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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 年的“反验契”斗争和 1926 年的反枣税斗争，是行唐早期农民运动的两个重要事件。它发生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震惊天津直隶省府，肇事的行唐知事被罢免，在京津冀地区产生过广泛影响。
20 世纪初，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的行唐，政治黑暗，民不聊生。
1914 年，行唐反动县署不顾百姓死活，连续加重苛捐杂税，农民税费负担提高近 3 倍，还巧立税目，规定土地文约一律验契，10 元以上的大文书纳税 1. 1 元，10 元以下的小文书纳税 0. 6 元。广大农民闻讯后，马上触发了反对苛捐杂税的怒火，一致表示抵制验契。于是，一场以反对验契为主要目的“回差”斗争在全县爆发。
当时，行唐县的地主阶级势力分为崔、苏两大派系。两派为争权夺势，经常斗争，互相倾轧。1913 年，崔派以金钱贿赂了天津直隶省都督府的官员，撤换了支持苏派的县知事高崇佐，新县知事站在崔派一边，大大削弱了苏派势力。县署颁布验契令后，引发了群众的抗税怒潮。苏派决定借群众威力报复崔派。于是，他们以反验契和砸狱为名，到处串联，怂恿群众，在行唐农民反抗苛捐杂税的怒涛，火上加油。
5 月 30 日，来自全县四面八方的农民手持叉把、扫帚、木棒，带着干粮，成群结队向行唐县城行进，尤其是口头一带山区的农民，几乎是全民动员，就连极偏僻的小山庄的农民，也积极投入了这场斗争。上午8 时许，农民队伍越聚越多，从四面八方涌进行唐县城，县知事封汝谔非常害怕，一面把在西关驻扎的反动军官陶付贵所率 100 多名武装派到衙门，准备镇压农民；一面派出代表与西关知名人士张洛贞联系，企图与农民调停，但张洛贞却找不到农民方面的代表，调停未能进行。10 时左右，愤怒的农民队伍冲进衙门口，砸毁了大堂上的匾额。这时，县知事封汝谔命令开枪镇压。但农民没有被吓退，一涌而进占据了县署大堂，接着向后院冲击，封汝谔再次命令向农民队伍开枪，当场打死五六人。在这种情况下，赤手空拳的农民被迫后退，但封汝谔仍指挥追杀，农民伤亡达 30 多名，其中死亡 10 余名。农民遭到了惨痛的镇压，反验契斗争在血泊中失败了。
北洋军阀为迷惑人心，驻天津的直隶都督府派来了一名委员，到现场验尸，并调换了封汝谔。同时，陶付贵的上级——正定镇台何力朝，第二天率领一营的兵力到行唐，一方面到农村对农民进行示威恐吓，一方面用两面手法在东街戏楼召开群众大会，调换了陶付贵。就这样，两个镇压农民反验契斗争的刽子手便逍遥法外了。
反验契斗争是行唐县农民运动史上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次运动波及行唐全县，在全省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虽然斗争失败了，但农民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出的英勇顽强精神，使反动统治阶级看到了农民组织起来的强大力量。
20 世纪 20 年代，行唐北部山区能耕种的土地很少，山区农民多以枣树为生。然而，由于自然灾害和反动官僚盘剥，一年下来常常连个温饱也得不到。到了春天，农民生活无以为继，不得不到口头粮店赊购粮食。店主趁机抬高粮价，一斗小米 1 元 2 角，比市场高出 4 角钱，还得有两个以上的人担保。红枣价格很贱，每斗仅两角多钱，5 斗红枣才能换 1 斗小米。
1925 年秋，红枣尚未成熟，西黄安村赵文元与县知事刘积民勾结，以 3000 元包了枣税，每斗枣税率 30 钱。山区红枣丰收时每年可产 400多万斗，他们通过包税可捞取 1 万余元。为此，红枣刚上市，赵文元立即在口头集市上安了税桌。山区农民一听要征收枣税，表示强烈反对，并串联都不到口头集市上卖枣，罢市抗税。赵文元和县知事刘积民见农民都不来卖枣，立即与保安团赵洛汉密谋，诬告桑叶沟村民王黑熊、王费力，两岭口村民李德荣、鳌鱼村民刘岳等人抗税，并把他们传到县衙门审问。这些人拒不承认带领群众抗征枣税，县政府又查不出证据，更重要的是慑于农民群众反抗枣税的强大压力，只好在将他们扣押半个多月后释放，并且再也没敢在口头集市上征收枣税。然而，反动地方当局和一些恶霸势力并不死心。
1926 年，康朝杰就任行唐县知事后，公然勾结其表弟等人，又以4000 元包了全县的枣税。他们除在口头集市上每卖一斗红枣强收卖方 30钱税款外，还到户里查验斗数，立账登记，如无故缺少了红枣，即按漏税论处。同时，又在口头集市上安了税桌，接连两集征收枣税。康朝杰及其同伙的霸道行径，激发了山区农民反抗的怒火，各村推选出代表，在周家庄村周闯子家开会商议，决定在口头集市上砸税桌，若闹出事来打官司各村摊款，如闹出人命，刘岳等人自告奋勇抵命。这一决定，大大鼓舞了枣农，个个摩拳擦掌，表示一定要把反枣税斗争进行到底。
征税的第三集，售枣群众一到口头集市上，就纷纷议论：“像这样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坚决不缴枣税！”“大家去砸了他的税桌！”随着愤怒的呼喊声，农民的反抗情绪越来越高，上千售枣群众蜂拥而上，踢翻了税桌，并高喊要痛打收税人，吓得收税人抱头鼠窜，逃到了口头巡警局。随后，巡警局被群众包围，巡警们藏头缩尾闭门不敢露面。
群众砸了税桌后，恼羞成怒的县知事康朝杰把枣农刘岳、周闯子、崔二成、苗洛云、苗群子传到县衙，威胁说要继续强征枣税，但刘岳等人并没有屈服，当堂反对征收枣税。康朝杰不顾山区农民的强烈反对，判刘岳抗税罪。群众得知刘岳等人被判罪后，即到天津的直隶省政府告发。省政府经过调查，看到行唐人民的抗税情绪空前高涨，不得不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将这件事情批为“如系旧税按抗税论处，并照常上税；如系新税是试办性质，群众不满意不应上缴。”同时，为了平息事态，调换了包税有股的县知事康朝杰，继任县知事刘焕章查证为新税，即停止征税。从此，行唐反动当局一直没敢再征收枣税，群众抗枣税的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
这次反枣税斗争，是行唐县继 1914 年“反验契”斗争后，又一次农民抗税斗争。斗争的锋芒直接对准地方反动当局、贪官污吏以及和其勾结的恶霸势力。在斗争中，枣农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给了反动势力又一次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