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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是蕴育苏区精神的另一个战场。这项革命的开展，意味着摆脱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意味着从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具体的革命政策。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一个工业不发达的落后农业大国，因此，在中国发动革命，农民是绕不开的问题。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国革命主要是在城市展开的，城市在革命中起着主导作用。这一经验虽然对中国共产党人有巨大的影响，但是，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注意到中国国情的不同。中国有数量庞大的农民群体，他们渴望得到土地，并且不同阶层的土地占有量很不平均，显然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能量。如何发动农民参加革命，解决土地问题，改造和教育农民，通过土地革命建立革命的武装力量，进而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当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必须本着一心为民、求真务实的精神，从人民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符合实际的实施方案。
大革命时期，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农民问题就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重视。1926 年，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在南方数省蓬勃发展，运动的发展使制定一个土地革命的政策成为急需的工作。于是，中共五大根据共产国际意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土地问题决议案》。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进一步意识到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先后在党的八七会议、1927 年 11 月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党的六大等会议上作出了有关土地革命的决策。纵观这些政策的发展演变，我们可以发现，土地革命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找到一个适合国情、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发展革命力量的土地革命实施方案。
分田运动中苏区政府签发的耕田证书
这一点在八七会议上的争论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四条意见：“第一，大中地主标准一定要定，不定则不知何为大地主中地主。我意可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第二，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的是在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现在应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以安民。第三，自耕农问题。富农中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了，所以要确定方向。第四，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因此种会党土匪非常之多，我们应有策略。”
毛泽东提出的这四个问题显示了土地革命的复杂性。公平合理地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使土地革命得到最多数人的拥护，从而树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工作的威信，并壮大革命的武装力量。没收大中地主土地，在当时基本没有什么争议；而大中地主因为处于农村社会阶层金字塔的顶端，数量也必然很少，无法与大多数人对抗，因而也不会造成革命过程中的动荡。革命以贫农为依靠对象，这一点也毫无争议。而处于两者之间的小地主、富农、中农、小资产者，则成为争议的对象。对于这个中间层次的社会阶层的土地和财产，是全部没收，还是部分没收，还是不没收，需要仔细权衡。
除此之外，另一个问题也成为争议的焦点：是实行土地国有制，还是给予农民土地所有权？如果实行土地国有制，那么农民在土地革命中所得到的只是使用权；如果给予农民土地所有权，则又与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的理论阐述相违悖。
事实上，自八七会议之后，中共党内一直有一种“左”倾化的趋势。这种“左”倾化，受到一种对大革命失败、国民党镇压共产党人的愤怒情绪的支配，但在观念上也存在一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运用。因此，党的土地革命政策一度非常强调全部没收土地，实行彻底平均分配，这一政策对富农和中农的打击很大。另一方面，直到党的六大，党的政策中仍然强调土地国有制，这与中国农民与生俱来的对土地所有权的渴望形成反差。
不过，党的土地革命政策也在不断地调整中。1928 年 6 月至 7 月召开的六大，改变了没收一切土地的做法，把中农作为“同盟者”，但是没有明确对富农的具体经济政策，也没有改变土地国有政策。
这些问题的真正解决是在土地革命的实践中，而不是在理论的讨论中。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土地革命逐渐成为实际运行的事实，每一项政策的实施都会获得很多反应，这些反应成为政策调整的重要信息。在每一个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革命措施，逐渐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革命政策，其中尤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实践为代表。当时的调查显示：“中央苏区在革命以前和一切中国农村一样，被束缚在封建的压榨关系之下。据调查，此区土地全部之百分之八十集中于地主阶级手里（祠堂寺庙富农也在内），尤其肥沃的土地是完全为地主富农所有。但人口的阶级比例，则以贫农为最多，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地主富农通过地租与高利贷的剥削形式，使一般贫苦农民与工人过着奴隶一样痛苦的生活。”
毛泽东的探索正是建立在中央苏区土地占有情况的基础上。在1929 年 1 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到达赣西南地区之前，这一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发动了一系列打土豪、分浮财、烧田契的运动，也有过零星的分田，但土地分配措施较为粗糙。1929 年 4 月，红四军抵达兴国，在此发动革命运动。毛泽东指导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制定了《兴国土地法》。而同一时期，邓子恢、张鼎丞在闽西地区开展了分田运动的试点，取得许多宝贵经验。邓子恢在闽西首创了“抽多补少”的做法。
1930 年春，赣西南苏区的分田运动得到广泛推进，各方面的经验也积累起来。毛泽东根据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和经验，对土地革命工作有许多思考。比如，他谈到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主持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时说：“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这些都是原则错误，后来都改正了。”
除了这些原则上的问题，如何把田地分好，也涉及许多细节上的技术问题。比如，富农在将多余田地交出时，往往会把好田好地留给自己，而将差一些的田地交出来。为了防止此类问题，毛泽东领导中央苏区政府实施了“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土地分配政策。1941 年 9 月 13 日，毛泽东回忆到这段经历时说：“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
在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探索下，一条土地革命路线逐渐在中央苏区形成，那就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根据这条践线，土地分配的基本政策则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和一切公共土地，以乡为单位，以原耕地为基础，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
怎样把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实施下去？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土地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资本，重新分配土地牵涉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在理论上，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好像是界限分明的，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要把阶级划分清楚，就必须要有明确的划分标准。阶级划分标准，对富农和中农的政策，都直接影响着敌我力量的对比情况，从而也影响着土地革命政策的威信和巩固程度。
但是，经验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开展土地革命的实践是探索正确道路的第一步。毛泽东说：“我们在井冈山离开敌人五十米的地方，转一个弯，就可以坐下来分田。”
为了推动赣西南地区的土地革命运动，1930 年 2 月 7 日至 9 日，毛泽东在江西省吉安县陂头村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陂头会议对土地革命提出的要求是：“一要分，二要快。”同时，会议还制定了《赣西南土地法》。陂头会议作出的各项决议对全国根据地的建设、尤其是土地革命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陂头会议之后，赣西南苏区很快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高潮，一个乡或村从土地革命的发动到完成，一般只花了 7 天至 15 天时间。对当时的盛况，有许多记录保存下来。如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作了如下的报道：“各地的农民，自动的将本村的人口及土地数目调查，报告到乡政府，并将一切契约田据，概行烧毁；不分日夜开群众大会，解决土地问题，所以不到半月之久，将赣西南的土地分了廿二县。在这种分配土地当中，有些富农不愿意，或公开来反对；那末大多数贫农，就自动起来捉他以反革命治罪；农村的斗争，又深入一层了。”
由于发展过快，也造成了一些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是“肥瘦斗争”。在革命高涨的气氛中，地主只好乖乖地交出土地，而富农由于只需交出多余土地，于是就钻了空子：留下好田，交出瘦田、远田等。富农的这种做法引起了一些群众的不满。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对此有生动的记载：“双桥区枫山乡有个姓刘的小地主，霸耕自己的肥田不肯拿出去，拿出的只是些坏田。当群众强迫他拿出的时候，他愤然说：‘遭人命也不拿！’乡政府不能解决。县政府派人到枫山，才把他压下去，肥田拿了出来。南八区牛斗光也有富农小地主不肯拿出好田。乡政府怕他们，不敢作主，县政府去的人去召集群众大会，才强迫富农小地主照办。双桥区大田乡小地主梅元坤是被反动派烧了房子的，自以为有功于革命。当地群众要分他的田的时候，他恶声说：‘分田呀！头脑壳生硬下子来！’群众告知县政府，县政府要区政府去捉他。区政府负责人梅立三是个共产党员，因与梅元坤同族，把这件事弥缝下去。梅元坤否认说过那句话，田仍分出来，就此了事。”
毛泽东认为，上述几个例子，除了梅元坤之外，都是肥瘦问题。“所以没收富农与否，群众认为是不成问题的。群众中成为问题的，就是一个肥瘦分配的斗争，这是土地斗争的中心，也即是富农与贫农的斗争。”
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通过调查，及时进行了总结，并形成了新的土地革命措施。1930 年 10 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要求赣西南苏区重新分配土地。于是，赣西南苏区开始了第二次分配土地。关于第二次分田，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向中央汇报说：“赣西南有卅余县分了田地，都是没收一切土地，男妇老幼平均分配，‘以原耕为原则’‘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平均每人可分至少三担谷，至多十二担谷，五六担谷占大多数，二担的地方多半靠山，山上有出产，如茶、油、竹、木、柴火等类，少分点也不要紧，同时采取移民政策，如甲地乡田多，乙地乡田少，可将乙乡的人迁移到甲乡去。”
同赣西南苏区相比，闽西苏区土地革命的工作开展得稍早一些。在 1929 年 7 月召开的闽西一大之后，闽西苏区的土地革命就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1930 年陂头会议之后，闽西苏区又迅速进行了“抽肥补瘦”的工作。到 1930 年夏，闽西苏区各县基本完成了土地革命工作。
同时，其他苏区的土地革命工作也蓬勃发展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苏区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苏区的土地革命深刻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生活，尤其使贫苦农民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变化使中国传统社会中人数最多、长期受到剥削压迫的群体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贫苦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到底得到了什么？毛泽东通过对兴国县永丰区八位当红军的贫农的调查，总结出了贫农所获得的 12 项利益：
第一，分了田。这是根本利益所在。
第二，分了山。过去贫农是少有山的，既柴火不足，又没有油吃，而且不能砍柴到集市换油盐。现在分了山，且和分田一样照人口分，每家每人都有山了，解决了贫农柴、油方面的困难，收入也大大地增多了。
第三，分了谷。革命初起时，就分了地主及反革命富农的谷子，贫农不出钱就挑了地主的谷子吃。有些大地主集中的地方，还按人口平分谷子，贫农吃到割禾时还吃不完。
第四，废除了债务。革命以前的债一概不还，就连贫农欠商家的账，欠会的账，都可以不还了。
第五，吃便宜米。谷贱，在贫农分了田已经耕种收割以后，自然有相当的不利，但在革命开始而稻子又未收割前这段时间，谷贱于贫农是有利的。
第六，是“由”了老婆。过去讨老婆非钱不行，因此许多贫农讨老婆不到，即讨，不是带童养媳，就是要到好大年纪。若是讨了老婆又死了，再讨就非常困难。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困难了。
第七，死了人不要用钱了，埋了就是。
第八，牛价便宜。没有牛容易买到，死了牛容易买回。贫农的牛力是很缺乏的，在这种情形下，牛价便宜是贫农的利益。
第九，应酬废弃，迷信破除，两项的用费也不要了。
第十，没有烟赌，也没有盗贼，夜不闭户，也不会失掉东西。
第十一，家家能供（养）猪，不专为卖钱供别人吃，自己也可以吃肉了。过去屠坊中，贫农买肉吃的很少，现在买肉吃的多起来了。
第十二，取得了政权，这是最主要的。贫农是农村政权的主干，成了农村中的指导阶级。
毛泽东的调查还表明，中农也是受益者。中农获得的利益如下：
第一，中农在土地上不但不受损失，而且多数在分田时是平进了的。
第二，同贫农一样，讨老婆婚姻自由，一个钱也不要，是很大的利益。
第三，丧葬节俭简单，牛价便宜，礼节废弃，迷信破除，节省费用。
第四，政治上同贫雇农一样，有说话的权力，不少中农在乡、区苏维埃工作，这是最重大的利益。过去，中农在地主富农统治之下，没有说话权，事事听人家处置。
农民生活的巨大改善，是农民经济、政治地位改变的结果。对此，农民也非常明白。因此，保卫苏维埃政权，也就是保卫自己所获得的革命果实，农民的命运由此与苏维埃政权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在苏区的革命斗争中，农民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对革命战争的支持上。在反“围剿”的过程中，大多数农民对党的要求和指示都非常配合，能按照党的指示统一行动，迅速反应，为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坚壁清野、保障军需供给等方面，苏区农民果断坚决地执行党的命令，而且在执行任务时热情很高。由于农民知道所做的都是为了他们自己，为了保卫自己斗争的果实，他们的热情会一直持续增高，面对阶级敌人的进攻也会毫不退缩。
在第一次反“围剿”过程当中，在宁都的源头村，农民们做好了坚壁清野的工作，致使到来的谭道源的第五十师十分困乏。在做坚壁清野工作的过程中，一个妇女在砍倒那些不能收获的农作物时，骂道：“刀斩的白狗子，我们吃不到，你也休想吃！”
这些农民，还根据上级的指示，不断地袭扰驻源头村的谭道源师。
农民的热情还体现在积极参加红军上。赣南苏区当时的人口为240 余万人，其中参加红军的有 33 万余人；参加赤卫队、担架队、慰劳队、洗衣队等支前作战队伍的有 60 余万人。兴国县长冈乡每 100 个青壮年中有 80 个当红军和参加革命工作，上杭县才溪乡每 100 个青壮年中有 88 个当了红军和参加革命工作。
苏区农民还在物质上倾尽全力支持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他们除了交足应纳的土地税等税费外，还千方百计节约粮食，把节约出来的物资倾其所有捐给红军。农民在每次支援前线工作中承担的苦力、人力数量更是不计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