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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伊朗，从萨非王朝到 1905 年立宪运动前夕，经历了从统一的民族国家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而宗教与政治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没有一位统治者将宗教放在次要地位，因而宗教实际变成了政治的工具，任何政治改革都建立在宗教改革的基础上，因为社会的法律和习俗都直接由宗教法律来规定，任何政治斗争的背后都是宗教集团或教派之间的斗争，相反任何教派之间的斗争也是政治斗争。比如，卡加尔王朝就有两种法，即宗教法和普通法，相应地也有两种法庭，社会结构也体现为世俗体制与宗教体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根据伊斯兰教的理论，不属于教法管辖的案例很少，只有非穆斯林不受教法约束。可以说宗教与政治互为表里，成了近代伊朗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的晴雨表。通过了解伊朗的政治及社会背景还可以为了解伊朗的主流社会及政治和宗教界对巴哈伊教采取的敌视态度的原因提供帮助。
萨非的红帽军击败了土库曼人建立的白羊王朝（信奉逊尼派），于 1502年伊斯玛依建立了萨非王朝，版图据有伊朗中部和西北部。这是伊斯兰教进入伊朗之后第一个统一的伊朗王权。其后又取得两河流域下游地区和伊朗南部，还包括安纳托利亚东部、阿塞拜疆以及美索不达米亚东部。1510 年他击败占据呼罗珊的乌兹别克。萨非王朝极盛时版图还包括阿富的坎大哈、赫拉特。出于消除宗教矛盾、民族团结和统一伊朗的考虑，开国君主伊斯玛仪（1499 ～1524）宣布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派”是这个新王朝的国教。萨非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以波斯人、阿塞拜疆人、土库曼人和库尔德人为主体，以伊朗什叶派教义为纽带，以融合了各种文化的波斯文化为基础的统一的伊朗民族国家的形成。”
萨非王朝的外患是西部处于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东面的乌兹别克人。萨非王朝与奥斯曼帝国曾长期进行战争。阿拔斯一世初期，就曾割让大片土地给奥斯曼帝国，以这种妥协的方式，腾出精力对付东部的乌兹别克人，1597年阿拔斯战败乌兹别克人。萨非王朝以什叶派伊斯兰教为国教，但由于此前该地区受到信仰逊尼派的塞尔柱人、蒙古人的相继蹂躏、迫害和统治，什叶派的实力十分薄弱。阿拔斯一世励精图治，促进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他削弱土库曼部落上层分子的经济、军事权势，摆脱了有土库曼人组成的红帽军的依赖，创建常备军，加强王权。他主动与欧洲各国建立广泛的政治、经济联系。他又借助英国人的力量于 1603 年起对奥斯曼帝国发动攻势，收复了全部失地。1639 年 5 月 17 日签订的“席林堡条约”奠定了近代伊朗和奥斯曼帝国关系的基础，该条约结束了两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战争，但巴格达被并入奥斯曼版图。同时，伊朗又于 1623 年与英国联合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回霍尔木兹。英国人则取得在伊朗设立商站、商品免税进口等特权。17 世纪 20 年代，萨非王朝已经是伊斯兰世界的三大帝国之一，阿拔斯一世因此被称为“阿拔斯大帝”。17 世纪末，萨非王朝日益衰落。虽然仍受奥斯曼帝国的钳制，但是帝国的梦想或记忆一直保留在波斯人的心中。
18 世纪初期，由于封建关系的阻碍，伊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缓慢。沙俄从北部向伊朗渗透，1722 年王朝统治下的阿富汗人占领了首都伊斯法罕，大国从中渔利。奥斯曼帝国首相易卜拉欣帕夏便想利用伊朗国内分裂的局面入侵伊朗，掠夺其财富，减少国内捐税负担。奥斯曼帝国素丹·侯赛因的儿子塔赫马斯普（1722 ～ 1732 在位）逃往大不里士，自立为伊朗国王，向奥斯曼求援。与此同时，格鲁吉亚第比利斯总督瓦格唐六世乘机宣布独立，进攻什尔凡逊尼派穆斯林居民，后者也向奥斯曼求援。这时，俄国彼得大帝也应塔赫马斯普之请，于 1722 年夏向阿斯特拉罕进军，并于秋天占领了杰尔宾特。不久，俄国人便占领了巴库。易卜拉欣帕夏意识到，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曾经由奥斯曼帝国拥有的领土将毫无疑问会落入俄国人之手。1722 年 5 月，素丹·艾哈迈德三世命令安纳托利亚诸省总督立即向伊朗进军。但是，直到第二年 4 月，奥斯曼才向伊朗正式宣战，理由是将阿富汗人和俄国人逐出伊朗，收复曾经属于奥斯曼的领土，以逊尼派取代什叶派。塔赫马斯普二世逃至马赞德兰，图谋复辟。
此后，呼罗珊的阿夫沙尔部落首领纳迪尔·郭利率军把阿富汗人逐出伊朗，又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全部失地，于 1736 年自立为伊朗国王，改称纳迪尔沙，建立阿夫沙尔王朝（1736 ～ 1796），定都马什哈德。他在宗教上宣布废除由萨非王朝奉为国教的什叶派，改奉逊尼派，并创建一个新教派，即加法里派，教长是加法尔·萨迪克，纳迪尔沙称其为“第五教派”。该派笃信第六位伊玛目，认为他是最伟大的伊玛目和卓越的宗教法学家。但是纳迪尔沙创建新宗教，其用意并非单纯出于宗教原因，而是出于政治考虑。“首先，纳迪尔沙是想在精神上彻底打击以什叶派为国教的萨非朝。第二，是鉴于什叶派的分裂所引起的混乱，想靠宗教消弭什叶派穆斯林和逊尼派穆斯林之间的分歧。第三，是想缓和与信奉逊尼派的土耳其的关系。最后，是想为在西亚建立一个包括土耳其在内的统一的伊斯兰国家打下基础。”
纳迪尔沙率军侵占阿富汗和印度北部，大肆劫掠。长期的征战严重损耗了国家的武力和人力。1747 年纳迪尔沙被侍卫暗杀，全国陷入内乱纷争之中。纳迪尔沙之孙沙赫·鲁赫据有呼罗珊，直至 1796 年为卡加尔王朝所灭。伊朗的南部和西部则为赞德王朝（1750 ～ 1794）所统治。后来卡加尔部落的阿迦·穆罕默德（1779 ～ 1797 在位）取代赞德王朝，建立卡加尔王朝（1779 ～ 1925），建都德黑兰，并控制了伊朗全境。
卡加尔王朝的第一任君主阿加·穆罕默德是“历代君主中最残暴和最令人痛恨的一个”，但是“他在抗击外敌方面取得很多胜绩，还把什叶派再度定为国教。”卡加尔王朝又是“伊朗历史上软弱的王朝”。
此时，欧洲国家对伊朗的侵略开始加剧。卡加尔王朝初期，西方列强加紧在伊朗争夺权势。1812 ～ 1828 年两次俄国—伊朗战争的结果，伊朗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古列斯坦条约”。根据条约伊朗把俄国在战争中夺走的格鲁吉亚、巴库、黑海沿岸各省等地区割让给俄国。伊朗除赔款外，还割让里海附近的一些地区，同意不在里海设置海军，给俄国商人以优惠特权。1856 年，因赫拉特问题，伊朗同英国发生战争，伊朗战败，承认阿富汗独立。此后法国、奥地利、美国等相继强迫伊朗订立不平等条约，取得领事裁判权和贸易特权。19 世纪下半叶，英、俄攫取了在伊朗采矿、筑路、设立银行、专卖商品、训练军队等特权。由俄国人担任军官的哥萨克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扩编为师），成为俄国干涉伊朗内政的工具。英波石油公司（1935 年更名为英伊石油公司）夺取了大量的石油资源。1907 年英、俄两国为共同对付德国，镇压伊朗革命，又相互勾结划分了在伊朗的势力范围：北部属俄国，南部属英国，中部为缓冲区。
从 19 世纪中叶和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伊朗人民反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的斗争，随着欧洲列强侵略的深入而加强，外国商品，特别是英国商品大量涌入伊朗，破坏了伊朗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大批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破产，社会经济矛盾加剧，社会经济衰落，封建统治集团专横残暴，人民受着双重压迫。伊朗逐渐沦为半殖民地。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看到，除了宗教制度外，伊朗的政治、经济制度都不利于伊朗民生和工商业，比如教长的强权、商业和交易的禁制、礼拜时间和地点等的限定、对穿戴丝绸和首饰等的禁止、男女交往的禁忌等，因此主张予以废除。他自称巴布，主张提倡自由贸易，保护人身安全和私有财产，欠债必须偿还，保护商业机密，规定借贷利息，改善邮传，统一货币等。起初，巴布教徒曾花大力气说服社会上层，向王公大臣、各州州长和高级僧侣宣传巴布教义，但未获成功。巴布教徒受到伊斯兰教士、教法学家以及政府官员的敌视和反对，接着受到迫害，转而向下层人民传教，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由于迫害加剧，1848 年爆发了巴布教徒起义。首相米尔扎·塔吉的改革亦因封建贵族、宗教界上层分子的反对而失败。1891 ～1892 年掀起的声势浩大的烟草工人暴动，迫使国王取消了给予英国公司的烟草专利权。20 世纪初，伊朗民族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商人、富裕的教士和官吏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1905 年，在俄国革命影响下，伊朗发生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12 月爆发了立宪运动。统治阶级意识到来自人民的反抗压力，同时也意识到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国王被迫于 1906 年召集议会，制定宪法。由于英俄联合伊朗的反革命势力，宪法革命终于被绞杀。1911 年 12月，议会被解散，政权重新落入反动封建贵族手中。
对于巴布教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巴布运动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巴布教义“更加符合伊朗成长中的资产阶级以及外国殖民者的利益，因而得到外国商人、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和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赏识。”
这种评价运用的是单纯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不利于认识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对于认识内外交错、政治与宗教相互交织的伊朗社会的历史事件有失粗浅。一些阿拉伯国家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对待巴哈伊教和巴哈伊教徒的。也有学者认为“巴布的这些主张，既反映了农民、手工业者反对封建压迫、实现社会平等的要求，也反映了商人的利益。”
这样评价更全面一些，因为社会改革要损害一部分阶级的利益。伊朗的教士阶层和土地所有者必然首当其冲。但是以宗教改革相号召的社会政治改革在伊朗已经成为惯例，这就要照顾到多数人的利益。教士阶层必然要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和社会影响力组织和发动信众反对改革，这就是伊朗普通民众参与残酷镇压巴布运动的原因。即便这种改革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甚至可能暂时损害整个特权阶层的利益，但从长远上看有利于整个民族。如果将巴布教放在宗教文化与人类文明的互动关系上来看，就其基本教义而言则有利于全人类。正如被誉为东方“思想复兴的柱石”和“自由思想的先驱”之一的黎巴嫩籍学者希布里·舒迈伊勒（Shiblī Shumayyil 1860 －1917）所说：“预期而必不可免的革命，是一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相互支持的革命，旨在推翻和改换他们的政府，使之更适应时代的精神，更能维护民众的利益。”
巴布教和巴哈伊教是对世界各个民族或政府提出的救世改革方案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伊朗宣布中立，但国土成为俄国、英国和土耳其、德国之间战争的场所。由于伊朗长期以来被英俄侵略，况且伊朗的中立政策遭到两国的藐视，伊朗的反英反俄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许多议会代表主张这是反击英俄的时机。1915 年伊朗首相穆斯陶菲·马马立克迫于议会压力同意与德国谈判。于是伊朗在一战中站到了“同盟国”一边。英俄闻声立即行动，逼迫国王罢免首相，解散国会。而德国和土耳其军官则利用吉朗米尔扎库切克汗领导的“森林军”的宗教情绪和民族情绪，为他们提供武器弹药，帮助整训军队，以游击战打击伊朗政府军和俄国占领军。到 1917 年，俄、英实际上已分别占领伊朗北部和南部。德黑兰举行民众集会和示威，反对英国占领，设拉子的毛拉鼓动民众向英占领军发动“圣战”，英国辅助的南波斯步兵队发生哗变发动抗英起义，但最终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已控制伊朗全境。1920 ～ 1921 年，阿塞拜疆、吉朗、呼罗珊等地都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的革命运动；其中以吉朗的革命运动规模最大，成立了吉朗共和国。1921 年 2 月，哥萨克师的军官礼萨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自任陆军大臣。1925 年议会废黜卡加尔王朝国王，立礼萨为国王（1925 ～ 1941 在位），称礼萨·汗·巴列维，建立巴列维王朝。
王朝初期，礼萨·汗采取了一些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措施。他以武力消灭部族力量，解散部族武装，消除地方割据势力，削弱宗教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他以土耳其凯末尔为榜样，实施了一整套振兴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世俗化的改革计划。他下令政教分离，限制教士权力；提高妇女地位，废除妇女戴面纱的习俗，提倡妇女接受教育，参加公共活动。他发展民族工业，建立现代化的机械工业，建设由里海至波斯湾的铁路，与英波石油公司重订协议（1933），划定地区安置游牧部落定居，增加伊朗税收。此外还改革司法、习俗，兴建医院、世俗学校。既学习西方的技术与文化，又积极弘扬古波斯文化。另一方面，礼萨·汗实行个人独裁，残酷迫害进步人士。1929 ～ 1939 年间，许多地方发生罢工运动和农民起义，游牧部落的暴动接连不断。
巴列维王朝注意维护国家主权和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先后与土耳其、阿富汗、伊拉克缔结了共同安全条约和互不侵犯条约。1921 年与苏俄订约，废除了沙俄以不平等条约在伊朗攫取的权益。1927 年宣布废除与外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1928 年废除外国在伊朗的领事裁判权，实行关税自主。1935 年，宣布恢复从萨珊王朝开始存在的“伊朗”国名。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由于礼萨·汗企图借助德国势力削弱英、苏在伊朗的影响，伊朗与德国关系较密切。1941 年 6 月德国入侵苏联后，由于他拒绝盟军通过伊朗向苏联运送军用物资，英国和苏联于 8 月出兵伊朗，迫使礼萨·汗退位，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位（1941 ～ 1979 在位），被称为巴列维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受父亲的言传身教，怀抱着复兴伊朗的宏愿，但执政期间过分依赖美国，因而重蹈了其父亲的覆辙。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也向伊朗派驻军队，协助运输军事物资。1942 年 1 月，英国、苏联和伊朗订立同盟条约，英、苏承诺尊重伊朗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战后 6个月内撤出驻军，伊朗则在运输方面提供方便。1943 年 9 月，伊朗对德宣战。战后，美、英军先后撤出；苏军迟迟未撤，并支持伊朗人民党于 1945 年 12 月成立的伊朗阿塞拜疆自治政府。经过谈判，苏军于 1946 年 5 月撤出。同年 12月阿塞拜疆自治政府被推翻。但此后该地区仍保留若干自治权。
伊朗在经济上和外交上也不可避免受大国控制。1951 年，民族阵线领导人穆罕默德·摩萨台出任首相，宣布实行石油国有化，因而与英伊石油公司发生争议。英国和美国向伊朗施加压力，企图迫使伊朗让步。1953 年 8 月，国王试图解除摩萨台职务未成，被迫出走。几天后，在美国支持下亲国王势力逮捕了摩萨台，国王返回伊朗。1954 年 8 月，伊朗同外国石油公司财团达成协议，将石油公司归还外商。穆罕默德·礼萨名义上是君主立宪，但实际上独揽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实行独裁统治。在外交上，巴列维政府奉行亲西方的政策，特别是依赖美国，接受了美国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在美国帮助下扩充军备，设立秘密警察机构国家安全局（萨瓦克），实行独裁统治。还加入了美国为首的《巴格达条约》组织。
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尽管做出了种种努力，还是不能为复兴伊朗带来更多的希望，其结果是经济严重失调，政治独裁。礼萨·巴列维统治时期是伊朗社会从农业国向石油输出国转变时期。为了巩固其王朝的统治，他利用石油收入和美国援助，推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试图通过社会改革，维护王室统治，把伊朗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国家。60 年代初，他提出进行包括 6 点改革计划的“白色革命”，目的是削弱反对现代化运动的传统阶级，削弱教会和世俗地主及部落酋长的权力。6 点改革计划包括：（1 ）土地改革；（2 ）森林国有化；（3）出售国有企业以筹措土改基金；（4）工人在企业中入股分红；（5）给妇女选举权；（6）组建到农村扫盲的“知识大军”，发展文教事业。
但由于计划过大等原因，造成经济严重失调。同时，城市人口激增，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贫富悬殊加剧，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文化上：由于巴列维国王向西方倾斜的政策，巴列维推行所谓开放型文化政策也导致了西方文化在伊朗的泛滥，使西方腐朽文化和生活方式大量涌入，色情、淫秽、凶杀书刊和影视泛滥，社会风尚败坏，冲击着伊朗固有的伊斯兰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破坏了伊斯兰社会传统，引起了大众的不满。在宗教上：王朝推行世俗化的政策，实行政教分离，限制宗教上层的政治活动，取消宗教领袖的特权。禁止寺院征收天课，将清真寺、宗教学校和圣地的土地大部分收归国有；关闭大量宗教学校，代之以世俗教育；制定《家庭保护法》，给妇女以一定自由；撤销沙里亚司法机构，代之以世俗司法机构等，从而招致宗教上层的强烈反对。伊朗各阶层的人民群众及各种政治力量联合起来，形成反国王的群众运动。因伊朗人口 95％为什叶派穆斯林，反对国王的斗争便以什叶派宗教势力同国王政权之间的矛盾展开。什叶派宗教上层则利用人民的强烈不满情绪，以“伊朗伊斯兰革命”为旗号，实施政治变革。
“伊朗伊斯兰革命”是 1979 年伊朗什叶派穆斯林推翻巴列维王朝统治及在国内实行“全盘伊斯兰化”的革命，是什叶派领袖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领导的、以乌里玛（即教法学家和教义学家及宗教学者）为核心、反对国王推行西方化和世俗化的伊斯兰复兴运动。1963 年 6 月霍梅尼为首的激进派教士集团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宗教起义。霍梅尼被捕，被流放国外。自 1977年下半年起，各地反政府动乱不断升级。流亡在伊拉克纳杰夫的霍梅尼号召国内的信徒和学生进行反对国王的“圣战”，到 1978 年下半年达到高潮。8 月，国王巴列维更换内阁，宣布对首都德黑兰等 12 个大城市实行军管。并出动大批军警镇压反对者，在德黑兰打死示威群众数万人，酿成流血事件。从此激起全国更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和罢工，造成石油工业停产，交通中断，军方中立，国内动乱不已，政局失控。1979 年 1 月，国王被迫出国。2 月 1 日，霍梅尼由巴黎回到德黑兰，任命“自由运动”领导人迈赫迪·巴扎尔甘为总理，组织伊斯兰革命临时政府。2 月 11 日，临时政府正式接管政权，国王任命的沙普尔·巴赫蒂亚尔政府倒台，巴列维王朝灭亡。
共和国成立之初，首先进行政体改革，推行全盘伊斯兰化，但形式上也借鉴西方的政治体制。4 月 1 日，霍梅尼宣布成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12 月举行公民投票，通过了新宪法。宪法规定，以什叶派伊斯兰教义为立国准则；霍梅尼作为终身宗教领袖，在行政、立法、司法及军事方面拥有最高权力；总统和议会由普选产生。1980 年 5 月 28 日举行了第一次普选，产生了伊斯兰国民议会，其最终目标是依照先知穆罕默德的教诲，创造一整套伊斯兰政府制度。政府制度实行三权分立，这是伊朗向现代化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但伊朗经济形势逆转，政局动荡。库尔德、土库曼等少数民族要求自治，发生武装反抗。政界高层人士中，以总统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1980 年当选）为代表的温和派同伊斯兰共和党的原教旨主义者在内外政策上斗争激烈。1981 年 6 月，巴尼萨德尔被霍梅尼免黜，后流亡国外。新总统穆罕默德·阿里·拉贾伊和新总理穆罕默德·贾瓦德·巴霍纳尔及其他高级官员都遭暗杀。同年 10 月，伊斯兰共和党总书记霍贾托利斯拉姆·阿里·哈梅内伊当选总统，米尔·侯赛因·穆萨维就任总理以后局势渐趋稳定，反政府组织均遭严厉镇压。政府放宽对经济的管制，工农业生产亦稍回升。但这一点点成绩立刻被两伊战争抵消。
伊朗—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原因有三点共识：一是宗教纠纷，二是领土争端，三是由宗教纠纷和领土争端引起的民族矛盾。两伊同是伊斯兰国家，但伊朗五千多万居民属于伊斯兰教的什叶派，伊拉克一千六百万人口中有半数以上为什叶派，但当政者却是逊尼派。伊朗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伊斯兰革命”胜利后，毛拉们（宗教专职人员）掀起宗教狂热，公开鼓吹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试图将他领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推广到整个中东地区。
伊拉克是伊朗的邻国，什叶派穆斯林又占全国人口的半数以上，因此首当其冲。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从 1964 年起，流亡到伊拉克。1978年被当时伊拉克的第二号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以煽动当地什叶派叛乱的罪名驱逐到巴黎。为此，双方结下仇怨。二，领土争端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伊拉克要求收复阿拉伯河的全部主权。这个问题本来根据萨达姆同伊朗已故国王巴列维 1975 年签订的《阿尔及尔协议》已经解决了，协议规定构成两国共同边界的阿拉伯河一段以河流主航道中心线划界。但萨达姆签约后一直感到后悔，趁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动乱之机废除了协议。另一领土争端问题是间接的。伊拉克要求伊朗将其在 1971 年英国实行撤出苏伊士以东政策时被伊朗占领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布穆萨、大通布和小通布三岛归还给阿拉伯国家。三，由于双方领导人都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互不让步，激起了历史的民族矛盾和怨恨。伊朗宣称要输出革命，使一些邻国疑惧。
伊拉克同伊朗在边界、民族、宗教问题上，久有争议。因此，伊拉克先发制人，于1980 年9 月出兵伊朗，两伊战争爆发。1981 年9 月以后，伊朗反攻，收复大部分失地，于 1982 年 7 月攻入伊拉克境内。1983 年下半年起，双方互相空袭对方城市、石油设施和波斯湾的油轮。战争主要在两国边境地区进行，长期相持不下。1988 年 8 月 20 日双方全面停战，两伊战争结束。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对外关系上，霍梅尼强烈反美，对苏联亦不信任。1979 年11 月，伊朗扣押美国人质，至1981 年1 月两国始达成释放人质的协议。1983 年，伊朗取缔人民党，驱逐苏联外交官；但同苏联的经济关系仍较密切。“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开始了战后重建。在国际形势不利、国内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完成了第一个（1989 ～ 1994）、第二个（1995 ～ 2000）和第三个（2001 ～ 2005）“社会经济文化五年发展计划”，2009 年已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
1989 年 6 月霍梅尼去世，原总统哈梅内伊被任命为宗教领袖，议院议长拉夫桑贾尼当选为总统。但这届政府在社会经济政策及对外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经济发展缓慢。1997 年改革派领导人、前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部长赛义德·穆罕默德·哈塔米当选总统，2001 年再次当选。哈塔米执政以来推行“文明间对话”的外交政策，改善伊朗激进的外交形象，致力于发展与各国的经贸关系和政治对话；对内加快私有化进程，鼓励私人投资，吸引外资，扩大就业。但由于伊朗上层改革派和保守派存在分歧，改革遇到重重阻力。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于 2002 年 1 月在他的国情咨文中，将伊朗贴上“邪恶轴心”（axis of evil）的标签，意指该国为“赞助恐怖主义的政权”。这就增加了伊朗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及以色列等国摩擦的可能性。2003 年 2 月，伊朗宣布发现并提炼出能为其核电站提供燃料的铀，伊朗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心，伊朗核计划遭到美国的“严重质疑”。2006 年 1月，国际社会积极斡旋，要求伊朗停止核燃料研究活动，但伊朗坚持有权和平利用核能。2004 年保守教派赢得第七届议会选举，2005 年主张勤俭廉政、坚持“维护伊斯兰价值观”的保守派代表马哈茂德·艾哈迈德·内贾德当选为伊朗第九届总统。2009 年 6 月，内贾德大选中获胜，连任成功。第十届总统为哈桑·鲁哈尼。
历史上伊朗与中国很早就有往来。公元前 119 年，张骞再度出使西域了解到安息的一些情况，其副使曾至安息。此后安息亦遣使来中国，赠送礼物。当时中国丝绸经中亚、西亚运至欧洲，伊朗即丝绸之路所经之地。公元 97 年班超的副使甘英曾到达波斯湾。148 年安息王子安世高到洛阳，翻译佛经。后来，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和摩尼教也传入中国。萨珊王朝时，波斯多次遣使北魏。随着交往的频繁，伊朗的许多植物（如胡桃、安石榴等）、矿物（如硼砂、琥珀等）传入中国，由中国传至伊朗的则有桃、杏、硝石、纸等。唐宋时，许多波斯人来中国贸易，有些波斯人后裔曾在中国担任官职。13 世纪，中国的印刷术传至伊朗，再由伊朗传入欧洲。15 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曾到霍尔木兹。萨非王朝的阿拔斯一世曾延聘中国陶瓷匠人到伊朗传授技术。波斯绘画的题材技巧，瓷器、金银器皿、织锦的设计和制作，都受到中国的影响，但又融合了波斯传统，因而别具一格。1971 年 8 月 16 日伊朗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伊朗的历史锻造了伊朗人的不屈性格。从伊朗的历史可以看出，伊朗近代仍受奥斯曼帝国的钳制，但始终没有屈服这个帝国，也没有被它吞并。在宗教方面，伊朗信奉什叶派，而什叶派是伊斯兰世界的少数派，这就增加了它与大多数伊斯兰国家不睦的可能性。况且，社会的宗教斗争并不都是纯粹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多是为了阶层或阶级利益，从而产生冲突。由于教派、部族、阶层等的利益、安全、荣耀等都利用宗教来求得，现代化的渴望与对西方强国敌视的矛盾心理使得伊朗人民容易走向偏执，西方已经在伊朗人的心目中失去了可信度。宗教则成为拿在伊朗人手里的火炬，但是由于伊朗人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内外矛盾，因此这把火炬很可能燃及自身。如今伊朗掌握了核技术，这可以成为伊朗的第二支火炬。伊朗固守什叶派教义的同时不容忍对这一教义的任何批判和改革，在感到西方世界对自身构成威胁的时候，这一立场更加坚定和不容置疑。
现代伊朗尝试过政教分离，巴列维王朝的目的在于削弱教士权力，加强世俗权力，其症结在于世俗权力的争夺。在一个世俗生活与宗教制度难以切割的国家，改革的关节点还在于宗教而不在于是否实行政教分离。萨非王朝也是政教合一，它却因为融和了包括古波斯文化的各种文化而成为历史上的强盛王朝。土耳其自凯末尔以来一直坚持政教分离为立国之本。2008 年 7 月 31 日，正义发展党因涉嫌试图依伊斯兰《古兰经》教法建立社会制度而险些被宪法法庭宣布为非法政党。2007 年4 月14 日超过30 万土耳其民众在该国首都安卡拉大规模示威，反对总理埃尔多安代表亲宗教政党参选总统，要求土耳其继续世俗化。但土耳其在欧盟成员国的眼里并不是一个现代化国家，它为了加入欧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代价是失去伊斯兰的文化基础，原因就在于为了迎合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欧盟将伊斯兰教与现代化对立起来。同样伊朗的现代化道路不在于是否实行了政教分离，而在于要认识到各个宗教及派别的相对真理性，认识到宗教要适应时代和情境为人类服务。即便是政教分离，也并不意味着政治是纯粹的与宗教无关的政治，东西方国家的任何政治体制，其文化根源都与宗教、准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国家领导人的宗教背景与他们的对内对外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伊朗的宗教改革在于其对宗教性质的认识。从宗教多元论的视角看，任何宗教真理都是一定时代对真理的不完全揭示，任何宗教对于真理的揭示都是未完成的，但是伊朗主流宗教的堡垒策略妨碍了宗教间的宽容和对话。实际上，宗教不会因宽容吸纳外来资源而堕落，也不会因自我封闭而纯化且永葆青春。伊朗因为什叶派宗教领袖不能摆脱物质主义和世俗利益的得失因而内部不能和谐相处，也不能摒除宗教狂热，与外部的重要派别逊尼派也不能平心静气地对话，结果在伊斯兰世界陷于孤立，从而构成了两伊战争的一个根源。如果伊朗与西方国家相处不能以宽容为怀，那么伊朗对待自身的社会变迁都不会用一个具有相对真理的宗教标准去衡量其他事物，其结果一定是格格不入。目前，伊朗经济实力增强，对外关系虽更加灵活，但是伊朗的人权和核能或核武器等方面与西方不同调，结果伊朗在各个方面都增加了变数。
巴哈伊教产生于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朗对待巴哈伊教的态度和政策也会影响到伊朗与世界上关心这一问题的国家对伊朗的关系，影响到伊朗在国际中的形象。巴哈伊教徒希望世界和平，当然希望它的诞生地繁荣和平。巴哈伊教绝不会赞成西方或其他势力借此发生冲突、武力相向。虽然巴哈伊教已经成为世界宗教，但是伊朗对巴哈伊教的态度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近代以来，伊朗一直都动荡不安，处于内乱或国际纷争中，被大国钳制和宰割，因此在对外关系上，当积怨一直埋藏在心里的时候，任何类似巴哈伊教的和平的或温和的提案都不可能被主流意识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