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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农民运动

1914 年的“反验契”斗争和 1926 年的反枣税斗争,是行唐早期农民运动的两个重要事件。它发生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震惊天津直隶省府,肇事的行唐知事被罢免,在京津冀地区产生过广泛影响。

反验契斗争

20 世纪初,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的行唐,政治黑暗,民不聊生。

1914 年,行唐反动县署不顾百姓死活,连续加重苛捐杂税,农民税费负担提高近 3 倍,还巧立税目,规定土地文约一律验契,10 元以上的大文书纳税 1. 1 元,10 元以下的小文书纳税 0. 6 元。广大农民闻讯后,马上触发了反对苛捐杂税的怒火,一致表示抵制验契。于是,一场以反对验契为主要目的“回差”斗争在全县爆发。

当时,行唐县的地主阶级势力分为崔、苏两大派系。两派为争权夺势,经常斗争,互相倾轧。1913 年,崔派以金钱贿赂了天津直隶省都督府的官员,撤换了支持苏派的县知事高崇佐,新县知事站在崔派一边,大大削弱了苏派势力。县署颁布验契令后,引发了群众的抗税怒潮。苏派决定借群众威力报复崔派。于是,他们以反验契和砸狱为名,到处串联,怂恿群众,在行唐农民反抗苛捐杂税的怒涛,火上加油。

5 月 30 日,来自全县四面八方的农民手持叉把、扫帚、木棒,带着干粮,成群结队向行唐县城行进,尤其是口头一带山区的农民,几乎是全民动员,就连极偏僻的小山庄的农民,也积极投入了这场斗争。上午8 时许,农民队伍越聚越多,从四面八方涌进行唐县城,县知事封汝谔非常害怕,一面把在西关驻扎的反动军官陶付贵所率 100 多名武装派到衙门,准备镇压农民;一面派出代表与西关知名人士张洛贞联系,企图与农民调停,但张洛贞却找不到农民方面的代表,调停未能进行。10 时左右,愤怒的农民队伍冲进衙门口,砸毁了大堂上的匾额。这时,县知事封汝谔命令开枪镇压。但农民没有被吓退,一涌而进占据了县署大堂,接着向后院冲击,封汝谔再次命令向农民队伍开枪,当场打死五六人。在这种情况下,赤手空拳的农民被迫后退,但封汝谔仍指挥追杀,农民伤亡达 30 多名,其中死亡 10 余名。农民遭到了惨痛的镇压,反验契斗争在血泊中失败了。

北洋军阀为迷惑人心,驻天津的直隶都督府派来了一名委员,到现场验尸,并调换了封汝谔。同时,陶付贵的上级——正定镇台何力朝,第二天率领一营的兵力到行唐,一方面到农村对农民进行示威恐吓,一方面用两面手法在东街戏楼召开群众大会,调换了陶付贵。就这样,两个镇压农民反验契斗争的刽子手便逍遥法外了。

反验契斗争是行唐县农民运动史上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次运动波及行唐全县,在全省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虽然斗争失败了,但农民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出的英勇顽强精神,使反动统治阶级看到了农民组织起来的强大力量。

反枣税斗争

20 世纪 20 年代,行唐北部山区能耕种的土地很少,山区农民多以枣树为生。然而,由于自然灾害和反动官僚盘剥,一年下来常常连个温饱也得不到。到了春天,农民生活无以为继,不得不到口头粮店赊购粮食。店主趁机抬高粮价,一斗小米 1 元 2 角,比市场高出 4 角钱,还得有两个以上的人担保。红枣价格很贱,每斗仅两角多钱,5 斗红枣才能换 1 斗小米。

1925 年秋,红枣尚未成熟,西黄安村赵文元与县知事刘积民勾结,以 3000 元包了枣税,每斗枣税率 30 钱。山区红枣丰收时每年可产 400多万斗,他们通过包税可捞取 1 万余元。为此,红枣刚上市,赵文元立即在口头集市上安了税桌。山区农民一听要征收枣税,表示强烈反对,并串联都不到口头集市上卖枣,罢市抗税。赵文元和县知事刘积民见农民都不来卖枣,立即与保安团赵洛汉密谋,诬告桑叶沟村民王黑熊、王费力,两岭口村民李德荣、鳌鱼村民刘岳等人抗税,并把他们传到县衙门审问。这些人拒不承认带领群众抗征枣税,县政府又查不出证据,更重要的是慑于农民群众反抗枣税的强大压力,只好在将他们扣押半个多月后释放,并且再也没敢在口头集市上征收枣税。然而,反动地方当局和一些恶霸势力并不死心。

1926 年,康朝杰就任行唐县知事后,公然勾结其表弟等人,又以4000 元包了全县的枣税。他们除在口头集市上每卖一斗红枣强收卖方 30钱税款外,还到户里查验斗数,立账登记,如无故缺少了红枣,即按漏税论处。同时,又在口头集市上安了税桌,接连两集征收枣税。康朝杰及其同伙的霸道行径,激发了山区农民反抗的怒火,各村推选出代表,在周家庄村周闯子家开会商议,决定在口头集市上砸税桌,若闹出事来打官司各村摊款,如闹出人命,刘岳等人自告奋勇抵命。这一决定,大大鼓舞了枣农,个个摩拳擦掌,表示一定要把反枣税斗争进行到底。

征税的第三集,售枣群众一到口头集市上,就纷纷议论:“像这样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坚决不缴枣税!”“大家去砸了他的税桌!”随着愤怒的呼喊声,农民的反抗情绪越来越高,上千售枣群众蜂拥而上,踢翻了税桌,并高喊要痛打收税人,吓得收税人抱头鼠窜,逃到了口头巡警局。随后,巡警局被群众包围,巡警们藏头缩尾闭门不敢露面。

群众砸了税桌后,恼羞成怒的县知事康朝杰把枣农刘岳、周闯子、崔二成、苗洛云、苗群子传到县衙,威胁说要继续强征枣税,但刘岳等人并没有屈服,当堂反对征收枣税。康朝杰不顾山区农民的强烈反对,判刘岳抗税罪。群众得知刘岳等人被判罪后,即到天津的直隶省政府告发。省政府经过调查,看到行唐人民的抗税情绪空前高涨,不得不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将这件事情批为“如系旧税按抗税论处,并照常上税;如系新税是试办性质,群众不满意不应上缴。”同时,为了平息事态,调换了包税有股的县知事康朝杰,继任县知事刘焕章查证为新税,即停止征税。从此,行唐反动当局一直没敢再征收枣税,群众抗枣税的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

这次反枣税斗争,是行唐县继 1914 年“反验契”斗争后,又一次农民抗税斗争。斗争的锋芒直接对准地方反动当局、贪官污吏以及和其勾结的恶霸势力。在斗争中,枣农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给了反动势力又一次沉重打击。 1y4Qc9SmQzHjlA09dtTMy1z5OiPrgps643MZE+hsTk+2e+zaHFOwNi75EOjg5K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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