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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给鄞县留下大量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政治方面，削弱了党的组织建设和人民政权，民主与法制遭到肆意践踏，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干部群众心情压抑。经济方面，1975 年至 1977 年连续三年全县农业总产值低于 1974 年的水平，工业经济发展缓慢。社会方面，大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纷纷回城，就业问题突出。所有这些都迫使广大领导干部痛定思痛，认真反思“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及其遗留问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通过一系列的恢复和整顿工作，全县的政治局面已基本稳定，但当时“两个凡是”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禁锢着人们的思想。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由此引发了全国范围的一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对这场讨论作出了肯定的评价，这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已经取得了成功。
为统一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中共宁波地委首先在领导干部中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78 年 10 月 11 日至 17 日，地委组织县委书记（宣传部长列席）在宁海召开理论务虚会，中共宁波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赵平伦传达了中央党校组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地委要求这次会议结束以后，各市县要根据文章精神，边学习边讨论，统一思想，搞清是非。
随后，中共鄞县县委在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逐步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978 年 11 月 8 日至 14 日，县委常委集中开展第三次整风学习时，认真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重要文章，并紧紧围绕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联系“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几个重大问题及分清路线是非问题，充分认识到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1978 年 12 月 26 日，县委召开电话会议，安排和部署全县各级党委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同时要求继续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县开展以后，县委领导纷纷深入到重点区、公社，组织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带头宣讲并组织讨论，要求广大党员既要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又要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通过各种形式的反复学习，广大干部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明了以后前进的方向，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像一把“金钥匙”，打开了全县各级干部的思想“闸门”，思想解放了，包袱放下了，真话敢讲了，目标明确了。
讨论中有一个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看待农村集市贸易的问题。有人说，农村集市贸易开放以后，“杂七杂八”什么都有，是不是放得过快？对此，鄞江公社的干部回答了这个问题。鄞江是全县较大的集镇之一，是一个涉及县内和奉化、余姚、象山等邻县的贸易中心，历来有十天三市（每逢农历三、七、十）的传统。“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把发展农副产品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批，这个“不准”，那个“取缔”，把一个兴旺的集市搞得物稀人少，冷冷清清。1975 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到鄞江镇拍电影，其中要拍一个卖鸡蛋的外景，集市上竟找不到一个鸡蛋摊，只好到其他县调来 100 公斤鸡蛋，才应付了事。粉碎“四人帮”后，集市贸易重新开放，小集天天有，大集几千人。市场上，从粮食果品到家畜家禽，从蔬菜豆芽到山货海鲜，品种齐全，每市成交金额达到一万多元。集市贸易的发展，不仅补充了国营商业的不足，还解决了当地居民生活上的许多实际问题。针对集市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鄞江公社的干部认为，关键是加强领导，加强管理，而不是取缔了之。
通过学习和讨论，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观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坚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力地推动了各县各级党组织在指导思想上、经济建设上、落实干部政策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为迎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奠定了思想基础。
1979 年 1 月 24 日至 25 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着重解决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会议学习了中央 3 号、4 号文件，并联系浙江解放以来的经验教训，结合要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确定 1979 年大干快上的部署。县委常委讨论认为：要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真正落到实处，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要通过真理问题讨论，搞清楚基本思想。
1979 年 2 月 11 日至 22 日，县委召开全县四级干部大会，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讨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会上还总结了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多年来农村工作吃亏就在于一个“左”字，现在要把思想和工作的着重点转过来，就要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推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认真总结好各条战线的经验教训。会后，广大干部表示坚决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新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的主持下，1979 年 1 月 18日，中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会议前后历时 3 个月，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拨乱反正，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中央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以后，根据地委要求，4 月 9 日，县委常委会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县委认为，邓小平同志讲话充分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国际国内出现的大好形势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针对上阶段社会上出现的某些思潮，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县委认为贯彻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一要加强学习，开展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二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促进安定团结，大胆领导，积极工作，克服怀疑埋怨情绪。三要加强党的观念，服从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团结和统一。4 月18 日，县委组织各区委书记进行学习。
1979 年 9 月 12 日，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会议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围绕这个问题开展讨论，有利于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端正思想路线，把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把精力集中到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强调要把讨论的着眼点放到未来，把落脚点放在四化建设这个共同目标上来，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理论联系实际，把开展讨论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结合起来，分清是非。要贯彻“三不”方针开展讨论。在讨论的基础上，布置了下步工作。
会后，全县广泛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学习、讨论的补课。干部群众紧密联系实际，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中有十二个争论的焦点。
高桥公社干部热烈讨论了“生产资料公有化以后，主要矛盾是什么”这个问题。他们回顾了十多年来抓阶级斗争的情况和近两年来集中力量抓生产的情况。过去十多年，“小四清”、“大四清”，加上“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阶级斗争不断抓，严重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公社 13 个大队支部书记都被打成走资派，其中有 5 个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有 200多个干部、群众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小爬虫，受到了残酷的打击迫害。结果七斗八斗，把班子斗垮了，把人心斗散了，积极性斗光了，生产下降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近两年来，高桥公社坚持以生产为中心，用政策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科学种田水平，农业生产迅速上升，连续六季丰收，今年春粮亩产接近 400 斤，早稻亩产首次超“纲要”，两季产量已接近了1976 年全产的产量。社员收入增加，信用社的个人存款达到 28 万多元。实践使高桥公社干部认识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八大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完全正确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放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如果不顾客观实际，无休止地搞阶级斗争，把主要精力放在搞政治运动上，就是违反了客观规律。认清了主要矛盾，大家抓生产、抓经济建设更自觉了。
此外，鄞江公社讨论了“开放集市贸易会否发展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宁锋公社讨论了“独家经营好，还是多家经营好”这个问题。瞻岐公社讨论了“无鸡村的变化”主题。天童公社讨论了“在山靠山，欣欣向荣”主题。前殷大队讨论了“只有农工付，社员才能富”主题。东夏一队讨论了“康健当队长，东夏一队大变样”等。
大家越讨论对三中全会精神理解越深，越讨论执行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越高。一致表示，要遵照党中央确定的路线，加快四化建设步伐，尽最大努力把农业生产搞上去。
1981 年 7 月 7 日，县委发出《关于学习六中全会〈决议〉的通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后，县委要求各级党组织积极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和广大干部认真学习，并向全县人民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提高认识，统一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