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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厚重的记忆，它记录着曾经的奋斗与苦难，昭示未来的光明与辉煌。在行唐老区历史中，有前仆后继的震撼，更有刻骨铭心的伤痛。
牢记历史，首先记住那份曾经的民族伤痛。日军侵华期间，在行唐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频繁“扫荡”，推行野蛮的“三光”政策，疯狂制造“无人区”，大肆屠杀平民，蹂躏妇女，制造了多起惨案，犯下了滔天罪行，致使行唐生灵涂炭，满目疮痍。
《抗日战争时期行唐县人口伤亡和财政损失调研报告》显示，日军侵华给行唐造成人口直接伤亡 10210 人，包括死亡 5535 人，伤 4577 人，失踪 98 人；造成人口间接伤亡 105565 人，包括被俘捕 4657 人，灾民96443 人，劳工 4465 人。日军侵华，还给行唐造成了重大财产损失。在居民财产方面，损失土地 226253亩，房屋 66311 间，树木 1892525棵，禽畜 995093 头（只），粮食3701681 石，服饰 71787 件，生产工具 11256275 件，生活用品402948223 件，其他损失不计其数。在社会财产方面，工业类：损失激进纱厂 1 座，作坊 504 座，工具 1878 件；农业类：损失农业试验场 1 处，井 602 眼，渠 12 道，造成粮、棉、枣减产分别为 170 万石、3. 6 万石、86. 7 万石。商业类：损失商号店铺 112 户，价值 1560 万元。文化类：损失图书馆 1 座，图书 38万册，其他 1766 件；被毁古迹有东瓦仁九节塔、县城香莲寺各 1 座。教育类：损失初小 187 座，完小 5座，官校 1 座，民众教育馆 1 座，房屋 1493 间，桌凳 10780 件；因战争不能上学的 8066 人，失学的2127 人。医药卫生类：损失诊所药铺 42 所，药 25200 斤，仪器1863 件。公共事业类：损失公共体育场 1 座，价值 100 万元。人力资源类：因挖封锁沟、修碉堡等损失 87889270 个（用工）。
在侵略者暴行下失去父母的孩子
日本侵华战争导致人民流离失所
这些看似抽象的数字，源于档案馆发黄的案卷记载，源于历史见证人刻骨铭心的惨痛回忆，源于一桩桩血腥事件的详细统计。《抗战时期行唐县人口伤亡及财产损失调研成果汇编》记录了日军在行唐制造的多起惨案。一桩桩，一件件，罪行昭彰，铁证如山。
故郡惨案 1937 年 10 月间，日军在故郡村杀死 11 人。他们是付梯云、李洛相、付山子、付海子、付满云、付小宝、付喜云、付洛撤、付春来、付童子、付洛相。1941 年 10 月，日军让故郡村每家出一名民工去修炮楼，结果有 7 名村民被赶到村南口枯井边，用刺刀挑破肚子致死。他们是付志辉、付冰银、于东山、贾小春、于银子、付庆和、贾双兰。稍后，又有 14 人被杀害，他们是付洛才、付洛刚、孟李氏、郝梁氏、贾洛吉、付书来、付宅子、贾喜福、付小六、赵汉臣、付秋海、付士勇、付跟山、赵志红。三起惨案中，故郡村被日军杀害的无辜平民 32 人。
上碑惨案 1938 年2 月13 日，日军在上碑村烧杀掠抢，杀死无辜群众 51 人，杀伤 14 人，烧毁房屋 234 间。当时，村民高洛木及其子侄全部被杀死。高洛木妹妹高徐妮被扎伤后疼痛难忍，带着伤跳井了，日军用机枪往井内扫射，直到她沉入水底才肯罢手。村民戴洛孟、戴洛锡兄弟和阎洛书被日军用枪上的刺刀扎死在屋内后点火烧掉了房子，待后来挖出后，已被烧得焦头烂额，血肉模糊。次年 12 月 21 日，日军进攻慈峪村后夜晚经过上碑村，再次制造惨案，杀死无辜群众 7 人。在两起惨案中，日军共杀害平民 68 人，4 户人家被赶尽杀绝。
两岭口惨案 1941 年秋季大“扫荡”时，两岭口村为重灾区之一。日军对该村进行了多次“清剿”，每次都是杀人放火，来不及转移的村民特别是老弱病残被抓后，均被打死、烧死或刺死，连不满周岁的婴儿也不放过。该村张本付一家 6 口被杀光。村民跑进山里，日军就用柴火烧山洞，将村民烧死。日军在该村“扫荡”期间共杀死村民 105 人，烧毁房子 1800 多间，抢猪 320 多头，驴 200 多头，羊 2000 多只，鸡 650 多只，粮食 95000 多公斤，用品不计其数。
南桥惨案 1942 年6 月21 日，从县城赶来的日军与南桥村驻扎的日军将该村包围，然后开始在村中随意抓人，先后抓捕南桥村民 10 人，连同从西玉亭村捉来的 8 名村民，全部捆绑起来，扔到一个菜窖里，用被子将窖口捂上，残忍地在菜窖里施放毒瓦斯，除村民严同和在敌人撤出后被救活幸免于难外，其余 17 名村民惨死。惨死的南桥村民有严吉征、严志荣、严双雪、严根妮、严二祥、严大宏、严老牛、严某某、另有严冰来家一名雇工；西玉亭村民有王栓来、王清福、王炫、习老头、习小贵、习好问、蔡秋卓、蔡老猴。
上方惨案 1943 年，日军在上方村制造了多起惨案。年初在村内杀 5 人，被抓走的 7 人也被害；同年夏，杀村民 3 人，抗日干部 1 人；1943 年 9 月 15 日，驻行唐疙瘩头据点日伪军突然包围上方村，抓走该村党员干部和无辜群众 72 人，一周后大开杀戒，相继有 11 人被杀。次年 2 月，又有 10 人被日军杀害。在上方村 4 起惨案中，共有 37 人被杀害。
此外，1941 年秋日军还制造了太子庄惨案、沟北惨案、苇园惨案。其中，太子庄惨案中有 30 多名群众被枪杀，沟北惨案中近百名群众被活活烧死。在苇园惨案中，日军竟然进行“试刀比赛”，40 多名无辜平民惨死在日军屠刀下。《1945 年行唐寇灾调查》记载了日军奸淫行唐妇女的罪恶，“因日寇奸淫导致行唐妇女染上性病者达3408 人”。这个数字，不包括受辱自尽的、没有染上疾病的。事实上，抗日战争中被日军凌辱的行唐妇女又何止三千五千！日军兽行是对妇女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是对人类文明的无耻践踏，成为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记住伤痛，并非要继续民族仇恨，而是要从伤痛中警醒，明白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从而增强忧患意识和奋发图强的精神。
牢记历史，还要记住老区人民的历史功绩。没有革命老区，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老区是新中国的根，饮水思源，知恩图报，是共产党人应有的良知。
作为晋察冀边区腹地的东南屏障，行唐老区人民养育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提供了坚持长期斗争所需要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为壮大革命力量，夺取人民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军参战，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提供巨大的人力支持
抗战时期，行唐为八路军补充兵员 2500 多名；解放战争时期，有2382 人参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支亦民亦兵的庞大队伍。前面提到过南龙岗战斗中的 3000 多民兵，提到过平毁封锁沟时的 15000 多民兵、民工。在八年抗战里，行唐究竟有多少民兵投入战争支援？究竟出动了多少民兵参与到破路、炸桥斗争中？已经无法统计。倒是有解放战争时期的两组确切数据：一组是正太战役时，全县出动民兵 5260人，村武装游击小队 327 人，担架 820 副，大车 138 辆，奔赴前线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另一组数据是，解放战争期间（不完全统计），行唐出动民兵 25000 人次，担架 4000 副，大车 7600 多辆次，配合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作战。
——捐粮捐物，养育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行唐境内八路军武装力量，除前面提到的以外，还有过一支特别的队伍——抗大二分校第三团。抗大，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堪称是共产党人自己创办的“黄埔”。从 1936 年创立到 1945 年结束9 年间，培训干部 8 期（总校），创办分校 12 所，陆军中学 5 所，另有 1所附中，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
抗大二分校第三团，是抗大二分校的一个分支，最初创建于行唐县口头镇、梨沿庄一带，由抗大总校第三团二大队、二分校一大队、原冀中军区教导团、教导队组成。该团受二分校和冀中军区双重领导，下辖 3 个学员大队、1 个直属学员队。创建之初，抗三团曾先后在秦家台及东、西伏流、西瓦仁村驻扎，伺机开展对敌斗争。一次，驻扎在行唐县秦家台一带的抗三团 3000 多人的军粮面临严重困难。从冀中运粮，时间上已经等不及。于是，行唐主动承担了筹粮任务。在白庙村一带，仅用两个晚上就筹运粮食 40 大车，解决了抗大二分校的燃眉之急。
1940 年的 8 月 28 日，在 1000 多人的行唐各界群众大会上，当武委会报告了“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后，会场一下子沸腾了。人们当即脱鞋作为慰问品，捐献给前方子弟兵。要知道，当年根据地人民日子非常艰苦，能有一双鞋子穿在脚上就不错了，这一捐出去，可能意味着好长时间得光着脚板走路。这次捐献（包括会后），全县共捐鞋 6400 双、猪10 头、羊 30 只，还有大量的鸡蛋、水果、毛巾、笔记本、现金等，展现了老区人民的奉献精神。
——派出干部，为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人才支持
行唐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县份之一，作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大后方，曾为新解放区输送过大批干部人才。从1945 年9 月到1949 年3 月，全县共有171 名干部北上，152 名干部南下，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1949 年 1 月，行唐县委宣布县长石克一、副县长李绍基等 120 余人的南下调干名单。随后，他们被编为南下干部第四支队（地专代号）第六大队，于 3 月上旬启程，4月上旬到达安徽省长江南岸的贵池县，全面接收了该县工作。如今，在贵池地区，仍有不少南下干部子弟任职，他们总是亲切地称行唐人为家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