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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行唐是华北敌后抗战的主战场。随着敌我实力的消长，根据地区划不断调整，敌我态势也在发生相应变化。
（一）根据地区划设置
1937 年 10 月下旬，县委设立口头区（北区）。
1938 年 2 月，县抗日联合政府成立，增设西区和东区。同年 5 月，复增设城东区、城西区，各区政、军、群组织相继成立。
5 个区时期的区划为，北区区委驻口头，辖口头及以北 77 个村庄，38989 人。西区区委驻城寨，辖城寨周边 42 个村庄，21644 人。东区区委驻玉亭、疙瘩头一带，辖周边 105 个村庄，45086 人。城西区区委驻宋营，辖宋营周边 58 个村庄，28991 人。城东区区委驻
村，辖周边47 个村庄，28639 人。
1939 年 1 月，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地理、敌情、交通等因素的变化，将 5 个区改为 8 个区。
8 个区时期的区划为，一区驻口头，辖37 个村庄；二区驻齐家峪，辖34个村庄；三区驻东城仔，辖38 个村庄；四区驻北城寨，辖 39 个村庄；五区驻安太庄，辖 37 个村庄；六区驻沟北，辖 38 个村庄；七区驻
、余底，辖30 个村庄；八区驻张吾、伏流，辖31 个村庄。
1941 年4 月，一、二区合并，原8 个区压缩为7 个区。1943 年6 月，恢复为 8 个区。1945 年县城解放后，设为 9 区，辖城内五街三关。
从创建初期的 5 个区，到调整后的 8 个区，覆盖了县城以外的县内所有村庄，每个区域都有我党、政、军、群基层组织存在，包括区委、区公所、区自卫队以及各类抗日群团组织。在抗战最为艰苦的时期，一些区的党、政、群组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很快就会重建起来，或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开展工作。
由县委党史研究室绘制的 1945 年行唐行政区划图，体现了特定时期行唐的 8 个区布局，显示了解放后设立的第九区，对于我们认识行唐抗战历史有很好的帮助。
（二）变化中的敌我态势
1937 年10 月下旬，日军攻陷行唐县城，同期行唐县委设立口头区（北区），从此，敌后战场条件下敌我双方南北对峙的局面初步形成。
这种“对峙”，表现为不断变化中的敌我态势。
1941 年之前，日军控制范围基本上停滞在县城及贝村、北贾素沿线十几个炮楼控制下的少数村庄。行唐中、北部广大地区仍控制在我抗日的军民手中。
自 1941 年 8 月 20 日起，日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为了从经济上封锁根据地军民，日军在距县城以北 10 华里地带，西起伏流、东至故郡，修筑了一条长达 62. 5 华里、宽 1. 5 丈、深 2 丈的封锁沟，我四、五区一部、六、七区全部近百个村庄被分割，由此形成了封锁沟以里为敌占区，封锁沟以外为游击区的局面。
1943 年行唐抗日斗争形势示意图，通过“三分”法展示了特定时期行唐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态势。从图上可以看出，北部是巩固区，南部为敌占区，中间大片地带为游击区。将敌占区与游击区隔开的，是 1941 年秋冬日军开挖的两条封锁沟；横在巩固区与游击区之间的，是 1943 年春日军“蚕食”时制造的长达 50 华里的扇形封锁线。
在 1943 年春季“蚕食”中，日军动员了 2500 兵力，3 万民夫，向封锁沟以外推进 500 平方公里，138 个村庄被分割，平原全部被敌控制，我三区、四区、五区和六区全部由巩固区变为游击区，只剩下一、二区部分地区为巩固区。这个时期，也是行唐抗战最为艰苦的时期。
从1942 年开始，日军为强化其殖民统治，在敌占区建立伪大乡，在伪大乡设立伪村长、保甲长，推行“保甲制”，以实现其“以华治华”的卑劣构想。期间，日军曾在封锁沟以内建立了 14 个伪大乡，直接隶属于日伪县政府。
面对严峻形势，根据地党组织随机应变，趁敌人成立伪大乡之机，相机发展抗日的“两面政权”。在六区的 5 个伪大乡中，伪乡长人选多数是经区委审定后推选的党员干部。他们表面上为敌人做事，暗中为我方服务。如，贾素乡伪乡长崔佩之，是抗日的共产党员，他暗中将敌人“清剿”、抢粮计划及时报告给我区委，使我方提前做好坚壁清野准备，减少了日伪“扫荡”给根据地人民带来的伤亡和损失。在七区，区委根据“敌进我进”的方针，将区委驻地设在距县城不远的张吾村，区干部分头进村发动群众，建立“两面政权”。在临近县城的白庙、东伙同村，我区干部甚至还将隐蔽点和堡垒户建到了伪军和保甲长的家里。这些伪军、伪保长不仅留干部过夜，还主动报告敌情，配合我方工作。1943年，七区完成救国公粮任务 119％，而对日伪军索要的粮食任务完成不到 20％。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日伪对沟内的“占领”，不过是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占领。因为，在伪大乡的背后，始终有抗日的“两面政权”存在；在伪大乡的区域，始终有抗日的党、政、军、群组织活动。日军虽然在沟内建立了伪大乡，但敌后抗战的主动权仍掌握在我们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军民手中。
（三）抗日武装
行唐境内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包括，八路军主力、县地方武装及民兵组织。
1.八路军主力
抗战时期，行唐一带是冀中主力团转战和休整的后方基地。常驻行唐的八路军主力有晋察冀军区教导团（后改编为晋察冀第四军分区 30团）、抗三团，冀中 17 团、18 团、22 团、26 团等，都曾在行唐境内休整或配合作战。1939 年 9 月，八路军 120 师到口头、秦台一带休整，并完成改编。358 旅旅部驻牛下口，120 师师部驻北城寨。
晋察冀军区教导团成立于 1939 年 2 月，主要职能是为部队培训作战骨干力量，同时肩负机动作战任务。成立之初，由军区参谋长唐延杰兼任团长，郑维山任政委，直属军区领导。教导团于 1940 年百团大战后移驻行唐（南城寨），直到 1945 年 5 月才奉命离开，进至雁北地区。
1941 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反“扫荡”、反“蚕食”阶段，军区教导团一面坚持教学训练，一面参加战斗。同年 8 月，在秋季反“扫荡”中，教导团化整为零，在灵寿、行唐北部山区棉花庄一带与敌人周旋，掩护军区后勤机关及抗大二分校跳出敌人铁壁合围，成功转移。同年冬，教导团在行唐伏击修沟之敌，平毁封锁沟，在一个多月时间里连续作战 40 余次。
1942 年初，根据军区精兵简政要求，教导团转为作战主力团，由军区调归四分区建制，移驻行唐（上）南庄、（上）北庄，在行唐、新乐、灵寿、曲阳、正定一带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1943 年 2 月，教导团取消营的建制，改编为四分区三十团（团部下辖特务连、侦查连和 5 个步兵连）。
自 1941 年至 1943 年，郑维山任教导团团长。改为 30 团后，彭龙飞（1943 年）、宋玉林（1943 年）、马龙（1944 年）、陈信忠（1944 至1945年）先后任 30 团团长。
2.县地方武装
抗战时期行唐境内地方武装，最早的是成立于 1937 年 10 月的行唐县抗日救国义勇军，后编入了边区第五大队；1938 年 2 月成立行唐县游击队，1939 年秋编入县基干游击队。到 1940 年夏组建的行唐县大队，下设两个中队，140 余人，在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最具影响的，是在县大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行唐县支队。
1943 年 1 月，晋察冀四分区 30 团抽调部分骨干，与行唐县大队、县武工队合并，创建了行唐县支队。支队长陈信忠，政治委员俞恒兼，下设两个中队，两个武工队，共 300 人。后，武工队编为县支队第三中队。县支队第二中队最负盛名。在 1943 年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二中队智取
炮楼、奇袭长寿据点，击毙铁杆汉奸，炸毁两列日军火车，端掉 14 处日伪据点，活捉了伪河北省建设厅厅长，创造了一连串的奇迹，被晋察冀军区授予“常胜之队”称号。
县支队后来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担任过县支队长的陈信忠升任了第 64 军军长。
3.各区、村民兵组织
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组织，是敌后战场中一支不可小觑的武装力量，是人民战争的重要角色。1938 年行唐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以村为单位将 16 至 24 岁的青年组成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将 25 至 35 岁的青壮年编为模范队，这些组织通称民兵。作为群众性自卫组织，他们主要任务是监视日伪活动、组织锄奸反特、保护抗日干部，也开展游击战，配合八路军作战。
抗战时期，行唐民兵数量多达一万余人，曾涌现出康福山、焦大海、安永昌等众多民兵战斗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