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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县自建县后至鸦片战争前，经济形态一直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成了西方列强争夺和瓜分的市场。三江县也逐渐成为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掠夺的对象。但由于地处偏远地带，三江县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较为缓慢，其生产和生活方式仍然以自耕自食、自养自销、自织自用为主，经济构成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以农业为主的小农经济或多种经营的山区经济。粮食生产以水稻（主糯次粳）为主，兼种旱禾、玉米、粟禾、䅟子、红薯、芋头，并根据各地的特点种植瓜、菜、豆、烟草、棉花等农作物。生产工具主要是锄头、斧头和镰刀。由于耕作方法落后，产量不高，不能满足群众生活的需要。林业生产以种植杉、松、竹和油桐、油茶为主。但由于交通闭塞，水路险滩多，这些物产处于深山之中，仅供自用而已。直到明末清初，溶江和浔江河道被疏通后，外地木材商逐渐集聚，沿江一带的杉、松、竹才被打开销路。为便于木材放运和停泊，柳州府还在柳州划定一处河段和码头专供三江县浔、溶两江排商作停排之所。
因地理环境的限制和各民族的“小聚居大分散”状况，三江县未能形成商埠市场，当地农副产品、畜牧业和稻田养鱼虽然逐年有所发展，但都未能形成规模，只能停留在自产自销、自养自用的状态。一些独具特色的民间传统工艺产品如织锦、纺织、酿酒、竹木制品、铁石制品等，由于需要一定的技术和经验，由此催生了一些专门从事这些民间传统工艺产品生产的手工业者，如织锦匠、酿酒匠、竹木匠、铁石匠等。这些手工业者的产品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交易而获得效益，他们的生活比一般群众略好。
由于发展滞后，经济贫穷，居民多生活困苦，衣被单薄。居住也简陋，房屋低矮，且多盖木皮或茅草，稍宽敞的瓦屋如凤毛麟角。
19 世纪末 20 纪初，随着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步步深入，三江县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形态开始受到冲击，商品经济在当时水路交通比较方便的村镇开始出现，其中以古宜、富禄、林溪三地的商业较为繁盛。
古宜以粤商为多，湘商次之，本县及省内各县商人又次之。货物以国货居多，洋货亦有。大宗商品为食盐、布匹、铁器农具、日用百货。出口以桐油、茶油、竹子、东纸为大宗，其次为杉木、香菇、木耳等。
富禄以粤商、闽商居多，曾设有粤、闽、黔、湘、桂“五省会馆”。此处以前为烟土商往来之道，嗣后木商云集，杉木交易甚大。其次为食盐、杂货。
林溪为三江县与湖南省通商要道，每年由湖南运入大米约 30 万斤，运出食盐约 600 万斤。林溪三条街道两边均为商家店铺。
生产的逐步发展和商业的日渐繁荣，必然出现交易货物的场所。因此，各地的圩场集市也逐步兴起和不断增加。首先是交通沿线，后来又发展到较偏僻的山区，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三江县近代的城镇或各片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梅寨、板江、和平、八江、同乐、洋溪等处就是随后形成的商业网点。其他如独峒、斗江、沙宜、泗里口也已具雏形。光绪初年，三江县市场上开始出现洋油、洋纱、洋火等洋货，虽销量有限，但对自然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的砂糖，英国的洋钉、呢绒，美国的洋布、洋油，德国的颜料相继在三江县市场上出现，地方的手工业生产受到了影响。帝国主义在大量倾销廉价商品的同时，又通过买办资产阶级在三江县开办植物油贸易公司、木材公司等，掠夺茶油、桐油、木材、竹子和土特产。地处偏僻的同乐街，在1909 年（清宣统元年）已有店铺 9 家，每年购进“洋布”200 匹。1926 年，铺子增至 20 家，年销“洋布”千余匹。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全县大小商铺达600 多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沦陷区大批难民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工厂迁到内地。三江县是安置疏散人员县份之一，生活日用品需求量增多。在社会需求的刺激下，三江县的手工业和商业在战略后方形成一种畸形发展现象。1938 年，官僚资本家在三江县设立植物油贸易处，收购茶油、桐油、五倍子、牛皮等土特产品，运往香港和美国销售。即便如此，三江县的工业仍然是一穷二白。
近代三江县经济状况，总的来说，发展滞后，总体薄弱。除拥资较厚、置产较丰者生活较为宽裕外，其余群众的生活多困苦不堪。如遇上自然灾害或接济不及时，就会发生饥荒。历史上三江县少数民族进行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都是由于饥荒和政治压迫引发的。
三江虽然建县较早，但因地处偏僻，人口稀少且十分贫穷，故自北宋建县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县境区划一直不稳，存废迭更，若存若亡，归属无常。
为加强对边远少数民族山区的管理，明清时期，朝廷曾在三江县少数民族中设置过“酋长”，实行羁縻政策，并充分利用地方寨佬制度和“款”组织，共同加强管理。这种管理制度有的地方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后。
随着行政区划格局的逐步稳定，封建中央王朝在三江县的统治也日趋完善，封建制度及生产关系逐步形成。到民国时期，三江县封建山主和地主、富农仅占全县人口的 5％，却占有山林 16％、杉木 24％、油茶林15％、竹山 28％和田地 20％。土地和山林一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雇工剥削和放高利贷现象也应运而生。高利贷的利率一般都达到 50％，有的高达 100％。青黄不接时，借谷一石，年内要还二石至三石。逼得借高利贷者有的卖儿卖女，有的长年靠给地主打长工度日。
辛亥革命前夕，三江县先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寨禄起义和联款“抗石官反刘官”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又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并且和封建军阀、官僚资本家相勾结，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三江县社会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化也日益加深。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家的经济掠夺，使少数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贫困，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加深，群众的反抗情绪高涨。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特别是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受先进文化和先进思想的影响，三江县各族群众也先后开展了反剥削、反压迫、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大革命时期，在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国民党左派也在三江县组织农会，开展“二五”减租；宣传打倒神权，破除迷信；宣传男女平等，举办农民夜校等。
由于地处湘黔桂三省（区）交界处，森林茂密，山峰险峻，加上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社会治安混乱，匪盗也乘机而起。这些匪盗，有的是散匪，有的结成股匪。虽然大都是因为生计问题上山落草为匪，但股匪已形成一定的武装势力，横霸一方，对地方危害极大。官府虽然也时常派兵进剿，但收效不大，匪乱依然此起彼伏。仅民国时期，三江县就有如下成股的土匪武装：
1916 年，杨大林股匪盘踞于苗江、武洛江。当时县治远在丹洲，鞭长不及马腹，邑绅曾为此倡议迁治古宜。
1919 年，匪患更烈，莫文利、杨都督、罗成文股匪猖獗于溶江十塘；叶显庭、二妹仔、黄麻哥等劫掠于乙区三岗；杨大林、杨培华股匪盘踞于丙区；杨琳、杨飞股匪扰攘于甲区。省防军几次进剿未除。至当年黔军王筱山部驻榕江，本省防军管带罗继贤率队驻古宜戍防，并对各股匪陆续进行诱抚、清剿后，地方稍安。
1926 年，县保卫总局队长杨金山率队挟枪为匪，焚烧丙区黄土大寨民房 800 户，四处抢劫。省防军营长林茂进奉令进剿，至三江县后屯兵不动。杨金山仅以次枪 20 支佯缴塞责，林茂进借以报捷，收队离县。从此，杨金山更加猖獗。苗江之杨培华、李得利股匪皆乘势而起。
1930 年，杨培华、杨昌辉、黄海标等啸聚于孟江、独峒、八江一带。杨培华股匪于当年 12 月在八江与独峒交界的布贡山偷袭途经三江县的红七军尾队，造成红七军伤亡十多人，其中牺牲五人。直到柳州民团指挥官刘克初率队下县驻剿，才将此股匪剿灭。
民国前期，军阀纷争，混战不断，群众不但受官府的盘剥，还遭受军阀的掠夺。省防军和地方民团时常以剿匪为名下县进村掠夺财物。各种赋税更是名目繁多。除田赋外，每年征收的其他苛捐杂税达 14 种之多，弄得民不聊生。1933 年《广西年鉴》载：“三江总农户 29749 户，负债者 8452 户，占 28％。”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片面抗战、消极抗战政策，致使大片国土沦陷，沦陷区大批人口和民族工商业向内地撤迁和疏散，地处内地的三江市场一时有所“繁荣”。但在外来资本和商业的冲击下，当地的小手工业、小商业处境艰难，有的甚至破产。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发动内战。美国的大小商品充斥国内市场，也出现在三江县各地的集镇上。国民党政府继续滥发钞票，引起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而田赋等各种苛捐杂税更是多如牛毛。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政治上进行法西斯统治，在经济上进行敲骨吸髓式的剥削，致使整个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三江县各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三江县境内聚居着侗、汉、苗、壮、瑶等民族。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环境中，各民族在各自聚居区域内相对独立地生活着，各有自己的习俗和节庆活动。一些带有军事组织性质的组织，如侗族的“款”，苗族的“埋岩”，瑶族的“粉枪队”，向来遵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以自治为主，不扩张犯界，不先发制人。境内除一些村寨之间的小矛盾和小纠纷外，基本上没有发生重大的民族之间互相侵犯和械斗的现象。
自封建王朝在三江县实行统治和屯军驻防，实行阶级剥削、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后，造成人民群众生活的极端贫困和民族间的不平等、不团结。为求民族生存，争平等、争自由，改变贫困的生活状况，从明末到清代，各族群众进行了多次反对封建统治和阶级压迫的斗争。
近代以来影响较大或持续时间较长的斗争有：
1849 年（清道光二十九年）6 月，湖南新宁县水头村李源发组织天地会，高举“劫富济贫”的旗帜，聚集 1000 多人举行起义。11 月 27 日，义军攻占新宁县城，杀死知县，开仓济贫。清政府调集二万官兵围困义军。相持 20 多天后，李源发主动撤出新宁县城，向广西龙胜、三江转移。
1850 年 3 月 6 日（清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一日），义军在湘桂交界的湖涌山，与清军参将玛隆阿带领的 500 名清军相遇。交战中，双方互有伤亡。李源发以计诱敌，乘清军得意忘形时，数路向清军扑杀，玛隆阿被砍伤右臂倒地毙命。清军伤亡惨重，大败而逃。待清军调兵增援时，李源发率队由龙胜越过青龙界到达三江县境沙宜村，与驻守该处的清军激战。驻广南和全州的清军由参将成安率领赶往沙宜增援。3 月 9 日，李源发获悉后，放弃沙宜，抄小路直扑古宜，焚毁三江县古宜街门分署。当时民众给义军以支持，有的还参加了义军。李源发估计清军闻讯后，一定会从凤凰、先锋牙、文村抄近路赶来古宜报复，于是在引木坪丛林中设伏。清军一路奔波，李源发以逸待劳。待清军进入伏击圈时，伏兵突起，四面夹击，清军一片慌乱，四散奔逃，首尾不能相顾。清庆远协都司邓宗武，湖南绥宁军功训导邓树坤，融怀营守备苏秉华、千总周荣等数十名官兵被斩杀。
引木坪大捷后，李源发回师古宜，收缴官绅富户财物。然后上程阳、林溪，经水团进入贵州，转战于黎平县牙屯堡（1951 年 8 月划入湖南省通道县）、水口一带，队伍发展至 3000 多人。而后，穿林越岭，奇袭湖南靖州亚咀口和绥宁藕团营卡，击毙绥宁营守备和千总，毙俘兵勇无数。湖广总督裕泰惊呼：“贼势猖獗，未便绥待。”即从各地调集兵力围攻义军。
李源发又率领义军转战三江、长安、永宁、荔浦、修仁等地，进入瑶山，队伍曾一度发展到5000 多人，不久又攻回湖南。最后，由于清政府集结了枪精弹足的四省数万兵勇前堵后追，使起义军陷入被动的境地。6月上旬，李源发在湘桂交界梅溪口金峰岭战斗中受伤被俘，槛送北京。9月 22 日，在北京被杀害。
李源发起义军在三江县与清军开展斗争的义举对三江各族人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林溪、程阳一带的民间艺人还将其事迹编成侗族琵琶歌《嘎李源发》（李源发之歌），在民间传唱，反映了三江人民反抗封建压迫，争取平等的迫切愿望。
1902 年（清光绪二十八年）7 月 10 日，浔、溶两江涨大水，漫入古宜十字街，县治丹洲多处房屋被淹塌，农田被毁。洪灾造成饥荒严重，瘟疫流行，加上封建统治阶级的盘剥，以致民不聊生，群众怨声载道。和平乡白杲人伍开先组织天地会，在寨禄雷王庙召集起七八百人，举起劫富济贫的旗帜，号召民众起来反清。当时拜台入会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多，震动了融县和三江。清廷派融怀营梁先锋率队进剿。伍开先率众奋起抗击，平寨一仗，大败官兵。官府又派文、蔡两军分头围剿。文由龙胜下斗江，蔡由永宁出板榄，并集融、怀两县团练，共一万多兵力，对起义军实行南北夹击。起义队伍终因寡不敌众而退却，板禄一带都被清军占领，义军首领覃富明等被杀，伍开先率余部逃匿深山。后来由于叛徒出卖，伍开先被俘，押解到省城后遭杀害，其首级被拿回原籍示众。
1909 年，知县石家鉴借兴办新学之机，大开新厘，横征暴敛，抽收油榨税、新学捐、房屋税等税捐达数十种之多，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古宜、斗江、程阳、八江一带侗族同胞起“款”抗争，尤其以程阳八寨的百姓抗争最为激烈。在三江县活动的“天地会”组织与“款”组织联合，与官府开展了长达两年的斗争，史称困石官抗刘官斗争。官府视为“款祸”，群众称之“满地红（洪）”。
1910 年（清宣统二年），石家鉴获知后，带一帮选作包税人的士绅和兵勇从丹洲乘船上程阳，驻扎在程阳飞山庙内，令程阳八寨的侗家头人限时缴齐新厘。
第二天，林溪、程阳两塘（塘：清代绿营兵分防制度汛塘制之驻防点，为汛下交通要冲之地。这些要冲之地或原本早有村落再设塘驻兵，或因设塘驻兵而聚集人口，形成村落，习惯上将这样的驻兵塘点和村落通称为塘）的头人，来到飞山庙。闻讯的群众也从四面八方赶来探听消息。听说石家鉴口气很硬：谁敢抗缴新厘，触犯王法，就捉来问罪。群众轰动起来，石家鉴令兵勇弹压，群情更加气愤。石家鉴下令鸣枪示警，兵勇慌乱中鸣枪将一围观群众打死。青年头杨显刚见状，一边大喊“官家杀人了，和他们拼啦！”一边上前从兵勇手中夺走一支九响枪。
石家鉴见众怒难犯，赶忙溜进庙里，关起庙门。为缓和局面，石家鉴派包税人出庙传话，同意免征新厘，待回去书写告示。又经当地父老解围，石家鉴一伙人才得以脱身。后柳江道台沈秉炎亲监处理，将石家鉴撤职才平息众怒。
同年，刘壬滨继任知县。仗着有 200 名兵勇、200 支九响毛瑟枪，刘壬滨一上任就和土豪密谋，派兵进驻老堡、古宜、武洛江等哨口，把程阳遥控起来。
刘壬滨听说八斗寨款首王均臣把包税人杀了，还留下警告官府和收税人的白头帖，于是，率兵进驻八江，立行署于八斗。抓不到王均臣，便株连其亲属，追查参加起款抗捐者。被封家者有数十户。还将抓获的 19名所谓“刁民”枪杀于村口。之后，一路洗劫。
刘壬滨在武洛江得手后，又带 200 名官兵过程阳、上林溪掳掠。
众人见刘壬滨如此残暴，便推选杨显刚等十位头人上桂林告发，非但没有告成，反全部遭斩首示众。此事传开，三江县各族群众无不义愤填膺。王均臣和吴吉彪两款首分别于八斗“王香坪”（款址名）和程阳“洪胜馆”起款，并与早已潜入三江县活动的以李林红、梁月初、张亚祥夫妇为首的“天地会”组织联合起来，声势日渐浩大。林溪、武洛江和苗江三河流域 120 多个村寨的侗、苗群众都有人参加。
刘壬滨闻讯，又派 200 名兵勇分两路，一路骑马，一路乘船，向程阳和八江进发，镇压款军。款军在王均臣和吴吉彪的带领下，出其不意，在引木坳歼灭了刘壬滨的马队兵勇 100 名。船队官兵得知后，马上调转船头，缩回丹洲。
刘壬滨获悉侗家已起大款，天地会也参加进来，人越聚越多，因而惧怕起来，即令随从将掳获的金银财物连同家当满满装了 21 艘船，丢下官印，逃出三江县。
三江县旧志载：“刘恃兵力雄厚，藉势大肆暴敛，封从款者数十家，并挨村罚款，乙、丙两区勒罚之数，逾 20 余万元之巨……刘性残酷，嗜酒，饮必醉，醉必杀人，不论良莠。计其在任不满两年，杀戮至700 余人之多。怀邑之款祸，相寻靡已，刘有以激之。”
19 世纪末，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1894 年，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人物孙中山在美国创立兴中会，第一次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1905 年，孙中山在日本发起成立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提出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取代腐朽专制的清王朝的革命目标。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和鼓动工作，并积极联络会党和新军，在各地组织和发动武装起义。
因刘壬滨暴敛激变，弄得三江政局难收。刘壬滨逃出三江县后，1911 年（清宣统三年）9 月，广西巡抚王芝祥派部下统领曾建勋接任知县。曾率领配有新式 68 枪的 800 名湘军于 10 月到三江县就任。
11 月，同盟会会员三江县丹洲乡丹洲村人刘锡镐受同盟会柳州支部刘古香指派，回三江县组织武装暴动。其时三江已起大款，刘锡镐看到三江天地会和款组织已经联合，势力很大，便以同盟会的名义与这两个组织联合，在长安设指挥机关，组成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力量。同时，策动联防队为内应，并策反融北安江团绅涂海平、刘次琴等，于 12 月 29 日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队伍攻占县城丹洲，释放被关押的无辜群众。
1912 年 1 月 17 日，起义军进攻古宜，与款军南北夹击，将 800 名湘勇击溃，曾建勋只身逃出三江县，清王朝在三江的统治宣告结束。三江县成为广西在辛亥革命中武装夺取政权的两个县之一。
高岜是民国时期三江县溶江区高培乡的一个自然屯，连同附近的连培、良秀、翁培几个小屯，共300 多户，为村级建制。村民以耕田、种地、砍柴、拉山运木为业。村四周皆羊肠小道，村民样样靠手提肩挑，又远离集市，生活十分艰苦。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 年 3 月，三江县政府分配给高岜村 6 个征兵名额。接到征兵任务后，村民们以抽签拈阄定人，没有异议。但高培乡乡长荣成中、副乡长袁世发借机勒索钱财，将该村征兵名额增至 12 名，并明令新增的 6 个名额用钱顶替，每个名额 300 元东毫。另外，还要分担本村 6 名入伍兵的安家费，每人 150 元，总共 2700 元，限于 3 月9 日前人款交齐，否则就要抓人。群众无力交款，并认为这是借征兵进行敲诈，十分愤慨。于是以滚甫金、滚老福几位寨佬为首召集村民商议，决定以“蛮力抵抗”。同时，联络附近高洋、归夯、八洞的村民给予支援。全村 300 多名青壮年歃血盟誓：反对乱增名额，反对敲诈，誓保村寨安宁。然后，实行戒严，扼守关隘。
3 月 9 日，荣成中不见高岜来交征兵款，便带三名乡警到高岜催钱催兵。当四人走到翁培坳（地名）时，路遇身强力壮的青年滚老前从山上挑柴回家，荣成中认为是当兵的好对象，便令乡警上去抓。滚老前见三个乡警同时扑来，便放下柴担，抽出扁担，和乡警对打起来。荣成中见势不妙，拔出手枪鸣枪示警。在附近巡逻的苗民闻枪声立即赶到坳上。荣成中害怕，跑到副村长张成福家躲避。数百民众立即把副村长家围得水泄不通。滚金响、滚甫传等人冲进屋里，把荣成中抓到火炉堂，并架五把刀在他的颈上说：“你要钱还是要命？”屋外也响起怒吼声“爹拟达！爹拟达！”（苗语：杀死他）。荣成中吓得魂不附身，哀求道：“兵不要了，钱也不要了，放我回去吧”，并写了一张免征兵的条子为证，逃离高岜。
荣成中回到高培乡公所后，立即向县政府报称：“不得了，高岜苗人发苗疯，反抗征兵，还组织队伍准备攻打乡公所，请火速派兵。”三江县县长兼民团司令郑配天得报，马上调集县警备队和 700 余名民团，由县民团副司令周旋率领，赶赴高培，并先派三名高培富家子弟作为代表进村劝降。高岜村民提出：只要免去多征名额和派款，撤退官兵，一切都好商议。三名代表怕苗民先发制人，将战火转向高培村，回来后反说苗民不愿讲和。周旋得此信息，即率警备队和民团夜袭高岜村。那天正值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苗民手拿
刀、鸟枪、棍棒防守。县警和民团向寨内猛烈扫射，苗民则将准备好的石头和滚木向官兵阵地滚去，逼官兵退离村口。此后，一股民团攻占村后山顶，用机枪居高临下扫射，一些苗民受伤。由于双方武器悬殊，又怕官兵焚烧寨子。为避免更大的伤亡，高岜全寨老幼 1000 多人向后山坳撤退，逃往贵州。
县警和民团进寨后，大肆掳掠三天，将全寨所有家禽家畜杀光吃完，将寨边的鱼塘放干捞光，将缸里的酸鱼酸肉全部掏光，将各家值钱的东西全部拿光。
事后，高岜村民受“劝”回村。乡公所又将滚甫金、滚金响等六名骨干押县监禁。苗民据理陈诉，并联名具保被监禁人员。加上地方舆论强烈，县政府遂将荣成中调离高培乡，并以罚高岜 500 元东毫架设高培至高岜电话线、罚被监禁之人每人 60 元东毫放人，了结此事。
此事震动到省府当局，广西省政府被迫宣布：凡属特种民族的壮丁，准许缓征入营。
这些斗争锻炼了三江县各族人民，也使三江县各族人民在斗争中增进了团结。三江县各族人民从历代受压迫、遭歧视中更激发了反抗意识，迫切希望推翻旧社会的残酷统治，建立民主自由的新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