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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从开埠之日起就与臭名昭著的鸦片走私贸易联系在一起。
鸦片贸易实质上是转口贸易，香港在东印度公司鸦片供应者与内地鸦片消费者之间的角色是转口港，香港最初的主要贸易方式就是在转口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转口贸易。
百多年以来，香港在不断发展变化，鸦片贸易已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而转口贸易作为香港发展进程中为数不多始终如一的禀赋特色，却始终不断延续着往日的辉煌。香港转口贸易支撑了香港贸易，香港贸易支撑了香港经济。
随着 21 世纪知识经济时代
的到来，金融在香港经济中的比重超过了贸易。香港金融有两大特色：
第一，香港金融与贸易结合紧密。香港金融最初是围绕服务贸易而发展起来的，例如，提供对外贸易信保、融资、押汇、信用证等金融服务。当代的香港金融已经脱离香港贸易，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强大的行业力量，成为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但是，服务贸易依然是香港金融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香港金融有类似贸易具有“转口”性质。香港转口贸易货物的主要提供者来自香港以外地区，香港转口贸易的主要买家也来自香港以外地区。根据此标准对香港金融进行评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其一，香港交易所的主要股票来自香港以外地区，香港本土上市公司占香港交易所市值不足 1/3；其二，香港交易所的主要资金来自香港以外地区，其中，美资、欧资、日资、内地资金是香港交易所的主要参与者。
因此，“转口”是研究香港经济问题的钥匙与支点，抓住转口贸易既可以“撬动”香港贸易的研究，也可以带动香港经济问题的研究。
研究香港转口贸易，就要找准香港转口贸易所处的历史时空坐标。香港转口贸易不是抽象的，而是在具体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当清朝在十九世纪遇上大英帝国，战争成为东西方较量的最终选择。
1500 年是东西方发展的分水岭。1500 年以前，世界各地如同孤岛一样独立并存。
1500 年之后，欧洲经历了大航海时代、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工业革命，通过海外扩张与殖民将像孤岛一样存在的全球各地纷纷纳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之中。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求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18 世纪末，西方海外扩张瞄准了古老的东方大国——乾隆时代的中国。
1500 年之后，郑和下西洋并没有开启中国的海洋时代。郑和宏伟的远洋航行在沿线地区所遗留的陶瓷、铜钱，迄今的每次考古发现都令中外震撼。可惜郑和下西洋，既未推动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未提升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反而，郑和下西洋的计划戛然而止，迄今仍是历史的一大谜团。郑和下西洋，被视为向天下昭示皇权与皇威，被视为追击元朝残余逆党，总之，郑和下西洋与经济的联系不多，而与政治的联系更紧密。
事实上，郑和下西洋以来，海禁政策依然是明清两朝的主流对外政策。
海禁政策表明明清两朝对外交往的态度已从唐宋的开放来了一个 180 度大转弯，开放张扬的唐宋被封闭内敛的明清所取代。
明代的海禁只禁止中国民间私人出海贸易，但欢迎外国人来华贸易，不过这种海外贸易必须在官方的主持下进行，即所谓“贡舶贸易”。清初则全面禁止海外贸易，实行“闭关锁国”，既不允许中国私商出海贸易，也不允许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康熙统一台湾后，一度开放海禁，但仅过了 20 多年，又担心沿海居民同外国人交往会危及清朝统治，再次禁止商人前往南洋贸易。乾隆皇帝更自以为是地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须同外国进行贸易。仅在 1757 年（乾隆二十二年）实行“一口通商”。所谓“一口”，就是只开放广州一处对外通商，其他港口一律关闭。同时，必须由政府特许的“十三行”统一经营管理。
所谓“十三行”是鸦片战争前广州港口官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商行的总称。相传其名起于明代，号为“十三行”，却非固定为 13 家。公行对官府负有承保和缴纳外洋船货税饷、规礼、传达官府政令、代递外商公文、管理外洋商船人员等义务，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中起中间人作用。同时，“十三行”享有对外贸易特权，所有进出口商货都要经它买卖。初为牙行性质，后也自营买卖。自 1820 年（嘉庆二十五年）伶丁洋的鸦片及各项商货走私贸易兴起之后，多数行家营业亏损，资金欠缺，负债很多。《南京条约》规定开放五口通商，废止十三行独揽中国对外贸易的特权。“十三行”从此日趋没落。
综上所述，明清既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
海禁政策妨碍了海外市场的开拓，抑制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是中国在西方进入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的时代却落伍于世界的重要原因。
明清海禁、十三行、马戛尔尼访华……这一系列历史事件，都是闭关锁国政策的必然结果。
鸦片战争之前，中英不仅在贸易政策、贸易方式上水火不容，而且在贸易利益上严重对立。英国的钢琴、轻工日用品、棉纺织品无法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的茶叶、丝绸却源源不断地输入英国。中国在中英贸易上的出超严重损害了英国资产阶级的贸易利益。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平衡中英贸易逆差，英国人想到了鸦片。为了维护鸦片贸易的利益，英国人发动了鸦片战争。
1838 年，道光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到任后，严行查缴鸦片 2 万余箱，并于虎门海口悉数销毁。打击了英国走私的嚣张气焰。1939 年 7 月，林则徐进一步下令禁止一切贸易，派兵进入澳门，驱逐英人出境。这大大影响到了英国的利益。英国政府认为此事使得商务受阻，英国公民生命受到威胁，因此决定派出远征军侵华。1840 年 6 月，海军少将懿律（Anthony Blaxland Stransham）率 47 艘舰船、4000 人陆军陆续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鸦片战争开始。英国人当然不会傻到把中国销毁鸦片当作开战理由的，故而，称此战为通商战争，又称第一次英中战争（First Anglo- Chinese War）。
其实，鸦片战争本质上是贸易战争。是英国人为了贸易利益而发动的战争。中英贸易冲突的背后是英国主导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全球化国际秩序与清政府延续以“厚往薄来”为特点的东方朝贡秩序之间的冲突，是西方建立在工业革命基础上扩大海外市场需求与东方建立在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上形成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之间的冲突。
鸦片战争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第一，鸦片战争的失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逐渐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第二，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变成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第三，原本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强烈冲击，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
第四，鸦片战争也促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关注世界变化，探求新知科学，寻求强国御侮之路，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客观上冲击了封建思想禁区。
在 18 世纪 60 年代，英国发生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英国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市场和广阔的原料产地。在鸦片战争前大约50 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到中国访问，其目的是开辟东方市场。
马戛尔尼使团是到达中国的第一个英国外交使团，是清英之间最重要的一次早期交往，是东西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代表西方新兴势力的大英帝国向代表东方的传统势力的大清递上了橄榄枝。
1793 年，英国政府任命马戛尔尼子爵为正使，乔治·斯当东为副使，以贺乾隆帝 80 大寿为名出使中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目的是推动建立新的外交与贸易关系。代表团精心准备了送给乾隆的礼物。在马戛尔尼的礼单中有天体运行仪、步枪、连发手枪，以及英王特意赠送当时英国规模最大并装备有 110 门大口径火炮的“君主号”战舰模型。英国人满以为把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等工业革命的最新发明介绍给中国皇帝会赢得好感。
对于祝寿而来的马戛尔尼使团，清政府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乾隆帝认为英使远涉重洋是前来祝寿实属好事。清廷不仅破例允许使团从天津上岸，而且命令沿海各省地方官向使团免费提供食物。
1793 年 6 月 19 日，英国人在澳门停泊数日后北上天津。1793 年 6 月，马戛尔尼使团到达天津。钦差大臣徵瑞亲赴天津接待。但让英国人不快的是，刚一上岸，他们的队伍便被大清的官员插上彩旗，彩旗书写“英吉利贡使”几个大字，礼品清单上的“礼物”也被改成“贡物”。马戛尔尼认为，英国与大清是两个主权国家，不存在朝贡的关系。大清的官员们从来没有主权国家的概念，只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观，没有国际贸易的概念，只有朝贡关系。在他们眼中，没有谁可以跟皇帝平起平坐，即使是英国国王亲自来华也是一样。
另外，双方在觐见乾隆的礼仪上发生了冲突。清朝政府要求英国使臣按照贡使觐见皇帝的一贯礼仪，行三跪九叩之礼，马戛尔尼认为这是一种屈辱而坚决拒绝。乾隆帝闻讯勃然动怒，下令降低接待规格。由于中英双方都不肯迁就让步，会面几近破裂。最后，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照觐见英王的礼仪——行单腿下跪。代表中方商议的大臣只有编出西人膝盖无法弯曲为由的理由，向皇帝解释。
罗素在谈及马戛尔尼访华磕头礼之争时表示，当我们不把磕头当作一件可笑的事情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磕头礼之争也显示：
第一，中英双方的关注点不同——英国关注的是贸易利益，清政府关注的是礼仪名分。英国致力于打开中国市场，扩大贸易往来，推销工业产品，将中国纳入英国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中。而清政府则重视维护皇帝及礼仪之邦的尊严，坚持闭关自守政策。
第二，中英双方代表的国际秩序体系不同——英国代表的是新条约与殖民体系，清政府代表的是朝贡体系。英国代表的是西方国际政治经济新的秩序体系，这一体系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在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调整欧洲各国关系的条约体系；其二是欧洲国家在弱小国家、民族、部落推行的殖民体系。清政府则坚持以朝贡体系为核心建立的周边政治经济秩序体系。
1793 年农历八月十三日（乾隆八十大寿），马戛尔尼使团被安排去热河避暑山庄谒见乾隆皇帝。那天拂晓 3 点钟，马戛尔尼和他的随行人员身着礼服在黑暗中行走多时，大约在早上 4 点左右，英国人终于来到灯火辉煌的皇宫。此时，上千名官员、各国贡使均在皇宫前广场上等待皇帝的到来。随后，马戛尔尼向乾隆皇帝呈递了英王的信，送了几只西洋表作为礼品。皇帝回赠了大使一件雕刻得十分精致的蛇纹石礼品。接着，斯当东父子上前向皇帝致礼，乾隆帝赠给斯当东先生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皇帝对小斯当东很感兴趣，于是解下自己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了托马斯·斯当东。随后，马戛尔尼在官员陪同下参观热河行宫，行宫中摆放着西洋玩具、挂钟、地球仪。
进贡和祝寿已毕，马戛尔尼急切要求谈判，他向清政府提出了六项要求：第一，允许英商到宁波、舟山和天津贸易；第二，准许英商在北京设立商馆；第三，将舟山附近一处海岛让给英国商人居住和收存货物；第四，在广州附近划出一块地方，任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加禁止；第五，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享有免税或减税；第六，确定船只关税条例，照例上税，不额外加征。
这些要求一部分是正常要求，一部分则具有殖民主义侵略性。清政府理应区别对待，有接受，有拒绝。可是，清政府却简单地全盘拒绝，将英国的六项要求全部斥为非分之想。自以为“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在清政府的闭关政策面前，马嘠尔尼碰了一鼻子灰。
马戛尔尼访华也非一事无成。马戛尔尼一行从北京出发，由军机大臣松筠伴送，沿运河南下，几乎纵穿中国腹地到达广州，于 1794 年 1 月从广州搭船回国。马戛尔尼沿途摸清了大清的家底。他在广州看见宽衣大袖的清兵军纪松懈，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抛弃了的刀枪弓箭之类冷兵器。清政府时期的中国再也不是马可波罗笔下描绘的强盛、开放、富足的神秘东方国度了。马戛尔尼称，这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曾经辉煌却随时有可能被击沉。
尼尔·弗格森在《文明》一书中表示，马戛尔尼劝说中国打开国门通商的计划流产，象征着自 1500 年便已发生的全球权力由东向西转变过程中的摩擦与碰撞。马戛尔尼访华的失败有两方面的影响：
第一，中国失去了一次“握手”近代工业文明的机会。马戛尔尼访华并没有给英国带回满意的结果，而且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对于中国而言，丧失了一次与近代工业文明接触的机遇，且与世界发展潮流渐行渐远。清政府依然唯我独尊，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康乾盛世由盛而衰自此开始。
第二，中英必有一战在所难免。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失败，对于英国而言，标志着通过和平手段在东方开辟新市场的努力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但是，中国市场对英国的吸引力依然巨大。中英在对外交往与贸易上的对立难以调和。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对外贸易有两种类型，第一类是以朝贡形式进行的，数量少，规模小，主要包括日本、朝鲜、菲律宾等，朝贡贸易对于清政府而言才是正统的、符合礼制的主流贸易方式；第二类是同英、法、美、荷、俄等西方国家的贸易，这类贸易不过是一种补充贸易方式。贸易地点局限在广州，贸易渠道局限于广州官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十三行。英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奉行自由主义贸易政策，推行全球化及殖民化。因此，即便没有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中英也必有一战。
研究人类社会，即第一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二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现代经济学虽然大量使用数学，计量经济学也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但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依然是人与利益。
哲学从意识与存在的关系去研究人。经济学则从人与利益的关系去研究人。正如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对经济学的定义，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学问，也是研究人的学问”。
凡论及利益，必然是论及人的利益，论及如何增加利益与如何分配利益。经济学研究的是理性人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实现利益最大化。
在经济学家眼中，“人”不是生物概念的人，而是“经济人”。所谓“经济人”，即假定人的思维与行动都是理性的，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唯一的目标。“经济人”即“理性人”。
“经济人”的概念来自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简称：《国富论》）中的一段话：“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好处”。斯密还将“经济人”概念与“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论述，他指出，“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
“经济人”假设是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在斯密的“经济人”概念基础上，英国著名古典经济学家纳索·威廉·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提出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经济人假设”。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正式将“经济人”作为经济学专有名词。
“经济人”思想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经济人”是自利的，人的所有选择与行为都是围绕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个目标。
第二，“经济人”是理性的，根据利益的多寡及自身的处境，选择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所谓最优选择也即理性选择。
第三，“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反而增进了公共利益最大化。亚当·斯密之所以被称为是经济学鼻祖，恰因他有此次发现。古典经济学宏伟殿堂就是建立在此伟大发现基础上的。“利己反而利他”的命题也被称之为“经济人的灵魂”（Milton Myers，1983）。
“经济人”是在现实人的基础上的抽象，这种抽象可以更好地对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也正是由于“抽象”的人的概念需要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才能“折算”成为“具体”的人，因此，对于“经济人”理性度的不同看法，形成了如下两个学派：
第一，认为“经济人”是完全“理性人”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人”是完全“理性人”，即理性是无限的，因而对于“经济人”的利己行为则无须约束，按照古典经济学家“无形之手”观念，“无形之手”会自发形成约束力。与此同时，古典经济学家非常重视伦理道德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与制约。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成书早于《国富论》。斯密一生共六次修订此书，《道德情操论》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出发，讨论了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一系列概念，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秘密。该书堪称维护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圣经》，西方世界的《论语》。在理性哲学占主导地位的 18-19 世纪，完全理性人概念体现了经济学与理性哲学的结合。
第二，认为“经济人”是有限“理性人”
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James M.Buchanan， Jr.）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经济人”是有限“理性人”，即理性的程度是有限的，因而主张通过法律与制度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与约束，将“经济人”的利己行为导向公共利益的政治秩序。现代经济学家则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去研究约束“经济人”的利己行为。完全理性人命题被 197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的有限理性论取代。事实上，有限理性论更贴近真实的人。现实生活的人，即便掌握有完全信息，有进行理性决策的充足时间，做出的决策也往往受到感情等所谓非理性因素的影响。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人是感情与理性结合的社会动物。俄罗斯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地描述了人性真实的一面，他指出：历史的鲜明特征就是非理性的暴力，关于世界历史你说什么都行，除了一件事，你不能说世界历史是理性的。现实的情况是，从来没有人会真正相信作为世界历史策动者、参与者的人具有完全理性。
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早期的经济学家更倾向认为人是完全理性的，当代的经济学家则更倾向认为认识有限理性的。这也就形成了早期的经济学家更倾向从人类的道情情操中寻找制约趋利行为的法宝，而当代的经济学家则选择在制度与法律层面进行思考。
总之，无论选择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两者之间的区别是理性程度的区别，在本质上，两者均认同“逐利”是“经济人”的驱动力与目标，均认同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利益”。
国际（International）是近代产生的比较新的政治名词，它的直接意思是“国家之间的”。国际这一名词根植在近代国家观念之中。
近代国家观念有两个主要内容，其一是主权国家观念，其二是调整主权国家关系的国际法观念。
贸易是指在平等互愿的前提下进行的货品或服务交易。贸易属于商业行为，最原始的贸易形式是以物易物，即直接交换货品或服务。
国际贸易就是“国际”＋“贸易”，顾名思义是指国与国之间进行的商品和劳务交换活动，而事实上国际贸易不仅局限在国与国的层面上。国际贸易包括了国与国、地区与地区、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之间，以及三者相互之间在商品和劳务等方面进行的交换活动，它是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相互联系的主要形式，反映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因此，国际贸易的准确定义是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活动。
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基础上诞生的主权国家走上历史舞台之前，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与周边地区进行的贸易，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贸易，称之为对外贸易、或者跨境贸易更为贴切。
在 1648 年 10 月 24 日签订的西荷和约，正式确认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并象征 30 年战争结束。一般史学家会视 1635 年的布拉格和约和 1659 年的比利牛斯和约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系列之一。签约双方分别是统治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法国、瑞典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内勃兰登堡公国、萨克森选侯国、巴伐利亚等诸侯邦国。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改变了欧洲政治力量对比。荷兰独立得到西班牙的正式承认，成为 17 世纪前期的海上霸主。法国在此战中获得了洛林的三个主教区，实力大增，为后来称霸欧洲打下基础。瑞典获得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重要港口，成为北欧强国。勃兰登堡在德意志内部崛起，成为后来普鲁士王国的前身。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最大贡献有两点，第一，创立了以国际会议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确定了国际关系中应遵守的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对近代国际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被誉为“影响世界的 100件大事”之一；第二，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原则、领土完整原则，奠定了近代国际法的基础。威斯特伐利亚公会承认了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许多邦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于是，在欧洲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独立的主权国家。
1500 年以来欧洲各国相继步入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与海外殖民地的建立，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也随之出现。
在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构成了国际贸易的主要观点。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认为，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能获得的财富，一国积累的金银越多，就越富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禁止金银输出，增加金银输入；建议由政府管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垄断对外贸易；通过高关税率保护国内市场；并利用殖民地为母国的制造业提供原料和市场。重商主义是封建主义解体之后的 16 至 17 世纪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体系，反映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
18 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这次工业革命不仅改变并推动了工业的革命；同时，也带来了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诸多领域，以及国际贸易领域的革命性变化。国际贸易领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下两个方面：
第一，国际贸易的货物运输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巨变。起源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的。随着蒸汽机的出现，美国人发明了蒸汽船、英国人发明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火车，促使交通业作为一个新的工业部门出现，国际贸易从原有的木船、帆船时代迈向了蒸汽船、轮船的时代，大大改善了国际贸易运输条件，缩短了运输时间，增加了运输货量，减少了运输成本。
第二，国际贸易的货物品种与数量随工业革命而不断丰富与增加。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扩大了生产力规模，英国一举成为世界上第一经济强国，被喻为“世界工厂”。大量工厂的出现推动资本寻求更多海外市场，一方面需要进口更多的原材料，另一方面需要出口更多的工业制成品。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国际贸易理论是重商主义。工业革命要求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是工业革命利益最大化的保障。以贸易保护主义为特征的重商主义严重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重商主义退出历史舞台已成必然，主张自由贸易的古典国际贸易走上了前台。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诞生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标志。《国富论》研究的是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围绕的核心是增进国家与国民的财富，理论核心是绝对利益说，主张通过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斯密绝对利益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利益说。
赫克歇尔—俄林在比较利益说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要素禀赋说。
由此可见，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利益”，三者之前的区别只是实现利益的方式的区别。
20 世纪以来，新的国际贸易理论层出不穷，高等数学与计量模型被广泛运用在国际贸易研究之中，国际贸易研究方法量化趋势日渐普及，国际贸易研究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不同理论学派对国际贸易有不同的解释，甚至针锋相对；但是，不同学派研究的落脚点依然离不开“利益”，利益最大化是国际贸易理论核心。
《香港转口贸易》顾名思义，研究的是香港的转口贸易。香港转口贸易，可从转口贸易历史，转口贸易方式，转口贸易利益三部分进行研究。本书研究转口贸易的历史与方式，但是，研究核心是转口贸易利益。这是基于两大理由，第一，利益问题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第二，贸易利益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问题。
本书的研究主体是香港转口贸易。对香港转口贸易的研究是在研究香港对外贸易的背景下展开的，对香港对外贸易的研究又聚焦在研究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利益。为此，本书的研究就形成了从“小话题到大背景，再从大背景到小话题”的特色，通过研究主体——香港转口贸易——将利益、贸易、香港在与内地转口贸易中的利益分配串联起来了。
根据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定义，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是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活动。在香港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领土的前提下，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贸易关系是否适用于用国际贸易理论进行研究？这个问题实质上是关于研究主体与研究理论关系的问题。本书之所以借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香港转口贸易、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关系，主要是基于如下两个理由：
第一，香港与内地分属独立的关税区
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继承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简称：GATT）的遗产，延续了前者达成的若干贸易协议与规则。中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北均是WTO的成员，各自属于不同的、独立的关税区。香港拥有国际经贸自主权，能够根据WTO的规定自行决定香港的对外贸易政策，以及关税与非关税措施。香港九七回归并未改变香港在WTO独立成员的身份。
第二，香港根据《基本法》实行“一国两制”
《基本法》规定香港享有高度自治，能独立处理除军事与外交以外的其他一切事务。“一国两制”确定了香港与内地之间遵循国际贸易规则与惯例发展双边关系。事实上，一直以来，香港与内地均依据国际贸易原则开展经贸往来。
因此，本书运用国际贸易理论来研究香港与内地贸易关系，这既反映了历史的自然延续，又具有法理根据。另外，对于本书研究主体“香港转口贸易”所涉及的有关概念分别进行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性文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通过，《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确保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得以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经济制度、有关保障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关政策，均以《基本法》的规定为依据。
1990 年 4 月 4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1990 年 4 月 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六号公布。自 199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利益是人们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不同需要。利益在本质上属于社会关系范畴。由于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因此表现为不同的利益。基于生产关系体系中的地位而形成的对物质产品的占有关系，是经济利益。通常讲的物质利益就是经济利益，与此相对应的还有与精神生活方面有关的利益。从不同的角度还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利益。例如个人利益、家庭利益、家族利益、集体利益、阶层利益、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以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
利益是人类活动的“指挥棒”——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利益是人类进化的“原动力”——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趋利避害的利益观也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内涵。
对于利益有不同的学理解释。利益在《辞海》中被解释为“好处”。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篇》将利益定义为“人们通过社会关系变现出来的不同需求”。李权时在《经济人与道德人》中认为“利益的内容是客观的，表现形式是主观的，利益关系是客观对主体的有用关系、满足关系的统一。”
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恩格斯认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
列宁指出，“（千百万群众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
总之，在经济学视域中，利益不是贬义词，而是中性词。经济学不认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看法。面对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经济学更认可墨家关于“利”的观点：“义，利也”，“兼相爱、交相利”，“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
本书研究的利益是属于经济利益中的贸易利益，即利益是通过贸易方式而获得的。
所谓贸易，就是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贸易是商品的交换，这种交换实质上是凝聚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交换。
贸易在中国古代被称之为货殖。“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主要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货殖列传》出自《史记》卷一百二十九、列传第六十九。这是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
第一，贸易的形式千差万别
按照标的，贸易可以划分为有形商品贸易与无形商品贸易。所谓有形商品贸易，就是货物贸易，所谓无形商品贸易就是服务贸易。随着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比重的不断提高，国际服务贸易的比重也随之上升。按照参与者，贸易可以划分为双边贸易与多边贸易。按照范围，贸易可以划分为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按照类型，贸易可以划分为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按照运输，贸易可以划分为直接贸易与转口贸易。
第二，贸易的本质万法归一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揭示了商品交换（贸易）的本质。首先，指出商品交换是物质交换，“商品W—货币G—商品W。按物质的内容来说，这个运动是W—W，是商品和商品的交换，是社会劳动的物质交换。过程本身也就是在物质交换的结果”
；其次，指出商品交换的本质是劳动的交换，是商品生产者相互比较和交换各自劳动的关系，是具体劳动化为抽象劳动的关系，私人劳动化为社会劳动的关系，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的价值是抽象劳动的凝结；再次，指出物质交换离不开货币交换，“劳动产品的物质交换，是W—G—W这个形态变化中完成的”
，因此，研究贸易必然要研究货币。
贸易形式与本质的学理解释对本书研究的启示有三，其一，研究贸易问题必须既研究贸易的形式，又研究贸易的本质；其二，研究贸易问题需要结合货币、金融进行研究；其三，研究贸易问题需要研究劳动价值论。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古人就认识到了经济学的智慧。《史记·货殖列传》记录了范蠡白圭等富豪的致富思想，总结了他的财富观。
司马迁引用管仲的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认为物质是精神层面追求的基础，财富对于君子和小人都是必需品，如果吃不饱饭谈何礼仪？这实际上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一个朴素阐述。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是 1943 年由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他认为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司马迁描述了帮助越王勾践富国强兵最终打败吴王夫差的谋士范蠡的经营之道，论述了货物价格由商品供需关系决定，这和现代经济学的基础观点不谋而合。旱的时候要造船，涝的时候要造车，这也反映了经济学中的逆向思维。
“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司马迁强调了货物和金钱要像流水那样周转起来，有现代资金周转的概念。同样的钱同样的收益率，每年周转 10 次和每年周转 1 次，实际收益有 10 倍之差。加快资金周转速度，不仅可以提高收益率，而且可以降低财务风险。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司马迁认为追求财富是人的基本欲望。
转口贸易（Entrepot Trade）又称中转贸易（ Intermediary Trade）或再输出贸易（Re- export Trade），是指国际贸易中进出口货品的生意，不是在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直接进行，而是通过第三国易手进行的买卖。
进行转口贸易一般要具备两个条件，首先，中转城市的港口必须是深水港、吞吐能力强，地理位置优越，处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交通要冲或国际主航线上；其次，中转城市实行自由港、自由贸易区政策，且基础设施、交通、金融和信息等服务系统发达，具备进行转口贸易的软硬件条件。
研究转口贸易，就要研究其与直接贸易、过境贸易、离岸贸易的异同。本书参考香港特区政府统计署的定义，对香港转口贸易，以及包括离岸贸易、过境贸易在内的相邻的概念进行界定。
香港转口贸易是指经过香港中间商口进行的贸易，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不直接进行贸易而经过香港转口。香港转口货品是从外地进口到香港再复出口的货品，该货品在香港没有经过任何制造工序以致于永久改变其形状、性质、式样或用途。香港转口货值是以离岸价计算。
香港离岸贸易是指在香港经营业务的机构（不包括其在香港境外的有联系公司）所提供的“转手商贸活动”及“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香港离岸贸易涉及的货品是从香港以外的卖家直接运往香港以外的买家，货品无须进出香港及在港清关。
香港过境贸易是指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经过第三国（或第三方）的直接贸易，过境贸易没有商业加价而只是收取少量的过境手续费。
综上所述，转口贸易与离岸贸易的区别只是货品运输及清关方面，而在货品的所有权及货值加价上，转口贸易与离岸贸易是完全相同的，因此，转口贸易与离岸贸易形式“貌离神合”，离岸贸易是在转口贸易基础上的发展与衍生，是转口贸易新的发展形式。
表1-1 转口贸易与过境贸易、离岸贸易比较
续表
注释：√表示“拥有”。
根据国际贸易相关资料整理。
本书研究的贸易方式是转口贸易，具体而言是香港的转口贸易。贸易是交换关系，凡涉及交换，不可能只有单边，而必然是双边、或者多边的关系，因此，对于香港转口贸易的研究，需要选择双边关系，或者多边关系进行研究。本书根据地域接近性、贸易量占比、贸易往来频密度指标，针对香港与内地的转口贸易进行重点研究。
同时，根据对转口贸易与离岸贸易的梳理和比较，本书将香港离岸贸易纳入香港转口贸易研究范围内，将离岸贸易视作转口贸易的“升级版”。
本书以贸易形式为切入点对贸易的本质——利益——进行研究。对于本书所涉及的利益研究体现了三个双结合：
第一，单边与双边利益研究的结合。不仅研究贸易对香港单边带来的利益，而且研究贸易对香港与内地双边带来的利益。
第二，静态与动态利益研究的结合。不仅研究转口贸易产生的静态贸易利益，而且研究转口贸易产生的动态贸易利益。所谓静态贸易利益，是指贸易双方通过贸易所获得的消费方面的好处，静态贸易利益是直接的、局部的贸易利益。所谓动态贸易利益，是指贸易对生产的刺激作用，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与带动，动态贸易利益涉及面广泛，国际竞争力、技术进步、结构调整、资金积累、人员交流均与之有关，动态贸易利益就是间接的、整体的贸易利益。
第三，贸易形式与本质研究的结合。不仅研究贸易的形式，而且研究贸易的本质；不仅研究商品贸易利益，而且研究服务贸易利益。
综上所述，本书研究香港转口贸易利益，重点是研究香港与内地转口贸易的利益，研究的具体任务是香港在与内地转口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图 1-1 中的黑体加粗字体，就是本文所要研究的具体利益。
图1-1 贸易方式与贸易利益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