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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苏区的脚步，也是苏区精神形成的脚步。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与意志，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升华。
这样的脚步是从大革命的挫折中开始的。1927 年 4 月至 7 月间，国民党在上海、广东、湖南、江西、湖北等地相继发动了反共政变，革命斗争迅速从高潮转入低潮。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斗争的新形势进行了反思，逐渐认识到加强军事工作、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性。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 月 3 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在湖北、湖南、江西、广东举行秋收暴动的计划。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总结出革命的失败教训，特别指出了两个根本性的因素：其一，没有在工农运动中组织起自己的武装；其二，在农民运动中，没有提出土地革命的政纲。基于这样的认识，会议作出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并把举行秋收暴动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工作。
八七会议之后，各地秋收暴动相继发动起来。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功探索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革命道路。到 1930 年夏，全国已建立十几块大小不等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分布在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十多个省的边界地区和偏僻山区。其中，中央苏区（即中央革命根据地）是面积最大、实力最强的一块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心区域。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其实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艰难险阻时时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信念与聪明才智。
1927 年 1928 年上半年，赣西、赣南、闽西等地区均在中共领导下爆发了武装起义，形成了小块红色割据区域。其中，在中共赣西、赣南特委的领导下，赣西南地区武装起义开创了东固、桥头等红色割据区域；闽西平和、龙岩、上杭、永定等县党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创建了永定溪南等地的红色割据区域。这些小块红色割据区域，为中央苏区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中央苏区形势图
1928 年 12 月，湖南、江西两省的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使红四军面临严峻的考验。1929 年 1 月初，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仅陷入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中，而且面临着经济上的重重困难。在大雪纷飞的季节，红四军的粮食、衣物、弹药都很缺乏。在此形势下，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 3600 余人离开井冈山地区，转战赣南，试图通过外线作战，解井冈山之围。
可是，红四军刚离开井冈山，就被敌军发觉。从大余、南雄、信丰直到寻乌，红军一路上遭遇国民党赣军的紧追不舍，连遭失利。2月初，红军到达寻乌县罗福嶂。这里是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交界的一片山林，四周几十里内均是高山，中间一片狭长的盆地，可以拒险以守一段时间。可是，红军已经处于断粮的困境，伤兵也很多。毛泽东在这里主持了前委会议，决定去东固与江西的独立第二团会师，在那里寻找落脚点，然后再打回井冈山。这是红四军最困难的时候。
2 月 9 日，红四军来到瑞金城北 40 里处的大柏地，终于迎来了谷底反弹的机会。大柏地麻子坳是一个狭长的山谷，有利于红军打伏击战。自红四军下山以来，赣军刘士毅第十五旅一直紧追不舍，使红军吃尽了苦头。在红军将士的主动请战下，毛泽东、朱德决定在此一战，以振军心。2 月 11 日，刘士毅部全部进入伏击圈，红四军发起总攻，消灭了敌第十五旅的两个团，缴枪 800 余支，刘士毅残部退回赣州。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对此役作了这样的描述：“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粮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大柏地一战扭转了红军的低迷情绪，部队继续向东固方向前进。2 月 13 日，占领宁都县城，获得粮食、衣物等大量物资，红四军终于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2 月 20 日，终于来到东固，与李文林率领的独立红二、四团胜利会师，部队得以休整、补充。
按原计划，红四军准备回师井冈山。但是，他们在东固突然得到井冈山失守、留守井冈山的红五军撤离的消息，红四军不得不重新思考发展方向的问题。东固军民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坚持了求真务实的理性态度，寻找机会打击敌人的弱点，与反动势力“打圈圈”。东固根据地的经验使红四军深化了对革命策略的认识，毛泽东、朱德等人决定带领部队到江西、福建边界地区“打圈圈”，在那里寻找落脚地。
3 月 14 日，红四军占领闽西重镇长汀县城。汀江是闽西地区最大的河流，水运交通十分便利。它从长汀县城旁边流过，向南流入广东，汇入韩江，从潮汕入海，因此，长汀自古以来即是闽赣边境的商贸重镇。红军第一次占领经济这么繁荣的城市，如鱼得水，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占领长汀县城，红四军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但是接下来该如何发展呢？1929 年 3 月 20 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前委会议，研究红四军的发展战略。这时，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蒋桂战争一触即发。会议决定乘此时机，在赣南闽西 20 余县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
3 月底，红四军由闽西回师赣南，进占瑞金、雩都（于都）、宁都、兴国等县。4 月初，红四军在瑞金同从井冈山转移到赣南的红五军主力会合。5 月至 10 月间，红四军乘福建军阀部队主力去广东参加粤桂军阀战争的机会，先后两次进入闽西，在闽西工农武装的配合下，歼灭地方军阀陈国辉旅和卢新铭旅。
1930 年 1 月，红军独立二、三、四、五团和永新、莲花、宁冈等县赤卫队合编为红六军，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治委员，共 2000 余人。2 月 7 日，中共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和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共同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统一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赣西、赣南和湘赣边三特委合并为中共赣西南特委。3 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和闽西苏维埃政府先后成立。8 月，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在湖南省浏阳县永和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10 月，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进入江西，一举攻下吉安重镇，建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这意味着中央苏区的初步形成。
在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红四军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思想、精神上获得深入的发展。1929 年 12 月 28 日至 29 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形成了一系列决议。这些决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确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塑造了红军的灵魂。具备了这种灵魂的新型军队，是中央苏区不断获得发展的重要基础。从1930 年10 月底到1933 年3 月，在中央苏区军民的全力支持下，红一方面军接连取得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每一次胜利都使中央苏区得到巩固和发展。
与此同时，其他苏区也得到快速发展，其中较大的苏区是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1927 年 11 月至次年 12 月之间，鄂东北、豫南、皖西地区分别爆发中共领导的农民暴动，分别建立了三块苏区。1930 年 2月 25 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三块苏区合并为鄂豫皖边特别区，建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3 月 18 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3月 20 日，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6 月下旬，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河南省光山县南部（今新县）王家湾召开，成立了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民主选举产生了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1931 年 1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之后苏区军民取得两次反“围剿”的胜利。11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红四方面军迅速发展到二个军、六个师另加四个独立师、一个少共国际团共 4. 5 万余人，各县独立团、游击队和赤卫军等地方群众武装发展到 20 余万人。苏区总面积达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 350 万，建立了26 个县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
1927 年秋至 1928 年春，在湖南与湖北两省的西部边界地区，中共领导了多次农民暴动，之后陆续建立了湘鄂边、洪湖、襄枣宜、巴兴归四块苏区。到 1930 年 7 月，红二军团成立，不久又成立了中共湘鄂西特委和湘鄂西联县政府。鼎盛时期的湘鄂西苏区曾拥有二万正规红军和近五万地方武装，建立了 15 个县的工农民主政权，控制了岳阳至沙市间沿江近 350 公里的地带。
随着各苏区的迅速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对苏区的领导，成立苏维埃的全国性政权的任务也摆上了中共中央的工作日程。1931 年1 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恩来未到任前，由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书记。9 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两片根据地联为一体，中央革命根据地扩展至 30 多个县境，在 24 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不久之后，又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瑞金，瑞金由此成为红色中国的首都。1933 年底，红一方面军发展到拥有一、三、五、七、九等五个军团、共十多万人的一支强大革命军队。设在红都瑞金的中共苏区中央局（1933 年后为中共中央局、中共中央政治局）、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统辖和领导全国苏维埃区域的斗争。
1933 年 1 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3 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也连成一片了。至 1933 年秋，中央苏区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四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拥有 60 个行政县，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政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拥有充分的民主权利，通过苏维埃制度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在中央苏区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民主选举，积累了丰富的苏维埃民主政治实践经验。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开展了各方面的建设事业，取得了初步的执政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