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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唐地处太行山东麓与华北平原交接地带，是冀西农民武装暴动的重要滥觞地之一。当年，行唐曾配合慈峪暴动，参与五县联合暴动，主导水泉暴动，特别是后两次暴动，在河北直中地区、保属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是我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北方革命根据地的两次重要尝试。这些暴动，有着明确指向，就是建立中国工农红军，进而在行唐北部山区创建苏维埃政权。由于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严重脱离革命实际，武装暴动不可避免的失败了。暴动虽然失败，却极大地教育了群众，锻炼了党员干部，在广大农民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为后来行唐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政治基础。
1932 年 6 月下旬，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在上海召见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会议无视“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和损失的事实，盲目断定当时存在着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否认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批判所谓“北方落后论”，错误地要求在北方普遍地发动革命暴动，建立红色政权。北方会议后，中共河北省委在中央巡视员晓由（阮啸仙）的敦促下，通过了《河北省委接受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的决议》，提出“在河北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已经是摆在议事日程中的实际任务”。中共直中特委为贯彻北方会议及中共河北省委的决议精神，决定在继两次慈峪暴动失败之后，在正定、新乐、行唐、藁城、灵寿五县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武装暴动，暴动后建立红军游击队，把队伍拉到行唐、阜平一带太行山区，建立苏维埃政权。
暴动前，中共直中特委组织部长郭芳到行唐县做组织发动工作。1932 年 10 月，郭芳来到行唐。当时，行唐同其他县一样，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再加上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国民党政府各种苛捐杂税的榨取，以及外国资本的经济掠夺，农村阶级分化空前严重，农民生活苦不堪言。据统计，当时行唐县负债农户占到总农户的 90％以上，破产农户占总农户的 34％～ 80％，不少农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因而反抗情绪十分强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许多村庄都同反动势力进行过各种形式的斗争，农民运动比较活跃，并积累了一些斗争经验。郭芳来后，与中共行唐县委书记李世济取得联系，首先对党组织进行了整顿，纠正了党团不分的现象。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行唐县的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在安香、伏流、瓦仁、留营、协神一带的 20 多个村庄，党员总数在一两个月内即由 60 多名增加到 200 余名，各村相继建立了党支部、团支部；城北的东杨庄村、北羊同村一带的党组织也有了很大发展。在此基础上，根据这次暴动的需要，中共行唐县委领导成员做了调整，组成了以李世济为书记，卢尚信、吕元儒、孙来恒等为委员的县委会。反帝大同盟等群众团体组织，也积极投入到武装暴动的准备。
11 月上旬，直中特委在正定县东咬村王玉海家召开暴动筹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直中特委军事委员张梅村，组织部长魏士珍、郭芳，正定县党组织负责人徐世荣、王六月，新乐县委负责人田友三和行唐县委负责人孙来恒等。会议传达了特委关于组织暴动的决议，研究了暴动的具体部署，决定：（一）确定这次为中国工农红军华北游击队武装起义；（二）组成了暴动指挥机构，确定张梅村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魏士珍为政治部主任；（三）按暴动发动的区域，分编 3 个纵队：正定、藁城为第一纵队，魏士珍为政治委员，徐士荣为队长；新乐为第二纵队，张梅村兼政治委员，田友三为队长；行唐为第三纵队，郭芳为政治委员，孙来恒为队长。
东咬村会议后，郭芳在行唐县西瓦仁村召开了由各村党支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贯彻落实筹备会议精神，做出两项决定：一是根据当时行唐县党组织力量薄弱、党员数量有限的情况，确定先做好思想发动工作，把先进群众吸收过来，组成一支坚强的暴动队伍；二是做好武器的准备工作，确定了搜集武器的办法：以武术会的名义搜集和制造红缨枪、大片刀等；在保卫团中开展地下工作，策动哔变；没收地主的枪支。
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中共行唐县委在准备暴动的地区——安香、伏流、瓦仁一带，秘密展开了思想发动和宣传教育工作。方法是先做党员、进步教员和学生及受苦较深的农民的工作，然后通过他们以走亲访友、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教唱歌曲等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宣传革命道理，大造武装斗争舆论，逐步组织扩大队伍。为了启发农民的斗争精神，在郭芳指导下，秘密编印了宣传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内容通俗易懂，鼓动性强，如：“穷人穷，穷人苦，穷人起来打地主；地主死，地主亡，大家起来分田庄。”还有“穷人穷，穷人穷，穷人家里真败兴。挨着饿，做苦工，日夜累得喘哼哼。挨着饿，穿破衣，日夜工作不休息。”“拿起咱们的小棒槌，提起咱们的小斧头，团结起来打地方分田地”等，以此来进行阶级发动。
在武器的准备上，县委在西瓦仁村组织了武术会，搜集枪支、砍刀、长矛、斧头等。村党支部书记范文山从外地找来了两盘打铁炉，七八名铁匠昼夜打制大片刀。还买到四五个锭钢，让闵镇村党员曹兰瑞、卢喜林负责制造决枪。支部要求党员按照“自己找铁、自己出工钱、自己使用”的精神，每人制造一把大片刀。经过近两个月的积极准备，每个党员基本上有了一把大片刀，加上镰刀、斧头、长矛等，共计 300 余件。
在策动保卫团哗变工作上，县委强调要做好保卫团内的贫苦农民的工作，使他们“人在曹营心在汉”，暴动时里应外合。在伏流、北协神等保卫团中都秘密打通了关系，有的团丁还被发展成共产党员。在南伏流村保卫团 20 余名团丁中，发展了 4 名党员。西瓦仁村郭丕才发展口头镇保卫团班长单小德（南翟营村人）和行唐城内保卫团班长郭华亭加入了共产党。还利用本村在赵洛汉保卫团当警士的夏小喜给党组织传送情报，瓦解保卫团人员，准备在暴动打响后，连人带枪拉过来。
经过认真准备，行唐县参加暴动的人数达到 1000 余名，其中共产党员 200 余名；备好的武器有火枪、土枪、长矛、大片刀、砍刀、镰刀等，共计 1000 余件。
1933 年 1 月初，郭芳在东正村召开行唐县准备武装暴动大会，参加人员计 30 余人。会议根据总指挥部的指示，着重讨论并制定了暴动具体行动计划和队伍的编制及组织纪律。
这次暴动时间定在 1933 年 1 月 23 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日），因是春节前的第三天，所以这次暴动也叫年关暴动。暴动的行动计划及分工：（一）伏流、张吾等村暴动人员，消灭南伏流村保卫团、东伏流村警察局和东伏流村地主尚子敬、尚子诚；（二）东正、王村、安香、闵镇等村暴动人员消灭闵镇保卫团；（三）北协神等村暴动人员解决北协神保卫分团；（四）东、西瓦仁村和南翟营等村暴动队伍在南伏流至行唐城的大道上警戒，防止南伏流等地保卫团给行唐城里的敌人送信，同时阻击行唐城里增援的敌人；（五）北羊同、东杨庄等村的暴动人员配合暴动队伍，最后攻打行唐城。
行唐暴动队伍的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华北游击队第三纵队，纵队长孙来恒，政治委员郭芳。纵队下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孙来恒，政治委员严某；第二大队队长是常香村一位年轻的雇工，政治委员（不详）；第三大队队长冯金声，政治委员赵俊才。第一大队活动范围是城北的东杨庄、南桥等村；第二大队活动范围是常香、东安香、西安香、南协神、北协神、东正、西正、习村等村；第三大队活动范围是东伏流、西伏流、南伏流、北伏流、中伏流、南张吾、北张吾、东留营、西留营、岳霍口、东瓦仁、西瓦仁等村。此外，西瓦仁一带的暴动队伍还成立了运输大队、分粮大队、通讯联络组织等。
这次暴动的组织纪律是：（一）战斗中临阵脱逃者就地枪决；（二）捉住土豪劣绅和团丁偷放者就地枪决；（三）胜利品私掖腰包者就地枪决；（四）奸淫妇女、抢掠者就地枪决。
暴动指挥部设在闵镇赵和增家。由李世济书写，赵和增母亲绣做，制作了两面党旗。至此，暴动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因临近年关，地主逼债日紧，国民党地方当局又布告要征年关税。为减轻群众的负担，总指挥部决定将暴动时间提前为 1 月 13 日。1 月 9日，在北协神保卫团做内应的团丁耿小兔叛变。这天晚上，他找到纵队政委郭芳，谎说他已与其姐夫卢玉臣（北协神保卫分团班长）说定，不用打枪就可以将全班拉出来，并提出胜利后给卢玉臣个官做，要郭芳前去谈判。郭芳信以为真，稍做安排后，就奔赴北协神保卫团。可一到那里，就被敌人抓捕起来。与此同时，这天晚上，敌人还集中了 200 多名保卫团丁和反动警察，包围了暴动指挥部所在地闵镇以及张吾等村，对准备暴动的农民开始搜捕。1 月 10 日，暴动总指挥部得悉行唐暴动失败的情况后，认为不提前行动，等于坐以待毙，于是，临时决定 11 日凌晨开始行动。
10 日傍晚，正定县暴动队伍第一纵队接到总指挥部立即举行暴动的紧急通知后，迅速行动起来。第一纵队第三大队天刚黑就在小邯村集合。国民党正定县当局得到地主报告的消息，半夜时分赶到小邯村围剿暴动队伍。这时第一纵队第一大队已行至中咬村，听到小邯村方向传来马嘶狗叫声后，赶紧把队伍隐蔽起来。第一纵队第二大队集合了 300 多人，在新城铺隐蔽，等待第一大队前来集合，一直等到天明后解散，正定第一纵队的暴动也告失败。第二纵队新乐的暴动队伍，由于距总指挥部较远，一直比较被动。10 日晚，他们接到总指挥部的紧急通知后，只在本村集合了部分人员等待行动。可是等了一夜，也没有见到动静。天亮后，得知正定、行唐暴动已经失败，遂将队伍解散。至此，五县农民联合暴动全部流产。
这次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出动军警对共产党员大肆抓捕。行唐县城南、城北准备暴动的村庄，一时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为了保存党的力量，经组织同意，暴动负责人和骨干分子随即外出转移。
水泉村地处于行唐、曲阳、阜平三县交界处，四面群山环抱，距行唐县城 25 公里。新中国成立前，全村有 23 户，100 多口人，除村口有几亩水浇地外，其余都是沙坡旱岗，而且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由于地主恶霸与反动当局勾结，残酷压迫贫困农民，因而，这里有着开展暴动的深厚的阶级基础。
1932 年 10 月，中共直中特委领导的正定、新乐、行唐、藁城、灵寿五县农民暴动夭折后，中共行唐县委领导人孙亮、李世济、孙来恒等，秘密转移到阜平县的王快镇。根据上级党委关于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指示，中共河北省保属特别区委员会决定，以水泉村为中心组织暴动。为加强领导，临时组成曲阳、阜平、行唐三县联合县委，任命有一定军事知识的行唐县委书记孙来恒为总指挥，与曲阳县委委员辛振尧一起，负责领导水泉暴动。
1933 年 2 月 9 日（农历正月十五），由孙来恒主持，在水泉村西南黑石峪山沟里召集水泉、团山、西石邱等十余个村的支部负责人和党员骨干开会，进行组织动员和武装准备。按照军队组织形式，将水泉村周围 18 个村的 100 余名党员编为一个大队，张金魁任大队长，张振任政治委员，下设 3 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设 3 个小队，每个小队下设 3 个班。会后，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共搞到大枪 4 支，冲锋枪 2 支，快枪 20 支，鸟枪、火铳 100 多支，手榴弹 20 多枚，还有一些红缨枪、大片刀、起粪叉等，另外，还组织了武术团，由水泉村进步群众张喜林担任武术教师，对党员和积极分子进行格斗训练。
3 月 12 日，暴动队伍 300 余人集合开会，为第二天的武装暴动做最后准备。但由于水泉村地主张凤山、团山村地主阎丙文向县保卫团副团长赵洛汉告密，赵纠集 300 多名保卫团丁向水泉村扑来。当天下午 3 点，暴动队伍得到敌人要来的消息，决定提前行动。在伏击计划落空后，暴动队伍随即给敌人来了个反包围，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首战告捷。胜利消息使周围农民备受鼓舞，第二日清晨，有许多群众自发参加暴动，队伍迅速扩大到 500 多人。上午 10 时，赵洛汉组织反扑，暴动队伍避实回旋，敌人扑空后在水泉村大肆抢劫，中午时分仓皇撤走。面对敌强我弱形势，暴动队伍自 14 日起转入分散游击状态。16 日，暴动领导人辛振尧被捕。在缺乏武器弹药，又无外援的情况下，暴动队伍转入地下斗争，历时 5 天的水泉暴动结束。
水泉暴动给了反动当局有力地打击，极大地教育了群众，锻炼了党员干部，在广大农民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