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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革命是在同国民党政府的战争中发展起来的，而革命战争恰是苏区精神蕴育成长的沃土。在敌强我弱、物资财力不足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之所以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是因为充分发挥了求真务实的精神，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战术。这一点在前四次反“围剿”斗争中表现得非常突出。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也正是“左”倾领导人违背了这一精神的结果。
毛泽东率红军攻下吉安是在 1930 年的 10 月，这个月也正是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在国民党新军阀大战中取得胜利的时候。事实上，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之所以在 1927 年 8 月到 1930 年秋之间不断战胜困难并获得较快发展，除了探索到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实施土地革命等一系列政策与经验外，也与国民党内部的斗争与分裂有关。尤其是 1930 年春的中原大战爆发后，南方各省都将军队主力往中原战场调集。红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将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
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红一方面军队伍
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立即调集军队对红军进行“围剿”，“围剿”的重点是转战于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一方面军。这实际上意味着红军面临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红军面对的是一个省国民党军的“进剿”和两个省国民党军联合的“会剿”，而现在则是由国民党中央直接部署的“围剿”，其强度和规模远远超过以前。在此条件下，苏区军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
取得中原大战胜利之后，蒋介石立即调集十万大军“围剿”红一方面军。10 月 28 日，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被任命兼任第九路军总指挥。11 月 2 日，鲁涤平将江西境内的七个师和一个旅编成三路纵队，限五天内集中，推进到袁水流域。鲁涤平的想法是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同红一方面军决战。
红军攻占吉安后，许多将领主张去攻打南昌。但是，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迫使红一方面军不得不考虑如何打破“围剿”的问题。10月 25 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移至新余县罗坊，在这里召开了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会上在讨论打破国民党“围剿”方针时，红军内部经历了一次激烈争论，最终大会决定采用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战术。所谓“诱敌深入”，就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避免立即与敌正面抵抗，而是先将敌人引入根据地腹地，在运动中发现和利用敌人的弱点，再以优势兵力歼敌。而此时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已有 34 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拥有九座县城、200 多万人口，并已开展分田运动。贫苦农民分到土地后便积极支持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许多县、区、乡、村分别建立起赤卫军、赤卫纵队、赤卫大队和赤卫队。因此，红军在根据地能够获得民众的全力支持，拥有广阔的回旋余地。“诱敌深入”恰好利用了红军的这一优势。
但是，这一战术必然会造成一部分根据地暂时落入敌手，这也正是许多人所担心的。当时在红四军担任团政治委员的刘亚楼回忆说：“为了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讲清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作了深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大会讲、小会说，条分缕析，晓以利害，着重说明‘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毛泽东同志用许多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地解释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他指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最后，这个正确的作战方针终于被大家认识和接受了，这就保证我们掌握了反‘围剿’战争的胜算。”
这一方针确定后，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向根据地中部退却。鲁涤平率三路纵队到达袁水流域与红军决战，却发现红军已经转移，不知去向。他立即把三个纵队中的两个调到赣江以东进攻，这两个纵队分别由张辉瓒和谭道源指挥。可是，张、谭在赣江以东也没有找到红军主力。
显然，要与红军决战，必须深入根据地中部。12 月上旬，蒋介石到南昌，任命鲁涤平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指挥各路兵力向根据地中部地区推进。进入根据地他们才发现，在这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丘陵地区，他们不认识路，又找不到向导；同时，由于根据地军民实行坚壁清野，他们也找不到粮食，打听不到一丝红军的准确消息。没办法，他们只好不断地等待后方补给。
相对于国民党军的困境，红军却以逸待劳，耳聪目明。国民党军的一举一动，均在红军的监视之中。12 月上旬，在宁都县的黄陂，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反“围剿”的作战方案。会议形成共识。大家都认为，敌军虽有十万余人，但并非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在七个师当中，张辉瓒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第五十师是鲁涤平的嫡系，也是这次“围剿”的主力军。这两个师各约 1. 4 万人，红一方面军有四万人，如果能各个击破，以四万人分别对付 1. 4 万人，还是很有把握的。如果把这两个师消灭，事实上敌人的“围剿”也就被打破了。因此，会议决定集中力量攻打张辉瓒和谭道源两个师。
12 月 25 日，红一方面军在宁都县小布召开盛大的誓师大会。毛泽东为大会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会上，他以这副对联为题，具体生动地解释了“诱敌深入”的策略。他认为，打胜此仗必须具备六个条件：第一，苏区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这是最重要的条件；第二，红军可以主动选择最有利的作战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第三，红军集中了优势兵力，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敌人，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第四，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环节，专攻弱势；第五，可以把敌人拖得筋疲力尽，然后再打；第六，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
国民党军进到宁都地区，也不敢轻易冒进，红军对谭道源设伏，谨慎小心的谭道源并没有进入。12 月 28 日，鲁涤平下达了总攻击命令，性格骄横的张辉瓒决定进攻。张之所以敢于冒进，是因为得知富田事件的消息。他以为红军发生内乱，必然军心动摇，轻敌之心油然而生，于是亲率部队向龙冈推进。
龙冈一带群山环抱，中间是狭长的盆地，红军主力早已埋伏于此。30 日早上，下起了细雨，山里到处弥漫着浓雾。张辉瓒正在山间小路上行走，突然伏兵四起，弹如雨发。忙乱之中准备后退，却发现退路已被截断，张辉瓒率领的师部和两个旅陷入四面埋伏之中。战斗从上午10 点打到下午 6 点，张部 9000 余人被全歼，张辉瓒被活捉。这次大胜仗令毛泽东十分兴奋，他挥毫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接着，红一方面军马不停蹄，乘胜挥师向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翻过一座高山，直取谭道源部第五十师。1931 年 1 月 3 日晨，红军向在东韶的第五十师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共歼该师 3000 多人，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仓皇退走。
红一方面军在五天内连胜两仗，共歼敌一个半师 1. 3 万多人，缴枪 1. 2 万余支，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鲁涤平在向蒋介石的报告中说：“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蒋介石回电说：“十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吉安为赣中重镇，望严督固守，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这次战斗还接收了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台人员王诤、刘寅等人，毛泽东和朱德欢迎他们参加红军，建立了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由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治委员。无线电队的建立为开展无线电侦察提供了条件，对红军以后的作战具有重要意义。
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一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立即组织第二次“围剿”。蒋介石认为，第一次“围剿”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长驱直进。第二次“围剿”时，决定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新策略。1931 年 4月，蒋介石组织了 20 余万大军，从江西省吉安县到武夷山区的福建省建宁县之间，构筑了长达 800 余里的弧形战线。由于战线太长，它并没有实现对红军的全部包围，各部队之间留有许多空隙。同时，国民党军过于谨慎，推进十分缓慢，这反而给了机动灵活的红军以良好的机会。
这时，红军领导体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军事决策权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转移到苏区中央局。1 月 15 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宁都县小布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等为委员；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毛泽东、朱德任副主席（毛兼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撤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但毛泽东仍然在军事决策中起着事实上的决定作用。
许多苏区中央局代表刚刚来到苏区，对根据地情况并不十分清楚。在讨论应对策略时，于是出现一种意见：撤出根据地。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敌人有 20 万人，而红军经过第一次反“围剿”后只剩下三万余人，力量悬殊太大，不如撤离，到其他地方另建根据地。毛泽东、朱德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们认为，仍然可以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依托根据地的良好群众基础和地理优势来战胜敌人。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可以采取分兵退敌的策略。毛泽东也反对这种意见，他认为只有集中优势兵力，才能打败敌人。苏区中央局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全力以赴，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
在打还是走的问题决定后，又发生了一次争论：打弱敌还是打强敌。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先打在兴国的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十九路军是战斗力较强的部队，打下十九路军有利于壮大红军，并且可以打通向赣南、湘南的通道。毛泽东认为，根据红军的自身情况，应该打弱敌；并且，兴国在西边，再往西就是赣江，不容易突破，而向东打可以一直打到福建，在福建和江西交界的山区建立根据地，有利于筹备下一步反“围剿”的资财。毛泽东的意见最终得到认可。
形成统一意见后，毛泽东、朱德决定先打富田地区的王金钰部，然后向东横扫。为了伏击王金钰部，红一方面军在龙冈集结西进 20 公里，在东固埋伏了 20 余天。长时间的埋伏产生了物资供给困难和急躁情绪。要进攻从富田出动的王金钰部，红军必须从敌军另两部之间的空隙钻过去，而这个空隙只有 25 公里，这是十分危险的事情。有人发牢骚说这是“钻牛角尖”。毛泽东耐心地做说服工作，并且表明决心：即便是钻牛角尖，也要把这个牛角尖钻通。等了 20 多天后，王金钰部终于从富田出动了。5 月 15 日，红军立即行动，以两翼包抄的方式奇袭敌人的后背，打了王金钰部一个措手不及，于 16 日晚占领富田。接着，红军一路向东，又打了四个大胜仗。自 5 月 15 日至 31 日的半个月间，红军五战五捷，自西向东横扫 700 余里，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战斗结束后，毛泽东赋了一首《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第二次“围剿”失败仅一个月后，1931 年 6 月，国民党即发动第三次“围剿”。22 日下午，蒋介石乘军舰从南京到达南昌。24 日，任命何应钦为“围剿”军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总兵力达 23 个师又三个旅，约 30 万人，其中左翼集团军大多是从中原战场调来的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由于这次兵力雄厚，蒋介石改变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转而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策略，锁住中央苏区东西两侧，从北向南推进。
当时，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在闽赣边界活动。由于国民党军来得太快，红军来不及补充兵员。而闽赣边界地区远离根据地中心，各项革命工作刚刚开展，还无法成为有利的战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意识到这一次反“围剿”的艰巨形势，决定迅速回到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可是，敌军推进得很快，占领了离闽赣边界的广昌，堵住了回师根据地的通道。毛泽东决定采取大迂回，沿武夷山脉南下，到瑞金一带后再折向西北，插入敌人背后的兴国地区。这次行军异常艰苦。时值7 月，酷暑难耐，军队行走在崇山峻岭之中。7 月 24 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于都县银坑与红三军、红七军会合。红七军是从广西突围后到达赣南的。28 日，部队到达兴国县高兴圩，完成了回师赣南的任务。
国民党军进入根据地后东奔西走，一直没有发现红军主力。7 月底，他们终于发现红军正位于其侧背部位的兴国地区，于是调集九个师猛扑过来，试图把红军消灭在赣江东岸。形势非常危急，毛泽东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向北进军富田，由于敌军正向南合围，这样可以插入至敌军背后，打击其后方联络线；当敌人发现红军在其后方再调转头来时，一定十分疲惫，这时红军可找机会打击其薄弱部位。可是，当毛泽东率部北上时，发现陈诚、罗卓英等部已到达富田。毛泽东、朱德只得退回高兴圩，另谋对策。
8 月初，国民党军向高兴圩重兵合围，红军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时刻。经过研究，毛泽东发现东面的上官云相部不是蒋介石嫡系，其部队主要由第二次“围剿”时被红军打败过的王金钰部编成，于是决定在东面寻求突破。在东面的敌人各部队之间，有一个仅 20 公里的空隙，但位于崇山峻岭之间。红军以少量部队伪装成主力，向西边的赣江方向前进，吸引敌军注意；主力部队则于 8 月 5 日翻山越岭，穿过 20 公里的空隙，到达莲塘，跳出了包围圈。国民党军根本没有发现红军主力已经跳出包围圈东进，于是自 8 月 7 日至 11 日，红一方面军在莲塘、良村、黄陂三战三捷，歼敌一万余人，缴获枪支一万多支。
黄陂战役后，国民党军已发现红军主力去向，于是再次调集各路大军，将红一方面军包围于黄陂、君埠一带。8 月 13 日，红一方面军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再次突围，会议决定采纳毛泽东意见，再次来一个声东击西。红军以一小股部队伪装成主力，向东北方向的乐安佯动，造成要北攻临川的态势，主力部队却迅速寻找空隙西进。这时，国民党军正大股东进，红军迎头向西，其中只找到一个十公里的空隙。从这么小的空隙中钻过去非常不易，为此，红军严格规定不准点灯，不准抽烟，不准发出大的声音。这样，红军以严格的军纪，悄悄地从蒋光鼐的第一军团和陈诚的第二路进击军两部之间只有十公里的狭窄缝隙中穿越过去，到达兴国的白石、枫边地区休整。
国民党军并没有发现红军主力，他们反而把正在东北方向佯动的红十二军当成了主力，跟着红十二军翻山越岭、忽东忽西，受尽折腾。红军缴获的国民党军官的家信中说：“这一月来，无论官兵差不多没有不病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至于山高路险，跌死的人马以及病后被土匪杀死的官兵，总和起来比出发时候的人数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
8月底，蒋介石、何应钦才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早已西去，于是急令“进剿”军主力掉头向西。此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已在白石、枫边地区从容休整了半个月。9 月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三万多人继续西移，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三县之间的均村、茶园冈山区隐蔽集结。
国民党来回折腾了两个月，一再扑空，精力受挫。同时，两广的反蒋联军突然北攻湖南。蒋介石无法兼顾两面，于是实施退却。国民党军的退却，使红军终于等来了难得的战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9月 7 日，红军一部在泰和县老营盘歼灭北撤的国民党军队第九师一个旅。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兴国县高兴圩向蔡廷锴指挥的两个师发起攻击。15 日凌晨，红一方面军主力转移到东固以南的方石岭一带，抢先占据有利地形，截住韩德勤师和蒋鼎文师一部，激战到 9 时，全歼该部，师长韩德勤被俘后伪装成伙夫潜逃，其他各路国民党军纷纷撤出根据地。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被彻底粉碎。
1931 年 9 月是个多事之秋。该年夏天江淮地区发生历史罕见的大洪水，南京政府的财政陷入窘境。而 9 月 18 日，日本关东军又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使大片国土沦陷，南京国民政府迅即陷入困境，无法再对红军发动新一轮的“围剿”。同时，国民党内部各反蒋派系，乘机以“抗日”为名发动内乱，蒋介石应接不暇。日本是当时发达的现代化国家，要打退日本的侵略，必须有相当好的工业化基础和现代国防力量。为了实施国家建设，蒋介石选择了在对日策略上与自己一致的汪精卫合作，同时释放了胡汉民。
在此条件下，蒋介石再次腾出手来对红军进行“围剿”。自 1932年 5 月开始，蒋介石亲任“剿匪”总司令，先集中重兵“围剿”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连连得手。与此同时，蒋组建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调集江西、福建、广东、湖北四个省的军队向中央苏区进攻，牵制红一方面军，以便集中力量对付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直接指挥下，于 8 月 17 日克乐安，20 日再克宜黄，取得两次大胜，歼敌约三个旅、俘敌 5000 余人。而大胜之后，红军内部再次就战略问题发生一场大论战。
这场大论战的背景，是党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中央根据地获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王明等“左”倾领导人提出了一条以进攻中心城市为主要内容的“进攻路线”，但遭到毛泽东的一再抵制。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批判为“保守”和“右倾机会主义”，为此造成前线红军领导人之间常常意见不一致。乐安、宜黄战役后，围绕着第四次反“围剿”的准备问题，毛泽东等与后方中央局成员之间又产生了争论。
这一争论在 1932 年 10 月上旬于宁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达到高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受到集中批评，最终被调离部队前线，回后方专门负责中央政府工作。进攻路线于是占了上风。
1932 年底，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调集 30 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总兵力达到 40 万人，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其中，中路军为蒋介石嫡系陈诚指挥的部队，约 16 万人，担任主攻任务。红一方面军共有三个军团和四个军，约七万人。
面对如此强大敌人，1933 年 1 月下旬，在瑞金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多次向红一方面军总部发电报，要求他们进攻南丰、南城。周恩来、朱德等红一方面军领导人不同意这么做。2 月 4 日，苏区中央局再次致电红一方面军，要求“猛攻南丰，虽大损失亦所不惜”。
电报还强调，这个指令必须执行。这时，周恩来等发现敌人的军事部署已发生变化，在抚河以东调动敌军已不可能，于是决定执行后方中央局指令，西渡抚河，进攻南丰。但周恩来同时表示，如果强攻不下，部队将转往宜黄、乐安一带打运动战。2 月 12 日，红军猛攻南丰，死伤 400 余人。这时，周恩来等人发现敌人正在驰援南丰，再这样强攻下去非常危险，于是适时调整计划，决定将强攻改为佯攻，而将主力隐秘地转移到宜黄南部，准备在此设伏。2 月 26 日，国民党军果然进入在黄陂的红军伏击圈。27 日至 28 日，红军发起进攻，国民党第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被全歼，两师的师长均被俘。此役之后，国民党军再次调集军队与红军主力决战，向广昌猛扑。3 月 21 日，红一方面军在草台岗再次伏击敌一个师，全歼该师。两场大战，红军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术，全歼国民党三个师，俘敌一万余人，缴枪过万。而这三个师均为蒋介石的精锐部队。
在总结黄陂、草台岗两场大战时，朱德说：“陈诚几年间所依靠的部队整个打垮了。四次‘围剿’也算告结束了。”
蒋介石则在给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
在 1933 年春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立即着手第五次“围剿”。这一次他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是年 5 月，他重组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赋予这个机构以全权处理江西、福建、湖南、广东、湖北五个省军政要务的权力。6 月，召开了五省“剿匪”军事会议，作出了一系列决定。蒋介石决定对红军采取“战略攻势、战术守势”、以碉堡和公路为点线节节推进的战略。为了实施好这一战略，在南昌行营内专门设立了碉堡专课，负责设计碉堡和指导碉堡作战。7 月至 9 月，蒋介石在庐山等地举办军官训练团，分批训练参加第五次“围剿”的排以上军官，共有 7598 人参训。在这次军官培训中，他不惜重金，聘请德国、意大利熟悉堡垒战的军官前来讲课。蒋介石亲自上阵，对军官讲话，试图在这些军官内心构筑一种新的军人精神，并向军官们传授“剿共”要诀。在不到 50 天左右的培训中，他的讲话竟达 25次之多。另外，在政治上推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经济上对中央苏区实行全面封锁。在多方筹划和组织下，蒋介石组织了 50 余万大军，分北、西、南等路向中央苏区推进，驻在东线福建的第十九路军也担负阻止红军向东的责任。
而在此时，中央苏区内部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左”倾路线的强化。1933 年 1 月，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共中央局，由博古负总责。而自 1931 年 1 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路线在共产国际的强制推行下，在中共临时中央获得统治地位。王明认为，只有工农和下层小资产阶级是革命营垒，其他一切阶级都是反动营垒，没有中间营垒。对于中国革命的策略，他认为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共产党应该积极主动地发动进攻，占领大中城市，在一省或数省取得胜利。这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思想曾经对 1931—1932 年间的中央苏区造成很大干扰。
但是，随着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博古等人发动了一场波及整个中央苏区的反“罗明路线”斗争，其目的就是批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强力推行“左”倾路线。“左”倾领导人认为，中央苏区在土地革命中对地主给出路、不全部没收富农土地的政策有问题，于是发动了查田运动，其矛头对准地主、富农和中农。过于严厉地打击地主和富农，对中农利益造成很大损害，其结果是根据地粮食大幅度减产，扩大红军的工作也受到严重影响。
“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决策也逐步展开。在蒋介石紧锣密鼓筹划第五次“围剿”的时候，中共中央局却在执行共产国际东方部驻中共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施特恩在上海拟定的一个以“分离作战”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计划。这个计划将红一方面军分为东方军和中央军两部分，要求在 1933 年夏天，东方军在福建、中央军在赣江和抚河之间的北线区域分别两线作战，试图同时在两个战场取得胜利，夺取抚州、南昌等大中城市。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分离作战计划分散了兵力，难以有大的作为。东方军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战果有限；中央军在计划中只承担配合、策应的功能，以待东方军回师进攻抚州，事实上却处于无仗可打的消极状态。
9 月下旬，蒋介石完成了“围剿”中央红军的准备，开始发动进攻。此时，另一个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中央苏区。博古对李德十分信任，言听计从，使李德成为事实上的军事指挥者。李德有着德国人的严谨个性，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三年，但是并不了解中国的军事情况。他在地图上构思与计算，每一个作战计划和命令均建立在精密的计算基础上，其精确程度达至每一挺机关枪的架设位置。但这些地图并不精确，与实际的地形往往出入很大。
9 月 28 日，国民党军攻陷了中央苏区东北角的黎川，博古、项英、李德等立即组织中央军和东方军收复黎川，李德制定了进攻硝石、资溪桥的作战计划。国民党在硝石、资溪桥等地构筑了坚固的碉堡阵地，但李德不顾周恩来等人的劝阻，坚持这个作战计划。到 11 月中旬，红军连战不利，多次受挫。在此形势下，李德改变策略，实行他的“短促突击”战术。所谓“短促突击”，就是面对敌人的碉堡阵地，也修筑自己的碉堡阵地。当敌人从碉堡中出来向前推进时，红军迅速地向走出碉堡的敌人予以有力打击。但是，由于红军的武器装备很差，这一战术事实上成为消耗战，在以弱对强的条件下，使自身再次陷于被动。
这时，红军又丧失了一次突破国民党围困的机会。10 月底，驻福建的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举起反蒋抗日旗帜，成立了中华共和国福建人民政府。他们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红军签订多项协定，恢复双方的贸易和交通，向苏区输送大量物资。但是，在蒋介石调集军队镇压福建事变之际，在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顾问的干预下，中央苏区红军没有给予福建军队以军事上的支援，导致福建人民政府迅速垮台。
在解决完福建事变之后，蒋介石继续进行第五次“围剿”。国民党军队向南推进，1934 年 4 月中旬，向广昌发起进攻。博古、李德命令保卫广昌，在广昌同敌人决战。广昌保卫战是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在18 天的战斗中，红军毙、伤、俘敌人约 2600 人，自身却伤亡 5000 余人。4 月 28 日，红军被迫撤出广昌。广昌战役之后，博古、李德继续实行以阵地对阵地的全线防御策略，结果是全线被动。到 9 月下旬，中央苏区大为缩小。10 月，中共临时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