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32 年 10 月，红四方面军主力二万余人离开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经过近一年的艰苦斗争，红四方面军创建了川陕苏区，部队发展到约八万人。当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时，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刚刚取得粉碎四川军阀六路围攻的胜利。1935 年 1 月 22 日至 30 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广昭战役。广昭战役打响当天，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发出指示电，要求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进。收到中央指示电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集中主力西渡嘉陵江。
从 1935 年 2 月 3 日开始，红四方面军发起陕南战役，2 月中旬回师川北，之后进行了仪陇、苍溪战斗，控制了除阆中城外，北起广元南至南部城的嘉陵江东岸。3 月 28 日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下达渡江命令。红四方面军迅速渡过嘉陵江，至 4 月 21 日，历时 24 天的强渡嘉陵江战役结束。从强渡嘉陵江开始，红四方面军即开始了长征。
强渡嘉陵江战役之后，红四方面军在涪江地区集中休整，总兵力扩大到八万余人，总计约十万人。由于面临打破敌人的合围和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两个任务，不能在涪江长久停留，红四方面军制定了《开展与巩固松理茂赤区》的计划。1935 年 5 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各部先后西进。至 5 月 15 日，红军占领茂县。进入茂县后，红军又控制了文镇关、雁门关、威州等要点，占领理番，由北进至松潘、平武以南的镇江关、片口等地。
红四方面军进入松理茂地区时，中央红军已进入川康边，正经会理、冕宁向北进军，两军会合在望。1935 年 6 月初，红四方面军迎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西进迎接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师 6 月 8日攻克懋功城，留下两个营驻守后直奔懋功城东南方向的达维镇。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第九军军长何畏率一部红军，日夜兼程向懋功挺进。6 月 12 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四团翻过夹金山，到达达维镇，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 17 日翻越夹金山来到达维，18 日到达懋功，休整三天后北上两河口。懋功会师不仅粉碎了蒋介石妄图阻止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各个消灭红军的计划，还壮大了红军的力量。
两军会师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集中力量向东、向北发展，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又主张中央红军大部沿大金川北上占阿坝，红四方面军北折茂县、北川等地，并进至松潘以西地区，或暂时向南进攻，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战略方针。两种战略方针存在严重分歧。1935 年 6 月 26 日至 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召开。两河口会议确定了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两军的行动指明了方向。6 月 29 日，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松潘控制着由四川北出甘南的交通要道，占领松潘，红军即可避免西绕茫茫草地，直出甘南。当各路红军开始行动时，张国焘又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延宕红军北上计划。1935 年 7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在芦花召开，决定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第二天，中革军委制定《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计划北进夺取松潘。7 月 21 日，中革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中央红军第一、三、五、九军团分别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番号不变。7 月 21 日至 22 日，中央政治局又在芦花召开扩大会议以统一认识，促进两个方面军的团结。
8 月初，蒋介石已调整部署，企图将红军围歼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中革军委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以朱德、张国焘率中央红军第五、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向阿坝开进；以徐向前、陈昌浩率中央红军第一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以彭德怀率中央红军第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一部为总预备队。
8 月 4 日至 6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儿盖沙窝召开。会上由于张国焘的要求未能得到全部满足，且受到批评。回到毛儿盖后，张国焘再次提出要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甚至要抽兵南下出击抚边、理番。直到 8 月 19 日，张国焘才一面令红五军主力向班佑探路，一面坚持夺取阿坝。8 月 20 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这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毛儿盖会议后，右路军兵分两路向北进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川西北草原，又称松潘草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连接地段，面积约 15200 平方公里，海拔 3000—4000 米以上。由于自然条件极其恶劣，这块草地人迹罕至。1935 年 8 月 18 日，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率右路军三个团从毛儿盖向草地进军。21 日，红一军军长林彪率红二师从毛儿盖出发向班佑开进。22日，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等与前敌总指挥部随红三十、四军北进。23日，红一军主力北上，军委纵队、红三军、红军大学跟进。六七天的艰苦行军后，右路军英勇的指战员终于先后走出了草地。上包座位于松潘北部，是进入甘南的必经之地。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取得包座战斗的重大胜利，夺取上包座。
包座战斗之后，北上通路已经打开，右路军草地跋涉时，张国焘到达阿坝，却按兵不动。率左路军东进到葛曲河后，张国焘又很快变卦，再次提出南下主张。1935 年 9 月 8 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张国焘，建议北上。张国焘仍坚持南下主张，并开始调动部队。当晚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召开会议，发出促张北上的电文。与之同时，张国焘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准备南下。接张国焘电报后，陈昌浩改变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也只好表示南下。第二天，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再次劝其北上。张国焘置若罔闻，同日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
9 月 10 日凌晨，中共中央率红三军、红军大学离开巴西、阿西等地向俄界进发。当天，中共中央率红三军等部到达拉界，致电张国焘，劝其北上。
9月 11 日，中共中央率红三军、军委纵队等部到达甘南俄界，与红一军会合。当天，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令其立即率左路军北上。张国焘再次拒绝中央的命令。9 月 12 日，张国焘致电中央，指责中央先行北上，还致电林彪、彭德怀等，诱令红一、三军南下。同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俄界召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揭露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
1935 年 9 月 13 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北进甘南腊子口。腊子口位于甘肃迭部县境，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隘口。夺取腊子口，是突破敌人封锁，进入甘南的关键性一仗。9 月 17 日红四团全面攻克天险腊子口，打开了北上的通道。红军继续北进，越过岷山，占领哈达铺。9月 20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红一、三军团以上干部大会分别在宕昌县哈达铺召开。根据俄界会议决定，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共 7000 余人。9 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榜罗镇召开，决定陕甘支队迅速北上，同西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会合。第二天，陕甘支队攻占通渭城。10月 5 日至 7 日红军越过六盘山，之后向环县方向疾进。
红军绕道环县、曲子镇，长驱东进，于 1935 年 10 月 19 日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到达吴起镇后，红军击溃尾追之敌，取得吴起镇战斗的胜利。
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宣告红一方面军历时一年，纵横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等 11省，长驱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完成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任务。从此，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有了新的落脚点和战略基地。
11 月初，陕甘支队在甘泉象鼻子湾同红十五军团会师。会师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下辖红一、十五军团，共一万余人。为打破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重大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到达陕北后合影
到达陕甘苏区以后，中共中央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决定实行战略策略的转变。为彻底克服党内严重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适应形势的要求，切实有效地发展和巩固自己的力量，迅速开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中共中央于 1935 年 12 月 17 日至 25 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方针问题。会议讨论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完满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
按照瓦窑堡会议决定的策略路线和战略方针，从 1936 年 2 月 20日至 5 月 5 日，红一方面军进行了历时 75 天的东征作战，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令人痛心的是，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东征中不幸牺牲。
东征战役后，红一方面军第一、十五军团和红八十一师、骑兵团组成西方野战军，在 5 月 19 日至 7 月下旬胜利地进行了西征战役，给予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很大打击，开辟了纵横各 200 公里的陕甘宁新根据地。这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发展西北抗日的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东征、西征期间，中共中央还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积极展开统战工作，取得很大进展。
为贯彻其南下方针，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通道，实现在川康边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张国焘发布《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1935 年 10 月下旬，历时 15 天的绥崇丹懋战役胜利结束。
绥崇丹懋战役后，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制定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十余日内红军占领了邛崃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懋功以南的川康边广大地区，造成进则可以东下，横扫川西平原的战略态势。
11 月 16 日，红军攻占重镇百丈。19 日，国民党军向突出于百丈地区十余里长的弧形红军阵地发起猛攻。红军与优势之敌浴血苦战，拉开了百丈决战的战幕。历时七天七夜空前激烈的百丈恶战，红军毙伤敌 15000 余人，自身伤亡近万人。11 月下旬，红三十军、九军撤出百丈一带，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被迫中止。
红四方面军南下，连续作战两个多月，取得许多战役战斗的胜利，吸引、牵制、消灭敌人大批有生力量，在战略上对北上红军和红二、六军团起到了配合作用，但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百丈一战又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转入防御。百丈战斗成为南下红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也是张国焘南下方针碰壁的主要标志。百丈战斗后，丹巴、懋功下了十几年不遇的大雪。粮食没有来源，部队经常以野菜、土豆充饥，战士们不得不用棕榈制成衣服抵御严寒。红军伤病增多，大量减员，有生力量日渐削减。南下以来的严酷现实，深深地教育了广大的红军指战员，怀疑和不满日益增长着。
中共中央北上后一直与红军总司令部和红四方面军保持着电台联系，一方面告知敌情和北上红军的情况以及全国的政治形势，指明行动方针，另一方面继续对张国焘的南下错误方针进行批评、斗争，同时也尽力教育、挽救他，以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在多次耐心教育挽救无效的情况下，1936 年 1 月 22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革命。除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其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在党内公布 1935 年 9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1936 年 2 月初，国民党军开始大举进攻。经一周激战，红军被迫撤离天全、芦山等地。2 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制定了《康道炉战役计划》，迅速西进，取得道孚、炉霍、康定地区，后于 3 月上旬制定了《康道炉战役补充计划》。2 月 14 日，朱德、张国焘接到林育英、张闻天的来电，电报提出了北上陕甘、夺取四川、南下云贵川三种方案。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部一致认为北上陕甘是上策。在南下碰壁，广大指战员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张国焘也就同意了北上的方案。红四方面军西进康北、准备北上战略方针的确定，标志着张国焘南下建立川康边根据地方针的破产。
1936 年 2 月中旬开始，红四方面军陆续向康北的道孚、炉霍、甘孜进军。进军路上，首先要翻越夹金山。翻越夹金山，对于红四方面军是第二次，对于原红一方面军的部队是第三次。英勇的红军战士再次征服了夹金山。
3 月 15 日，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部抵达道孚，随后进驻炉霍。到达道孚的当晚，张国焘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一面继续攻击党中央，吹嘘南下是“胜利”的，一面压制部队中的不满言论和批评。在南下碰壁、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公开提出向西北转进。
到 4 月上旬，西进红军在康北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北连草地的大片地区。康北对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都很不利。红四方面军原不打算久留，但这时得知红二、六军团北上的消息，于是决定就地休整补充，接应红二、六军团北上。自南下以来，红四方面军从原来的八万多人减至四万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