钱穆则宣传民族复古主义，引导人们开历史倒车，向“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出路。梁漱溟也是进攻唯物史观的最狡猾的主观唯心论者，他用尽一切力量反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反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企图用反动的历史观将中国历史拉向后退，以阻挡革命的洪流。另外还有不少宣传反动的人口史观、地理史观、文化史观、生物史观、民生史观的唯心主义史学家以及各种以超阶级、超政治、纯学术自居的史学家，虽然各自的看法主张不同，有时还有意见分歧，但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歪曲中国历史。第三是种伪装“马克思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学者，以陶希圣和“托派”分子为代表。这些人表面上伪装承认唯物史观，甚至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以掩盖其唯心论的实质，却力图从马克思主义内部攻击马克思主义，颠覆唯物史观，是资产阶级唯心史观中最阴毒的派别。
与此同时，许多与胡适有过交往，受胡适的思想观点和治学方法深刻影响的史学家一面批判胡适思想，一面结合自身的学术研究检讨自己，进行自我批判。冯友兰对自己过去哲学史研究进行了自我批判，认为自己过去的哲学史研究是以新实在主义的客观唯心主义、实用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宗教的神秘主义等为基础，把这些资产阶级腐朽哲学与中国封建主义哲学相结合，歪曲中国哲学史，掩盖阶级斗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周一良检讨了自己对西方“汉学”的认识，认为建国前对西洋“汉学”的本质毫不清楚，反而对其某些成果给予过高的评价，误认为考订历史材料就是研究历史，并且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也走了同样的道路。
罗尔纲在重编《太平天国史论文集》时作自我检讨，批判自己所用的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认为只是一种形式逻辑的演绎和归纳的综合，有它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无法用于研究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运用这种方法愈久，所受束缚也愈紧，观察事物也就变成了鼠目寸光，以至于 20 多年夜以继日的工作，“只做到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结果！”，说明一个历史工作者如果没有马列主义的指导，即使有熟练的考据技术，也不可能做好考据工作。表示要依靠群众，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改正自己的短见和错误。
童书业再次就“古史辨”史学作了自我批判，认为这一派学者的史学研究带有胡适实验主义的精神，有些观点发挥和发展了胡适的考据方法，是不科学的。他们经常使用的“默证法”与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考据方法是分不开的，自己就是使用这种方法最充分的人，常从兴趣主义出发作钻牛角尖的考据文字，抹杀古史传说和上古史料，否定原始社会的历史，给历史科学造成极大危害。
赵光贤说，在学术上，胡适的“井田辨”多少年支配着自己对井田的看法，其割裂历史的办法也使自己研究古史从盘庚迁殷开始，对受胡适思想影响而形成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表示很欣赏，“这完全是胡适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在作祟”。
杨志玖就《阿保机即位考辨》一文对自己过去使用的考据方法进行批判，认为自己过去受胡适考据方法的迷惑，采用胡适的考据方法，严格“跟着证据走”，“让证据说话”，结果不但陷入烦琐肤浅考证个别问题的泥坑，而且得出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结论。“由此可见，没有正确的历史观，不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完全用考据学的方法来考证史料，解释历史，其结果一定不能正确地解决历史问题，更不用说揭示历史的规律了。”
4.对胡适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的批判
大多数学者们在批判胡适的史学思想和方法时，还连带批判了他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目的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从政治上彻底否定胡适，进而从学术上完全批倒胡适。他们给胡适扣上“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阶级的奴才”、“中国人民的公敌”、“反动的宣传鼓动家”、“最无耻的卖国贼”、“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凶恶的敌人”等政治帽子，认为他一生为买办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效劳，顽固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对祖国、对祖国的文化、对人民革命事业，都极尽污蔑、诽谤、破坏之能事。
不少学者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进程为线索清算了胡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全部政治活动和他的政治主张、政治思想，并逐一进行分析和批判。首先考察了他的阶级地位和思想根源，认为他出身的封建官僚家庭、接受的美国资产阶级教育成为他的反动政治立场和政治思想的根源。进而指出，在五四运动中，他混进新文化阵线，破坏青年爱国运动。五四之后，他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提倡“整理国故”，贩卖“好人政府”、“联省自治”等改良主义理论，宣扬“王权论”、“五鬼闹中华”、“社会重心论”等谬说，投靠蒋介石集团和美帝国主义，一贯致力于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抗拒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的人民革命。“九一八”事变后，胡适的一切言论随美帝的政策为转移，始终反对抗战，反对救亡抗日，造作了多种谬论来拥护蒋介石集团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仅思想上发展到反动透顶，而且其行为已鄙劣无耻到不堪的程度。总之，从胡适的一生来看，他不仅是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凶恶的敌人，也一是个彻头彻尾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洋奴。
在批判胡适思想的同时，梁漱溟也被拉上了批判台。梁漱溟是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吸收利用西方哲学思想和方法来发掘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新义，提出了一套关于认识中国社会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论与方案。在建国前，梁漱溟的思想被看作封建复古主义而受到批判。建国后，他对农民问题、土地改革和国家工业化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与毛泽东发生争执，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他执意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屈服，因而也成为全国文化学术界批判的对象。《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大公报》、《学习》杂志、《哲学研究》、《新建设》等全国性报刊以及一些地方报刊都刊登了批判梁漱溟的文章，中国科学院也多次召开了有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及梁漱溟本人参加的批判讨论会。
许多批判者从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情况和革命形势入手，认为梁漱溟的思想实质是地主阶级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是为维护封建制度服务的。在民主革命时期，作为封建势力的代言人，梁漱溟公开歌颂已经死亡的封建主义文化，提倡“东方固有文化”，在标榜卫护“民族文化传统”和反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幌子下，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和宗教的神秘主义思想体系，偷运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毒素。多数批判者将他和胡适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的政治面貌和社会关系虽然不同，但同属于反革命阵营，其目标都是企图在文化战线上建立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从而对抗共产主义的文化体系，反对科学和民主，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巩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服务。
学者们重点批判了梁漱溟的文化史观，认为其文化史观建立在杂糅了东、西方反动思想而形成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上。他从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宣扬“意欲决定文化”的谬论，提出“文化”要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制造了“世界文化”的三种体系，又据此捏造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全部进程，认为人类应先走“西洋文化”的路，然后再走“中国文化”的路，最后都要走向“印度文化”的路，从而形成了他的以鼓吹倒退、鼓吹蒙昧主义和封建复古主义及帝国主义奴化思想为目的的反动史观。他用文化史观解释中国历史，歪曲理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抹煞阶级性，制造出一套“中国社会特殊论”，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没有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现象，因此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革命对象，更没有革命。他还认为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属于“无对”的文化系统，说中国人是调和持中，重理性，并提出“中国文化早熟论”，美化封建文化，掩盖其落后性和腐朽性，麻痹人民群众的反抗意志，对抗科学和民主。同时，他把中国的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说成只是文化问题，宣扬一种文化命定论和历史宿命论，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进而提出“乡村建设运动”，企图以此反对马克思主义，抗拒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挽救他所代表的反动势力的命运。历史已经证明他的理论是完全破产了。
华岗是著名革命活动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建国前主要从事宣传和统战工作，并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中国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建国后担任山东大学校长，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教育工作。1955 ～ 1956 年，他受到在全国开展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运动的牵连，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成为学术界批判的对象。1955 年 9 月，山东大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决定对华岗的主要著作进行全面的批判，随即学术界便形成了以《文史哲》为中心的批判风潮，《人民日报》、《哲学研究》、《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文艺报》也发表了有关批判文章。对华岗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他的《辩证唯物论大纲》、《社会发展史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中国历史的翻案》、《五四运动史》等著作。许多批判文章不顾这些著作产生的时代背景、客观条件、写作目的和性质，就给华岗扣上“冒牌学者”、“欺世盗名的文化骗子”的恶名，指责他的《辩证唯物论大纲》“最大特色就是公开的、大胆的、无耻的剽窃”别人的著作，窜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宣扬资产阶级观点，企图乘读者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之机制造理论战线上的混乱，以遂其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其手法是在大量抄袭别人的字里行间夹杂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还有文章指责他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抄袭了翦伯赞的《中国史纲》、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等，《中国历史的翻案》抄袭了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和其他书籍，《五四运动史》抄袭了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抄袭了罗尔纲、简又文等人的著作。这些文章还集中批判华岗在理论上的“混乱和错误”，认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范畴、规律、方法等基本问题作不正确的介绍、阐述和理解，歪曲、篡改经典作家的理论，造成思想上的混乱。
从运动的性质看，这次批判是学术界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进行的有系统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是我国过渡时期思想战线上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这次批判对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进行了一次比较彻底的清洗，“翻箱倒柜，对史学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了深入的检查”，
“是思想界与学术界首次大规模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学术界传统的研究方法、学术思想和思维方式（也即‘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作了摧毁性的批判”，
也是学者们在完成政治思想和阶级立场的转变后形成的以政治为导向的治学范式的第一次实践。在批判中，学者们划清了唯心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界限、形而上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界限，认清了胡适派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开始站在新的立场上，运用刚刚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向着“旧学术”发起进攻，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独尊地位扫清障碍。这场“历史科学工作者对于胡适的反动唯心主义思想的严肃批判，标志着历史科学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威力的增长”，
标志着民国“旧史学”向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转变基本完成，“意味着学界向民国学术路线的集体公开告别”。
这次批判确立了学术批判在思想斗争中的地位，形成了学术批判的一般模式。不管是老一代知识分子，还是新一代知识分子，不管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是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拿起学术批判的武器，彻底清除学术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和方法，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学术研究。特别是对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历史学者来说，这种具体的学术批判实践，对于他们的世界观转变，对于他们的专业研究“向着更符合执政党和新国家要求的方向转变起了巨大作用”。
不仅如此，学术批判还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肯定。《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出：“这种批判，是在学术界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的有效方法，是推动科学和文化进步的有效方法，是促进各个学术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成长的有效方法，是培养和组织理论工作的队伍的有效方法。”
《指示》不仅指出了学术批判的目的、任务、原则、意义，而且还总结学术批判的有关问题，对以后学术批判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次批判与《武训传》批判及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自我批判相比较，“学术性”增强，“政治味”更浓。许多文章皆从学术批判入手，以政治批判结束，学术批判围绕着政治批判，政治批判夹杂着学术批判，学术批判和政治批判交织进行。由于史学界承担批判胡适历史观点和历史方法的任务，再加上有影响的批判文章多出自史学大家，所以在结合胡适的具体历史研究进行批判时，“学术性”自然更强一些，但由于运动总要求的限定和对批判的现实政治意义的强调，使学者们普遍觉得，批判胡适是对敌斗争，是对过去的反动政府和美帝国主义的批判，不能温文尔雅，攻击火力越猛、声势越强，说明批判者的态度越坚定，立场越鲜明。因此他们在分析胡适的每一种学术观点、学术方法时，不得不生硬地指出其背后险恶的政治目的、反动的政治立场、恶劣的政治后果与影响等，从而使批判带有浓烈的政治声讨色彩。
这次批判在学者头脑中牢固树立了以下几种观念：一、历史学是一门阶级性和党性很强的学科，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学者们通过对胡适史学思想和方法的揭露和批判，进一步抛弃了所谓“超阶级、超政治”的思想，认识到所有的学术研究都离不开政治，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历史学也不例外。胡适的所有学术研究都有其政治目的，都是为过去的统治阶级服务的，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则是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的。这就要求历史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必须站稳立场，具有正确的政治态度。陈垣在 1957 反右派斗争中提到，经过几年来批判不问政治的单纯技术观点，使知识界许多人“改变了过去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的态度，已经逐渐放弃了那种脱离现实、脱离实际的研究态度”，“我们的工作和研究都是适应着国家建设需要，和全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
二、历史科学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这是唯一正确、科学、进步的理论方法。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在它们指导下的学术研究也存在本质的区别。历史学者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才具有价值和意义。三、历史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研究和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根据这些规律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历史科学不固执于枝节问题的研究，不仅限于发现历史的真相，更重要的是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现实斗争。这就要求历史学者不能从个人兴趣出发研究历史，而要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出发研究历史。
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这次批判运动最明显的不足就是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批判继承的态度，只有批判，不谈继承，只讲缺点，不看成就，表现出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
其实，当时人们也认识到了这场批判中存在的问题。1956 年 7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略论‘百家争鸣’”的文章，指出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采用了“猛烈的，揭露式的，运动的形式”，并承认在权威崇拜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下，“滋长了一种简单化的、粗暴的批评”。
另外，这次批判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混淆在一起，甚至将学术问题等同于政治问题，不但在政治上彻底否定胡适，而且对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也一概予以否定，乃至把旧中国学术界存在的一切“不良”问题都归结于胡适思想的毒害。显然，这样的批判很难有说服力，更谈不上有什么积极影响。
史学界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开始较晚，但持续时间却很长，一直到 1956 年底还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但是它所取得的“彻底的胜利”很快就被另一场突如其来的批判所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