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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度、GOOGLE中输入“香港转口贸易”，截至本书截稿之前尚无与《香港转口贸易》同名的书籍。
这并不代表转口贸易对于香港可有可无，而是香港转口贸易这一小众话题在与香港这一大众话题的比较中，后者吸引了更多的关注与笔墨。迄今被冠以西方最权威、最详尽的香港通史著作首推弗兰克·韦尔奇的《香港史》，该书对于香港转口贸易港、香港与内地的关系，有论及但非重点。《19 世纪的香港》
对香港转口港起步及 19 世纪香港转口港发展有较为详尽的描述，中山大学港澳研究文丛之《香港对外贸易发展研究》
也论及了香港转口贸易发展的特点，前者主要是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描述，后者主要是对香港对外贸易进行综合论述，并未涉及对香港在与内地转口贸易进行具体研究，也未对香港转口贸易利益进行数据估算。
在现有外文文献中，直接研究香港转口贸易，以及香港与内地贸易利益的文献不多。外文文献综述涉及的主要范围是转口贸易、贸易与区域经贸合作、贸易与经济增长、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金融服务贸易与离岸服务贸易。
Fung KC，LJ Lau（2003）
结合经香港转口美国的内地货物，研究转口贸易统计口径与中美贸易平衡。
Feenstra R C，Hanson G H（2004）
研究认为，香港的低税率是香港转口内地产品的重要因素之一。
Feenstra R C，Hanson G H，Lin S（2004）
研究认为，香港贸易是典型的转口贸易，国际购买者从香港中间商获得有关内地产品信息，香港中间商向位于内地的厂商提供需求信息，香港通过提供这样的中介服务而获得利润，在 20 世纪 90 年代，内地对外出口 50％以上的货物是通过香港转口的，香港中介服务的利润大致等于经香港复出口的利润，估算是复出口货值的 1/4。
MJ Ferrantino，Z Wang（2008）
研究表明，内地统计出口美国贸易数据总是小于美国统计从内地进口的数据，这是因为忽略了香港转口贸易。
JB Ahn，AK Khandelwal，SJ Wei（2011）
研究了转口贸易的效应，实证了转口贸易在促进国际贸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香港低税率有利于转口贸易发展，香港的对外贸易是典型的转口贸易，转口贸易促进了贸易发展，香港是内地的转口贸易的重要渠道，20 世纪 90年代内地对外出口 50％以上货物经香港转口，香港中介服务的利润估算是复出口货值的 1/4。
Tinbergen（1962）
最早将引力模型应用于实证分析，实证了两国双边贸易规模与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比。随后不少经济学家引入各种经济变量来对引力模型进行补充。
Linnemannn（1966）
在引力模型中增加了人口变量，认为国际贸易的规模与人口有关，人口的多少与贸易的规模成正相关关系。
Brada（1985）
引入了反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虚拟变量，进一步将引力模型应用于估算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贸易的影响。
Alan Deardorff （1998）
直接在H- O模型基础上推导引力模型。
McCallum's（1995）
利用引力模型测量出 1988 年加拿大省际的贸易量是美国州和加拿大省间贸易量的 22 倍。
Peridy（2005）
通过将新贸易理论和与贸易成本相关的新理论相结合，对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合作关系进行了定量的评估。
开展相关的区域经济引力模型的代表性实证研究的，还包括Anderson和Wincoop（2003）
，Sandra Poncet（2003）
。
Gil- Pareja（2004）
，Balistreri和Hillberry（2007）
也主要是从区域经济引力模型入手，进行实证研究。
综上所述，香港与内地贸易的利益分析首要的问题是研究香港与内地贸易中的贸易量。在现有的各种研究方法中，引力模型是研究双边贸易量的最重要工具之一。引力模型的基本思想是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贸易量取决于其经济量以及相互间的距离。
Lin Tzong- biau（1980）
的研究肯定贸易与经济增长存在因果关系，研究认为，制造业发展带动了香港经济起飞，拉动了就业。
Balassa（1978）
运用秩相关检验方法，针对 11 个工业化国在 1960—1966 年和在 1966—1973 年期间的统计数据，对实际GDP平均增长与实际出口平均增长的关系做了分析与研究。
Tyler（1981）
利用跨国（地区）横截面数据，对外贸与经济增长等变量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研究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外贸促进了经济增长。
Feder（1983）
运用最小二乘法，对GDP平均增长与出口占GDP增幅的平均变化率进行了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关联。
Dollar（1992）
运用最小二乘法对 92 个国家在 1976—1985 年期间的贸易与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贸易与经济之间存在关联。
Jung和Marshall（1985）
运用双变量系统VAR模型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研究了 37 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 1950—1981 年期间的GDP实际增长与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其中 5 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出口推动了经济增长，11 个国家经济增长推动了出口增加，以色列的特点是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20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出口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对经济增长与出口增长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提出质疑。
Chow（1987）
采用双变量系统VAR模型，研究了 1960—1984 年 8 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对制造业出口与制造业产出之间关系研究的结果表明，只有部分国家出口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Coe与Helpman（1995）
从实证角度分析贸易伙伴的研发（R＆D）通过进口贸易的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从投入研发（R＆D）的国家的进口，有助于提高本国国内的全要素生产力，影响力与本国市场开放度关，正向联动关系。
Dhawan和Biswal（1999）
利用VAR模型与协整分析法，分析了印度 1961—1993 年实际GDP与出口的关系，研究的结论是出口促进经济增长只是一个短期现象。
在研读文献时注意到，分析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有从进口贸易角度研究的。 Krishna和Mitra（1998）
研究了贸易保护主义，发现贸易保护政策不能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
Lawrence （1999）
对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的制造业进行研究，研究的主题是100 多个行业的国际竞争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发现进口竞争刺激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Lawrence和Weinstein（1999）
研究了韩国（1963—1983 年）与日本（1964—1985 年）进口与劳动生产率、产业政策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的结论是，进口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之一，进口对竞争的贡献大于其对中间投入的贡献。
Hakura和Jaumotte（1999）
通过分析 87 个国家的数据，研究贸易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发现贸易在发展中国家确实是国际技术转移的渠道，部门间贸易在技术转移中扮演作用要大于部门内贸易。
W Keller，B Li，CH Shiue（2011）
研究贸易与制度变迁的关系，回顾了中国对外贸易史，发现制度变迁及政治对贸易增长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综上所述，贸易与经济增长存在因果关系，贸易对扩大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制度变迁均有贡献；但是，相关文献更多从出口贸易角度研究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鲜有从转口贸易角度研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Peterson和Barras（1987）
认为，服务贸易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影响着各国贸易政策的制定；但是，在国家竞争力评估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将服务贸易输出占整个对外贸易的增幅称为测试国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Peterson（1988）
讨论了货物出口份额变化所引起的比较优势（RCA）的变化，货物出口份额减少而导致的比较优势降低会因为旅游等服务业的增加而得到阻止，甚至反而得以提升。
Hoekman（1995）
用“试探性第一步”对《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条款进行了评估，指出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作为国际上第一设计服务贸易的多边协议，未来多边谈判将改变以货物贸易为中心的谈判，转而重视对直接投资FDI、贸易与劳动力流动相关政策的国际协调。
Whalley（2004）
对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进行了评估，认为服务贸易自由化可给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进一步分析了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利益的差异，指出服务贸易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利益表现在：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向外输出劳动力。
关于服务贸易对经济影响研究的代表性文献还有Mattoo（2006）
提供的计量分析模型，他认为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货物贸易不同，服务业开放度主要体现在金融与电信业的开放，预测一个完全开放的金融与电信业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将有可能高出未开放的国家具有地区大约 1.5％；同时指出，货物贸易政策的开放度与进口国的开放度有关，服务贸易的开放度不仅需要考虑吸引资金流入，而且需要考虑如何提高国内的竞争力。
综上所述，服务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得到越来越多研究结果的支持，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度量及对双方经济的影响是研究重点；但是，计算和比较一国对外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相关于货物贸易竞争力的测量更加复杂，不过早期实证研究发现，在货物贸易有关分析中广为应用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贸易专门化指数（TSC），可用以衡量各国对外服务贸易的竞争水平。
关于金融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Francois和Schuknecht （2000）
等学者的实证研究均验证了金融服务贸易推动经济增长的假说。利用交叠世代模型，推导了金融服务贸易的动态效应模型，证明金融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得出的结论是金融服务贸易提高总产出和总收入。
Cobb（1998）
对离岸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离岸金融中心对周边国家或者地区的金融体系与税收具有腐蚀作用。
Rose和Spiegel（2007）
研究证明离岸金融业务对周边国家或者地区产生两种效应，金融交易的挤出效应与金融市场的冲击效应。
关于离岸金融中心对所在国或地区的影响效应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以Ronen Palan（1998）和Sikka（2003）
为代表的一方认为，离岸业务是资本的推动，会导致监管放松、税收降低，另外，各国之间的税收竞争提高了经济活力和效率，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
以Hampton（2002）
为代表的另一派观点认为，离岸业务会引起资本外逃，恶性税收竞争，导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离岸金融需要各国之间协调，通过立法进行监管，离岸金融才能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作用更加突出，香港与内地贸易中金融服务贸易的作用日益突出。离岸金融中心的效应、监管成为研究的重点。离岸金融的负面效应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九七回归前夕，“香港”一度成为新闻高频热词。那段时间香港研究也是学术界关注的课题。
香港九七回归以来，香港的大学在港府庞大财政资源的支持下，通过引入诺贝尔获奖者及国际高端人才，在全球大学排名长期保持前列。问题是香港的大学的高水平并没有体现在对香港问题的研究上，转口贸易研究并未进入香港的大学学术研究视野。
因此，对香港学术界研究香港转口贸易进行文献综述的搜索结果显示，首先，香港学术界研究香港经济发展问题的文献不多；其次，香港学术界研究香港转口贸易的文献更少。
当前，研究香港与内地贸易的中文文献有三个特点：
第一，从研究群体观察：研究主要来自内地学术界。
第二，从研究时段观察：研究主要集中在香港九七回归前后、2003 年CEPA签署前后这两个时段。随着香港GDP在国家GDP中的份额下降，对于香港的研究也由热转冷。
第三，从研究范围观察：从宏观视角研究香港与内地经贸关系的文献多，从微观视角研究香港转口贸易、以及香港在与内地转口贸易中的利益的文献几乎为零。
为此，围绕“香港转口贸易”的中文文献综述，无法直接针对“转口贸易”进行综述，只能采用“迂回方式”，从与香港转口贸易相关的领域进行文献综述。
对于香港转口贸易的研究，多数文献是从香港转口贸易在香港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香港与内地转口贸易历史的视角进行分析，多数研究结果停留在对转口贸易、香港与内地贸易重要性及必要性的论述层面。
许涤新、吴承明（1985）
对“鸦片战争前的对外贸易”“五口通商时期的对外贸易”“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的对外贸易”进行了研究，分析了香港转口贸易形成的历史原因。
岳咬兴（1991）
认为，香港的转口贸易具有悠久的历史，长期以来一直是香港经济的支柱。1949—1950 年，转口贸易曾占香港总出口值的90％。香港的转口贸易维系于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近 40 年来，香港转口贸易地位的沉浮充分反映了内地与香港这种密切联系。张晓辉（2000）
认为，近代香港的发展主要依靠转口贸易。余绳武、刘存宽（2007）
全面研究了 19 世纪的香港，从历史学研究的视角梳理史料，分析研究认为香港转口港地位的确立，不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而是在 1861—1900 年之间。
这些研究的结论显示，转口贸易自香港开埠以来，对于香港发展意义重大，尤其在 19 世纪下半叶，香港与内地转口贸易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为何有的研究将 1861 年确定为香港转口贸易港迅猛发展的开始年份？1861 年，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有：美国内战爆发，林肯就任美国总统；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废除农奴制。1861 年，咸丰帝逝世，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中国开始洋务运动，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
对于主要在长江三角洲兴建兵工厂、发展重工业的洋务运动，如何与靠近珠江三角洲的香港形成关联，这方面研究的意义重要，却仅有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且不是从整体而是针对与香港有关的具体历史事件进行研究。东渔（2013）
提到，清朝同治十一年间在香港设立了轮船招商公局（今香港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前身），是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唯一延续至今的企业，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民用企业。马博忠（2011）
研究指出，洋务运动开始后，清政府派遣的留英学生团队成行，除了赴日、美、法、德留学，也赴香港留学。廖乐柏Robert Nield（2011）
研究了香港在转口贸易中的作用。
改革开发以来，香港与内地贸易变成了研究热点。香港担当起了内地对外开放的火车头。学术界对于香港与内地贸易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与指导意义。
廖尧麟（1991）
对香港转口贸易数据研究的结果是，香港转口贸易在 80 年代的重新振兴和中港转口贸易的迅速发展，已经对香港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张松涛（1992）
研究 1978 年以来香港与内地的贸易，认为内地经港转口占有重要的地位。王世伟（1997）分析了香港的转口贸易及其与内地的贸易关系，认为转口贸易的作用明显。许承明、胡荣华（2000）
研究认为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中的转口贸易份额持续增加。
除了从香港与内地经济的重要性进行研究，萧琛（1995）
对港资在华南经济圈动向的研究具有前瞻性，他准确预测了香港厂商逐渐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人力、土地资源充裕的珠江三角洲，指出香港与华南经济结构的变化将进一步推动香港转口贸易的发展。
除了宏观研究视角，有的文献则深入到某个具体领域进行研究，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严中平（2001）
研究了印度、锡兰、日本茶叶与中国茶叶的竞争，分析了香港作为茶叶转口贸易港的原因。仲伟民（2010）
研究茶叶与鸦片在 19 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指出茶叶与鸦片贸易推动了香港转口贸易。王绵长（2003）
主要研究了南北行对香港转口贸易形成机制的贡献。
另外，有的文献也运用经济学模型研究内地与香港经贸关系。田贞余（2005）
用引力模型研究内地与香港的经贸关系。王怀民（2007）
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研究香港转口贸易，认为内地加工装配活动对香港中间人的依赖有其历史原因，内地对外贸易的发展可增进市场信息的流动，减轻对中间人的依赖，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问题仍将长期存在，内地加工工业需要香港中间人。黄庆波、姜丽（2008）
通过实证分析认为，香港是中国重要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和重要的转口贸易地，香港对外贸易的发展需要内地支持，双方贸易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
许承明、胡荣华（2001）
在 2000 年研究的基础上，在研究中注意到转口贸易进口额与出口额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
另外，对于香港转口贸易的研究领域也不再只是关注其重要性与必要性，而逐步向其他相关领域延伸。萧怡钦（2003）
认为，由于中国加入WTO对外进一步开放，内地企业出口方式转变，由于香港码头费用居高不下，香港的转口贸易将受到冲击。研究香港转口贸易及统计标准，认为美中双边贸易长期逆差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其中统计上的差异是其主要根源。王方方，李光生（2013）
针对内地与香港贸易异常增长的现象，深入剖析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套利贸易，认为这是利率和汇率差异，以及监管体系不完善引起的。
关于贸易利益的研究，现有的研究主要围绕贸易利益的来源、形成以及分配。
黄卫平（2003）
的研究不回避香港与内地贸易的利益，并且明确指出推动香港贸易增长需要从港人利益出发。越是从香港自身的利益出发推动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贸易，越是有利于增进香港与内地整体贸易利益。这种观点渗透着古典经济学精髓。同时，研究注意到了香港贸易利于与香港与内地贸易结构的关系。
秋玲（2009）比较了传统贸易理论与新国际贸易理论，指出以李嘉图比较利益说、H- O模型为代表的传统贸易理论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王张银（2010）
认为，贸易利益的研究视野将由最终产品层面扩展到产品的生产环节与工序的层面。
喻旭兰（2010）
认为，香港与内地经济逐步融为一体，经济发展周期将趋同，这也反映了香港与内地的利益增减趋于同步。
杨青龙（2012）
认为，对比较利益说的拓展实在有必要，提出国际贸易的全成本概念，将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归为生产成本，制度要素归为交易成本，生态环境要素归为环境成本。
郭界秀（2013）
认为，应该重视从制度因素入手研究贸易方式和贸易利益，制度因素与福利效应存在关联。
任志成、巫强、杨帆（2013）
认为贸易利益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问题，提出了用实证方法测算国际贸易利益的重要性，但是，至于如何测算则没有更多的论述。
这方面的文献主要涉及贸易对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技术及制度的传导及影响。其中，对于贸易对经济增长传导的研究主要借鉴国外的实证研究方法，有关贸易与香港经济结构的研究覆盖的范围广泛，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对香港经济定位及发展方向的探讨。
关于贸易与增长的研究。彭斯达、陈继勇、杨余（2008）
运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分析中国进出口贸易，认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性；但是，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大，一般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超过加工贸易。
魏君英、陈银娥（2010）
通过实证研究了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进口与出口都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的影响。
张光南、陈广汉（2009）
对 1997—2007 年香港经济进行实证研究，认为香港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形成互为因果与促进的关系处于较好的经济运行状态。
肖红、杨凤美（2010）
的研究认为，香港与内地贸易对香港经济增长有很强正相关性，进口比出口对香港经济的增长贡献更大。
关于贸易与经济结构、定位及发展方向的研究，黄卫平（2002）
在对香港产业结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香港的动态比较优势不在一般的大工业，香港经济除了房地产应该发展其他支柱产业，应该在以金融为龙头，以物流为中枢，发挥比较优势，在全球化趋势中盘活香港经济，辐射亚太。
冯邦彦（2002）
从香港产业结构演变去探讨香港的贸易转型问题。
黄卫平（2003）
建议，将香港塑造成高起点、高层次的地区乃至世界的物流、营运及金融中心，依托内地，服务全球。
许统生（2006）
经过实证分析认为垂直差异性产业内贸易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促进作用，而水平差异性产业内贸易对经济增长发挥着阻碍作用。
苏志欣（2006）
认为，内地沿海城市的发展和港口基建落成将挑战香港转口贸易港，香港应该将发展高增值的离岸贸易作为发展方向，构建新的贸易中心地位。
张光南、陈新娟（2010）
认为，服务贸易优化了香港就业结构，香港特区政府应该推动香港制造业向外转移。
耿昊裔、张斌（2013）
比较了香港与上海贸易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认为香港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明显，香港转口贸易作用大，转口贸易促进了香港第三产业的发展，一般贸易提高了第二产业的增幅，降低了第三产业的增幅，而上海则不明显。
陈鸿文（2013）认为，香港由于缺乏积极的工业政策，从而导致只剩下金融与房地产，以及日趋单一的经济结构。关于贸易与技术、制度的研究。
史达（1996）
认为，香港积极不干预政策建立在健全的贸易促进制度基础上，香港贸易促进机构包括官方、半官方、工商团体三个层面。
沈坤荣、李剑（2003）
认为，国际贸易对于提升国家要素禀赋结构、推动制度变革、提高人均产出与收入具有正面影响。
赵春明郭界秀（2010）
认为，进口贸易是带动技术进口国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进口贸易主要通过进口总量效应、进口方式效应和进口竞争效应对一国技术进步产生重要影响。
何其春、孙萌（2012）
通过对技术扩散模型的阐释，认为技术进步取决于技术进口过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
早期关于香港与内地区域经贸合作的研究，主要是围绕货物贸易而不是经济合作，也即关注三来一补、加工贸易、转口贸易等合作形式，而对于香港与内地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研究并不多。
值得关注的是有的文献具有前瞻性，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就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设想。桑百川（1997）
在研究中首次提出深圳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这不仅可以配合香港的发展，而且也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双向开放的必然要求。
香港与内地贸易的发展自然要求更紧密区域合作。更紧密区域合作的成果具体就体现在CEPA。 CEPA是《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的英文简称。 CEPA是一个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议，内容丰富，领域广泛。 CEPA是内地迄今为止商签的内容最全面，开放幅度最大的自由贸易协议，也是香港实际参与的唯一的自由贸易协议。其内容质量高，覆盖面广，在短时间内结束谈判并付诸实施，为内地参与其他双边自贸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 CEPA既符合WTO规则，又符合“一国两制”的方针。
香港与内地更紧密经贸合作的相关研究也就逐步增多了。
关于CEPA对香港贡献的研究。张燕生（2003）
认为，CEPA在于把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与交流提升到制度化建设的层面，使香港与内地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可朝自由化与一体化的方向稳步发展，香港与内地金融合作随着经济日趋融合进入新的阶段。
林江、郑晓敏（2003）
认为，内地与香港签订了CEPA提早向香港开放服务业市场，双方均能从中获得比较利益，实现增长，推动就业。
余佩琨（2007）
在实证的基础上认为，内地与香港之间经济合作的发展路径是“分工性合作→竞争性合作→融合性合作”。
蔡宏波、杨晗（2011）
认为，CEPA及其附件和 6 个补充协议有关服务贸易政策安排在促进香港与内地服务业合作上成效卓著。
郑英隆、王龙（2011）
研究内地与港澳信息服务业的一体化，认为CEPA的服务贸易制度安排，推动了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的转型升级，促进了三地的贸易与投资。
毛艳华（2003）
认为，CEPA安排完全针对了香港当前的问题与需要，有利于香港经济增长及结构调整。
张天桂（2005）
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认为CEPA对香港与内地的影响不同，香港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本比内地低，香港从CEPA中获得了贸易创造效应，增加了产业内贸易，对内地贸易依存度提高。
刘雪琴（2007）
认为，香港与内地优势互补体现了“一国”的优势，CEPA消除香港与内地经贸领域中的制度性障碍，体现了“两制”的特点。
周运源（2009）
分析了香港与内地CEPA的关系，认为CEPA能推动了香港全面发展。
张宏燕、毛艳华（2009）
运用巴拉萨模型分析了CEPA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发现CEPA对内地与香港的贸易影响不同。
张光南、邱杰宏、陈坤铭（2011）
的研究发现，由于内地大幅度减免关税，“港产品零关税”使得香港进出口增加幅度大于内地，如果香港与内地实现“全面贸易自由化”，那么经济增长、进出口值、福利水平将大幅度提高，ECFA的实施将影响中国香港作为海峡两岸经贸中转港的地位。
周泳宏（2012）
分析指出，CEPA提高了转口贸易对香港的溢出效应。
冯邦彦、胡娟红（2013）
采用 1997—2010 年内地各省（地级市）与香港贸易量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CEPA的签订对内地和香港经济产生了正的贸易创造效应，但仍然存在限制效应发挥的贸易障碍，建议扩大CEPA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关于CEPA发展方向及区域经济体合作的研究，熊凤琴（2011）
研究CEPA框架下服务贸易自由化，认为扩大CEPA框架下服务贸易自由度会提高对内地的福利效应。服务贸易自由度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即“营商自由”，“贸易自由”，“金融自由”。
陈利静（2012）
发现CEPA实施后虽然香港与内地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但是，只有服务贸易的总贸易创造效应，而没有维纳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
俞梅珍（2012）
认为CEPA能够促进香港与内地贸易自由化，建议从战略上推进内地与香港经贸合作关系的深化。包括消除香港与内地在贸易、投资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深化了两地经贸关系，建立更快捷、方便的通关机制，拓宽了两地合作领域，实现两地互利共赢。
华晓红、郑学党（2012）
认为，港澳台地区是推动中国自贸区的核心，CEPA是中国第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
姚莉、姚晓东（2012）
认为，中华经济圈（内地与港澳台地区）货币合作具有很强的经济基础，在建立香港与澳门的次区域货币区及人民币与港元汇率目标区的基础上，循序渐进推进中华经济圈的货币联盟。“大中华经济圈”是指内地、香港、澳门、台湾完全实现自由贸易区，此概念最早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由美国印第安纳州坡尔大学的郑竹园教授提出。
张光南、邱杰宏（2013）
分析中国台湾、香港、内地与新加坡分别推动的双边自由贸易，认为CEPA、ECFA和CSFTA将促进四地贸易往来。
关于服务贸易效应的研究。曹瑛、王耀中（2009）
研究发现，内地金融服务贸易均落后于香港，建议发展香港与内地金融体系互动关系。
关红玲（2011）
认为，香港与内地的合作已经深入到服务领域，在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上，香港与内地服务业呈水平分工，例如：旅游、海上客运、航空客运等，在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上，香港与内地呈垂直分工，例如：金融、保险、商贸服务。
陈广汉、胡才女（2012）
对香港产品与服务进行了问卷调查与实证研究，认为在粤港合作日趋密切的形势下，内需主导型经济方式发展为香港产品进入内地提供了机遇；但是，香港大部分企业规模较小，生产成本高，品牌推广难，建议香港与内地政府为港商进军内地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黄卫平（2002）
在研究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关系的基础上，对香港服务业的发展发出了警报，指出香港已有的服务业所处的产业层次偏窄、偏低，香港各种生产要素成本偏高，服务业的发展面临周边的竞争加剧。
关于离岸贸易的研究，彭羽（2013）
用Cobb- 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研究香港离岸贸易对珠三角地区产业的影响，认为香港离岸贸易对珠三角地区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大于制造业。
沈克华、彭羽（2013）
认为，离岸贸易成为香港与内地贸易第一大贸易方式，离岸贸易对珠三角整体发展有促进作用。
陶雯婷（2013）
从推动内地金融改革的视角研究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认为应该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为契机，促进国内金融改革，推动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这才符合长远利益。
关于离岸金融的研究。离岸金融是服务贸易发展的一个方向，这方面的研究涉及贸易与汇率的关系，人民币离岸业务及离岸中心。华民（2012）
认为，促进贸易发展最为重要的方法是选择一个有竞争力的、能够保持汇率稳定的固定汇率制度。
黄叶苨、黄志刚（2012）
认为，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真正目的是想削弱中国经济，维护美元霸权，建议人民币应加速国际化。
石建勋、官沁、李海英（2013）
认为，在当前尚不能实现货币统一的情况下，内地与港澳台之间首先开展汇率合作，逐步推动人民币成为该区域主导货币。
张泉（2013）
在对 2009 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中认为，香港作为内地参与全球贸易的重要转口基地，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及人民币国际化中同样扮演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