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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谈判，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有关协议。但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在完成战争的准备后，即凭藉在军事上、经济上占有的优势地位，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协议，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中国全面内战爆发。
在内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败日益凸显。他们为进行内战，进一步投靠美帝国主义，大量出卖中国的权益，致使国民党统治区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广大人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因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以国民党统治区爱国学生为先锋的民主运动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党组织在各地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充分发挥了领导核心作用。与全国形势一样，全面内战爆发后，在广西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广西各地掀起了爱国民主运动高潮。在农村，广大农民爆发了“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斗争。在城市，广大爱国学生则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城乡的“三反”民主运动，震撼了国民党广西统治当局。他们在农村对农民进行武装镇压，在城市对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进行大肆搜捕，城乡的革命工作处于极为艰苦的时期。1947 年 7月，中共桂柳区工委成立后，先后通过了《七月决议》和《十月决议》，提出了“长期打算，保存力量，改变作风，深入下层，组织群众，点滴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城市工作方针和“开始小搞，准备大搞，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农村武装斗争方针。并强调在农村武装斗争方面要“敢于大胆放手发动斗争，同时仍能注意长期打算，掌握正确的政策方针，保证斗争的成功第一，胜利第一”；在城市工作方面要“坚持原有阵地，开辟新阵地，深入下层，点滴发展群众组织工作，大量发展组织。在原则上不发动政治性斗争。在斗争中注意作风及政策的掌握，与群众同进退，防止暴露，以积蓄力量，迎接新高潮到来”。
为了迎接新形势的到来，打开国统区革命的新局面，1947 年 7 月，中共桂柳区工委成立不久，即考虑在湘、黔、桂三省交界的三江县建立一个领导中心，领导桂北、桂中、柳北等地的斗争。9 月，桂柳区工委从柳州和桂林先后两次调派党员秘密到三江县开展革命工作，开辟党的工作新区。从柳州来的有秦振武、林芳华（化名林萍，梁华新妻子）、黄保强、谢之雄；从桂林来的有梁华新（化名梁日旭）、王建德。这些党员都实行单线联系，由谢之雄、梁华新负责，由桂柳区工委领导。梁华新赴三江县前夕，桂柳区工委桂林市临工委书记陈光找他谈话时说：“现在把你们转移到没有人认识你们的地方去，那里是三省边界啊！今后桂柳北面的武装斗争很需要经营那块结合部，你们是去开辟新区呀，先去砌块踏脚石。”
陈光的临别劝勉，道出了在三江县开展革命工作的特殊意义和基础条件的艰难性。来三江县的这些党员中，秦振武为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学生党员，三江县洋溪乡人，他是为响应党组织开辟新区的号召，暂时中断学业，受派回三江县的。秦振武曾在1943 年当过三江县临时参议会第四届参议员，在三江县有一定的影响。谢之雄、梁华新到三江县负责开展革命活动，就由秦振武承担联络工作。他们通过秦振武与三江县民主人士的关系，找到了职业掩护。谢之雄、秦振武、黄保强在县城三江中学（1945 年 9 月，三江县立国民中学改为三江县立初级中学，简称三江中学或县中）任教师，梁华新和林芳华在古宜培成小学任教师。获得了公开职业，有了合法立足之地后，他们即以此为掩护，进行社会调查，开展革命活动。古宜由此成为三江县革命活动的中心点。
10 月 10 日，白崇禧发表动员“戡乱”的“告广西父老书”后，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及省保安司令部命令各区县举行“剿共”宣誓大会；各乡镇、村街构筑据点、工事，点验民枪，组织民团武装；全省分区成立“剿匪指挥所”，督剿中共领导的起义队伍。国民党三江县政府即举行“剿共”宣誓大会，布置各乡镇、村街点验民枪，组织民团武装，防备共产党组织武装起义。而当时又正值国民党国民大会代表“竞选”期间，反动政客及各派系人物为争夺代表席位而展开激烈的争斗。反动政客为争夺到代表席位，极力排斥民主人士，并企图发现和破坏中共党员在三江组织开展的活动。时任国民党三江县参议会副议长的三江中学老师杨登岩因在政治上较为开明，被实力派反动政客李青、韦建民一方诬告有“通共”之嫌。李青等会通广西省政府当局，扬言要查禁“异党”活动，并于 10 月 13 日在古宜进行武装搜查，逮捕杨登岩下狱。三江中学教师侯崇才、地方人士廖福安因杨受连坐，亦被逮捕入狱。县城政治空气骤然紧张。
桂柳区工委认为，中共党员初到三江县，立足未稳，如果逮捕事态扩大，党在三江的活动将受到破坏，因而作出决定，通知谢之雄即刻撤出古宜。在这种情况下，谢之雄撤出三江县，并于 11 月底到融县工委工作，同时秦振武也离开三江，回桂林师范学院复学。
谢之雄、秦振武离开三江县后，梁华新等人留下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当时，桂柳区工委原准备陆续派一批干部来加强三江县的工作，后因其他原因没有实现预定计划。由于在三江县的党员人数过少，又处于流动中，桂柳区工委原来考虑在三江县建立一个领导中心的想法难以实现，遂决定三江县暂不成立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活动由梁华新以特派员身份负责，党员仍实行单线联系，由原直属桂柳区工委领导改归中共融县工委领导（1947 年 12 月，桂柳区工委将融县工委分为华山工委和恒山工委。1948 年 7 月，又将华山工委和恒山工委合并为融县工委。这期间三江县党员和党的活动由华山工委领导）。11 月，三江县党员的组织关系正式由林润葱代表中共融县工委接收。之后，中共融县工委的谢之雄、林润葱、韦克等先后到三江县与梁华新联系并指导工作。
国民党三江县当局大闹国大代表“竞选”引发的事件，因事发突然，党组织不得不考虑在三江县隐蔽立足和今后开展工作的安全问题。经过短期观察后，发现国民党三江县当局虽然喊“查禁异党活动”，其实他们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党”目标。但当时的桂柳区工委还是作出了必须迅速改变在三江县的工作策略及活动方式的决定，提出中共党员既要隐蔽，又要积极开展工作的方针，在不暴露的原则下，按原计划要求，争取迅速打开局面。工作任务主要是：开展社会调查，发现和培养当地进步青年，为在三江县建立党的组织机构和开展武装斗争作准备。这时，在三江的中共党员对开展工作的范围作了调整，梁华新、林芳华、黄保强、王建德四名党员，他们先期在县城古宜，后来逐步分散转移至泗里、八江、丹洲、大德等地，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开展工作。
秦振武 （1917—1995.5），曾用名秦寿，侗族，三江县洋溪乡洋溪村旧寨人。1946 年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 年11 月脱党，1986 年7 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 年考入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1942 年毕业后回到三江县国民中学任教。1944 年 10 月考入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国文系。1947 年 9 月，受中共桂柳区工委委派到三江县，在三江中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秘密革命活动。同年 11 月，回校复学。1948 年大学毕业后到柳州龙城中学任教。后转回三江中学任教，参与组建“三江新民主主义促进会”和“洋溪人民保卫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三江县治安委员会副主任、县人民政府教育科科长、自治县县长、广西省（自治区）民委副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广西民族学院副院长（兼）等职。先后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民委委员。
谢之雄 （1923.11—2008），汉族，广东揭阳县人。1947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 年毕业于广西大学理工学院机电工程系电力专业。9月，受中共桂柳区工委委派到三江县，在三江中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秘密革命活动，与梁华新一起负责三江县党的工作。11 月撤出三江县。12 月任中共华山工委（融县临时工委）委员。1948 年 7 月，任中共融县工委副书记。12 月，任中共融县工委组织部长。1949 年 5 月，任柳北人民解放总队副政委。8 月，兼任中共柳北区工委组织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宁电厂厂长，贵县糖厂筹备处副主任，广西安装公司经理，自治区基建局副局长，自治区计委主任、高级经济师等职。1986 年当选中共广西顾问委员会委员。
梁华新 （1922.8—1989.11），曾用名梁日旭，壮族，广西金秀县七建乡人。1945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 年入平乐县中学读书，倡导组织读书小组。1944 年参与组织“救亡工作服务团”，主编《战时三日刊》。当年由平乐中学保送浙江大学。半年后奔赴重庆。随后，根据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许涤新的意见，回平乐县开展革命活动。1946 年春，任中共柳州市特支宣传委员。1947 年 9 月，受桂柳区工委委派到三江县，在古宜、八江等地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秘密革命活动，与谢之雄一起负责三江县党的工作。1947 年 11 月，谢之雄撤出三江后，以特派员身份继续负责三江县党的工作。1949 年 2 月调离三江县。后到桂北人民解放总队，历任龙义灵联队政治室主任、路西支队第十三大队（龙胜游击队）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修仁县、蒙山县副县长，中共融水苗族自治县委书记处书记，桂西壮族自治州副州长，广西省（自治区）民委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统战工作组副组长，广西民族学院院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部长，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自治区五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等职。先后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二、五、六届人大代表。
谢之雄、梁华新等中共党员到三江县后，他们以教师职业为掩护，经常在教师、学生和一些社会进步青年中传阅进步书刊。他们先是介绍这些教师、学生和进步青年读一般进步的文艺小说、社会科学基本知识和大众哲学等公开书刊，对于报刊公开报道的战讯和国内、省内发生的民主运动也常当作话题侃谈，逐步引导这些教师、学生和进步青年提高觉悟和认识，辨明是非。当启发教育比较成熟后，再从一般性的宣传教育层面提升到较秘密的层面，在接受进步思想传播的对象中，个别秘密传阅《新华日报》《群众》等内部刊物。在古宜小学，如教师韦昌孚等很快被培养成为进步青年骨干；在高年级学生中，则通过教学适当联系形势和现实社会问题进行渗透性宣传教育，同时教唱革命歌曲，启发革命意识，发现倾向进步者，则抓紧作个别提高工作。在古宜小学和八江小学，如易美珍、覃绍德等学生，都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启蒙。王建德、黄保强当时在三江中学还联系了一些进步教师如张炎忠、梁宣麟和进步学生吴仕德、何世隆等。后来，在丹洲期间，他们又对进步青年教师陈世裔、戴自振等以及高年级学生杨玉萱、贲运辉（贲政林）等进行进步思想传播。
根据形势与革命工作的需要，开辟新区工作需要对这个区域的相关情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认识，后续工作才能承接展开。谢之雄等离开后，留在三江县坚持工作的梁华新、王建德、黄保强、林芳华为此开展了社会调查。调查的内容有阶级调查、民情调查、国民党当局情况调查、地方派系实力情况调查等。调查的范围着重于当局所在地，也相机深入乡村开展。同时考虑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因素，除在汉族地区调查外，也对侗、苗等民族地区社会情况进行调查。如在对国民党三江县党政当局、地方派系实力的调查中，了解到当时三江县上层人物方面，地方两大反动派系头头—陈志鸿和韦建民，在当地的基础盘根错节。为权位利益，他们各自拉拢势力，企图压垮对方而称霸，但他们对进步力量的仇视则又是一致的。一些小派人物和中间力量则游离其间，他们大都可以团结和争取。外来反动人物如国民党县长覃采如和之后的梁志高等主要官员，与当地反动势力多有勾结，且大多无长久“经营”三江县之计，他们都想捞一把银洋后席卷而走。掌握了这些政治讯息，使梁华新等对当地群众的现实教育又多了一份材料。
在县城工作和活动的几个月，通过对国民党三江县党政核心层的调查，基本掌握了概况。梁华新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后，根据上级组织要求，从1948 年春始，把活动范围延伸到乡下，逐步把工作面推广。当时，已了解到泗里口进步青年比较集中，社会关系等条件也较好。梁华新便对活动的范围作了新的调整，指派林芳华去泗里，与曹蔓山、曹曼天、荣瑞华、曹竞军等当地知识青年一起共事任教；王建德则转移到苗山地区大德乡，建立和发展新的工作点，由中共融县工委就近与之联系（1948 年 1月，王建德调离三江县）；梁华新到八江乡，以小学教师职业身份落脚。
从汉族地区转移到侗族地区，要进行社会调查以掌握一些带地区性和民族性代表人物的动态，梁华新不仅要解决好语言交流难题，而且作为一个陌生的外地人突然离开县城钻到偏僻的乡村，他还要处理好因环境的转换而引起的当局和社会上一些人的注目和怀疑等问题。经用英语音标符号标注侗话语音方式进行突击学习，不到两个月梁华新即基本学会了侗族语言，解决了与群众交流交际难题。再则梁华新通过流露“不满县城教师待遇微薄，要去乡下挣点银洋”等言论作掩饰，解决了环境转换问题。那时，乡里工薪虽付银元，但乡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对“学捐”也是交不起。梁华新在八江同样领不足工薪，生活按每月100 斤大米水平过，余下上交组织。在八江期间，梁华新对所携带的秘密文件诸如《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 年冬南方局发出的指示、桂柳区工委“一月决议”等文件的保管也颇费脑筋。梁华新居住的小学木楼与国民党乡公所共一处，国民党县府军警人员来往“清乡”，不时突然清户口，查住房。由于居住条件所限，文件没有妥善收藏之处。对此，防范成为必须时刻注意的重要问题。为保护文件安全，梁华新不得不把文件时而藏于天花板，时而藏于瓦檐下。同时，梁华新还经常利用星期六下午工余时间和星期天假日，从八江徒步翻山涉水到泗里口，带去新的报刊或文件，供林芳华等传阅或向他们传达一些新的信息。
在开展社会调查工作期间，除古宜、泗里、八江等地外，王健德还到过平流、独峒等村，梁华新还到过八斗、平流、程阳、斗江、洋溪、老堡、板壁等村做社会调查，对当时三江县的社会状况有了一定的掌握。
梁华新、林芳华夫妇按照党组织的安排，转移到三江县，一起在古宜培成小学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当时，古宜一带小学教师待遇极微薄，每月工薪仅以 150 斤稻谷为标准，还月月被拖欠，使得家庭原本困难的教师和一批外来教师的生活陷入极为困难窘迫境地，有个别教师对此愤而怠工停教。梁华新了解这一情况后，有意识地引导教工们揭露官府中饱私囊的官员，以提高教师们的认识，进而开展有组织的斗争。1947 年 11 月，多数教师组织罢教，并挟着校长李以德去向教育局长请愿，直到教育局长当面应允工薪立即兑现，教师们才停止罢教复课。罢教讨薪，实际上是一次反饥饿斗争，同时也是底层员工在中共党员的启发引导下觉悟提升的表现。教师员工通过这次反饥饿斗争，增进了革命斗争的情感和团结。
在开展社会调查、传播革命思想的革命活动中，了解和掌握当地社会一般情况，适时对进步青年和学生给以革命思想的宣传灌输，是革命活动的基础性工作，但它不能离开培养和发展当地进步力量。只有培养和发展了本土的先进青年群众参加到革命的行列，革命活动才能扎下根基，并扩展开来，形成新生力量，这是革命的一个经验。当时，在革命活动中，三江中学教师张炎忠等有思想进步倾向，泗里村的曹蔓山、曹曼天、荣瑞华、曹竞军等接受革命思想后觉悟也进一步提高，泗里村也逐渐成为三江县革命活动的一个中心点和地下交通站之一。
为了便于上下级联系和掌握新形势的信息，1948 年秋，梁华新撤离八江乡，转移至交通较便利的丹洲乡。在丹洲一带，进步青年教师陈世裔、戴自振，学生杨玉春、杨玉萱与以梁华新为代表的中共党员先后发生一定的联系或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丹洲亦成为联系进步青年和社会人士新的活动点，并为革命活动培育了预备力量。10 月间，共产党员韦克通知梁华新到融县浪堡乡古董村联络点“接头”。在隐蔽接头的几天里，任务是学习中央和上级组织文件，听取韦克关于《柳北工委十月会议决定》的传达。《柳北工委十月会议决定》的主要内容是要求深入基层加紧扎根，迅速突破后进区；要求要系统、周详地进行调查研究，加速武装斗争的各项准备工作。《十月会议决定》对柳北地区开展党的革命活动提出了较具体的目标和任务。11 月间，接梁华新通知，曹蔓山到丹洲。梁华新把新的形势任务和上级党组织的工作意图向曹蔓山传达，同时请曹蔓山回泗里组织学习讨论，迅速赶上形势的变化。梁华新还把《华南人民武装斗争行动纲领》《土地法大纲》《广西剖视》等党的文件小册子交给曹蔓山带回泗里供其他进步青年骨干传阅。当时，林芳华也已转移到丹洲，泗里中心点已无党员，曹蔓山实际上已受梁华新委托负责泗里点的革命活动工作。
在三江县开展的革命活动中，除梁华新发展和联系的这条线外，在稍后的时间里，还有另一条线亦秘密地进行着相同内容的工作。1947 年冬，在柳江县拉堡镇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共候补党员杨振如暴露，被敌特追捕。为逃避遭敌特抓捕，杨所属党组织负责人熊柳生通知杨即刻离开柳州。杨振如于 1948 春从柳州隐蔽转移至三江县，更名杨千里，先至富禄小学，7 月转至斗江小学，10 月又至古宜培成小学任教。10 月，刘心潜（化名王少南）受杨千里“三江急需武装起义军事人才”函邀来到三江县，并在高基中心小学任教。刘心潜来三江之前，曾在桂北参加党组织活动，受中共全灌特支领导。1947 年桂北全灌起义失败后，他脱离党组织转移到柳州，10 月间，在拉堡小学与杨振如共事结识，之后同时撤离柳州。杨千里到三江县后，曾在富禄小学培养青年校工韦乾（韦添培），后又与刘心潜在斗江、高基一带，培养了牙林村的梁谊、桐叶村的覃光国等一些进步青年。高基后来发展成为联系和培养进步青年的活动点之一。杨千里到三江初期，并不知道三江县有中共党员在活动，因而未能与梁华新等取得联络。但他凭着对革命工作之热忱，虽势单力薄，仍坚持在摸索中开展工作。直至当年旧历八月中旬，杨千里方获悉党组织给的联络符号，到丹洲小学与梁华新接上组织关系。事实上，杨千里的党员关系此前早些时日已由梁华新接收，只因杨千里到三江县初期处事不够稳重，好出风头，梁华新觉得有必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考验后再向其挑明。自从与梁华新接上关系后，杨千里顿觉“精神上得到很大依靠”，并积极思考在今后的工作中如何才能把已接触到的先进分子有效地组织起来的方式方法。
在开展社会调查、传播革命思想的活动中，古宜、泗里、斗江、高基等乡倾向进步的人士逐日增多。对于如何保持与这些人经常的联系，并使他们对革命的认识不断提高，对革命不持徘徊观望的态度，对目标的追求不动摇，以免造成革命工作的损失，梁华新、杨千里等人经思考后认为，要把社会进步人士，尤其是进步青年团结在革命队伍的周围，应该采用一种既不是党组织，又高于一般群众组织的形式，把这些人组织起来，作为党的外围群众组织。
1949 年 2 月 1 日，梁华新从丹洲徒步赶赴泗里、古宜检查安排工作。当晚在富文坪屯召集曹蔓山、曹曼天、曹竞军等在曹曼天家开会研究局势。梁华新首先谈了当前形势，指出：人民解放军大举进攻江北，不久即将突破长江天险，渡江南下；而国民党反动派一面聚集主要兵力，防守天险，一面加紧控制后方，企图作垂死挣扎。并指出，三江县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会议着重商讨了如何把附近村寨枪支弹药弄到手的问题。同时还提出建立群众组织，通过这个组织形式，去团结各界人士，特别是知识青年。对于枪支弹药，曹蔓山等表示可以利用上层关系去搞到；对建立群众组织问题，梁华新表示认可，并提到杨千里去年 10月到丹洲与他交谈时曾提出过这一想法，嘱曹蔓山三天后上古宜培成小学找杨千里商量。此后梁华新上古宜到培成小学与杨千里会面，并就建立群众组织问题进行探讨。在交谈中，杨千里提出组织的名称可用“三江新民主主义促进会”（简称“新进会”）的意见，得到梁华新认可。同时，由杨千里执笔，两人还研究拟订了组织章程，并就组织的发起、分工负责和活动区域进行了讨论。决定：秦振武担任总会主任，并负责古宜及三江中学工作（秦振武当时已脱离党组织，并从龙城中学转回三江中学工作，但他仍积极支持党的工作，完成党交给的工作任务）；泗里一带由曹蔓山负责；高基、斗江一带由杨千里负责；丹洲一带由梁华新负责（梁调离后丹洲方面无人负责，未开展活动）。但对如何深入组织开展工作等问题未作具体研究，梁华新即于次日匆忙下丹洲，此后调离三江县。
2 月 5 日下午，曹蔓山到古宜培成小学找到杨千里。当晚，杨千里告诉曹蔓山，建立群众组织之事已得到梁华新的同意，名称拟定为“三江新民主主义促进会”，并把他起草的章程拿来向曹蔓山逐条解释。同时指出其组织名称意在“鼓动青年，协同促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促进会”章程分宗旨和任务两部分，主要内容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团结教育知识青年及各界人士，反对国民党暴政；（2）组织成员的发展对象为进步知识青年；（3）通过传阅小册子来传播革命进步思想，通过订立学习和会员汇报制度进行组织管理；（4）进行社会调查，如对山川、地形、交通、人枪武器、当地士绅情况等进行调查以掌握情况；（5）规定入会条件，审查批准入会手续；（6）作好秋收后武装暴动的准备。对章程内容，曹蔓山表示赞同。两人同时就关于建立群众组织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2 月 6 日晨，曹蔓山到三江中学与秦振武会面，把筹备建立“新进会”的工作与之交谈，并把杨千里抄录的章程交给秦振武看，同时告知人员分工负责情况及工作活动范围。此后各组即按照分工及活动区域进行“新进会”的组建工作，发展会员，开展活动。随着各组活动的开展，三江县党的外围革命群众组织“三江新民主主义促进会”即正式建立起来了。
三江县“新进会”组织在杨千里、曹蔓山、秦振武的负责下，先后在泗里组、县中组、高基组所属地发展会员 26 人。其中：县中组会员有秦振武、罗家阔、兰荣树、荣瑞华、梁继芬、刘振群、覃光珍等 7 人；高基组会员有杨千里、刘心潜、梁谊、曾秉益、梁代智、余功胜、梁日成、梁振环、潘茂明、覃光国、覃光振、覃克家、曹泽民、向本才等 14 人；泗里组会员有曹蔓山、曹曼天、曹竞军、王大增、唐志宗等 5 人。
“新进会”成立后，各小组在所属地开展了一些活动。如泗里组通过会员联系了一批农民群众，他们帮助传递情报，收藏保管文件，做向导，提供食宿方便等。曹蔓山、曹曼天、曹竞军、王大增等后来成为地下革命武装组织的骨干。县中处于“皇城”脚下，1947 年10 月曾发生过查禁“异党”事件，教师侯崇才被捕，国民党三江县当局一直把三江中学视为危险场所，经常派官吏来校检查，因此，“新进会”在此开展活动面临困难多，风险也较大。但在秦振武的组织下，县中组派出学生会员往返泗里、大滩、高基等地，传递情报，从不间断。此后，当中共融县工委决定在三江县组建武装队伍时，秦振武、罗家阔、兰荣树、荣瑞华便离校参加。高基组活动的地方封建统治势力较深，开展工作也较困难，但在杨千里、刘心潜、梁谊的艰苦努力下，工作也取得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如杨千里串连发动大宅屯的梁同泽建立了一支 20 余人枪的武装，先后攻打了本县的小龙胜乡公所、伏击了乡自卫队，队伍发展到 40 多人。这支队伍还与本县“民变武装”
“欧部”的杨俊大队和龙胜县西区游击队的蔡雄部取得联系，相互配合开展活动。杨千里、刘心潜、梁谊等转移去洋溪人民保卫队后，这支队伍坚持在县境桐叶村和龙胜县交界一带活动，直到全县解放。刘心潜冒险渗入高基乡警卫队，做教育争取工作，掌握了乡警大部分人枪，稳住了立足之地。梁谊劝说余功胜辞去小龙胜小学教师之职，到白言担任村长。余功胜几经周折，争取教育 20 余人，并把 10 多条枪隐蔽保存起来。
“新进会”自 1949 年 2 月建立，至 4 月上旬因形势发展自然解散，前后活动时间约 70 天。其组织发起者及其他会员，凭着对革命工作的一腔热血和勇气，开展了一些活动，但整个工作的开展，却未能以一个组织整体的形式召集开会研究过，且工作时断时续，有顾此失彼现象。这一方面是由于工作经验缺乏，开展活动时间短；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因为“新进会”成立伊始，党的负责人梁华新即调离，而新的负责人又未到来，致使其整体活动无人全面掌握，只好由各组自行活动。
“新进会”的成立，是中共党员在三江县开展革命活动，传播革命思想，宣传发动并组织群众尤其是知识青年的结果，是发展革命群众组织的一种尝试。“新进会”作为党的外围革命群众组织，为三江县的地下革命活动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是革命活动的进一步加强和提升，也是这一阶段革命活动取得一定成效的表现。这个基础为后来三江县地下革命活动的深入拓展起了铺垫作用，在三江县中共党的负责人新老交替之际，为新负责人雷剑到来后继续开展地下革命工作、组建革命武装队伍，在思想上、骨干上、武器上、群众基础上等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解放战争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已全线崩溃，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即使在长江以南，国民党虽企图依靠长江天险作最后抵抗，暂时谋求划江而治，待机卷土重来，但也难以组织起系统的防御。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提出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的方针，一方面作出了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方针，以期早日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1949 年 4 月 1 日至 15 日，国共双方代表在北平进行谈判，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谈判破裂。4 月 21 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南进。4 月 23 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延续 22 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随后，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大进军并取得节节胜利。
在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下，三江县各族人民也开展了“反征粮、反征税、反征兵”运动，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反抗情绪日益高涨。多年来，中共党员在三江县开展的地下革命活动中，在革命思想传播、社会情况调查和群众发动等方面做了一定工作，培养了一些积极分子，但还没有在三江县发展党员，所以革命基础仍很薄弱。1949 年 2 月梁华新、林芳华调离三江县，三江县党的工作无人负责。为了继续开辟这块三省交界地带，扩大革命影响，建立革命武装，以迎接广西解放，1949 春，中共广西省农委
决定派雷剑（化名林源）到三江县接替梁华新的工作。雷剑原在广东西江游击纵队，受党组织调派后，离开广东西江游击区。为避开国民党军警耳目，他辗转香港，于 3 月到达柳州，和广西省农委委员路璠接上了关系。路璠告诉雷剑，派他到三省交界的三江县接替梁华新负责三江县党的工作，受中共融县工委领导（1949 年 8 月，中共融县工委扩建为中共柳北区工委，三江县党的工作由中共柳北区工委领导），具体情况及工作由中共融县工委介绍和安排。在地下交通员的帮助下，雷剑顺利到达融县枫木寨莫可量家，等待中共融县工委派人前来联系。
约十余日后，中共融县工委负责人谢之雄来与雷剑接头，并给雷剑介绍了当时三江县几个方面的情况：一是在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下，三江县各族人民开展了反征粮、反征税、反征兵活动，民众的情绪已成干柴烈火，一触即发；二是多年来，中共党员在三江县做了一定的工作，培养了一些骨干和积极分子，此行其任务是继续开辟这块地区，扩大党的影响，建立武装，迎接解放；三是三江县的荣成礼和邓鲁之有准备组织武装暴动的迹象，并向雷剑传达党组织的态度；最后还告诉雷剑去三江的路线和三江当地可依靠的人员（丹洲乡陈世裔、泗里乡曹蔓山、三江中学秦振武、洋溪乡大滩村覃光珍），并和雷剑约定了下次接头的时间和地点。
当时，对于梁华新调离三江县及雷剑接替梁华新工作这一情况，仍在三江县从事革命活动的杨千里、曹蔓山、秦振武等并不知情。1949 年清明节前，杨千里与秦振武会面时，仍告诉秦振武去丹洲找梁华新并汇报工作。秦振武到丹洲，在丹洲小学任教的梅品清告诉秦振武：梁华新已调走，留下两张《华商报》，嘱今后若有人找他，携报至融县长安镇联系。秦振武即带着《华商报》下长安，在长安见到谢之雄。谢之雄告诉秦振武三江县党的负责人替换详情，并与他约定联络符号，迎接雷剑到三江县工作。秦振武回三江县后，将联络符号告诉曹蔓山，要他做好迎接三江县党的新负责人的准备工作。
4 月初，在融县接受任务后，雷剑离开枫木寨，独自一人前往三江县。
雷剑先行来到三江县丹洲乡，到丹洲小学与该校进步青年教师陈世裔会面。陈世裔向雷剑汇报了两个情况：一是他秘密发动组织了一个“穷人互助会”，组织的目的是在经济上、生活上实行互助，同时经常对会员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启发阶级觉悟。对于“穷人互助会”，雷剑觉得颇好，都是些工人、农民，只是感到这个组织人数还不多，因此鼓励陈世裔扩大组织，形成一股力量。另一个情况是，从百寿县来的在附近村寨当教师的邓鲁之、戴自振、林永东等三位青年，与板壁的荣成礼和良口的莫虚光正在酝酿武装暴动。对于这个情况，雷剑要陈世裔向准备暴动的组织者转达建议：暴动前要有周密的部署和充分的准备，时间最好推迟一点。雷剑提出这样的建议，主要是根据自己在融县受命时得到的劝勉，且考虑到自己刚进入三江县境，对情况还处于了解阶段，需要给自己留下对可能发生的重大事件有所准备的时间和空间。对如此积极稳妥的建议，陈世裔表示赞同。
雷剑在陈世裔家住两天后，离开丹洲，乘船沿融江溯流上至位于县境两大河流浔江和溶江交汇处的老堡村，然后往右步行到浔江河畔的泗里口（地名）。泗里村地下交通站曹蔓山依照秦振武给的联络符号，做好了迎接的准备工作。雷剑到泗里村后，以木材老板的身份开展工作，把自梁华新调离后一时中断的三江县党的领导工作重新对接起来。在泗里村，经曹蔓山介绍，雷剑还认识了曹曼天、曹竞军、荣瑞华等进步青年。此后，家境较殷实的曹曼天家成为雷剑寓所，雷剑经常在此筹划三江县的革命活动如何深入开展。
雷剑 （1912—1991），曾化名林源，汉族，广西龙胜县平等乡隆江村麻龙屯人。1946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 年从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到桂林中学任教。1943 年回到龙胜县国民中学任教。1947 年返回桂林中学任教。同年 7 月回龙胜开展革命活动，与田季文等策划武装起义。8 月中旬到桂林向党组织汇报工作。9 月5 日，田季文等在龙胜小江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在取得初步战果后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起义受挫。同月，雷剑离开桂林前往香港。后几经周折转移到广东西江游击区参加西江游击纵队。1949 年 4 月，受广西省农委委派，到三江县接替梁华新负责三江县党的工作，筹建武装队伍，并于同年 6 月中旬建立了中共三江县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队伍—洋溪人民保卫队（后改为桂黔边人民保卫团第三大队、柳北人民解放总队第三大队）。10 月，中共三江县工委和柳北人民解放总队第三大队党委成立后，任中共三江县工委书记兼柳北人民解放总队第三大队党委书记，同时兼任柳北人民解放总队第三大队政委、黄河武工队队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三江县委委员、县委宣传部部长。1953 年 5 月，调中共宜山地委宣传部工作，不久调任中共广西省委联络部部长。1957 年，调任兴安县中学校长。1958 年调任桂林师范专科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1962 年，调任广西师范学院（后改广西师范大学）党委委员兼教务处长、函授处长等职。
雷剑到泗里交通站后，有了工作落脚点，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并指示曹蔓山致函三江中学的秦振武，约他下泗里见面。1949 年 4 月 10 日，秦振武借率三江中学教工篮球队到泗里中心校与该校教工篮球队进行友谊赛之名，一行人摇船至泗里口。这期间，秦振武单独如约到富文坪屯曹蔓山家与雷剑会面。秦振武向雷剑着重汇报了大滩和覃光珍的情况，以及洋溪方面已经掌握的人枪情况，还谈及“新进会”。交谈后，雷剑表示要到大滩、洋溪两地进行政治和军事调查，为日后筹建武装队伍做准备工作。
秦振武与雷剑会面回到三江中学后，一方面对“新进会”会员罗家阔等传达这次会面精神，同时提出今后一切行动要听从雷剑指挥；另一方面致函覃光珍，鼓励覃光珍、覃进昌等起来革命，并告知二人，不久将有一位党的同志前往大滩工作。不几日，覃光珍又收到秦振武第二封信，嘱其接送雷剑的任务。于是，覃光珍和覃进荣撑木船到三江中学驻地大洲。当夜，秦振武对二人进行了形势宣传教育和工作交谈。次日，覃光珍执秦振武信函到富文坪曹蔓山家，接雷剑到位于溶江河畔的大滩村。
雷剑到大滩后，住覃光珍家，仍以木材商人身份作掩护在大滩、洋溪一带进行活动。因溶江沿岸一带盛产杉木，正适合雷剑的身份，使他的活动较为顺利，社会上也管他叫林老板。雷剑在大滩十多天，主要是对大滩、洋溪一带的政治、军事、社会情况和民情、地形进行调查了解，同时对覃光珍等进行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政治教育。这期间，还培养了一些地方革命骨干，建立了地下交通站。当时覃光珍掌握有十多条枪，雷剑认为可以此作为组建革命武装的基础力量。
雷剑在大滩、洋溪调查期间，三江县“民变武装”暴动爆发，暴动队伍很快发展到千余人，国民党三江县县长梁志高见势不妙仓皇出逃。暴动队伍一度占领县城，国民党的县、乡、村政权一时间大部处于瘫痪状态。这种形势对党组织组建革命武装极为有利。而当时，在融县一带由中共融县工委领导的“江猛”“黄彦”“梁河”和“柳城”四个武工队已扩编为桂黔边人民保卫团
第一、第二两个大队，中共融县工委因此也要求三江县的党员迅速把武装队伍组建起来。
5 月中旬，根据中共融县工委的要求和形势的变化，为了掌握和研究“民变武装”暴动后三江县的情况，以便决定下一步做法，雷剑从大滩返回泗里，并在富文坪屯召集曹蔓山、曹竞军、曹曼天等骨干开会。与会者还有杨廷瑞。杨廷瑞，泗里乡头坪村人，曾在广东西江游击队参加革命活动，因所属队伍情况发生变故返回家乡，正在为寻找队伍感到苦闷之际，受雷剑之邀，作为骨干参加了这次会议。富文坪会议着重分析了当时三江县的局势和研究组建革命武装问题。会议讨论分析认为，荣成礼、莫虚光、欧文光率领民众武装暴动既成事实，三江县的反动政权已被大部摧垮，虽然这种局面可能是暂时的，但因三江县国民党政权被摧垮后，去掉了许多障碍，有利于中共党员在三江县组建自己的革命武装。当然在这种形势下，因民间枪支几乎都为民众暴动队伍收尽，热血青年大多参加到暴动队伍中去，也给中共党员在三江县组建革命武装带来了诸如人源、枪支等方面的难题。因此，会议作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决定：（一）以洋溪和大滩为基地，立即组建武装；（二）把骨干力量和武器集中于洋溪和大滩，开展游击活动；（三）宣传党的政策，宣传形势，发动群众并进行反“三征”斗争。富文坪会议还作了另外两项具体安排，一是曹蔓山、曹曼天等留在泗里一带做串连发动工作；二是派杨廷瑞去大滩与覃光珍作筹建武装准备工作。
那时，雷剑原与中共融县工委负责人谢之雄约定汇报的时间已到，而且，对于在目前形势下具体如何组建革命武装？对于荣成礼、莫虚光、欧文光三部武装起来后的三江县局势如何把握？以及怎样和“三部”武装处理好关系？同时雷剑也感到三江县党的力量薄弱，需尽快发展党的力量，而当时曹蔓山已要求入党，并写好自传。这些问题都急待向上级汇报、请示。于是雷剑带着这些问题和任务赴融县向中共融县工委负责人谢之雄汇报。中共融县工委表示：同意三江县以洋溪、大滩作为据点建立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对“三部”武装采取统战政策，尽力争取他们，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同时，经雷剑介绍，曹蔓山，这位从桂林师范学院肄业回家乡从事教育工作，并接受革命思想、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的知识青年，被中共融县工委批准入党，成为在三江县本地发展入党的首名党员。
曹蔓山 （1917.12—1995.5），汉族，三江县程村乡泗里村富文坪屯人，1946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 年 4 月参加工作。1945 年秋被县教育局选送到国立桂林师范学院读书，1947 年夏，受进步思想影响离开学校到柳州参加革命活动，1948 年 5 月回泗里小学任教，在梁华新的领导下建立泗里地下工作联络站。梁华新、林芳华转移到丹洲后，实际负责泗里联络站的工作。1949 年 2 月，参与发起建立三江新民主主义促进会，并负责泗里组工作。6 月中旬，参加洋溪人民保卫队（柳北人民解放总队第三大队前身），10 月，任柳北人民解放总队第三大队副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三江县浔江区代区长、副县长、县委统战部长、县委副书记，宜山县委副书记、书记，大苗山县委书记，柳州翻胎厂党总支书记兼厂长，柳州地区行署教卫办副主任等职。
5 月中旬，富文坪会议结束两天后，杨廷瑞离开草头坪，按照雷剑的吩咐到大滩村，与覃光珍、覃进昌一道，秘密串连，召开小范围会议，做教育培养积极分子以及筹集枪支的工作。很快就组织了一支十多人枪的小队伍。装备简陋的队伍组织起来后，曾先后两次分别到过附近的洋溪、高了、良培、奴图、岑夜一带进行宣传活动。但两次均与国民党高安乡长王松林带领的数十人武装队伍相遇，为避免无谓的牺牲损失，两度撤回据点大滩。两次外出活动受阻，杨廷瑞于是回富文坪向已从融县回来的雷剑汇报情况。雷剑听汇报后表示，队伍还要扩大，并告知杨廷瑞暂时不回大滩，留下来在泗里一带活动，筹集些枪支，组织些人。
6 月 8 日，雷剑到融县长安镇，与因家事滞留长安医院的秦振武商谈回洋溪建立武装问题。之后，雷剑、秦振武二人从丹洲坐船到泗里，在泗里开了一个小会。参加会议的有雷剑、曹蔓山、秦振武、曹曼天，会议商量并决定到洋溪建立革命武装。次日，秦振武即按照会议商定的活动计划，先行到洋溪筹备人枪。当时，杨千里、刘心潜也已分别从古宜和高基赶到泗里，待命上洋溪。
根据泗里小会的决定，党的革命武装建立在即，一旦革命武装建立起来后，即面对一个绕不开且首先必须解决的活动地盘问题。因溶江良口一带为“民变武装”“莫部”驻守，为进一步谋划好建立武装前的筹备工作，雷剑随秦振武到良口，与“莫部”司令莫虚光协商划分双方活动区域问题，并取得默契。之后秦振武上洋溪筹备人枪，雷剑返回富文坪。雷剑回富文坪后，指示曹蔓山、曹竞军等仍留在泗里一带活动，自己同杨千里、刘心潜、杨廷瑞等 11 人于 6 月中旬某晚乘船去大滩，次日上午抵达，在大滩村留宿一晚。第三日，覃光珍掌握的十多人枪与雷剑等一起上洋溪。当时，秦振武在洋溪也已组织了一支小队伍。两支小队伍汇合，人员共有 50 多人，枪 30 余支。两支队伍汇合后，即在洋溪乡公所屋前地坪上集中开会。雷剑在会上宣布：共产党在三江县领导的第一支游击队—洋溪人民保卫队正式成立。会上，雷剑还着重讲了党建立游击队的目的和任务，讲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保卫队按照人民解放军的精神面貌来建设和壮大。由于覃光珍对革命有一定的认识，且为人正直，在当地有一定威信，被任命为保卫队队长，副队长由杨廷瑞担任，刘心潜任政治服务员。洋溪人民保卫队的成立，同时也标志着以泗里、大滩、洋溪为基础的浔溶两江革命游击区的建立。
中共党员在洋溪建立武装队伍，对洋溪产生了一定的震动和影响。雷剑带领人员刚到大滩时，洋溪乡公所即有所察觉。当雷剑率队伍到洋溪后，乡公所乡长连同公务人员已全部跑散隐匿，无一人到乡当值。当时了解到乡公所粮仓还存有一部分粮食，保卫队在成立大会结束后，即找来当地的粮仓保管员，令其开仓取粮，并将一部分粮食分给群众，一部分充军饷储存在附近群众家中。队伍在洋溪驻下并开展活动，白天进行一些初步的军事训练，晚间则进行政治学习。为了扩大影响，洋溪人民保卫队还到大滩、白毛、信洞、大兰、高应、高了、龙培、龙令、高少和芝打一带山村，做群众发动工作，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队伍的纪律，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洋溪人民保卫队成立后，雷剑委托曹蔓山去融县向总部汇报队伍的组建情况以及“三部”武装的活动等情况。当时，溶江一带有三部分军事力量，洋溪人民保卫队建立后驻扎于中段的洋溪；国民党三县（从江县、三江县、黎平县）联防指挥部设在距洋溪三四十里远的富禄小镇，处上游；作为友军的“莫部”武装驻扎下游良口。在这一段时间内，由于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给国民党三江县当局及周边邻县的反动政权造成一定压力，他们为了维持政局，开始谋划如何打击和消灭革命力量。6 月下旬，国民党三江县政府代理县长韦建民带领民团自卫队，广西保安六团营长蒋钦熙带领一个营，由古宜向良口进发，广西、贵州两省三县联防办事处主任王松林部则由富禄沿河压下，总兵力 600 余人，沿溶江上下夹击良口、洋溪，企图一举围歼“莫部”武装和洋溪人民保卫队。因敌来势汹汹，莫虚光率部撤离良口。敌人此番进击，主要指向虽为“莫部”，但洋溪人民保卫队自然也难免于遭敌围歼之危险。由于敌我双方力量悬殊，为保存革命力量，洋溪人民保卫队决定避开强敌，主动撤出洋溪。这时，在严峻残酷的斗争面前，洋溪人民保卫队内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队伍中有些胆小经不住考验的队员悄然离队回家。这样，未经任何战斗，队伍即减员近 20 人，所余 30 多人则转移到洋溪后山一带的培吉、良培、归利等村活动。在队伍转移过程中，雷剑把握住机会，适时对队员进行革命形势和思想教育，以鼓动士气和稳定队员情绪。
由于洋溪人民保卫队撤出洋溪，国民党三江县当局此次妄图围歼革命力量的如意算盘落空，于是他们又立即调整兵力部署，留下一部分兵力驻扎洋溪，埋伏等待，企图寻找消灭革命力量的机会，还不时派遣小股兵力进山侦察。为避免被敌人发现，保证队伍安全，洋溪人民保卫队转移到高了村附近的大竹山。隐蔽几天后，队伍粮食供应紧张。在粮食短缺困难和面临遭敌追歼的情况下，雷剑与保卫队领导人商定，把洋溪人民保卫队队伍化整为零，安排队员暂时分散潜回各自家中隐蔽，等待时机，一旦召唤，再行集中归队。雷剑、杨廷瑞、杨千里、刘心潜、覃光珍、覃进荣、杨锦等 7 名骨干则继续留在山林隐蔽，坚持斗争。
6 月底，雷剑等 7 名骨干辗转至洋溪村对面半坡上的芝打瑶寨活动。这时，中共融县工委考虑到增强三江县党的力量问题，调派党员冯敬莹、黄显明来三江，加强党在三江县的工作。冯敬莹、黄显明来到三江县后，由大滩地下交通站交通员覃进昌护送上芝打屯。在芝打寨，冯敬莹向雷剑转达了中共融县工委关于三江县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番号为“桂黔边人民保卫团第三大队”的决定精神，“洋溪人民保卫队”名称随之更换。冯敬莹还向雷剑呈送了中共融县工委领导人谢之雄为他们出具的介绍函。雷剑从介绍函知道，冯敬莹是广西大学学生党员，由中共融县工委派到三江参与三江县党的领导工作。雷剑对上级党组织给自己调配了工作助手甚是高兴。在芝打寨隐蔽驻扎期间，他们仍不忘做群众工作，宣传革命道理，还不时为群众做些杂事，以融洽民族情感。驻芝打十余日后，国民党武装队伍撤出溶江（良口、洋溪），雷剑等一行则离开芝打，下山回到大滩，召唤旧部，队伍恢复到 20 多人。7 月上旬，中共融县工委又增派党员杨臣、侯高浪来三江县工作。雷剑全面分析当时三江县的局势后，对今后的活动进行了新的谋划。7 月中旬，雷剑在大滩主持召开一次小范围会议，参加者有冯敬莹、黄显明、杨廷瑞、杨千里、刘心潜、覃光珍、覃进荣、杨锦等共 9 人。会议决定重整旗鼓、恢复活动，并要扩大活动范围和扩大队伍。同时对过去的一些做法进行了调整，除留下刘心潜、黄显明坚持掌握桂黔边人民保卫团第三大队外，决定抽调骨干人员到“莫部”作政策宣传和教育改造等工作。
三江县“民变武装”暴动消息传开后，1949 年 5 月，在柳州高中读书的中共党员杨文贵接受党组织交给的任务，返回原籍三江县丹阳区开展革命活动。杨文贵到三江后，因组织关系未转过来，先由陈世裔介绍到荣部政工队。不久，中共党员蒋玉昆受柳州党组织派遣到丹阳区，也被介绍到“荣部”政工队。两人在“荣部”政工队秘密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宣传革命道理，并随“荣部”政工队在大德一带活动，开展社会调查及扎根串连工作，为建立根据地作准备。约 7 月后，杨文贵、蒋玉昆组织关系转到雷剑，雷剑即派他们到杨文贵的家乡地处田寨河流域的苗族地区大浪乡邦阳村一带活动，在当地发动群众，开辟武装斗争新区。杨文贵等到邦阳村后，即以田寨河支流六百河一带苗族地区为活动据点，动员本寨及附近苗寨的兄弟及亲戚朋友参加革命，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和引导，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然后带领他们深入苗族群众之中，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减租退押、土地改革及民族平等等政策，并宣传全国革命形势，告诉群众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打过长江，全国即将解放，国民党的统治即将垮台，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时代即将到来。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使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提高了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在杨文贵的宣传动员下，不久，邦阳村有 6 名苗族进步青年参加了革命组织，并在邦阳成立了有 20 多人参加的民兵组织，开展了游击斗争，与本县平卯乡、贵州省从江县大年乡两地的国民党武装形成了对峙之势。为了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杨文贵组织发动群众在各个道口、山头设卡布防。同时，杨文贵不顾当时国民党反动当局悬赏 5000 元东毫捉拿他的危险，继续深入各地加紧做好群众的宣传发动工作，动员田寨河流域 40 多位进步青年参加了革命队伍。当中共融县工委要求在三江县活动的中共党员迅速把武装队伍组建起来时，田寨河流域的革命武装已经形成。夏秋之间，为了消灭田寨河流域的革命武装，国民党平卯乡的反动武装向六百河扑来。杨文贵带领革命武装在龙令山头与敌人开展了斗争。
田寨河流域革命武装的建立，使当地苗族群众参加革命的热情高涨。此后，田寨河流域逐步形成为三江县乃至柳北地区的一个重要的革命游击区，扩大了革命武装斗争的回旋余地。
（一）对“民变武装”的统战工作
三江县发生“民变武装”暴动后，一方面对国民党三江县政权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但另一方面也从客观上使中共三江县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武装失去了先机，失掉了相当范围的人枪基础。因此，把握住局面和方向，团结进步力量便成为在三江县活动的中共党员的一项要务，这样，才能扩大党在三江的影响，立住脚跟。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敌，党组织开始考虑做“民变武装”的统战工作。当时中共融县工委对三江县荣、莫、欧三部武装的工作方针是：对“莫部”采取教育、改造、争取、提高的方法，将其变为党领导下的武装；对“荣部”采取个别争取的办法，将其人员逐步吸收过来；对“欧部”则采取团结、稳定、争取枪口对敌的统战政策。统战工作的重点在“莫部”，其次是“荣部”，然后是“欧部”。7 月，雷剑去大德，分别与“荣部”参谋邓鲁之、林永东及大队长戴自振等人面谈，进行时势宣传教育，使他们认清形势，坚持斗争方向。8月初，雷剑根据中共融县工委关于迅速扩大武装队伍和搞好荣、莫、欧三部武装统战工作的要求，与冯敬莹等在泗里村富文坪屯召开了统战工作动员会。会议贯彻了 7 月中旬大滩会议精神，并对三江县的局势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雷剑在会上分析了原预定古宜、泗里一带的党员一起到洋溪与“第三大队”汇合，发展自己的武装队伍，以及目前形势对三江县党的活动和“第三大队”发展所造成的利与弊等情况。会议认为，当局激起民变，发生武装暴动后，国民党三江县的县、乡、村政权大部一度被摧毁，三江县政局被打乱了。这为中共党员在三江县发展革命武装，团结进步力量共同对敌，扫清了障碍。这是有利的一面。但国民党三江县当局为拯救残局，挽回局面，妄图反扑消灭荣、莫、欧三部武装，并首先把矛头指向实力较强的“莫部”，以图达到先打垮“莫部”，再分化瓦解荣、欧两部的目的。当时民众武装暴动致国民党三江县县长梁志高出逃后，国民党三江县参议长韦建民已于 6 月份向国民党广西省政府请缨，获准代理县长。韦建民上台后，即对民众暴动队伍采取打击政策，亲自带民团自卫队与广西省保安六团蒋钦熙营和广西、贵州两省三县联防办事处王松林部联合夹击洋溪、良口。莫虚光被迫率部撤离良口，退至老堡乡边浪山区，避开敌人的夹击。而当时，三江县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刚刚成立，力量还很薄弱，群众基础还不十分坚实，原负责发展武装工作的秦振武又已撤下丹洲。为免遭敌人打击，队伍只能撤出洋溪，隐蔽于深山。这又是不利的一面。
会议根据这些情况，决定改变原定计划，古宜、泗里一带的党员不再到洋溪与“第三大队”汇合，而是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在积极发展自己武装队伍的同时，确定了当前统战工作的重点对象，即到“莫部”做教育改造争取工作，通过大力协助“莫部”，改造和争取“莫部”，达到巩固“莫部”，稳定荣、欧两部，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三江县混乱局面之目的，以利于党的工作和革命武装活动的开展。会议同时对于如何巩固“莫部”进行了具体研究，对去“莫部”做宣传教育改造争取工作进行了动员并对一批骨干作了培训。而此前，雷剑等已了解到莫虚光本人也曾表示希望得到党的领导，会后，又派人与莫虚光进行了接洽，莫虚光对中共方面决定派人到“莫部”协助工作表示欢迎。随后，雷剑与莫虚光又作了较具体的协商，达成了共识。
桂黔边人民保卫团总部根据三江县情况的变化，同意三江县改变原定计划，但同时也要求留下一部分同志以“第三大队”为基础，积极扩大党的武装，以迎接人民解放军南下解放广西。在这种情况下，8 月 8 日，冯敬莹、曹蔓山、杨廷瑞、杨千里、曹曼天、曹竟军、荣瑞华、侯高浪、罗家阔、唐瑞玉、王大增、兰荣树等 12 名工作人员根据富文坪会议决定进入“莫部”，协助“莫部”做政治工作，刘心潜、黄显明、杨臣、覃光珍等骨干则继续抓桂黔边人民保卫团第三大队的巩固和发展壮大，大队长仍由覃光珍担任，政治服务员仍由刘心潜担任。
冯敬莹等 12 人进驻“莫部”后，主要是作团结、教育、改造和争取工作，这对他们这些革命的知识青年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任务。到“莫部”后，冯敬莹等没有公开以中共方面工作人员的身份开展活动，也未提出改编或接收“莫部”的意见，但他们从整顿队伍着手，向莫虚光进言，建议“莫部”裁减冗员，整编队伍，以提高队伍的战斗力和减轻财力负担。莫虚光欣然接受了这个意见，对队伍进行了整顿，对人员进行了部分精简，裁减了一批素质较低的人员，留下 300 多人枪，队伍的建制从三个大队缩减为两个大队。队伍经整编后，“莫部”即刻从沉重的财力困境中得以摆脱。在派进“莫部”人员中，除冯敬莹留司令部任秘书外，其他 11 名人员都下到基层任文化教员和政治工作员，在工作中相机利用诸如教识字、唱歌、讲革命故事等多种形式开展政治形势、政策、纪律的宣传教育。雷剑也多次到“莫部”给其队伍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讲革命形势和当时的革命任务，组织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同时还曾随“莫部”两次行军到和里、同乐、平流、独峒、八江等地活动，为莫虚光出谋划策，协助处理一些重大疑难问题，被“莫部”以“师爷”相称。通过中共党员的宣传教育，使“莫部”增添了一定的新鲜政治空气。其间，“莫部”曾拟与贵州边境的侗族武装协商联合起来，开辟游击新区，共同对付国民党两省三县联防办事处，以解除后顾之忧，并扩大影响。冯敬莹、曹曼天等先后配合“莫部”率部开进贵州黎平、从江县境，沿途打下了本县的梅林和贵州的龙额、地坪等乡公所，在当地起了很大的反响。
韦建民企图消灭“莫部”的目的失败后，旋即在北面程阳一带进攻“欧部”，但因“欧部”事先转移而扑空。两度军事进攻未奏效，韦建民下台，周必升接任国民党三江县县长。周必升汲取前任教训，采取反革命的军事和政治两手。在军事上，采取坚守兼进攻的策略，将保安团蒋钦熙营和杨怀准、吴必德两支自卫队屯兵古宜，一面固守县城，一面伺机出击；与此同时，三县联防办事处则驻扎于富禄、高安一带，以威胁良口；另外，驻融县长安镇的广西省第十五专员公署亦有保安团驻扎，牵制南面丹洲一带的“荣部”。这样就对“三部”形成了整体包围阵势。在政治上，则对荣、莫、欧三部武装采取诱降、分化瓦解的手段。首先，国民党广西省保安司令部派少校附员石雄山（三江人）利用其同为侗族人的关系到“莫部”进行劝降。莫虚光对是否与石雄山见面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向雷剑征询意见。为了从石雄山此行中摸清敌人意图，雷剑向莫虚光提出了掌握分寸，“可一般性见面”的建议。石雄山到“莫部”劝降不成，又秘密窜到“欧部”作说服，同样一无所获。
9 月，“莫部”集中于良口。国民党县长周必升进一步加强对“莫部”的劝降活动。周必升利用古宜商会会长莫玉封在三江县的声望及其与莫虚光的亲属关系，派莫玉封、曹耀祖以及国民党三江县政府军事科长侯凤章随同前往良口，对莫虚光进行二次劝降。一面利诱，一面恐吓威胁，提出“莫部”如接受改编，可以不受调，还可以划出溶江一带作为“莫部”收税范围以解决经费问题。不然，国民党军队将于农历八月中秋血洗良口，鸡犬不留。敌人的诱降与恐吓，给不少人造成了心理压力。为了团结荣、莫、欧三部力量，回击国民党反动派嚣张气焰，安定人心，雷剑等一方面布置做好“莫部”工作，加强对其队伍人员进行革命形势教育，以稳定队伍情绪。同时建议莫虚光将队伍化整为零，以中队为单位隐蔽活动。雷剑等还针对国民党三江县当局展开了舆论宣传攻势。雷剑以“莫部”的名义写了《致周必升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阐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挥师渡江，南方各省即将解放，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国民党的大官已纷纷逃往台湾，希望当局者认清形势，不要继续与人民为敌，再为国民党卖命。公开信还针锋相对地对国民党三江县当局提出严重警告：国民党反动派一定会灭亡，希望各自以前途为重，不要死心塌地做蒋家王朝的殉葬品，要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更不要残害人民欠下血债，否则血债要以血来还。公开信宣传了革命的大好形势，又交代了政策和指明了出路。公开信不仅寄送周必升，还寄送县城各界人士，以及在各地散发。国民党三江县政府收到公开信后，震动很大，因而不敢对良口“莫部”轻举妄动。荣、莫、欧三部人员和人民群众看到公开信后，也受到教育和鼓舞，稳定了人心。这时，国民党三江县政府又利用丹洲的陈志鸿对“荣部”进行拉拢诱降。由于“荣部”的骨干成员中有邓鲁之、戴自振、林永东这些积极向党靠拢的进步青年，把握和坚定了革命的立场，国民党三江县政府的这一阴谋亦告破产。
对于因国民党三江县政府采取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两种手段所形成的复杂局面，如果不能清醒的认识，不能及时有效地挫败其攻势，形势将会急转直下，从而局面会更加复杂，斗争更为尖锐。由于雷剑等对形势有清楚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在复杂形势和斗争面前，团结荣、莫、欧三部，坚持与国民党县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也由于荣、莫、欧三部的领导和大多数干部、战士对敌斗争坚决，与中共方面结为广泛的统一对敌阵营，终于使国民党三江县当局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阴谋归于失败。这样的结果，对保持三江县的局面，巩固和发展革命形势，以及为中共党员在三江县活动的深入开展和革命队伍的壮大创造了条件。
9 月下旬，柳北区工委宣传兼民运部长、柳北总队政治部主任林润葱到三江县检查指导工作期间，融县二大队告急，称将遭国民党反动武装围攻。林润葱辗转于板壁、良口之间，与荣、莫两部联系，研究联合行动事宜，准备攻击板榄，声援融县的队伍。虽然后来融县方面隐患解除，声援未付诸行动，但这次统一协作的意向，以及造成的声势，给国民党融县当局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10 月，中共三江县工委成立后，于中旬在大浪乡九里屯召开会议。会议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和党在三江县的武装力量过于弱小的实际，以及党在“莫部”工作进展不大，适应不了形势发展的需要等现状，决定调整工作思路，撤回派驻“莫部”的工作人员（只留杨千里继续在“莫部”作联络员），发展自己的武装，组建武工队，扩大农民运动。党的工作人员进入“莫部”工作，前后两个多月，取得一些成效。但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原来想通过协助“莫部”，进而改造、争取“莫部”，最终把“莫部”转化为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目标，未能实现。一方面是由于党的工作人员进驻“莫部”时间较短，双方在短期内未能做到完全的相互沟通了解，“莫部”中一些骨干和战士对党派驻的这支以汉族为主体的队伍的工作方式方法一时未能适应，甚至产生抵触情绪或暗中对抗；而进驻“莫部”的党的工作人员在统战工作方面的工作经验及方式方法上也有不足的地方，双方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尚需要时间磨合才能解决。另一方面是由于三江县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还处于雏形阶段，武装力量过于弱小，还未具备完全吸纳他人的潜在力量；加上革命形势发展迅猛，解放军前锋已逼近广西，上级要求在三江县开展活动的中共党员必须尽快发展武装力量以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所以，三江县工委成立后，在对“莫部”的改造、争取工作进展不大理想的情况下，为了尽快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只得决定中途转航改道，谋求自我发展。当然，三江县工委作出撤出“莫部”的决定后，未向“莫部”通报或作说明，不辞而别，给原本团结协作革命的一张笑脸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面纱，使双方处于尴尬的境地，是失当的。
中共党员对“荣部”开展的统战工作未以在“莫部”那样的方式深入铺开，工作有所侧重，主要工作对象是“荣部”的政工队。“荣部”政工队是由富有革命热忱的丹洲进步青年陈世家、陈世裔等组织起来的，其人员都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在“荣部”队伍中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加上陈世裔此前曾与三江县党的负责人梁华新、雷剑先后有过秘密的接触和联系，受到一定的影响。后来又有中共党员杨文贵、蒋玉昆进该政工队做过工作。因而该政工队是一支有一定进步思想和政治觉悟的队伍。政工队有 20 多人枪，在大浪乡、白云乡一带活动，传播革命道理。因“荣部”政工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又有中共党员做过工作的基础，经雷剑与“荣部”参谋邓鲁之就党接收政工队问题进行协商，并于 10 月 14 日取得“荣部”负责人荣辉同意后，县工委在“九里会议”上作出决定，开始以个别吸收的方式吸收“荣部”政工队人员。中共党员对“荣部”的统战工作既立足于全面争取，又有所侧重；既有协调和同盟的方面，又不乏部分内容的升华，是当时三江县党对“民变武装”进行统战工作的一个成功范例。
在困难和复杂的环境中，中共党员对荣、莫、欧三部武装做了一些相应的统战工作。但由于各部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愿望有一定差别，中共党员开展的统战工作多偏向于莫、荣两部，对“欧部”则是一般化的传递一些统战讯息而已，工作未有实质性的进展。虽然中共党员开展的统战工作在各部取得的效果不一，但对稳定荣、莫、欧三部武装整体，使他们坚持对敌斗争的情绪和方向，始终站在革命阵营一边，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对高步、横岭地方武装
的争取
雷剑到三江县后，党在发展人民革命武装方面，较及时地把握了机会，成立了洋溪人民保卫队，但这支队伍对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与当时在三江县开展革命活动的需要来说还是极为弱小的。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党如何扩大武装队伍，是摆在面前的一道难题。在那期间，中共党员除了做荣、莫、欧三部的统战工作外，还了解到县境北部的高步乡、横岭乡（两乡今属湖南省通道县）一带有两支约 200 多人枪的地方武装高步乡自卫队和横岭乡自卫队。这两支武装能否为我党所用？雷剑为此曾秘密派杨千里于 1949 年 6 月中旬和 9 月上旬先后两次到高步（7 月还有一次，因半途遇阻未成行），通过地方进步人士龙明耀的关系，了解这两支队伍的情况，并考虑全部收编或部分争取这两支队伍。但两乡自卫队为龙于宗、欧川波等旧势力人物掌握，龙明耀在其间只起联络作用而未有决定权。而欧川波等因与“民变武装”的“欧部”有矛盾，也想借杨千里来联系这层关系，与“欧部”相对峙。雷剑等一方面想争取高步、横岭武装，另一方面也有争取“欧部”的打算，而这两股势力之间的矛盾又一时难以调和。这样，杨千里的使命便遇到了无法抉择的难题。加上高步的地方武装对时局尚持观望态度，举棋不定，不愿参加到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来，杨千里打算通过工作争取高步武装队伍部分人员到洋溪，以扩大党领导的队伍的希望落空，乃放弃计划，无功而返。
（一）中共三江地方党组织的重建
自从中共桂黔边特别支部（富禄特支）转移到融县并改为中共融县特支后，在抗日战争期间，三江县境内虽然还有党员在断断续续开展各种活动，但因党员人数少，工作不稳定，活动不正常，三江县地方党组织机构一直未能恢复。抗战胜利后，在全国解放战争的中期，又先后有个别或少量党员来到三江县。在这些党员中，有的是因在外地活动暴露了身份急需寻求隐蔽之处而来；有的是由于在原活动地有暴露身份的危险或开辟工作的需要受派遣而来。但是前后来到三江县的党员，同样由于人数过少，且处于流动中，上级党组织暂不考虑在三江县建立党的一级组织，党的活动由指派的党员负责领导工作，组织上先后由中共桂柳区工委、融县工委、柳北区工委领导。1949 年 9 月下旬，柳北区工委派宣传兼民运部长、柳北总队政治部主任林润葱率龚敬、符豪、莫兴、廖源等中共党员到三江县检查指导工作，并于 10 月初在三江县党的工作人员及桂黔边人民保卫团第三大队集中到丹洲乡板壁村进行整训期间，主持召开了板壁会议。
板壁会议是柳北党组织在三江县活动期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其主要内容有党务和军务两个方面。参加会议人员有雷剑、冯敬莹、李淑媛。林润葱在会上传达了柳北区工委的决定：（一）成立中共三江县工委，受中共柳北区工委领导。雷剑任县工委书记，冯敬莹任组织委员，李淑媛任宣传委员。（二）“桂黔边人民保卫团第三大队”的番号改为“柳北人民解放总队第三大队”（简称“柳北三大队”）。冯敬莹任第三大队大队长，雷剑任政治委员，李淑媛任副政治委员。同时在地方军事组织中设立党委，建立柳北人民解放总队第三大队党委。雷剑兼任书记，冯敬莹兼任组织委员，李淑媛兼任宣传委员。
板壁会议重建了三江县地方党组织，结束了自中共桂黔边特别支部（富禄特支）转移后三江县无地方党组织的历史。
“柳北三大队”在板壁整训期间，正值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国民党为了阻止解放军南下，派遣马拔萃部覃戈明师（即国民党第五十六军第三二九师）从柳州往湖南方向开拔，企图在湖南境内阻止解放军南下进入广西。10 月 8 日，当覃戈明师行军途经板江、白露，临近板壁村时，“荣部”获知敌情，并在七星坡进行阻击。在与敌交战中，由于力量悬殊，阻击失败，荣成礼身负重伤，当晚牺牲。当时，听到数里开外交战枪炮声的“柳北三大队”暂时中断整训会议。但因人员不多，武器装备低劣，且事发突然，又不明敌情，因而未投入阻击战斗。敌人当天开往湖南后，党组织及其所属队伍于次日分别转移到丹洲西面的九里和大德。
10 月中旬，中共三江县工委在大浪乡九里屯召开工委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史称“九里会议”。其余人员在大德集中待命。“九里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根据柳北工委的部署，总结工作，分析形势，研究今后工作。会议在对前阶段的工作进行总结时认为：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党员以主要力量投入做团结、教育、争取、改造“莫部”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在“莫部”期间，受到大多数骨干和队员的尊敬和欢迎。但也不乏少部分人对党派驻人员心存戒备，若即若离，有的甚至起哄；加上缺乏工作经验，改造、争取工作成绩并不明显，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从各方情势分析，认为必须立即改变工作现状，调整工作部署。会上，柳北总队政治部主任林润葱提出了撤回派进“莫部”的工作人员，集中力量发展自己的武装，加强群众工作的指示性意见。会议最后作了几方面的决定：一是除留杨千里继续在“莫部”作联络员外，其他所有人员全部撤回归队；二是以个别吸收方式，吸收“荣部”政工队员参加党领导的队伍；三是迅速扩大活动地区，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组织武工队进行活动。
“九里会议”对工作重点的调整，是在总结既往工作中的得失后作出的结论，应该说找到了活动的基本坐标，使往后的工作内容及目标明晰化。这些富有建设性的工作调整，也给党组织及其领导的队伍注入了活力，带来了一个新的局面。
中共三江县工委召开“九里会议”期间，在临近乡村活动的“荣部”政工队骨干陈世裔与韦昌孚，致信党组织要求参加党领导的队伍。他们两人都是早些时候就受党影响的进步青年，此前曾要求参加党领导的武装，但当时雷剑考虑到“荣部”政工队有 30 多人枪，如果他们二人离开政工队，其他队员则可能回归“荣部”本部或者散伙。因此，指示他们暂留“荣部”，掌握政工队，相机行事，以后视形势发展情况再行考虑两人提出参加党的队伍的问题。
“九里会议”作出发展壮大党的武装，撤回派驻“莫部”工作人员的决定后，没几天，派去“莫部”的人员归队。这时，杨文贵和蒋玉昆两人党的组织关系也转至中共三江县工委。这样，考虑解决陈世裔、韦昌孚二人参加党组织和吸收“荣部”政工队问题的时机已成熟。中共三江县工委经过研究，派县工委书记雷剑就吸收“荣部”政工队人员问题与“荣部”参谋邓鲁之协商。10 月 14 日，在取得“荣部”负责人荣辉（副司令）同意后，党组织以个别吸收方式，有选择地开始吸收“荣部”政工队员。这样，“荣部”政工队 20 余人枪被吸收到党领导的队伍中，后编入西江武工队。同时，吸收了陈世裔、韦昌孚加入党组织。
“九里会议”后约 5 日，中共三江县工委组织所属党员汇集到丹洲乡大德村。在大德村，县工委决定对原有队伍和从“荣部”政工队吸收来的20 余人枪进行整编整训。整编后，“柳北三大队”下辖三个武工队，并明确了各武工队的活动范围。武工队分别以地域河流冠名。一为黄河武工队，队长由雷剑兼任，杨廷瑞任副队长，活动区域为洋溪、良口、泗里一带。二为长江武工队，队长由李淑媛兼任，杨臣任副队长，活动区域为板壁、塘库等地。三为西江武工队，队长由冯敬莹兼任，杨文贵任副队长，活动区域为田寨河游击区的大浪、白云、大湾、平卯乡一带。“柳北三大队”大队部驻大德村。
那期间，莫翠云、冯平两名女党员也从融县派到三江县，三江县的党员队伍人数有所扩大。党员有雷剑、冯敬莹、李淑媛（女）、杨文贵（苗）、蒋玉昆（苗）、曹蔓山、杨臣、龚敬、符豪、韦华明（壮）、莫翠云（女）、冯平（女），杨千里（候补，1949 年 11 月被停止党籍），加上新近发展吸收入党的荣瑞华、韦昌孚（壮）、陈世裔、韦昌琴（壮）、梁庆元（壮）、龙云江（壮）、覃光球（壮）等，共 20 位同志。发展加入共青团组织的有曹竞军、黄启阳、刘明德三位青年。在上述 20 名党员中，除曹蔓山及新发展的荣瑞华等 7 名党员为三江本土培养发展加入党的组织外，其余党员，包括少数三江籍党员在内，均为党组织从外地派到三江工作。当时，党的武装队伍也有所发展壮大，“柳北三大队”人员已发展至 90 多人。
在大德整训期间，为了提高队伍人员整体素质，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履行职责，还集中学习了《武工队员手册》《华南人民行动纲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新区政策、民族政策。
“九里会议”的召开和大德集中整训学习，为第三阶段的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之后，三个武工队分赴指定的活动区域向群众宣传形势，宣传党的新区政策和民族政策。
（二）武工队的活动及群众组织的建立
整编后，“柳北三大队”完成了身份的转换，表明这支队伍已不再像以往那样只是一支纯粹的武装队伍。这时，他们肩负着既要从事武装斗争工作，又要兼做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双重责任。因此，三个武工队在各自的活动区域中，在坚持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与农民群众一起劳动，共同生活，帮助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协会、民兵、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发动农民群众搞减租减息退押运动。在工作中，做得较有声色并具有代表性的是以搞群众工作为重点的西江武工队。他们在田寨河一带，发动群众在上邦村建立了三江县第一个农会组织，随后又在大浪乡的甘牛、大贵、丰田、大海、丹阳、大德、巴门、上里、拉陇、蕉花、龙塘、大安、滑田、岩底、盘云、同里、那怀、下里、九里、竹桥、大新、高培、中团、红凳、九仰、四岭；白云乡的田寨、白照、黄苟、黄奈、荣帽、高孝、枫木、跟阳、龙岭、腊荣、高应、大兰、龙培；以及大湾乡、平卯乡的一些村寨，先后成立了农会。这些成立农会的村寨，还相应建立了民兵组织。
在沿交通线的板壁、白露一带，武工队做群众工作的方式是直接与贫雇农进行串连，宣传形势和新区政策，也相应组织了一些农会小组，动员农民做好迎接解放军南下的准备工作。蕉花、大德、板壁等地特别注意做好发动妇女工作。发动妇女工作主要由武工队的妇女组承担，她们先从个别串连活动入手，再进行广泛发动。在工作较为成熟后，即在蕉花办了两期妇女训练班。训练班每期二三十人，学习训练四五天，主要学习穷人翻身闹革命的道理和讲反“三征”斗争等。上至六七十岁的老奶奶，下至十七八岁的姑娘都积极参加了学习、训练。蕉花村还成立了三江县第一个妇女会，选举产生了妇女会的会长、副会长，并成立了几个妇女小组。
农会、妇女会、民兵队的建立，反映和体现了农村劳苦民众革命意识的觉醒，并把自身置于革命的一些活动中。这些群众组织的主要活动是普遍发动群众起来搞减租退押斗争。这方面做得较出色的是甘牛村。该村群众在农会的组织下，发起和开展了对恶霸地主的斗争。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共产党员、武工队队员蒋玉昆，在六百河一带及蕉花等村屯作了深入的社会调查。他通过对所获第一手资料的实例分析，说明农民困苦的社会原因：一是地租的剥削；二是高利贷剥削；三是苛捐杂税剥削；四是兵役重负；五是鸦片烟危害；六是地方恶霸的欺压。调查的结果反映出当地农民普遍要求解决减租减息、分田废债、反对恶霸，以及婚姻、教育等问题，而要解决这些现实的社会问题，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广大民众积极投身于革命的具体活动中，通过革命寻求新生之路。
中共三江县工委及“柳北三大队”结合具体情况，因时因地制宜，以武工队为引领，在发动和组织群众工作中，还十分注重做好干部培养工作，尤其在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扩大武装队伍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因而一批又一批各族青年加入革命行列，队伍发展到 150 多人。“柳北三大队”还积极向融县的贝江、香粉、蒙村、大保一带延伸活动，以便与“第一大队”和“第六大队”进行沟通联系，建立一条县际情报走廊，以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迎接新形势的到来。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标志着 100 多年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相互勾结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和内外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的历史从此结束。但是，华南、西南地区尚未获得解放，国民党尚有以白崇禧、胡宗南两股武装力量为主的 100 多万军队，占据着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和一些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妄图卷土重来，肃清国民党残余军队的后期作战仍在进行中。为了迅速彻底地歼灭国民党的残余军队，以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人民解放军采取了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以雷霆万钧之势乘胜追击国民党行将完败之师。在 10 月 16 日取得了歼灭白崇禧集团的衡宝战役胜利后，11 月 6 日，又发起了彻底摧毁白崇禧军事集团的广西战役。
当人民解放军部队在湖南省的通道、芷江集结待命，准备进入广西时，为了迎接解放军的到来，中共三江县工委书记、“柳北三大队”政委雷剑对迎军工作做了相应的安排。一方面派曹蔓山在泗里等地筹粮，另一方面派曹竞军带联络符号“井冈山—林岗”到县境外迎接解放军。11 月初，曹蔓山即着手筹粮工作，并筹集到 15000 斤粮。同月中旬，曹竞军按雷剑吩咐走小龙胜、拉旦山路出龙胜县，希望通过龙胜县桂北总队路西支队第十三大队找到梁华新，协助联系去湖南芷江迎接人民解放军进三江县事宜。由于衡宝战役后广西国民党政权已摇摇欲坠，国民党广西当局为维护其在广西的统治，派部队严密封锁了义宁县、龙胜县等地的关卡和要道，曹竞军虽进入龙胜县境，却无法与梁华新取得联系。在等待的四五日中，曹竞军每天都见有国民党人员来“拉羊”，觉得从龙胜取道芷江无望，遂返回泗里。
正当曹竞军在归途中，人民解放军前卫部队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第三十九军第一一五师（代号“天津支队”）已从湖南省芷江县进到通道县播阳所及贵州省黎平县洪州区一带，准备南下挺进广西。获悉消息的“欧部”派张雄和吴尚辉率迎军小组分别到贵州省黎平县境内的洪洲区和本县独峒乡干冲村迎接解放军南下进入三江县。11 月 17 日，第一一五师分两路先后从贵州省黎平县洪洲区翻大塘坳和从湖南省通道县独坡乡翻三省坡脚进入县境独峒乡。其先头部队第三四五团随即从岜团、里盘方向直下八江乡。当时，国民党第五十六军第三二九师第九八七团和县自卫队在八江乡八江村、三团村一带设防企图阻止解放军南下。18日，解放军在八江、三团一带与敌激战一阵，不久即冲破敌防线。敌弃阵往古宜逃遁。此次战斗，敌我均有伤亡，解放军有三名战士牺牲。18 日夜，解放军兵分三路攻占县城古宜镇，歼敌第三二九师第九八七团一部，余敌溃逃，国民党三江政权赖以支撑的军事力量被摧毁，三江县宣告解放。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人民解放军乘胜南下，追歼穷途末路的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国民党三江县政权连同维护其存在的藩篱一夜间消亡。人民解放军在征战途中虽然解放了三江县，但是，解放军执行的是整个广西战役的作战计划，他们要继续南下追歼敌人而无暇顾及三江地方的许多善后工作。这时，还有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第三十九军第一一七师（代号“兰州支队”）的部队由通道县往三江县进发，20 日经沙宜抵达斗江、扶平一带，亦继续南下追歼敌人。随着解放军两路大军的陆续过境，解放军的粮秣等后勤保障需要得到地方群众的支持帮助。这样，支前、维护地方社会治安和建设社会新秩序的工作就成为地方急需解决和完成的两大艰巨任务。
（一）维护社会治安
曹竞军迎军未果刚回到泗里后，次日清晨即听到古宜方向传来枪炮声。曹蔓山等即爬上山去查看情况，看到县城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枪声密集，知是解放大军正进攻县城古宜。曹蔓山即派曹积森把消息传送给活动于洋溪、大滩一带的黄河武工队。次日，黄河武工队赶到泗里，第三日进县城，驻三江中学，再用“林岗”符号与解放军部队接头，但解放军先头部队团以下干部对联络符号并不知晓，黄河武工队与解放军未能联系上。而活动于县境南部的长江武工队、西江武工队却于 19 日下午与继续追敌南下的解放军部队先后在白露、丹洲等地取得联系，并派符豪等为解放军带路，抢占珠玉渡口，直下融县长安镇。
三江县城古宜镇解放，国民党三江县政权垮台后，解放军又急行军南下。对于如何避免解放军过境后地方可能发生的动乱，成了当时急需解决的一大问题，需要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和社会组织来维护社会稳定。解放军“天津支队”政工民运处丁朴向从独峒引导解放军进古宜的欧部负责人杨春询问：三江县有没有中共党组织？杨春知道三江县党组织革命活动地，即带两名解放军战士至三江中学找秦振武。秦振武随杨春等到县城面见丁朴。丁朴告诉秦振武，为避免社会秩序出现大的动荡，安定人心，要求旧县政府工作人员暂且留职，照常上班。并要求地方组织维持治安，供应部队粮草，保护浮桥。
这样，成立维护地方治安组织迫在眉睫。11 月 20 日，由丁朴主持，在县城中长街莫玉封家召开筹组县治安委员会的协商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民变武装”代表莫虚光、杨春、欧明泰、雷世武、梁治安、欧廷瑞，学界代表县中教师秦振武、培成小学校长罗国恩，古宜镇工商界代表莫玉封、温知良、梁耀先、周泽广等十多人。通过民主协商，推选莫虚光担任治安委员会主任，杨春、秦振武任副主任，雷世武、梁尚贤、罗国恩、莫玉封、温知良、梁耀先、周泽广等为委员。治安委员会下设行政组和财粮组，秦振武兼任行政组组长，罗国恩兼任财粮组组长。办事员有薛友辉、颜亨贤、杨雄秀、路光明、潘振华、杨正华、唐胜杰等人。县治安委员会成立后于 11 月 21 日正式办公。县治安委员会在其成立至县人民政府成立这个过渡时期里，主要开展了如下几项工作：一是发布安民布告，稳定社会秩序。宣布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三江县，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砸烂了旧县府，即将成立人民政府，让人民当家作主人；宣布在人民政府成立之前，先成立县治安委员会，维护社会秩序；宣布坚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民族工商业；要求商店、船泊、码头等各行业迅速恢复生产，照常营业，恢复正常秩序；号召各界民众支援解放军。二是要求各乡立即相应成立治安委员会，并由县治安委员会委派各乡治安委员会正副主任，组织发动各界民众开展筹集粮草支援过境的解放军等支前工作。三是在古宜镇发动民众筹集木材、船只修架浮桥，保证南下解放军顺利过河追歼国民党反动军队残余，继而解放长安、柳州。四是做好过境解放军、“柳北三大队”“民变武装”和要求参军的社会青年的接待工作，安排各方人员的生活和工作。治安委员会作为战后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一种临时过渡组织，按照其成立的要义，做了急切和必要的工作，至各级人民政府成立后，治安委员会随之取消。
（二）大顺整训整编
解放军挺进广西，以泰山压顶之势南下追歼残敌，地方部队面临组织和发动群众筹备粮食的新任务。同时，由于解放军过境，受到革命的影响，当地青年也纷纷投身革命队伍中。此时，与解放军取得联系后的“柳北三大队”迅速增员，发展到 200 多人。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为了做好支前援军和建立新政权的准备，中共三江县工委决定“柳北三大队”在大浪乡大顺村集训整编。12 月 5 日，活动于古宜附近的黄河武工队，活动于板壁一带的长江武工队，以及活动于白云、大浪、大湾一带的西江武工队即按县工委通知要求，如期到指定地点大顺村集合进行整训整编。
整训的第一天，柳北第三大队大队长冯敬莹作整训工作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柳北三大队”队伍的性质是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的地方性革命武装；队伍的任务主要是反封建主义，既要打政治仗也要执行作战任务，还要会做群众工作，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组织领导群众清除反动派，清算地主恶霸罪行，领导组织新政权。报告指出，目前工作包括实行过渡阶段的土地政策即减租减息，以及对待工商业的政策；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实行按照贫富程度合理负担的征粮征税政策；执行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关于队伍的政治制度、会议制度、学习制度以及经济制度等。整训整编历时五天，组织学习，对前段工作进行总结，统一和健全队伍编制，并布置了工作任务。
整编后，“柳北三大队”的队伍建制和领导人有了一些调整：大队长，冯敬莹；政治委员，雷剑。此时雷剑已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不再使用“林源”化名。增设副官一职，由曹蔓山担任，主管大队经济事务。大队下设中队和工作小组，按照柳北总队队伍序列依次编为第七中队、第八中队。第七中队队长杨廷瑞，指导员蒋玉昆；第八中队队长杨文贵，副队长韦昌孚，指导员陈世裔。
此次整编，把大部分枪支集中装备第七中队，第八中队主要负责群众发动工作，配少量武器。整编后不久，增编第九中队，队长龚敬，指导员符豪。大队部还设立群工组，组长梁庆元；交通情报组，组长曹竞军；妇工组，组长莫翠云，副组长冯平；文印组，组长荣瑞华。
大顺集中学习整训整编，为今后开展和完成工作任务，进一步做好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整训整编期间，“柳北人民解放总队”番号由柳州军分区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柳北总队”，第三大队的番号也随之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柳北总队第三大队”（仍简称“柳北三大队”）。
（三）筹粮支前
大顺整训结束后，“柳北三大队”大队部率第七中队进驻丹洲。12月中旬，第七中队队长杨廷瑞奉命带员到融县长安镇领取上级配发的枪支。第八、第九中队分赴板壁、大浪、白云、塘库、老堡、大德、洋溪、泗里、古宜等地发动群众开展以组织农会和筹粮支前为中心的工作。他们发动和组织群众，紧急加工粮食，筹集柴草。妇工组还动员妇女纳布鞋、打草鞋供给解放军，并在沿途村寨路口设立茶水站慰劳解放军。据当时泗里、洋溪、大德三个点统计，筹到军粮 6 万多斤供应部队。在高基桐叶村，原新进会成员发动群众一夜间筹得稻谷 3000 余斤，并及时加工成大米，挑到扶平供给部队。解放军进入三江县后兵分两路分别由东线经桐叶、白言过和平乡白杲㟖和由西线经牛浪坡、合桐疾速南下。在两路大军行军过境数日内，三江县各地群众在“柳北三大队”和治安委员会的组织发动下，积极筹集粮草，密切配合，为部队的胜利进军提供了后勤保障，圆满完成了迎军支前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