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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唐党组织领导全县人民进行的长达 14 年的老区斗争中，前 6年，面对的是内忧，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血腥镇压，体现了成长时期行唐党组织的坚定和悲壮；后 8 年，面对的是外患，是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彰显了成熟时期行唐党组织的英勇和智慧。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行唐县中共党组织分布示意图
在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艰难进程中，行唐党组织不仅要直面日本侵略者，还要面对境内形形色色的杂色武装，面对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在敌后战场上，各种矛盾交织，斗争错综复杂。行唐党组织紧紧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仅战胜了敌人，也在斗争中不断得到成长。
——自身力量得到了空前壮大。全县共产党员总数由“七七事变”前的 317 名，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 6952 名，党的基层支部由 1 个发展到320 个；
——执政能力得到了空前提高。行唐党组织不仅学会了领导军事斗争，还学会了驾驭复杂的政治斗争、开展艰难的经济斗争。
1940 年“百团大战”之前，是行唐抗日根据地开辟和巩固时期。这一时期，政治斗争的核心是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具体到实际工作中就是争取和改造杂色武装，揭露和抵制国民党反共磨擦。
（一）争取和改造杂色武装
“七七事变”后不久，行唐县国民政府南逃，境内陷于无政府状态，各种打着抗日旗号的杂色武装蜂拥而起，出现了“八大司令”
称雄的混乱局面。国民党溃军和土匪队伍明抢暗劫，大发国难财。广大民众未受寇灾先遭兵祸。1937 年 9 月后，境内杂色武装只剩下了李树林
部和夏维礼
部。李部驻南城寨一带，千余人（后发展到 3000 余人）。夏部驻秦台一带，也有千余人（后发展到 2000 多人）。他们与我们党领导的抗日义勇军一起，构成抗战初期三足鼎立的局面。
境内杂色武装以抗日为名争夺地盘，祸害百姓。因此，行唐抗日根据地开辟初期，首要的任务是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最大限度地争取和改造杂色武装。一方面要团结他们抗日，另一方面要对他们的军阀流寇作风进行抵制和斗争。
当时，我抗日义勇军力量远不如李、夏两股势力，但因为有驻阜平的晋察冀边区军政机关做后盾，有境内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李、夏二人还能够接受我们党的主张。11 月初，在北城寨召开了三方联席会议，划分征粮地区，限制抢掠百姓。会议规定李部在北城寨以南，郜河以西；夏部在秦台以南，郜河以东；我们党在口头以北。同时，经三方协商，在秦台成立了联合办事处，由各方派出代表，建立联合办公机制，强化协调，统一口令，统一行动，避免冲突。
为争取和改造李树林部，我们党组织指示时任李树林部政治处主任的孙亮（共产党员），以加入李部的原抗日义勇军 200 多名共产党员和抗日战士为骨干，通过讲文化课、政治课，提高士兵思想觉悟，激发他们的爱国抗日热情。同时还选拔一部分可造之才到晋察冀军区军政学校受训。而对于那些作恶的官兵，则坚决依照军法惩处。政治处先后建议和督促李树林处死了破坏抗战的督战队黑队长和一大队张某。经过我们党深入细致的工作，李树林部军风、军纪明显好转，甚至出现了学习八路军帮老百姓干活的事情。这也为后来八路军收编该部打下了良好基础。
对夏维礼部，我们党组织同样采取了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方面最大限度地争取他走抗日道路，一方面对其破坏抗战、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期间，行唐县委曾迫使夏部放弃摊在群众头上的沉重负担，答应交出杀害我抗日游击队指导员的凶手，制止了夏部与口头抗日区政府间即将爆发的武装冲突，使夏维礼部的跋扈行径有所收敛。
1938 年 1 月中旬，中共行唐县委通知李树林部政治处主任孙亮（共产党员）和夏维礼部政治处主任白洁（共产党员）到口头总动会驻地开会，传达晋察冀边区政府关于成立抗日民主政府的指示，根据行唐县情决定成立联合政府，统一征粮征款，按八路军标准统一供应，杜绝横征暴敛。同时，明确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抗日政府。具体办法是，由各方推出三至五人代表，召开代表大会，明确候选人，进行不记名投票选举。2月中旬，经过前期筹备，各方代表在西城仔村刘家大院进行了选举工作。通过选举，孙亮当选县长，白洁当选议长。这两人既是李部和夏部的人，也是我们党的同志，彼此都能够接受。尤其是孙亮同志，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曾任职中共行唐县委副书记，无论从自身素质和威望上讲，都是很好的人选，有利于今后工作。
建立抗日联合政府，是我们党争取和改造杂色武装工作根本性进步。
在我们党教育和约束下，夏维礼部虽有一定程度的收敛，但恶习难改。同年 4 月，夏维礼趁李树林外出之际突袭李部，使李树林部遭受重大损失。李树林咽不下去，眼看就要发生一场火并。行唐县委抓住时机做通李树林工作，使其率部到曲阳县灵山镇接受了八路军改编。夏维礼自知理亏，迫于边区政府压力，当月逃离了行唐。从此，行唐政府由联合政权转为一面政权，改为行唐县抗日民主政府。
（二）揭露和抵制国民党反共磨擦
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中国共产党以全民族利益为重，倡导和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然而，在抗战问题上国民党态度并不坚定，甚至表现为消极抗日、积极反攻的右倾姿态。抗战时期的行唐党组织，同样面对这一问题。
国民党行唐县党部成立于 1927 年，1935 年《何梅协定》后撤销。1939 年 3 月，为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共行唐县委帮助国民党重建了行唐县党部，办公地点位于口头镇。
中共行唐县委从抗战大局出发，主动争取与国民党合作，邀请县党部派员参加有关抗日集会，让国民党党员参政议政等。然而，国民党县党部表面抗日，暗中反共，甚至散布谣言，破坏根据地建设。同年 12月，县党部书记长侯振东竟公然与日伪勾结，破坏抗日军用器材。这种恶劣的叛国行径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次年 1 月，针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破坏抗战的行为，行唐县委果断解散了国民党县党部，并在根据地组织了一场质问国民党的活动，把一些国民党右派从各级机构中清理出去，纯洁了抗日政权。
1941 年再建国民党行唐县党部。初期，县党部态度有所好转，但时间不长又开始与我抗日政府制造磨擦，其反共本质没有根本改变。直到1945 年 9 月，国民党行唐县党部随日伪逃亡至新乐县东长寿。
在对国民党县党部的团结和斗争中，体现了行唐县委的大局意识和政治智慧，也表现出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勇气。
抗战时期，中共行唐县委认真贯彻党的全面抗战思想，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不断将军事斗争引向深入。与国民党片面抗战不同，行唐党组织从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始，就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杂色武装、开明绅士、国民党左派等，建立了包括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在内的抗日群团组织；并以县、区、村三级联防的形式，发展各种类型的义勇军、游击队、县大队、区小队、自卫队、先锋队，将抗日的触角延伸到敌后战场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阶层，构筑了人民战争的坚实基础。
党对抗日武装的领导，不仅体现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还鲜明地体现在军事斗争中。马清藻到行唐后，在恢复行唐党组织的同时，积极筹建了行唐县抗日义勇军。后，行唐县成立战时紧急动员委员会，身为县委书记的马清藻兼任委员会主任，亲自抓征兵工作和地方武装组织建设。曾任行唐县委书记的俞恒、苏一夫、柳特等人，先后担任县大队、县支队政治委员。各区区委分工也参照执行，严格落实党的一元化领导。
在军事斗争上，行唐党组织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1941 年初，日军袭击我驻南龙岗八路军部队，县委动员了周边十几个村庄 3000多民兵、群众前来支援，取得了南龙岗战斗的重大胜利。透过这支十倍于敌的后方力量，充分彰显了人民战争的威力。1944 年夏，行唐民兵、游击队配合县地方武装作战，以分散、隐蔽、小型、流动的武装斗争形式，打击、围困、袭扰分散孤立之敌。至当年秋，连克敌据点、碉堡 60余处，收复了大片国土，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行唐县委还积极配合境内八路军主力作战。1943 年 3 月，晋察冀军区成立了行唐前线指挥所（驻地上连庄），四分区副司令员兼 30 团团长（同年 10 月提升为司令员）郑维山任总指挥，统一指挥驻行唐部队，包括 30 团、行唐支队、青年支队以及从冀中七分区转来的17 团、22 团等，活跃于行唐、新乐、正定、灵寿地区。同年春，为打击日军“扫荡”气焰，中共行唐县委与晋察冀第四军分区共同决定，一举消灭西口头之敌。军区教导团、22 团、28 团、17 团、行唐县支队共同参与，行唐县委书记俞恒参与指挥。经过 4 个小时激战，歼灭了有“精锐部队”之称的福田大队第四中队。
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每一次“扫荡”“蚕食”，都把粮食作为掠夺重点，用以巩固其在华北的长期殖民统治。对于我方而言，粮食问题，更是根据地军民的生命线，直接关系到抗日斗争能不能坚持下去。为此，行唐党组织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全力保障粮食安全。
一是打破日伪的经济封锁。1941 年秋季大“扫荡”中，日伪曾在根据地修筑了两条封锁沟。一条是前面提到那条长达 60 华里的隔离沟，另一条为西部辅线，长约 20 华里，连接南伏流、西瓦仁、市同、
照等 6个村。日伪妄想通过封锁沟隔断沟内外经济联系，限制粮食流入巩固区。县委县政府决心打破敌人封锁。11 月中旬，在教导团的配合下，行唐出动 15000 多民兵平毁封锁沟。在三天时间里，平沟 30 余里，毁掉炮楼 20多个，取得了反封锁斗争的第一场胜利。
二是保障粮食快打、快收、快藏。麦收、秋收季节，我抗日武装力量会全力投入警戒，阻止敌人抢粮；各区党政群组织，协调联动，直接帮助群众抢收；民兵则更多地担负起运粮和储藏的任务。1943 年春季“蚕食”之前，县委县政府成立了运粮指挥部，组织运输队夜间深入敌占区、游击区征粮。期间，参与民兵达 33800 人次，运粮 45 次，运出粮食 129. 6 万斤。
三是粉碎日伪的抢粮计划。在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我地方武装与境内八路军主力协同作战，多次粉碎日伪的抢粮计划。1944年 6 月 28 日，行唐日伪军为完成 1080 吨的抢麦计划，出动了大批日军、伪警备队、伪治安军，连同伪政工人员共计 500 多人，气势汹汹地到东杨庄一带抢麦子。县支队和 30 团得到情报后，在贾木村西组织伏击，一举夺回 90 大车粮食，还全歼了日军一个小队，缴获了大量战利品。
四是开展反资敌斗争。在日伪设立的伪大乡中，也有一些死心塌地的铁杆汉奸。北贾素村人郭某，1939 年投靠日军，担任伪村长后带头抗交救国公粮。深得日军赏识，还打算提升他到伪县政府任职。为了打击汉奸的资敌行为，六区委抓住时机，逮捕并处决了郭某，在敌占区产生了很大轰动。原来一些受郭某唆使抗粮不交的伪村长，纷纷找到区干部补交了公粮拖欠，从而打开了敌占区的斗争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