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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健康贫困是一种“机会丧失和能力剥夺，即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支付能力不足所导致的参与医疗保障、卫生保健和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机会丧失，以及由此造成的健康水平下降导致的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被剥夺，从而带来了收入的减少和贫困的发生或加剧”（孟庆国、胡鞍钢，2003：245-249）
。另有学者认为，健康贫困主要包含健康能力贫困与健康权利贫困，造成健康贫困有两大途径：自然剥夺与社会剥夺。而社会剥夺又可以划分为个体因素与政府因素造成的健康剥夺。中国社会转型以来，加速推进医疗市场化，医疗健康责任主要由居民个人承担，违背了健康产品的公益性特征，降低了健康公平性程度，催生底层群体的健康贫困。
所以，非公正性地配置医疗资源会直接恶化健康贫困状态。于是，我们可以通过探究健康贫困来揭示健康的公正性问题。
我们认为，农村居民的“健康贫困”是与城市居民相比较而言的一个判断，它可以细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农民健康意识的缺乏；（2）公共卫生政策剥夺了农村居民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机会，农村居民对公共医疗卫生资源的可得性较低；（3）病患通过损伤农村劳动力的健康加大了家庭经济负担，降低了农民的经济能力；（4）以生活经验为基础构建的病患概念体系缺乏现代医学健康知识；（5）维护健康和从“病患”状态恢复健康的能力低。
我们的这个调查是 2007 年在湖南省G县K村完成的，当时的主要目的是了解这个村在新农合制度实施前村民们的病患观念。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村子主要出于以下考虑：G县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毗邻井冈山，是革命老区，临近广东，隶属于C市。
全县平均海拔 1100 多米，县内多高山林地，交通闭塞，全县总人口16.96 万人，农业人口 15.03 万人。在 1976 年，湖南省赤脚医生、计划生育工作现场会议在G县县城举行过，湖南省倡导了G县人民自力更生“办医、办药”的生活方式。1983 年，G县被定为国家级贫困县，2005 年全县人均收入 1853 元，2008 年人均收入 3054 元，到 2012 年全县农民人均收入才达 3221 元。早在 2005 年G县获得国家用于农村卫生院改造的国债资金 220 万元，改造资金主要用于医院的房屋建设、维修及医疗设备的购置。2006 年底，全县 18 所乡镇医院完成基本改造。
G县的K村现有人口1800 人，共469 户，分为15 个村民小组。全村共有耕地面积 2033 亩，林地面积 1 万多亩。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为农业和劳务输出，除外出广东打工外，挖矿是K村男性农闲时期的主要职业。即便如此，2004 年K村人均收入也只有 1435 元，到 2010 年人均收入才达到 4216 元。 K村村部距离县城 10公里，距离乡政府所在地 6 公里。因此，K村村民获得乡卫生院和县医院的卫生资源相对便利。另外，K村自己设置有一个卫生室，地点在村部。
我们选择这样一个村的主要用意是研究农民在医疗资源可得性程度相对较高的情况下，其病患观念以及就医行为会遵循什么逻辑，并且进而探究医疗资源、经济条件、生活经验与文化观念在农村居民病患观念、疾病体系中各自扮演的角色。所以，K村的这种地理环境和可选择的医疗条件是研究农民病患观念和行为的较理想地点。
此次调查我们选择了K村 11 个村民小组，抽取了 96 个样本家庭进行了入户问卷访谈，并对在K村行医多年的乡村医生进行了深度访谈。我们的抽样主要是根据村民的住房状况判断其家庭经济水平高低，结合村民之间的评价，将村民区分为好、中、差三个等级，然后进行抽样。入户以后，一般由一位家庭成员来完成问卷基本信息的填写（对一些阅读和书写困难的访谈者我们则采用问答式由我们自己填写），当涉及家庭成员的具体患病行为时则向当事人做进一步的印证和做进一步访谈。此外，针对该村慢性病、大病等患者家庭，我们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再做深度访谈，我们收集到的具有典型性个案 34 个。
“病患”观念强调在特定场域中人们对各种不舒服感的认知和体验。麦肯尼克与萨曼奇在划分患病行为的阶段时，把对症状的认知与体验作为患病行为发生的起点。
许多人使用“不舒服”感来定义病患。但是，K村人即使感觉到“不舒服”，他们也不认同其病患症状。在访谈中我们发现，村民在判断自己的身体是处于“健康”还是“病患”状态时，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身体不舒服的程度是否影响了正常的生产活动”，这种病患观契合帕森斯对疾病的功能主义定义。如果不影响到日常生产生活，哪怕觉察到了身体有异常症状，村民们也不把它当成“病患”来对待。个案 1-06 正是这种情况。
个案 1-06（女，53 岁，务农）：我的眼睛迎风流泪已经有 10 多年了。平时从来不管它的，以前老伴还在的时候他看我流泪流得厉害时，才帮我到卫生室买一瓶眼药水来滴。其实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流泪，也不影响做事。后来老伴“走”了，我也就一直没有再管它了，偶尔记起来的时候就滴点药水，你看，这瓶眼药水还是前年我女儿给我买的。去年收谷子那段时间眼睛突然发炎，又红又肿，根本就睁不开了，而此时又是农忙，我本想收完谷子再去县城医院检查一下，但是没办法了，都看不到路了，只好连夜让我儿子送我上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眼睛泪腺管阻塞发炎，要把炎症消完后开刀疏通泪腺管，还让我马上就住院。住院钱倒是也还拿得出来，但是我实在是放心不下田里的稻谷，在医院打了一天针、吃了药、洗了一下眼睛后能够睁开眼看东西了，于是我马上又回家了。直到收完谷子，儿子才又把我送回了医院。
我们农村人不像你们城里人，没有那么矜贵，一点伤感（即伤风感冒）对于我们来说根本就算不上是病，这里、那里割伤、摔伤就更不用说了。只要不影响我们做事我们是都不会管它的，也不吃药。其实这样还好些，是药三分毒，特别是那些西药对身体的副作用很大的，还是少用为好呢。
中国农民崇尚“吃苦耐劳”，他们不但任劳任怨地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甚至因为怕影响劳动，当身体出现异常症状时，即使自己已经意识到症状的存在，他们也会“扛着”，继续劳动而不对疾病做处理。只有当身体的不舒服或者体力的支出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们劳动，他们才认同“病患”存在。不少人在理解农民“小病挨、大病扛”的问题时，将其单纯解释为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无法承担高昂的药费负担。根据我们在K村卫生室了解到的情况，一般的普通小感冒不打针只开药的话，用一瓶复方感冒灵 100 片 1.4 元，两盒阿莫西林 5 元，一共 6.5 元即可以满足需要。这近似于在当地买上 1 斤猪肉的价格。从K村居民收入与支出水平来看，对于绝大部分村民来说这种支出是不存在负担不起的问题的。因此，除了经济上的考虑，千百年来人们所养成的文化价值观念应该是影响村民病患观念形成的重要因素。我们在K村被公认的经济能人家（2004 年家庭年收入近 3 万元，2010 年家庭收入达到 100 万元）中调查，这一家的户主向我们讲述了类似的观点。
个案 1-14（男，43 岁）“其实我家的条件在村里来说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家人身体都比较好，伤风感冒都很少有。其实也不是没有，像流个鼻涕、打几个喷嚏这样的情况特别是在春秋天里一个月内出现一两次都有可能，但那是算不上病的，又不影响做事。其实啊，我觉得我们农村人身体就是要比你们城里人的要强，有点什么小毛病不用管它也没事，照样做事，做一段时间后，自然而然就好了。”
从这样一套逻辑出发，K村人的评判实际上就是：只要还能做事就不算身体不舒服；什么时候不舒服的感觉影响到正常生活与劳动能力的发挥了就是“生病”了，这个时候也就需要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了。在这样一套概念体系中我们会发现“做事”与“不舒服”是两个核心概念，前者是最基本的判断标准，人们以此来体验和认同“不舒服”。对于他们来说，“健康”就是“可以做事”的身体状态，“病患”则是“不能做事”的身体状态。这种定义方式，与功能主义的理解十分相似，如果把能够做事的身体看成“常态”的话，不能做事的身体就是偏离常态。“病患”让农民的身体不能履行正常的劳动功能，对于他们而言不仅意味着要承担额外的费用支出，而且一旦遇上农忙，很有可能还会影响到一年的收成。这样一来，农民宁愿提高对症状判断的门槛，而不轻易将自己的身体认定为处于“病患”状态，以避免将劳动时间用于治疗。对于身体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K村居民是用原始的身体感受来判断，是典型的“自我诊断”。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去寻求精准的“医学诊断”，
因为一旦被医院确诊，就意味着不能再忽视自己的病情，同时医生也会要求或者建议采取各种形式的医学治疗。理论上说作为个人生活经验的“病患”原则上是很难与其他人分享的，但是从K村，以个人生活经验为基础的病患感觉被村民们普遍分享着。作为“熟民社会”中的个体不仅彼此熟识而且共享着大抵一致的生产、生活活动，因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共享彼此的生活经验。所以，生活经验与乡土文化是构成K村居民病患概念的重要基础。
不过，这个概念体系似乎只适用于成年人群体，对小孩而言，特别是 11 岁以下的儿童
，他们享受“身体照顾”特权。一般来说，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差的家庭，只要小孩有“不舒服”症状出现，家长就会带孩子去“搞药吃”。家长们的观念是他们目前还不能在家中承担重要的农业劳动，另外他们的身体好坏会直接影响其成长发育状况进而影响到若干年后能否顺利成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
应该说基于社会文化来构建病患概念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 George Way和Harly在分析非洲的民族医学时就曾发现，19 世纪在密西西比河上游区域疟疾非常流行，当地的马诺人（Mano）认为疟疾不是病，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在发抖了一些年以后，人们对疟疾的症状就习以为常了。
[1]
而根据布鲁汗根（Blu-hagen）的研究，在西雅图中产阶级白人中即使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人也会在感觉有较大压力的时候服用治疗高血压的药物，而真正的高血压患者则只要感觉不到精神压力就会停止服药。这是一种非常奇特而广泛的北美民间模式。
这种与医学科学相矛盾的病患观念看似“不科学”，但是在具体、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却成为社会成员共享的价值观念。
林德夫妇在其《中镇》一书中也向我们展示了中镇中“生产阶级”群体中大量存在的“非科学医学”，以及“经营阶级”家庭中珍藏的反应科学成果的家庭医学手册。正如作者所说的，“在同一街区，有力图按现代方式保护自己及子女健康的母亲，也有主妇断然拒绝上门探视的护士”。
健康意识是人们对“健康”的认识与重视程度。当身体没有体验到“病患”感受的时候，身体并不一定是“健康”的，因此按照现代医学的观点，人们应该重视预防保健工作，以减少病患对身体的损伤并在第一时间内尽早发现“病患”以尽快实现病态身体恢复健康。生活于乡土社会中的农村居民是否也具有这样的健康意识呢？为了解K村居民的“健康”意识，我们从“身体健康检查”和“预防接种”两个方面进行了调查。
我们以最近 5 年为时间限度，询问被访者家庭成员是否进行过身体健康检查，在什么情况下接受的检查，是全面的身体健康检查还是就诊时的身体检查。问题答案不计算 5 年内进行过几次检查，只要 1 次以上就算有过身体检查。
在样本家庭回答该问题的 219 位成员中，只有 5 人（占总数的 1.8％）表示在过去 5 年的时间里曾接受过身体健康检查，这 5 人都是退休在家的教师、干部或工人（2 人是G县退休小学教师、1 人是县农业局退休干部，另 2 人分别是C市某机械厂、H市某化工厂退休工人），他们体检的时间都在退休之前，是由原工作单位组织的体检，自从退休回到家以后，他们就再没去医院做过健康检查；而其他有过身体检查经历的居民则全部是因急病、大病在县级医院就诊时，应医生要求为利于医生确诊而做的检查，也仅占总体的 38.1％；还有 60.1％的受访者表示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项目、任何形式的身体检查。
在进一步访谈中我们发现，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因为村民们缺乏健康检查意识，在他们看来自己身体很好，“没有哪不舒服就根本没必要去做检查”否则就是“浪费钱”，检查只是为了确定“得了什么病”；二来村民们检查身体必须到县城医院去，尽管距离较近但还是不如去村卫生室方便，加上村民们普遍反映“检查费用很贵”，支付健康检查的费用不合算，加重了经济负担；三是村委会以及村里的其他组织或个人也从未组织过村民进行体检，健康检查缺乏组织性。四是上级有关部门从来没有组织过医疗队下到K村为村民开展过健康检查。下面是个案1-23的看法。
个案 1-23（男，36 岁，务农）：自己的身体自己还不知道吗？还要去医院做什么检查呀！你到村里去问，没有谁自己出钱去医院做什么身体检查的，除非在医院看病医生硬说要检查那就没办法了，只好做了。农村不比城市，城里人去医院检查都不用（自己）出钱的，我们不管做什么都是自己掏钱，现在做什么都是钱，到医院做个检查更是贵。我一个三岁的侄女上个月感冒发烧到医院去医生说什么怕是肺炎要照个片，就那么‘咔嚓’一下就去了 20 多块钱，而且还一定要到县里医院才能做，又贵又不方便！
里弗斯认为，相对于人类世界观的分类，每种世界观会衍生出一套与之对应的疾病观念，从而导致不同的治疗方法的出现。
病患观念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于病患原因的认识，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治疗疾病方式的选择。本研究关注K村村民如何对待病患以及对病患原因的认知状况。我们分别从自然环境因素、个体生理（包括心理因素）以及超自然因素三个方面来研究农民的疾病观念，具体又细分为：（1）气候；（2）环境破坏；（3）劳累；（4）饮食卫生；（5）个人体质；（6）营养状况；（7）心理负担；（8）鬼怪缠身；（9）做了坏事遭报应。
前两项属于自然环境因素，中间四项属于个体生理心理因素，其后两项考察的是超自然因素。在具体的问卷调查中，我们有意识的打乱了选项的排列顺序，让村民从中选择所有他们认为是导致疾病产生的原因。问卷访谈的统计结果整理成表 1-1。
表1-1 K村农民对患病原因的认识
按照选择次数的多少排序，我们发现“劳累”被村民认为是引起身体疾病的第一致因。进一步访谈我们发现，这不仅是因为在体力劳动过程中常常容易引起各种急性跌打损伤及其他肌肉损伤，而且还在于长期的农业体力劳作往往会给劳动者带来严重的慢性肌体损伤。在K村，36 岁以上的被访者中有 84.6％的人表示自己患有不同程度的坐骨神经痛、骨质增生以及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村民们认为这些疾病与长期在田间耕作有直接联系；
其次为“气候的影响”，村民向我们反映，由于当地气候湿润、山间的水田水温低，长期在凉水中耕作寒气侵入肌体，人们也就特别容易患风湿病、关节炎。其后依次为“不注意饮食卫生”“个人体质原因”“营养不良”“环境破坏引起的”以及“心理负担太重”。而“鬼怪缠身”“做了坏事遭报应”这些具有超自然特征的选项则被排在了最末两位。
在K村，年龄大的村民告诉我们，类似风湿、关节炎、坐骨神经痛、骨质增生等疾病都是医生告诉他们的结果，他们从医生的诊断以及自己的体验的比较中感觉到该病的严重程度。可以说，医生对疾病的医学诊断及病源判断成为患者对疾病进行“归因”的“标准答案”。
病患的产生与地理环境往往具有十分重要的联系。因为疾病的形成与流传往往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时间性，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地区所具有的疾病的种类及其流传程度是各不相同的。杰斐瑞斯（W.Jefferys）和马士敦（J.Maxwell）在《中国的疾病》（The Diseases of China）中根据气候特点将 20 世纪初的中国分为北部、中部和南部，指出北部主要流行霍乱、伤寒，中部则胃肠疾病较多，南部主要流行鼠疫、霍乱、麻疹、天花、流感等。除一般疾病的流传范围会受到地域影响外，还有些疾病如大骨节病（地方性骨关节病）、克山病（地方性心脏病）、地方性甲状腺肿等都是一些地区所特有的病患（张大庆，2006：18-45）
。
根据对K村居民的访谈记录，过去的一年时间里（2008～ 2009 年）该村居民的主要病患按顺序排列主要有：伤风感冒、风湿、坐骨神经痛、肺炎、扁桃体炎、跌打损伤、贫血、头痛、牙痛、高血压、结石（肾结石、胆结石）、骨折、肝炎、肺炎、咽喉炎、白内障、支气管炎、硅肺病、支气管炎、矽肺病、心脏病、肺结核、农药中毒、鼻炎、皮炎、精神病、肾炎、肺气肿、猪婆疯（即癫痫）、肝癌、淋巴腺肿瘤、猪婆疯、肺气肿、泪腺阻塞。这些病患名称是根据被访者的陈述所记录的，尽管不乏医学诊断色彩的名字，有些则显然是患者的病患体验被用以指代具体的疾病名称如贫血、头痛等。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些病患对村民们日常生产、生活的影响情况，在个案访谈中，我们请被访者们根据病患对村民们生产、生活的影响程度将病患划分为日常疾病（不影响正常劳动、不需要去县级及其以上医院就诊的疾病）、重大疾病（严重影响参加生产劳动、需要到县级及其以上的医院就诊的疾病）；在此基础上，再区分出长期以来一直患有的病患（以患病时间在五年以上计算，即患有该种病患五年以上一直未治愈或治愈后又不断反复发作的病患，用“慢性病”表示），由此得到以 1 年时间为考察周期的K村居民的疾病谱，如表 1-2 所示。
表1-2 K村居民 2008～2009 年病患谱
续表
在这个分类的病患谱中，许多病患名称被重复地归类到了不同类别中，特别是在重大疾病与慢性病中，这种交叉性分布特别明显。面对不同的病患，居民的行为选择是各不相同的。对于日常病患，在症状较轻的时候很可能会置之不理或者通过一些替代医疗手段进行治疗；对于重大病患则选择向专业的医疗机构求助。这也正是人们划分病患类别的意义所在。为了了解依据村民经验判断得到的疾病谱在多大程度上与医学诊断相一致，我们对K村卫生室唐医生进行了访谈：
唐医生：“现在村里的常见病主要就是伤风感冒、扁桃体炎、跌打损伤、腰肌劳损、肠胃炎、支气管炎、咽炎、胆结石、肾结石、心脏病、风湿病（关节炎），这些常见病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每年都差不多。不过随着这几年生活水平的提高，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老年人慢慢多起来了。传染病方面，以前我们这个县都是肺结核的高发病区，但是现在已经基本上很少了，我们村晓得的也只有 1 个。倒是在重症方面，近几年得癌症肿瘤的人就慢慢多了；还有那个矽肺病，你听说过没？那是得上了就没得治的，我们村现在确诊的都有5、6 个了，他们这个病我看不了，县里医生也看不了，而且由于有这个问题，哪怕只是得了个小感冒我也治不了他们，至少要到县医院去。”
对比唐医生的介绍，我们发现，在医学诊断上认为是常见病的，在村民们看来却可能是重大病患。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尽管是常见病，但是对于有些病患的治疗例如咽炎、结石要付出比跌打损伤、伤风感冒更多的时间与金钱，从这一角度考虑村民们把其划入重大病患也就不难理解了。
疾病往往与社会经济分层存在强相关。处于社会经济上层的人患病的概率相对较低，患病后的治愈率也较高；而处于社会经济地位底层的人，患病率相对较高，患病后治愈的概率特别低。这一现象被清华大学的景军总结为泰坦尼克定律。
我们认为“泰坦尼克定律”也应该适用于农村内部。即在农村，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家庭，其成员的健康水平要高，而家庭经济状况差的家庭，其成员的健康水平应该较低。为了印证这一理论“共识”，我们以户为单位考查家庭经济状况与其家庭成员患大病、慢性病之间的关系。调查结果总结为表 1-3 中的数据。
尽管K村农民采用了功能主义的方式，即以是否影响其“做事”为基准来定义病患，这实际会使医学上的病人数目大于他们感受到的病人数目。即便如此，表 1-3 的数据表明，在K村，已经有相当多的农民家庭中有成员患上了重病（37.5％），更多家庭有人患上慢性疾病（70.8％）。
表1-3 K村居民家庭经济状况与患大病、慢性病之间的关系
我们运用Fisher’s确定概率法进行卡方检验分析家庭经济状况与有无重症病人、有无慢性病人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不同经济状况的家庭在有无重症病人、有无慢性病人问题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这表明“泰坦尼克定律”不适合于K村居民的疾病分布。村民们普遍认为得不得大病不会因为家庭经济情况不一样就有差别。反而是一些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家庭往往会因为家里出了一两个“重病号”在经济上被拖垮。个案 1-05 就是这种情况：
个案 1-05（男，45 岁）：“我得这个病（矽肺病）以前，家里经济情况可算是这个村最好的了，你看这个房子的装修，两年前搞好的，今年仍然是我们村一流的。就是因为这个病，我现在就算是自己照顾自己的日常生活都有问题了，更不用说去赚钱，还要长期吃药养着。原来打工的积蓄都花光了，还好两个孩子也大了，他们能出去打工了。孩子在外面赚的钱寄回一部分，我才能有点经济来源买药吃。不过这样一来家里是再也攒不起一个子了。唉！我老婆身体也不好，母亲也是肝癌末期，不过还好，我有几个兄弟在管她。以后女儿、儿子还要结婚过日子，怎么办啊！有的时候真的我觉得还不如自己死了来得痛快……”
在农村，如果有家庭成员特别是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不幸患上重症、慢性病，这些家庭的经济收入会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如果没有新农合的支持。他们大多会以不同的速度走向贫困之路。
根据 2001 年 10 月 27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以下简称《职业病防治法》）的界定，职业病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劳动者在生产劳动及其他职业活动中，接触职业性有害因素，如工业毒害、生物因素、不良的气象条件、不合理的劳动组织、恶劣的卫生条件等，当职业性有害因素作用于人体并造成人体功能性或器质性病变时所引起的疾病”。令人不解的是《职业病防治法》所称的职业病不涵盖农民群体。从社会公正角度分析，（1）尽管农民没有被某特定经济组织所雇用，但是他们长期的农业劳动造成了他们的肌体劳损，患上风湿病、关节炎等疾病，这些农业劳动者易患的疾病也应该被视为职业病。有人指出，农民容易犯的职业病有六大类八种病：第一类是肺类病，包括发霉肺病和蘑菇肺病；第二类是大棚病；第三类是中毒伤害病；第四类是虫类病，包括瞒虫类病和钩虫类病；第五类是丹类毒病；第六类是药类白血病。
（2）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变，种植业、养殖业的迅速发展又给农民们带来了新的职业损伤。如因从事养兔业而造成的皮肤病、因种植大棚蔬菜而引发的塑料大棚病、养鸡引发的哮喘病以及种植蘑菇引起的蘑菇肺等；
（3）当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工业、商业领域从事劳动以后，农民患职业病的范围也就进一步扩大了，原本产业工人等才会罹患的职业病逐步在农民中出现并呈现加速发展趋势。
非常多的K村农民患风湿、关节炎等疾病，由于这些疾病在K村的普遍存在，K村人甚至于不太承认这是一种影响他们身体健康的疾病。在K村，成年男子一直有在农闲时节去周边地区矿山挖矿的传统，挖矿是当地农民获得富余经济收入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途径。但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K村开始“发现”一种新的疾病——“矽肺病”
。得这种病的都是原来在矿山挖矿的男性农民，目前发病人数在增多。截止到我们入村调查时，K村已经确诊的矽肺病患者有 11 人，其中 4 人已去世。矽肺病的治疗、诊断包括药品的购买必须要到市级以上的医院，这给患者带来诸多麻烦。 K村确诊并在世的 7 例矽肺病患者，都有过挖矿经历，他们在附近地区的煤矿或钨矿从事过矿井下开采作业。7 位患者中年龄最大的 64 岁，自确诊矽肺至今已有 17 年时间；最小的患者 31 岁，2006 年 2 月份因呼吸困难在县人民医院就诊时被确诊为矽肺病Ⅰ期。7 人中有1 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其他 6 位还可以从事一些体力消耗比较小的活动。 K村男性农民农闲时基本上都是给个体小矿主挖矿，工作条件十分简陋，环境特别恶劣，无任何防护措施，长时间暴露在致病环境下，加上没有任何工伤事故保险，他们患病后只能自认倒霉，他们没有办法获得任何赔偿和医疗补助。
个案 1-13（男，35 岁）：我 16 岁开始跟爹到矿上挖矿，挖过煤、治过砂（即挖钨矿），挖矿挖了有十四、五年了。真的没想到会得这个病。赔偿和补助？找谁要啊，这个还是不去想它的好。本来到矿上去是为了多赚两个钱，现在不仅赚不到钱，以前赚的钱连买药都不够。家里人老的老，小的小（母亲 66 岁，女儿 6 岁，儿子 2 岁，妻子 33 岁），现在里里外外全靠我老婆一个人。我也还算好的了，医生说发现的还算早，还是一期。这个病要治好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我现在天天都要吃药，吃的药要到市人民医院才能买到呢。年初去的时候我就买了半年的药。医生本来是要求我三个月去复检一次，哪里会去呢，来回路费就要差不多一百，有这个钱还不如在家多买点药和补品吃吃。我现在不敢停药，像前面你刚去过的那家人，他比我早发现这个病，但是发现时就是晚期了。上次他的药吃完后停了一个星期左右，差点丢了命，还搞得打 120 叫了县人民医院的救护车来，到医院都发病危通知书了。现在我们村医生都不敢给我们看病开药，说自己治不了，有点什么问题都要往县医院跑。现在村里其他到矿上做事、但目前没发现这个病的人都在担心自己会不会得上这个病呢，不过真正去检查的又没几个了，反正没发现也就是没病吧。担心也就那么回事，在我们这要赚钱也只能靠这个，只能是碰运气了，运气不好得上了也只能是自认倒霉。
由于疾病的特殊性，村民们医治矽肺病必须到市级以上大医院，十分不便。而且由于矽肺病的影响使得他们对其他疾病的抵抗能力下降、治疗风险上升，一点“小问题”就必须进医院治疗，与其他村民相比，就医成本大大增加。
除了矽肺病，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因进入大城市工厂打工而患上严重疾病的情况也正在成为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
个案 1-20（女，19 岁）：我去年高中毕业就去广东打工了，是在一家玩具厂。做了不到半年就开始出问题了，总是不停地打喷嚏、鼻子发炎。没办法只有去医院了。一检查医生说是鼻炎。在那边大城市医院好贵的。发病后我在那边还呆了半年，一个月去一次医院，在厂里赚的一点工资全部都作药费花了。医生说这个病是因为上班的地方的空气问题造成的，其实我们车间还有好几个姐妹都出现了和我一样的问题。要老板给赔偿和补助？我们连想都没想过。进厂的时候也没给我们买过什么保险，有病了老板不赶你走就不错了，还想要赔偿！那边治病实在太贵了，所以没办法我前两个月的时候就回来了，在家里还是方便些，看病也便宜多了。我现在城里的一个老中医那儿开中药吃。还是想早点把病治好了再出去吧，毕竟在家呆着也不行，出去还能多赚点钱。（问：怕不怕再得上什么病？）那倒没想过，应该不会这么倒霉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K村村民所遵循的生活工作逻辑。首先，健康的村民们为了增加收入外出打工或者农闲时节到附近挖矿赚钱；然后，由于他们“不科学”的乡土病患观，加上雇主长时间置他们于危险的环境下工作。于是，在打工一段时间赚了一些钱后，他们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他们乡土意义上的病患开始出现；最后，由于城市医疗费用的昂贵以及他们没有能够享受任何医疗保障，他们不得不选择回到K村老家治病。于是乎K村农民的健康贫困就有了特别的图式，我们将这一图式绘制成图 1-1。
图1-1 K村农民贫困——健康反应链
已经有不少学者就健康与贫困之间的姊妹关系作了不少研究，描绘了诸如“贫困—健康恶化—更加贫困”的恶性循环图式。 [1] 然而K村农民的“贫困—健康”反应链条似乎有不一样的意义，他们运用自己健康的身体力求摆脱贫困，在满足于自己日益增多的打工收入时，他们的健康支出逐步达到极限，最终出现他们认定的乡土意义上的病患，于是乎因健康丧失而产生的贫困无情地来临，这时K村人与疾病的斗争需要其子女外出打工的收入作为支撑。而子女外出打工所提供的支撑也面临着健康风险加大、家庭贫困加剧的困境。因此，如果没有强大外力的介入，这样的反应链条会恶性循环。
[1] George Way，Harly． Native African Medicine ：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ts Practice in the Mano Tribe of Liieria．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1.